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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直以来，多数人都认为在对大脑奥秘的探索中，科学无疑是最精确的，是站在第一线的先导者，但是实际上，艺术时常超越科学而捷足先登。
在《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一书中，作者乔纳·莱勒例举了19—20世纪闻名世界的八位艺术家——“自由体诗人”惠特曼、“英国心理小说先驱”乔治·艾略特、“现代绘画之父”保罗·塞尚、“音乐界的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现代主义之母”格特鲁德·斯泰因、“意识流文学先驱”普鲁斯特、“西厨之王”奥古斯特·埃科菲和“游走在优雅与疯癫之间”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展示了艺术是如何早于现代神经学发现人类思维和创造力的真谛的。比如，普鲁斯特是如何首次揭示了记忆的易错性，与他《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的玛德琳蛋糕又有何种关系；乔治·艾略特是如何理解大脑的可塑性的；法国大厨埃科菲是如何凭直觉发现了鲜味（第五种味道）的；塞尚是如何参透了视觉的微妙之处的；而斯泰因又是如何通过写作实验而展示了语言的深层结构的。在艺术与科学的角逐中，这是关于艺术一次次胜出的扣人心弦的故事。
《普鲁斯特是个神经学家》力图为艺术与科学搭建沟通的桥梁，以探寻人类大脑的奥秘，解读真正的“第三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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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乔纳·莱勒
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神经学，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的实验室里做过有关记忆的生物学研究实验。
牛津大学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关注20世纪的文学艺术，对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连线》杂志特约编辑，《纽约客》杂志长期撰稿人，《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畅销书《想象》（Imagine：How Creativity Works）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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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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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揭开大脑的奥秘，艺术和科学缺一不可
第1章 感觉的物质基础
“自由体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爱默生的影响
幻 肢
情感解剖学
身体电流
第2章 自由的生物学解释
“英国心理小说先驱”乔治·艾略特
社会物理学
爱与谜
崭新的头脑
文学基因组
混沌的恩典
第3章 味觉的本质
“西厨之王”奥古斯特·埃科菲
美味的秘密
思想的味道
主观的感觉
第4章 记忆的途径
“意识流文学先驱”马塞尔·普鲁斯特
直 觉
昨日的谎言
多愁善感的蛋白质
第5章 视觉的过程
“现代绘画之父”保罗·塞尚
光之限
塞尚和左拉
空白的画布
第6章 音乐的源头
“音乐界的毕加索”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不协和音的诞生
噪 声
情感的张力
时髦达人斯特拉文斯基
柏拉图的错误
第7章 语言的结构
“现代主义之母”格特鲁德·斯泰因
毕加索的肖像画
詹姆斯兄弟
诺姆·乔姆斯基
无意义的意义
第8章 浮现的自我
“游走在优雅和疯癫之间”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现代主义的分裂思绪
浮 现
莉 莉
结语 呼唤真正的“第三种文化”：艺术与科学直接对话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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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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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感觉的物质基础
“自由体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HenryDavidThoreau
亨利·戴维·梭罗
诗人写下的正是他身体的历史。
对于惠特曼来说，美国内战是一场关于身体的战争。惠特曼认为，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的一宗罪就是对待黑人像对待生肉一样，买卖时与肉店的交易无异。在奥尔良的奴隶拍卖市场上，他第一次感悟到，精神与肉体是不可分割的。鞭笞一个人的肉体就是在鞭笞他的灵魂。
这是惠特曼诗性哲学的核心。我们不是“拥有”一具躯体，而是这一躯体本身就“是”我们。尽管在我们的感受中，自己似乎是非物质的，但是我们的自我意识确实起源于肉体。在惠特曼唯一一本诗集《草叶集》（LeavesofGrass）的序中，他把自己的肌肤与精神融合在了一起——“这两腋下的气味是比祈祷更美好的芳香”：
是有人要求看到灵魂吗？
看吧，看你自己的体态和面貌，人物，实体，兽类，树木，
奔跑着的河流，岩石和泥沙。
一切都紧抱着精神所感受的欢乐，然后又把它们放松，
真正的肉体又怎么会死去，被埋葬掉？
Wassomebodyaskingtoseethesoul?
See,yourownshapeandcountenance...
Behold,thebodyincludesandisthemeaning,themain
Concern,andincludesandisthesoul
惠特曼这一将肉体与灵魂融合在一起的观念无疑是革命性的。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与他的自由体诗一样激进。那时候，科学家们自认为我们的自我意识来自大脑，而身体只不过是一大块麻木不仁的物质。但是惠特曼相信，我们的精神依赖于肉体。他决心为我们精神与肉体的“融合”谱写诗篇。
惠特曼的诗歌如此鲜活醒目是由于，他尝试着“在汗水中淬取美感”，从脂肪与肌肤中提取形而上的灵魂。多少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是一分为二地看世界，而惠特曼则相反，他把一切都看成是连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对他来说，身体和灵魂这对最为世俗与最为深奥的事物，其实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字而已。就如波士顿的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所说的，“惠特曼是《薄伽梵歌》和《纽约先驱报》（NewYorkHerald）卓越的混合物”。
惠特曼是通过对于自身的探究得出身体感受的理论的。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想做的只是把“一个人，即人类中的一员（也就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所宣称的‘自我’）自由自在地、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下来”。因此，诗人让自己成了一位遵从自己切身感受的经验主义者和作词家。正如惠特曼在《草叶集》的前言中所写的，“你将站在我这边，同我一起望向这面镜子”。
也正是如此，惠特曼了解到灵魂与肉体始终形影不离地“交缠”在一起。他是第一位在诗歌中没有将肉体作为“陌生人”对待的诗人。与此相反，在惠特曼不求押韵的诗歌形式中，他把身体这道风景化成了诗歌的灵感之源。他写下的每一行诗句似乎都与某种疼痛关联，而这种痛楚则源自于他身体的强烈欲望——那是由夹杂着智慧的欲望和无数无可名状的怜悯感混合而成的。惠特曼不为任何形而下的俗物感到羞耻，所以也不会遗弃任何东西。他向读者们承诺：“就是你那鲜活的肉体，将会成为一首伟大的诗。”
脑神经科学现在才意识到，惠特曼的诗歌原来早已道出了事实真相。情感源自于身体。我们的感觉看似短暂易逝，但是其实它们植根于我们肌肉的运动和心跳。而且，这些以物质要素为基础的感觉也是思考过程的基本要素。就像脑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所记录的那样，“精神是被身体所收容的，而不仅仅是被大脑所囊括的”。
然而，在那个时代，惠特曼的观念对于外界来说显得既充满情色意味又放肆大胆。他的诗歌被称为“色情之言”（Pornographicutterance）。一些忧虑的公民呼吁对其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而惠特曼却把这番争议当作一种享受。没有什么能比瓦解维多利亚时代拘谨的道德、颠覆科学事实更让他高兴的了。
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学说始于勒内·笛卡儿（ReneDescartes）。笛卡儿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把存在（being）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神圣的灵魂和凡人的躯体。一方面，灵魂是理智、科学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源泉；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肉身却是一台被上了发条的、会流血的机器。在这种一分为二观念的影响下，笛卡儿判给了肉体一生做卑微奴仆的地位，这相当于让肉体成了给大脑这个灯泡供电的发电厂。
在惠特曼生活的那个时代，笛卡儿的信徒们崇拜并敬奉大脑。而颅相学（phrenology）这一新兴科学，就是由忽视身体的习惯性冲动所催生的。自从19世纪初德国解剖学家弗朗兹·加尔（FranzGall）初创这一学科时起，颅相学者便认为颅骨的轮廓形状以及它的凸起和凹回都能精确地反映圣人的精神状况。这些伪科学论者曾寄希望于通过对头骨隆起部分的测量，来了解大脑的哪些部分因频繁的思维活动而鼓起、哪些部分因思维废退而凹陷等来量化研究对象的性格。这样看来，颅腔的包装外壳似乎就能展示我们的内部精神世界，而这一精神世界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毫无关系。
到了19世纪中叶，颅相学所做出的承诺似乎就要被证实了。夹杂着大量技术性插图的无数医学专著被撰写出来，为这一理论烘云托月。无数颅骨被量化剖析。27种具有不同脑力特长的天才被揭晓。关于心智的第一项科学理论似乎注定要在今后的岁月中一统天下。
然而，这类测量却总是捉襟见肘，各种由此而来的解释也很容易被牵强附会地臆造出来。尽管颅相学也是本着严肃诚恳的态度去做研究，但它的论据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些偶然发现的集合（大脑是如此复杂的器官，以至于它的凹凸能够为任何富于想象力的假说提供论据，直到一种更加完善的假说出现）。举例来说，加尔将理想化的性格倾向归功于额骨的颞嵴区域（temporalridge），这是因为希腊诗人荷马的半身像在那个位置有一个凸起，而且还因为荷马在写作时总是习惯性地去摸那个地方。这就是加尔用以支撑其论断而采集到的实证依据。
当然，颅相学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极不科学，就像是大脑占星术一样不切实际。我们很难想象这一假说当时是如何吸引人们并让他们深信不疑的，而它又是如何走过19世纪科学考证的漫漫长路的。惠特曼曾就这一话题引用了奥利弗·霍姆斯（OliverHolmes）的话，“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有多少，你只要在他的头部摸摸，看有几块隆起就可以了。这就如同在你想知道保险箱里有多少钱时，看看柜门上的锁有多重一样简单”。然而，真正的知识却从我们所犯错误的残屑中产生。就像炼金术最终把人们引向化学一样，颅相学的失败同样也诱导科学去研究大脑本身的普遍规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固化的个案研究。
惠特曼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位虔诚的科学家，与颅相学有过一段渊源。他把自己参加的第一节颅相学讲座称为“在我们生命中注定要去听的一节课，虽然它真可谓装模作样与无稽之谈的集大成者……我们并不是非要坚称颅相学没有半点儿真知灼见，但是说句公道话，正如福勒先生（Mr.Fowler）所宣称的那样，颅相学傲慢专断地标榜自己无懈可击，这一点是再荒谬不过的了”。然而，十多年以后，就是这位福勒先生让曼哈顿的福勒韦尔斯出版社（FowlerandWells）成了《草叶集》第一版的独家经销商。除了这家出版社，惠特曼找不到任何其他地方愿意发表他的诗集。一方面，惠特曼似乎放弃了“颅相学是愚蠢的”这一判定，甚至一反常态地参加了几场颅相学测试；但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却又坚决地否定了颅相学的基础理论。像对待笛卡儿那样，颅相学者只在人类头部寻找灵魂，迫切地想把心智简化为颅部器官导致的物理活动。惠特曼认识到，这些简化法建立在一个十分明显的失误上。这些科学家们忽视了身体的细致微妙，于是也就不可能体味到一个人灵魂的变幻莫测。诚如《草叶集》只能“在整体上，在它纷纭叠合的聚集中”才能够被洞彻一样，惠特曼认为自身的存在“是不能够通过身体的局部而被理解的，相反，身体只有在作为一个整体时才能够被领悟”。这就是惠特曼的诗性
哲学经过发展后所昭示的观念：人类是不可拆分的整体，身体和灵魂水乳相容。不仅如此，惠特曼还曾对身体与灵魂分离的观点进行质疑：“为什么非要把身体归为一种外形，那是什么论调？我的身体可不是一具冷冰冰的躯壳。”
爱默生的影响
惠特曼对于身体的超验性持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在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当惠特曼还是居住在布鲁克林的一位为生计奔波的记者时，爱默生刚刚开始创作关于自然的演讲稿。当时，爱默生作为一位讲道者已经丧失了对一神论的拥护立场，比起为一个高高在上、落落寡合的上帝做宣讲，他更醉心于探究自己心智的奥秘。他厌恶有组织性的宗教，因为这类宗教会把灵魂束之高阁，将之驱逐到遥远的天边，而不是在“普遍、底层、熟悉的事物”中发现灵性之美。
倘若没有爱默生的神秘主义，惠特曼的诗歌就很有可能不会出现。惠特曼曾经这样说过：“我曾在文火上徐徐地煮啊、煮啊、煮啊，是爱默生让我沸腾起来的。”惠特曼从爱默生那儿学会了相信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到了对博大精深奥秘的那份亲密体验。然而，如果爱默生的伟大在于他的隐晦含糊，在于他把“自然”（Nature）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从而捍卫其崇高的地位，那么惠特曼的伟大则在于他的直接与迫切性。惠特曼的所有诗歌都源于他自己，他的身体就象征着自然。
尽管惠特曼与爱默生共享同一种哲学，但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爱默生有着棱角分明的颧骨和瘦长骨感的鼻子，看上去像一位清教牧师。他是一个崇尚孤独的人，总是容易陷入自我沉溺而不可自拔。他在《自立》（Self-Reliance）一书中坦承：“我喜欢仪式进行之前寂静的教堂。”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喜欢人类，但不喜欢人群。当想要思考时，他会独自在森林里久久漫步。而惠特曼则是“宽宽的肩膀，皮糙肉厚，眉毛好像酒神巴库斯（Bacchus），胡子好像森林之神萨蒂尔（Satyr）或者一名老兵”。他的宗教信仰来自布鲁克林，来自那儿灰尘遍布的街道和马车夫，来自那儿的大海和水手，来自那儿的母亲们和男人们。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为惠特曼提供感官愉悦的民主国度中的公民们让他着迷。就如同对他号称异常准确的颅相学测试所推测的那样，“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友善的、怜悯的、崇高的和自尊自爱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点混杂在惠特曼其他诸多特点之中，比如傲慢无礼这一危险的缺陷，崇尚肉体享乐和口腹之欲带来的欢愉，对自身由某种动物野性所驱使的铤而走险的放任，可能还包括对他人传统观念的不屑与蔑视”。
惠特曼第一次听说爱默生这个名字是在1842年。当时，爱默生刚刚开始他的巡回演讲，正极力推广他的新书《散文集》（Essays）。在纽约《晨光》杂志（Aurora）上发表的文章中，惠特曼把爱默生的演讲称为他所听到过的“最丰富、最美妙的文章”。使惠特曼最为沉醉的是爱默生向新一代美国诗人——那些在民主旗帜下表现得称职的诗人们所提出的恳请：“诗人们应该把具体事物与整体的大‘象’重新连接在一起。”
但是惠特曼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去做诗人。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继续在文火下酝酿着，他以《布鲁克林之鹰日报》（BrooklynEagle）和《自由人报》（Freeman）记者兼编辑的视角观察纽约。在文章中，他写罪犯，写废奴主义者，写戏剧明星，写新修建的富尔顿渡口（TheFultonFerry）。《自由人报》倒闭后，惠特曼去往新奥尔良旅行，在那里，他目睹了拍卖市场贩卖奴隶的情景——“他们的身体被禁锢在金属锁链下”。他坐着明轮船航海到了密西西比，领略到了美国西部的广袤，领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本身就是一首最伟大的诗篇”。
在成为一位失业记者的艰难时期，惠特曼才开始创作一些诗歌片段，在廉价的笔记本上草草记下一些四行诗和韵文。除了自己，惠特曼没有其他读者，这使他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尝试、实验。在其他诗人都还在自己的诗歌中细数着有多少个音节数目的时候，惠特曼写下的行行诗句中却充斥着由现在分词、身体各部分词语以及情色的隐喻所组成的斑斓而杂乱的蒙太奇画面。
惠特曼的诗歌摒弃了严格的韵律，因为他希望自己诗歌的表现形式能够反映自然，表达那些“内部有着自己构造原则的生机勃勃”的思想。正如爱默生在许多年前所坚持推崇的那样：“哦，诗人，你不要怀疑，请固执己见吧！请告诉世人，‘真理就在我的身体中，它就将出现’。”
于是，在他的国家逐渐走向四分五裂时，惠特曼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诗学观，这一诗学观秉承了他所提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奇异性。惠特曼是一位史无前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制造者”。惠特曼常常不按套路出牌，诗歌中往往充斥着怪异的韵律（比如，“sheath’dhoodedsharp-tooth’dtouch”这句）。他发明了很多动词（比如，“unloosing”、“preluding”、“unreeling”）。他拉出了长长的解剖词汇清单，并表现出了一种对人类肢体和器官特殊的痴迷与钟爱。除了做真实的自己，他不想成为任何其他的什么人。再有就是，作为诗人的他居然痛恨音节。在英文语言史上，还没有哪位诗人为读者做好了足够的铺垫，而让他们敞开心胸去接受惠特曼以上的这些怪癖。可以说，就连他一反常态的诗歌本身，都让惠特曼这个怪人以一种完全原创的方式走到了荒谬的极端，从而自成一派。这一切都是因为，惠特曼唯一模仿过的人就是他自己。
然而，尽管惠特曼拥有这么多不为人所理解的原创性，他的诗歌还是难以摆脱整个时代的烙印。他热爱政治，推崇性欲，还热衷于权势。而正是在美国一发不可收拾的内战中，惠特曼为所有这些主题都找到了用武之地。“我写的书与美国内战是合二为一的。”惠特曼曾放言道。在诗句中，他竭力想要统一他那个年代的不可调和性——南北方的对峙、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身体与灵魂的对立。也就是在那时，他的诗句第一次突变成了自由体。只有在他的诗歌中，一直在绝望中徘徊的惠特曼才能寻获他所追求的和谐：
我是肉体的诗人，
也是灵魂的诗人，
我与大地的奴隶同行，也与奴隶主同行，
我站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
熟悉了双方，那么双方都会理解与我相像的人。
Iamthepoetofthebody
AndIamthepoetofthesoul
Igowiththeslavesoftheearthequallywiththemasters
AndIwillstandbetweenthemastersandtheslaves,
Enteringintobothsothatbothshallunderstandmealike.
经历了“闲逛式写诗”的那些年月以后，惠特曼终于在1855年发表了他的诗集。他搜集了“叶”——为他写的诗歌积累了被印刷业内人士所欣赏的术语，还有“草”——那些被印刷商们称为几乎毫无价值的成分。用这“草”与“叶”，他创作出了一本版面修长、用布条捆绑装订起来的诗集。整个诗集只有95页。惠特曼把他的第一版诗集寄给了爱默生。爱默生给他回了一封信。据说，整个那个夏天，无论走在布鲁克林的哪个角落，惠特曼都把这封信放在贴身口袋里。那时的惠特曼还是诗人里的无名小卒，可爱默生已经是一位威望颇高的哲学家了。在美国文学史上，爱默生写给惠特曼的信堪称最慷慨的赞誉之一，“亲爱的先生”，爱默生这样开始了这封信：
《草叶集》这份珍贵礼物的价值，我岂能视而不见。我觉得诗集
思想深刻、极富智慧，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作品。拜读之际，
喜不自胜。正如大才子都使人喜悦一样，它与我长期以来对大自然持
有的态度不谋而合（大自然显得贫瘠而吝啬），仿佛过分矫揉造作或
生性疏懒正在使我们西方的才子们变得既肥胖又平庸似的。我喜欢你
自由而勇敢的思想，我喜欢极了……在你的伟大事业伊始之际，我谨
向你致以祝贺。
惠特曼这种性格的人可藏不住来自文学界大师的褒奖。爱默生写的这封信被惠特曼发给了《论坛报》（Tribune），后来还被收录在《草叶集》第二版中。但是到了1960年，爱默生可能开始后悔他对这一文学作品的认可表态了。惠特曼还在《草叶集》中加入了情色意味浓重的组诗《亚当的子孙》（Enfansd’Adam），这一组诗包括《从被抑制的疼痛的河流》（FromPent-upAchingRivers）、《我就是那个渴望性爱的人》（IAmHethatAcheswithLove）和《处女膜哟！有处女膜的人哟！》（OHymen!OHymenee!）三首诗。爱默生想要惠特曼把这些关于性爱的诗歌从新版诗集中删去。（显然，“自然”的某些方面仍需要经过审查。）两个人在波士顿公园一起漫步时，爱默生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怕惠特曼陷入危险的境地，被自由之爱中那晦气的异端邪说所纠缠。
尽管惠特曼当时还是一位无名诗人，但他却非常固执己见——他坚持《亚当的子孙》必须保留下来。他说，这种删除行为就如同“阉割”一般，“当一个男人的阳刚之气被剥夺了以后，他又将陷入一种怎样的境地呢”。对于惠特曼来说，性爱揭示了我们的不同存在形式，让我们的不同表现形式实现了融合。通过性爱，肉体的冲动升华成了一种灵魂的感受。在为《草叶集》所作的最后一篇序言《过去历程的回顾》（ABackwardsGlanceoverTraveledRoads）中，他回忆起自己诗歌的主题是与爱默生交谈的结晶。尽管惠特曼承认自己的诗歌是“对性爱和恋爱以及肉欲的公然歌颂”，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用艺术“把这些对身体的比喻引入另一种光辉与氛围中去了”。科学与宗教可能只看见了身体让人感到羞耻的那部分，但是诗人——热爱事物整体性的诗人明白，人类的身体和灵魂必须要保持完整统一”。“那就是在波士顿公园古老的榆树下，我的脑海和我的心灵深处所感受到的。当时，我仅以沉默来回答了爱默生激昂的辩论。”惠特曼坚持己见。
尽管惠特曼受到了关于性爱顿悟之光的启迪，但是对于自己与爱默生的这次漫步长谈，他还是感到很沮丧。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他早期的作品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洞悉其中蕴含着的哲学吗？“身体就是灵魂。”他已经写了无数篇，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过了。如果身体就是灵魂，那么为什么还是不能摆脱被审查的命运呢？就如他在《亚当的子孙》的核心组诗《我歌唱带电的肉体》（ISingtheBodyElectric）中所写的：
啊，我的肉体！我不敢遗弃那些具备你这样肉体的其他男人和女人，
也不敢遗弃那些具备你这样肉体的局部，
我相信像你这样的肉体将和类似的灵魂休戚相关，（它们就是灵魂，）
我相信像你这样的肉体将和我的诗篇休戚相关，它们就是我的诗篇。
Omybody!Idarenotdesertthelikesofyouinothermen
Andwomen,northelikesofthepartsofyou,
Ibelievethelikesofyouaretostandorfallwiththelikes
Ofthesoul,andthattheyarethesoul,
Ibelievethelikesofyoushallstandorfallwithmy
Poems,andthattheyaremypoems.
于是，惠特曼违背了爱默生的意愿，发表了《亚当的子孙》。正如爱默生所预言的那样，这首诗歌迎来的是人们的反对和义愤。一位评论家说：“《亚当的子孙》组诗简直是对体面和正派的冒犯，它粗俗得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惠特曼根本不在乎这些。像以往一样，他为自己写下了一些匿名评论。他明白，自己的诗歌要想经得起时间的淘沥，就不能在作品中遗漏任何东西。这些诗歌必须是率性之作、真实之作。
情感解剖学
尽管惠特曼对肉体的推崇使他的作品招致了审查，但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他自由体的颂诗不但把身体与灵魂活色生香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还促成了心理学领域一个与之相平行的发现。威廉·詹姆斯不仅是惠特曼的忠实崇拜者，还是意识到惠特曼的诗歌是真实无误的第一位科学家。他坚信惠特曼的诗歌所怀有的信念——身体是感受之源。肉体不只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其中一部分，它就是感受本身。惠特曼先知般地吟诵道：“看哪！意义就在你的身体里，灵魂便是你的身体。”
威廉·詹姆斯的整个一生都喜欢大声朗读惠特曼的诗歌，并深深感受到“本体存在的情感热烈而神秘地弥漫在他的字句中”。威廉·詹姆斯发现，惠特曼是一位“当代的先知”，能够“摒弃通常意义上的人类差异”。据詹姆斯说，惠特曼在对身体的诗性探索中发现了“一种内在的纤维……这个世界上从前已经或以后将要发生许多兴奋、快乐和意义绵长的事情，而这些纤维则被织入了所有这些事情中”。总之，惠特曼发现了我们是如何感受的。
威廉·詹姆斯和惠特曼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并不奇怪。毕竟，他们的理念源于同一个人：爱默生。1842年，当爱默生到纽约市巡回演讲时，他题为《诗人》的演讲被当时作为记者的惠特曼在报纸上大加赞赏，这位记者把爱默生“节拍本身就颇具争议”这句话当真了。在这个城市里，爱默生还见到了老亨利·詹姆斯——神秘主义的业余爱好者兼批评家，还被老亨利邀请到了纽约的住处。威廉·詹姆斯是老亨利的长子，那时他刚刚出生。传说爱默生为摇篮中的威廉祈了福，还做了他的教父。
不管是真是假，这个故事准确地反映了美国文学史。威廉·詹姆斯继承了爱默生的哲学传统。实用主义是威廉·詹姆斯创造的独特的美国式哲学，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爱默生怀疑论神秘主义的一种系统性综合。就像爱默生和惠特曼一样，威廉·詹姆斯总是喜欢在19世纪科学装模作样、故弄玄虚的仪态下标上一排重点号。他觉得，人们不应该再把科学理论看作自然之镜了，他把这叫作“真理的临摹版本”。相反，人们应该把事实看作工具，这些工具会“帮助我们在自己与所经历的事物之间获得一种融洽的关系”。威廉·詹姆斯写道，一种想法之真在于其用，在于它的实用价值。因此，按照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一位务实的诗人可以如同一项精确的实验一样做到真实确凿。重要的是，看其是否能让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然而，在威廉·詹姆斯成为一位哲学家前，他曾是一位心理学家。1875年，他在哈佛大学创立了世界上首个心理学实验室。尽管威廉·詹姆斯当时已经是医学院的成员了，但他并不想为“铜管乐器式心理学”（大杂烩式的心理学）付诸实践。那时出现了一些新型科学方法，它们竭
力想用基本感觉的综合来量化精神，上面那个有趣的名字就是威廉·詹姆斯在批评这些方法时提出的。物理学家为宇宙所做的，心理学家同样也想在意识领域予以完成。甚至连心理学词汇都是直接从物理学中挪用的：思维有一个“速度”，神经有一种“惯性”，精神只不过是在做一种“机械式的条件反射”。威廉·詹姆斯一向鄙视这种为了简化而拙劣地照搬照抄，他觉得这类论据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威廉·詹姆斯对这种新型心理学也不是很在性和异常精确的大脑有效。”而且，威廉·詹姆斯认识到，自己的大脑既不是很有耐性，也不是异常精确。比起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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