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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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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内利修女因她为穷人所做的贡献而被世人熟知，又因她大胆、鲜明的个性与人们印象中传统的圣徒形象不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本书是她最初也是最后的作品，在书中，以马内利修女全然交托出自我，实事求是地展现了真实的自己。她没有遮掩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即使羞于启齿，但她真诚、大胆地忏悔那些“罪过”，展现了人性中的一面。她并非想要叙述人生，而是要从其中的复杂与矛盾中分辨出意义——她相信上帝的爱，她也相信人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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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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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重生》是以马内利修女的自传作品，是她最早动笔、最晚完成的一本书，因此也是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全面回忆。书中记录了她从孩提时代到生命的最后的思想和行动。以马内利修女有虔诚的信仰，但她同样有开放的思想，尊重哲学、科学，认同其他宗教的存在。在她的执教生涯中，她引导许多女性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她在埃及贫民窟中与拾荒者为伴，帮助那些贫苦人，在她的奔走号召下，贫民窟中建起了学校，流离失所的孩子有了家。回法国后，她募集捐款、做公益项目，仍致力于改善贫穷地区的生活。爱，是她所信仰的，也是她对世界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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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在2004年法国举行的最受喜爱女性评选活动中，出人意料，法国人心中最喜爱的女性，既不是美丽的苏菲·玛索，也不是法国宝贝朱丽叶·比诺什，而是已经95岁高龄的以马内利修女。
以马内利修女Soeur Emmanuelle原名马德莲桑刚，1908年出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928年正式宣誓成为修女。以马内利修女在欧洲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穷人的守护天使”。她几乎花了一生的时间服务穷人，与不公义的世界对抗。她在埃及等地的贫民窟居住多年，终日与拾荒者为伍，协助建设学校、诊所、养老院，改善了当地穷人的生活。85岁回到法国之后，以马内利修女仍精力旺盛四处奔走，支持埃及、苏丹等20多个国家的贫民救助与建设工作。2008年10月20日，在法国南部小镇的住宅里，以马内利修女在睡梦中安静辞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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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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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抗争，向着更加崇高之爱（1914—1970）
第一部分 青年时代（1914—1931）....................................................3
海之悲剧 3
最初的烦扰（巴黎，1915—1918） 7
最初的抗争（布鲁塞尔，1919—1926） 15
决定（伦敦，1927） 25
最后的抗争（布鲁塞尔，1928） 31
终于自由了
！（巴黎，1929—1931） 36
第二部分 伊斯坦布尔（1931—1955）..............................................51
风暴及其平息（伊斯坦布尔，1931—1940） 51
从怀疑到开放（伊斯坦布尔，1944—1949） 68
对话的先锋
74
战斗不歇
80
第三部分 颠沛流离（1955—1971）..................................................87
诱惑的沙漠（突尼斯，1955—1959） 87
文学学士（伊斯坦布尔，1959—1963） 98
最初的分享（亚历山大港，1963—1971） 102
火之夜 116
第二部 大爱无疆的岁月（1971—1993）
第一部分 贫民窟的生活..................................................................123
新婚 125
宗教狂热
126
死亡
129
学校，有什么用？
133
妇女的屈从
135
化工厂
140
达尔·萨阿达，幸福之家 142
萨拉修女
145
第二部分 拾荒者的苦难与伟大.......................................................149
拉比卜：我的良师益友
149
扎哈里亚：爱之门
150
谢努达：吹哨者
150
警察：间谍
151
塔尔：报仇雪恨
152
巴西特：杀人犯
153
奥姆·沙班：宽宏大量 154
塔基：虔诚者
154
法齐亚：女英雄
155
奥姆·萨巴赫：死亡面前 157
贫民窟的圣诞节
159
他们向我传道 160
第三部分 活着的人们，相爱吧 162
崩溃中 162
坟上，希望
176
与死亡并肩
186
一个女人：解放
191
第三部 忏悔
第一部分
转变之路.........................................................................203
相遇
203
最特别的存在
203
死亡前噤声
204
被监禁者，我的兄弟
205
皮埃尔神甫的目光
208
埃及：永恒的意义
210
其他信念，其他财富
213
年轻人：我相信你们
218
教会：我相信你
219
相信人类，相信上帝
224
在各各他
229
让我们真实点
230
第二部分
人至暮年（1993—2004）................................................237
钻石婚
237
坚定，在西翁
241
离开的命令（1993年3月）
246
最后的告别（1993年8月） 248
第三部分 最后一步，意外 ！（1993—……）..................................249
退休 249
闪回 251
写作 253
新的方向 258
由苦涩转惊叹：降生 260
未来有所保障！ 265
向着彼岸…… 268
在爱中，永恒 272
附录
以马内利修女的祷告........................................................................
276
让-保罗二世致以马内利修女的信...................................................284
感谢..................................................................................................286
以马内利修女《我的重生》跋...........................................................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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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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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疆的岁月
（1971—1993）
第一部分 贫民窟的生活
在把光集中地投射到“大爱无疆的岁月”中我所生活的地方（那地方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大背景吧。我的修会欢欣鼓舞地接受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最新指示：如今门已大开，与其他宗教信仰间的联系已然建立，甚至到了宣告基督教徒与亚伯拉罕后代间存在一种精神上相合关系的地步。这与西翁尤其息息相关，西翁由一个犹太人建立，而我自己也是德雷福斯的后人。另一方面，教会怀着友爱精神转向伊斯兰教——我的福地，不再抱着使其改宗的念头。
世界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以及被压迫者的呼吁得到了参加宗教会议的神甫们的极大响应。我们新的组织提到：“犹太民族的历史使我们对少数派、穷人以及所有被边缘化的人群的权利尤为关注。”遵循这一宗旨，吉莱纳嬷嬷在卸任了伊斯坦布尔及亚历山大港为条件最优越家庭设立的学校的负责人一职后，在开罗，在马塔利亚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小镇创办了一所为穷人而建的幼儿园。毫无过渡且义无反顾，她放弃了所有她的身份地位为她带来的好处——带司机的汽车以及各种服务——她开始亲自打扫、亲自下厨。我们的修女被安排到最荒芜之地，范围延伸至美洲、菲律宾。在我亲爱的开罗的修会中，有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动身前往埃及最落后的村镇，去推动那里的发展。大学教授们则以另一种引人关注的方式发挥所长，比如举办自15世纪以来西班牙与以色列间第一次研讨会。我那想要致力于最不受重视的人群的愿望，融入了修会开始奉行的新精神。
然而，如果说我仿佛着了拾荒者的魔一般，那是因为我听到远处传来让我跟随基督、与最不幸者“共同生活”的呼唤，而拾荒者正是这种呼唤的化身。基督爱我们，于是愿意从“神的形象”变作“人的样式”，为了“进入”、分享我们的死境。因为说到底，爱，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无可抵抗地将一个个体带向另一个个体以分享生命的激情。而分享，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与对方的命运结合，“无论顺境逆境甘苦与共”？
当我走进贫民窟时，我那漫长的、向着一种更加崇高的爱的行进，终于靠向了它的港湾。而现在问题出现了：坦率讲，我真的分享了那些拾荒者的贫困与不幸吗？完完全全？承认这点只能是个谎言。对他们而言，贫困与不幸是本体性的，与生俱来。缺乏教育，没有资源，生活在垃圾堆中，他们是被社会排斥的一群人，社会瞧不起他们，就像瞧不起他们的猪一样。我是否做出了侮辱人的卑鄙行径？从未。恰恰相反，人们赞美我，因为我分享了他们的生活。更进一步说，我分享的只是他们一部分的物质贫困——这是难以承受的部分，的确如此。而与我那充满关爱的修会所带给我的安全感相比，他们的安全感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与他们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宣告自己也是“拾荒者”，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抬高了他们的地位。我对他们每个人所表现出的尊重使他们获得了为人的尊严。如果说我未能与他们一起降到最低，我确是激发了他们摆脱社会最底层命运的愿望，尤其通过他们孩子的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仅仅实现了我的部分理想，这一段与我的拾荒者兄弟姐妹共度的时光，对我、对他们而言，都是“大爱无疆的岁月”。
新婚
一头驴拖着一辆小车飞快地行进在通往埃兹贝·纳克尔贫民窟的路上。我坐在一张床中间，周围摆着几件个人物品。孩子们将我团团围住，拍着手，唱着：“年轻的新娘。”根据埃及穷人们的习俗，年轻女孩要从家中带着嫁妆入门，这是平民百姓的喜事。街上的小伙子们很快认出了我。我由衷地笑着。我已经62岁了，可我觉得自己仿佛正怀着少女的心步入新婚。40年前，在西翁的礼拜堂，在巴黎，我在一场庄严的祝圣仪式中全身心地献出了自我。今天，在隐蔽处，进行的是一场完全相同的奉献，却是跃到了穷人之间。
我的心沉浸在强烈的喜悦中。为把自己与其他人隔开而人为构建的屏障消失了。我远离安全地带，毫无防备，像基督那样将自己全然交付出去。长期以来被紧锁着的爱的重量，如今得到了释放，引领我下沉，所有障碍都被扫除。在心灵的蓬勃朝气中，新娘无忧无虑地奔向她的命中注定：跃向那化身，人类的命运。
我走进我的新朋友——拾荒者拉比卜——为我准备的小窝棚。快走开，门外那两只狗和一些鸽子！打扫看来是必要的，我就这样住下了。有句话不断在我耳边回响：“他们会杀了您的。”好吧！我才不相信。但即使存在着危险，也应该迎向它，不然就只能永远逃避。不要害怕，以马内利！我和拉比卜一起走向离我最近的拾荒者，他正坐在从开罗收集来的垃圾中间。我祈祷，愿爱的基督存在于我的眼、我的唇、我的心。微笑着，我俯身向他伸出了手。那人一震。这是头一次，一个来自所谓上等社会的人这么靠近他。他起身，大力地握住我的手掌，都把我弄痛了。他实在是力大无穷！
“来杯茶？”
“好的，乐意之极！”
我们紧挨着坐在地上。那些废品丝毫无碍，重要的是一起畅饮！街上的其他拾荒者跑过来加入我们。如兄弟姐妹般，我们围成一圈，喝茶，闲聊，笑声连连……我成为了“同拾荒者们在一起的女拾荒者”！肩并肩就地而坐并喝下这杯茶，这是意义非凡的征兆。友谊平等地弥漫在我们之间——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平面上。突然，我的新朋友们在我眼中再不是沉在底层的渣滓。
晚上，在我的小窝棚里入睡前，我陷入了沉思。我前来，将自己的命运与贫民窟紧紧相连，无论将来发生多好或者多糟的事：和这些单纯的人在一起，彼此相爱，这将是“最好的事”；我们一起扛过压力，走过绝境：这将是“最糟的事”。我还不清楚自己陷入了怎样的争斗。在这些抗争中，首要的是推翻将人与人隔开的厚墙——宗教狂热。对于那些盲信者，最可怕的是发生身体冲突，这常常招致死亡——这阴森恐怖却又司空见惯的访客！
宗教狂热
作为一个“新婚者”，我迈出的第一步便是拜访我的新家庭，一条街一条街挨个走访，与每个人友好地交谈。让我惊讶的是，某条胡同，小泰雷扎带我走的时候会让我小心翼翼地避过，而穆罕默德领着我的时候，却会直直地把我带到那儿去。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小基督教徒想要避过的是与伊斯兰教的一切相遇，而穆斯林则毫无避讳地带我前往。我向拉比卜打听：“在这里，总体来看，没有人进行宗教修行。人们不会在这方面争斗，但大家都不谈论。”哦！这不行，这得改变！这问题并不简单：我在这里，想要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但是从哪里、怎样着手呢？汇聚点又在哪里呢？
我到处与年轻人聊天。我听他们说，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着迷于同样的足球巨星！我找到啦！我对我的良师益友莫里斯神甫说起此事，他对我的计划满怀热情。某个假日，他带来了一些耶稣会的年龄较大的学生。在一片欢悦的气氛中，他们把我们的拾荒者们带进了这一全球性运动中！成功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很快，再没有什么穆罕默德，什么吉尔吉斯，只剩下并肩作战的顽强球员。足球创造了奇迹！在一个不幸的日子，穆罕默德被恶性疟疾击垮，不到三天便死了。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人生中头一回齐聚在清真寺，痛苦将他们紧紧相连。
在圣周期间，我把小基督徒们喊到我布置好的幼儿园里。我对他们说起耶稣，耶稣爱我们，直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他们同意我说的话，但不针对伊斯兰教徒，他们向我解释了原因：
“他们会下地狱！”
“所有人？”
“是的，没有例外！”
我向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推理：
“耶稣是不是爱所有人？”
“是的，是的！”
“伊斯兰教徒是不是人？”
“哦，是的！”
“那么，耶稣爱伊斯兰教徒。”
我们的小家伙们目瞪口呆。我强调道：“既然耶稣爱所有人，包括那些伊斯兰教徒，那么我们应该像他一样，爱他们！”他们被说服了吗？不能肯定。他们正向我讨十字架，这放到明天进行。圣星期五，为了使他们不至推倒摇摇欲坠的大门，我让他们乖乖地在小院子里排好队。我让第一个小孩走进来，向他展示了小十字架。
“法雷斯，你爱谁？”
“糖果，巧克力，妈妈，我的笔记本，我的铅笔，爸爸。”
“就这些？昨天我们谈论过谁？”
他紧张地想了想：“哦！我爱穆斯林。”他拿到了十字架，满脸幸福地跑开了。其他小淘气在门后偷听到了这段对话，一个个走进来，“我爱穆斯林，糖果……”，然后开心地紧紧握住他们的十字架。我的方法确是最朴实无华的，但这只是最初的启蒙！根本在于，他们看到我以同样的慈爱关心他们每个人，不加区分地给予他们我心中最好的一切。
我发觉，最自然的方法——一个眼神，一抹微笑，对宝宝的抚爱——就能编织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母亲对她的每一个孩子的爱使他们骨肉相连。如此非凡之事完全出自自然之举。这些平凡生活中他们所能触及到的点滴光亮传播着人间的温暖，这种温暖自然而然地离他们愈发接近。在我们的国度，无论在小学还是在诊所，无论在休闲俱乐部还是在养老院，所有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友爱地相互交谈。在埃兹贝·纳克尔的贫民窟，基督的愿望——“使他们合而为一”—— 实现了。
死亡
当我到达贫民窟时，我看到在养猪的院子里人们挖了一个大洞，用来填埋那些因破伤风而死的新生儿的僵硬肉体。当他们还有呼吸时，女拾荒者把他们带到我面前，一张张小脸耷拉在肩上，抽搐着，纤细的手指向掌心内曲着。这是可怕的场景，而我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病菌已经侵蚀脑部。所有有此体验的人都会知道：把将死之人紧抱怀中，是世上最残忍之事。有时候，悲剧在同一星期内反复上演。斗争给人以希望，但在这事上，根本谈不上斗争。面对这些等待处理的尸体，即使那些女拾荒者不在场，我自己也会陷入绝望。黑夜降临，我坐在她们身边，在她们棚屋前的垃圾堆里。每个人怀中抱着渐趋冰冷的身体，那是她们早上才带到我面前的。我们不说话，我们一起哭泣。然后，我只是轻轻对她们说上几句安慰话，也试图以此说服自己：“你知道，你的孩子离开了我们，但他是飞去了天堂。他很幸福。他正和圣母马利亚一起唱歌。”这给我上了怎样的有关信仰的一课呀！我看着她，看着这位母亲，她略略抬了抬她的已经毫无生气的骨肉，抬眼望向星空，喃喃自语：“哦，我最亲爱的。你离开了，但你是幸福的。你和圣母马利亚一起唱歌。而我，我在哭泣，但这一点用都没有。你，你是幸福的，我最亲爱的！”我隐约看见在她的脸上露出某种不可捉摸的神情。不算是喜悦的光芒，这言过其实了，但可以说是一种泰然自若。我的拾荒者姐妹们让我联想到《圣母怜子图》，死亡使她儿子的身体承受痛苦。我说的不是米开朗基罗的那幅，那上面的圣母太美了，离我们的女拾荒者的形象太过遥远，那是希腊的女神。我所说的是我们乡村教堂中的圣母，通常以淳朴农民的形象示人，怀里抱着一具可怜的尸体。那是陷入痛苦的女子，但却从未陷入绝望，她相信她怀中的身体将颤动、将苏醒，就好像我的拾荒者姐妹们已经看到她们死去的孩子化身光明的天使！
在那些突如其来地被丢弃在沟壑里的生命中，我要说说你，奥妮。你长着布娃娃般的脸蛋，在我的棚屋边我所创建的幼儿园里，你永远是最活蹦乱跳的那个。某一天，我因发烧而全身滚烫，被米米医生强行带走，米米医生每周来这里看望一次病人。当我的姐妹们不惜一切代价——医生、抗生素、昂贵的治疗——为了医好我的伤寒时，奥妮，你染上了麻疹。我没能在你身边保护你。你没有医生，没有得到治疗，没有人站在你与死亡之间，将你们隔开。死亡很快将你夺走，你的弟弟也紧随你而去！当我回来时，我不知所措，说不出一句话。难道不应该让我这样的老太婆消失，而不是把你和你的弟弟从生命之槛带走？
我曾想与贫民窟结合，生死与共，共度贫困之境。这突然在我看来，甚至愈发——我曾经提起过——像是一场可笑的婚礼。不，至死我都不会像我的兄弟们那般贫困，我也永不会像他们那般认识、体验没有食物的日子、得不到治疗的疾病、没有被子的床、没有屋顶的棚屋……可笑的婚礼，多么恰当的形容，因为我做不到为爱而共赴死地！
那么，说到底，我究竟能为这里——这个我居住了5年的贫民窟，这个不幸之地——带来什么改变？破伤风从未停止夺取幼儿们的生命，麻风病把孩子们扔进坟墓。我依然没有资金，没有疫苗，没有诊所。的确，你带给大家美好的微笑，以马内利。但是微笑不能阻止死亡。是的，你有什么用？你该做什么？
我饱受折磨，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另一场打击如此猛烈地向我袭来，发展到最后，我开始在全世界往返奔波，无暇喘息，永无止境。与这位“恐怖的访客”的相遇发生在一条小路上，每天晨祷后我都要经过这条小路回到贫民窟。在满是泥泞的沟渠边，有人给了我当胸一击：
“巴扎克被人杀了！”
“巴扎克，那个讨人喜欢的年轻穆斯林！被谁杀了？”
“被他的同伴们！”
“为什么？”
“他们全都醉了，不愿意付给他10个皮阿斯特（还不到1法郎），那是他在赌博游戏中赢来的。”
我认识他们，那些同伴们。他们为了巴扎克可以两肋插刀，他们的年轻朋友，他们的穆斯林兄弟。但当他们喝醉时，他们便红了眼，他们杀人。我认识那儿，他们的棚屋：又暗又窄，没有灯，没有床，就几个纸箱堆在地上。晚上，他们能去哪儿呢？某个破败的小咖啡馆，整个屋子里只有一盏丁烷灯发出微弱的光，他们在那里打着牌，一边喝着2个苏买来的劣质烧酒！愤怒如急风暴雨般使我浑身颤抖。最后，究竟谁该为巴扎克的死负责？是任凭这些年轻人烂在垃圾堆里的社会……还有我，是的，我，以马内利修女，是我没有尽力为这些年轻人争取，甚至只是一个晚上可供休闲的地方！这一切绝不该重演！巴扎克的血在我眼前流淌，他把我变作一个生猛的女人，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撼动地球。我变得贪心，尤其对叮当作响的现金。我每月有几个美元，现在我想要几千、几百万美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得到它。世界上没有钱了吗？以马内利，走吧，启程到那些富有的国度去吧。是的，吼叫，尖叫，大叫，没有埃居就别回来！
这成为我一系列奔走的开端，在这15年间，我走遍了欧洲、美洲、澳洲。我敲开各种地方的大门——协会、学校、教堂、私人客厅和公共大厅。我做了很多讲座，也会锁定一些个人以各个击破。我访问过梵蒂冈、欧盟（与雅克·德洛尔［1］会面）、卫生与人道主义事务部（与贝尔纳·库什内［2］会面）、美国政府（与乔治·布什会面）、世界银行（与让-卢·德尔［3］会面）。可以说，这些会面都是卓有成效的。捐款越积越多。不同宗教的各种项目，如龙卷风般席卷了开罗的三个贫民窟。带产科的诊所、医院、扫盲课、学校、晚间娱乐场所、纺织作坊、职业中心，这些一一开设出来并对外开放；孩子的教育活动开始风生水起；在贫民窟中还建造起了一座化工厂；破伤风的疫情被控制住，麻风病则被完全治好了。一幢宽敞的大房子建在了苏伊士湖沿岸，用于接待每年放假到清凉的海水中泡澡的成千上万的拾荒者。
显然，这所有的一切多亏了慢慢在我身边聚集起来的团队才得以实现。无论是那些满怀热情且能力卓越的埃及的职业工作者，还是从欧洲来帮把手的年轻志愿者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帮助我们的拾荒者朋友们安身立命。长路漫漫，纷纷扰扰，但最终它通向了成功。奥妮，巴扎克，大家为你们报仇了！在那永恒之地，你们也会因此而快乐得颤抖吧！
而其他人，开始投身于这件壮举的各种冒险。
学校，有什么用？
在我移居贫民窟的第一年，入睡前我要想一想孩子们的悲惨命运：捡垃圾，垃圾分类，把自己整个儿都献给了垃圾堆。我寻思着：“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肉中之肉，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他们从垃圾堆里拯救出来。我刚刚创建的幼儿园是不够的。不管怎样要把他们送去上学。”挨家挨户，为了争取到孩子父亲的同意——同意送孩子上学，我遭遇了怎样激烈的斗争！
始终是同样的场景：我坐在翻转过来的水桶上，面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男人。“学校，有什么用？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就这样！与其浪费时间读书，我的儿子应该来帮我工作！”和这么个木头脑袋进行了一番争论后，我最终忍无可忍：“听着，在欧洲，猪都住得比你好。我看过许多住在干净小间里的猪。看看你们用废旧铁皮搭起的棚屋，到处都是洞，还塞满了脏东西。你想把你的儿子一生都关在这么个垃圾堆里吗？”乌黑的大眼睛还在紧紧盯着我，充满无力，我更加冒火：“我爱他，我，我比你更爱他。我要拯救他的未来！”
有时候父亲最终会让他的妻子把出生证明拿来，如果那证明还没有被老鼠咬坏、掉到火里或者索性遗失的话。然后，第二天，大手牵着小手，我和我的小拾荒者一起兴高采烈地前往最近的学校。
刚开始，我仅仅动员了大约20个孩子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但爱绝不妥协。20年间，我从未间断为此抗争，当我离开开罗时，3个贫民窟中已经有近2000个孩子，每天早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去我们为他们建造的学校上学。
每一次，当我看见他们乖乖坐在板凳上，专心致志地读写，我那年迈祖母的心便会快乐得乱颤。他们社会地位的提升开始了。当比利时亲王菲利普来我们的莫卡塔姆中学访问时，国家教育部的高级官员们前来参加了以他为名组织的庆祝活动。孩子们用英文和阿拉伯文表演了短剧，其中一个官员深深震惊于这些孩子所表现出的优雅和翩翩风度，向我们的巡查员询问道：
“这不可能，这真的是些拾荒者吗？”
“是的，当然。而且这所学校是我们整个地区最好的学校，无论是从学业还是从清洁卫生的角度看。”接着，他高度赞赏地补充道，“在这里，学生们被尊重，被热爱。”
这个人找到了成功的原动力：尊重与热爱。
一些一点文化也没有的大人也开始渐渐感受到学习的必要性，其中一些人报名参加了夜间的扫盲课。但是，道路清洁工的工作实在太辛苦！爬上千格台阶打扫公寓房的垃圾极度损耗了他们的体力。比起继续花力气在黑板前学习，他们情愿坐在街角咖啡馆休息。我可是永不气馁的老妈妈，我前去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他们笑了，丢下他们的牌，跟着我走。Aleph， bé， sé， té……我俯身看了看他们的笔记本。我们都笑了，一种相同的自豪感使我们紧紧相连。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己能整整齐齐地写下一个个字母，而我的则来自于看着他们一个个成为有学识、受尊敬的人。我爱他们，就像爱我的儿子们，我们之间还是上下两代人的关系。正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墙渗着温柔慈爱，这些拗脾气的人才变成了听话的学生。巡查员说得有理，不仅是我们的小学生们，还有这些大人，在这里，他们都感到“被尊重，被热爱”。在贫民窟，无论大人小孩儿，他们对于别人投来的鄙视太过习惯——“臭不要脸，捡垃圾的！”，而现在也就对尊严得到承认这件事同样敏感。
所有成功的教育都会向人本身投去“某种目光”。无论他是谁，他的价值都被认可。它不取决于生存处境或者财富。这种尊重自然地与爱相依相伴，这份爱试图把所有个体的个性发扬出来。无论是我们的幼儿班，还是我们的成人班，都成为了这样一种培养文化、促进贫民窟解放的重要场所。
妇女的屈从
在贫民窟，做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事。自十一二岁起，小女孩就被交到一个男人手中，男人把她当做自己的奴隶，从新婚之夜就开始打她，为了让她明白从今往后她的主人是谁。
她唯一的角色：一年都不歇地生育孩子，一天也不停地养猪。我回忆起我到达贫民窟的第一个星期遭遇的事情。那时，我突然听到从隔壁邻居穆斯塔法的棚屋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肯定出了什么事，我飞快地赶了过去。他正在揍他的妻子。像我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欧洲人，自然会冲上去救她逃离魔爪。但当他看到我后，他更加怒不可遏，他的吼叫声越来越响。那个可怜的女人向我示意，让我以最快的速度消失！
我明白我得改变计划：不在殴斗发生的那刻跳出来。那天晚上，我们喝着茶，我温和地重又提起这个问题：
“我所听到的尖叫声是怎么回事？”
“哦！你知道了，我打了她。这是对付她的唯一办法。”
“啊！确实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我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开始提出自己的想法：“我认识你的妻子，她不笨。为什么你们俩不时常互相沟通呢？”最后，他同意尝试一个星期，到时候我再见他时，我们再谈论这个问题。坦白说，我没有多大收获。
在我看来，一个最简单的手段是推崇母亲节的价值，这是拾荒者们所不知道的节日。建立这样一个节日应该成为提高妇女地位的第一项举措。效果立竿见影！幼儿园被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情绪高昂。我们的孩子们满怀信心地歌唱着，我觉得他们如拉斐尔画中的天使般美丽：“哦，妈妈；哦，美丽！”妈妈们双眼湿润，爱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世上最美的孩子！紧接着礼物时间到来了：女孩们绣的手帕，男孩们用纸箱做的糖果盒，还有——哦，成功！——我们一起用邻居的面包烤炉烤出来的巨型蛋糕，一眨眼工夫就被吃光了！
提高妇女地位，提高母亲地位，和孩子们一起，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到了晚上，与扫盲课上的男人们谈起，却又是另一回事儿了。“这些用花装饰的标语是为什么？”他们问道，困惑不已。“是为母亲节准备的。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呢？”多么奇怪的问题！他们开始哄堂大笑。我转而发难：“你们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妻子？”更加奇怪的问题。仍然是千年不变的答案：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女人什么都不懂！”
“嘿！那么我呢，我也什么都不懂？”
回答针锋相对，此起彼伏：“哦！你，你可不是女人！”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因为我拥有智慧，因此我身上便去女性化了。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摸索根据不同情况的最好的说服方法。比如，可怜的哈勒姆在丈夫的拳打脚踢下，精神肉体受到双重伤害，呼吸困难，到了有必要住院治疗的地步。“千万别对他说，”她恳求我，“他又该打我了！”晚上和他一起饮茶时，我对他说：
“我遇到哈勒姆了。她看上去像是病了！”
“哦！她从屋顶上摔下来了！”
我笑了：“听着，米哈伊尔，对我说实话。她看上去倒更像是挨揍了。”
他爆发了：
“当然！她任凭大门开着：一个小偷进到屋里，偷走了我的收音机。那是我唯一的消遣。”
“我明白，米哈伊尔。这是笔巨大的损失。但你要知道，她的状态很糟，得送医院治疗。”
“这，绝不可能！”
“随便你，但如果她没有被治好，可就没有力气帮你看猪了。”
这理由切中了要害，米哈伊尔把哈勒姆送去了医院！
另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割礼。割礼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但是在很多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却偷偷摸摸地进行。实施割礼的人是某种巫女，她带着多少还算干净的锋利器具来到施礼的地方。母亲和另外两个辅助的妇女在切除阴蒂时用力按住八九岁的小女孩。我们幼儿园的孩子阿米娜有天满脸痛苦地来上幼儿园。她情愿站着，而不愿坐下。真相最后大白：这个10岁的孩子承认她已经完成了“手术”。她的伤口受到了可怕的感染，问起对此的治疗照顾，她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我的错，我在手术中动得太厉害。”
和母亲们秘密会谈是多么徒劳无益呀！她们肯定地表示，如果不施行割礼，没有男人会娶她们的女儿，因为她不会成为一位温驯的妻子。这种要追溯到文明诞生之前的古老传统的力量，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还好，还有几个思想稍稍开化的母亲同意接受我们的观点。事实上，我们更多地指望的是从我们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男孩和女孩。他们这一代会最终明白，应该结束这种基督徒和穆斯林都遵循的野蛮传统。
我们莫卡塔姆中学的女孩子们已经迈出了提高她们社会地位的决定性的一步。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在亚历山大港的露营中，她们告诉我：“您为我们做的最好的事，是学校。没有它，我们12岁就得结婚了。”1992年，预备课程学习的终期考试（一种文凭）刚刚结束。男孩们都通过了，而女孩们都失败了。老师们惊讶万分！这群女孩神色不安，表示：“男生们作弊了，而我们没有。”最后，我们得知，事实上，33个女生串通好要在考试中失败。理由是：“我们的父母不会允许我们到一个远离贫民窟的地方上学。他们会把我们嫁人。我们宁愿留级重读。也许您将来也打算原地再建一座高中？”我们训斥了这些孩子不该背着老师擅自行动，但心底里我们由衷赞赏。这是贫民窟的革命。在男人和女人的记忆里，从未出现过女孩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女人想要的，便是上帝想要的！让我们开始募资吧！
作为一个法国女人，在我眼中，我的拾荒者姐妹们就是些悲惨的奴隶。我用尽一切力量试图促进她们的解放。从某种角度说，在我看来，事情的关键在于不要让她们每隔10或12个月便怀孕。这种频繁重复的妊娠的确使她们过早衰老。40岁时，她们已然成了年迈的祖母。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意识到，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远远谈不上悲惨，甚至她们比她们欧洲的、大西洋彼岸的姐妹们更加容光焕发。从不间断的母爱是从天性中流淌出的源泉，在生命最隐秘之处使她们绽放。在她们眼中，这便是生命的意义，而她们对此乐此不疲。幸亏她们还有孩子，因为她们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的妇女们始终鼓胀的胸前总是紧搂着一个婴儿。她们用一只手臂抱着孩子，用另一只手臂工作，一边还满怀爱意地对着孩子微笑。她们的幸福之根是否藏在她们的子宫之中？
难道我还要试图使她们的快乐源泉干涸？注意了，这事关母亲，但也事关孩子。孩子们，他们是超员家庭的牺牲者。你们看到他们光着脚丫在垃圾堆到处乱跑，脏兮兮，穿得破破烂烂。难道降低生育频率后，女人们就无法保有做母亲的幸福吗？
科普特东正教会——大部分拾荒者属于这个教会——为这些问题感到忧虑，开放了家庭规划中心。在那里，经验丰富的女医师会进行身体检查，并根据情况提供避孕药或避孕环。她们关心妇女的健康，但是我们的妇女们因为害怕自己的丈夫，所以很少前去。对于穆斯林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大部分穆斯林女人从不去政府设立的中心。
遵循特蕾莎嬷嬷在印度的经验，以及在毛里求斯岛工作的医生的经验，我将我们的女医师中能力最强的一个送去巴黎学习“自然法则”，这种避孕方法最无可争议的好处即在于尊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周期。这种方法要求在最易受孕的时间段停止发生关系。我们的女医师回来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论。
陷入僵局后，我就此事咨询了一位埃及专家，政府委托他寻找降低出生率的最好方法，当时埃及每10个月便有100万新生命诞生。根据他的结论，唯一行之有效的方便是给渴望并且有能力工作的妇女们找到有报酬的工作，这样她们就会感到自我价值得到认可，并且对自己的丈夫有一定影响力，自然而然地，她们就不会每年都怀孕了。
这条珍贵的意见在我接下来就要谈及的化工厂的附属纺织车间得到了实践。我亲眼见证了纳马这个例子。20年前，在和她的父母一番抗争后，我让她上了学。她最终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学位、工作，并与她所爱的男人结婚，显然也不会生一打孩子！要有耐心：从我们高中毕业的姑娘们将成为自由的女性。她们不会再说出她们的祖母一字一顿对我说的话：“我们女人生来就是要挨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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