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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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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席正甫如何才驰骋“十里洋场”，从一个小小的“跑街”做到买办？如何成为汇丰银行的“摇钱树”并改变其长期面临“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困境？他又是如何获得李鸿章、左宗棠等政界大佬的赏识？作为胡雪岩的“死党好友”，为何他却成为“倒胡联盟”中的重要一员？席家的子孙们又是如何在父辈的基础上延续家族的辉煌？1929年，席家的金融买办地位为什么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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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席正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在做跑街时，就促成了汇丰银行给清政府的巨额借款，开辟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新纪元，同时成为汇丰银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争相结交的座上宾，是盛宣怀和胡雪岩的“死党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斗，江苏洞庭席家金融帝国的缔造者……
本书从席正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晚清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话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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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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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叔，财经专家，文史作家，出版的作品有《圈子·段子Ⅲ：港澳富豪那些事儿》、《圈子·段子外传：好汉们崛起的秘密》、《圈子·段子之民国陈光甫：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等多部著作，自上市以来，获得强烈反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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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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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奇才席正甫
第一章
晚清大地上的金融掮客
第一节 “钻天洞庭”中的东山大族
第二节 22岁就敢开钱庄的席家二少
第三节 买办是个好职业
第四节 “疯狂的棉花”
第五节 买办圈也有帮派之分
第二章 职场华丽大转身
第一节 一个与众不同的金融界老前辈
第二节 静待时机的席买办
第三节 汇丰银行的惨淡经营
第四节 席正甫的惊天大手笔
第三章 深谙“官商合作”之道的汇丰大买办
第一节 政界大佬的座上宾（一）
第二节 政界大佬的座上宾（二）
第三节 盛宣怀的“死党好友”
第四节 所向披靡的“猎胡联盟”
第五节 汇丰银行崛起的幕后推手
第四章 开创“席正甫时代”
第一节
联手怡和，强者之间的默契
第二节 钱庄——近代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
第三节 开钱庄——买办们的第二职业
第四节 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赚钱
第五章 揭开席家富贵世代相传的秘密
第一节 席家的财富传奇
第二节
席正甫尽心教育下一代
第三节
第三节 火力十足的“姻娅联盟”
第六章 曾经同台不同戏的大腕们
第一节 朱葆三——比道台更拉风的商人（一）
第二节 朱葆三——比道台更拉风的商人（二）
第四节
虞洽卿——善于调停的“老娘舅”
第五节
第四节 “四大买办”中的另三位
附录
1 席正甫家族关系图表
2 席正甫大事年表
3 晚清时期著名买办
4 晚清时期著名洋行、银行
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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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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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场华丽大转身
第二节 静待时机的席买办
经舅舅沈二园的介绍，席正甫在1866年盛夏的某一天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王槐山。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这次会面将是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与第二任买办之间的初次交锋，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站在王槐山面前的小伙子将会在几年之后取代他，成为红遍整个上海金融界的大红人。
那一天，席正甫第一次走进了位于外滩花园（今南京东路）巷一栋三层高的洋楼，这就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今天，上海繁华路段的一座三层西式建筑与不计其数的摩天大楼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可在当时，汇丰银行白色的欧式建筑是那样的抢眼、那样的别具一格。多少人被拒之门外，只能盯着这座气派的大厦望楼兴叹。
后来汇丰银行搬到了位于外滩的海关隔壁，建成了如今仍在使用的高7层，占地14亩的超豪华大楼。在20世纪早期，汇丰银行大厦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被称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的一座最讲究的建筑物”[1]“中国近代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最高杰作”[2]。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外滩12号的汇丰银行大楼依然是最耀眼的建筑之一。尽管这座大楼现在已经换上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招牌，但它巨大的欧式穹顶、花饰细腻的六扇大门、威武雄壮的一对铜狮、精美绝伦的八组壁画，无一不昭显着汇丰银行昔日的辉煌。法国卢浮宫的艺术总监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目前世界上仅发现6根直径1米、高6米的完整大理石石柱，有2根在巴黎的卢浮宫，而其余4根，则正在支撑着外滩汇丰银行的底层天棚！
”[3]
说起来，席正甫在东山老家就是世家大族弟子，来到上海之后又做了几年钱庄老板，不算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可是初次踏入汇丰银行的时候，他依然被这里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震惊了。气派的办公环境愈发坚定了席正甫留在这里做出一番事业的决心。
没有人前来迎接他，席正甫自己向前厅的工作人员打听之后，经过七转八转，才来到了位于待客厅与银库之间的小屋前面。门上写着
“Comprador Office”（买办间），席正甫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汇丰银行的买办间。
洋行不可或缺的职务——买办
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买办是一场单打独斗的较量，是外商在华的一个代言者而已。其实不然，因为买办们所要经办的业务极为复杂，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买办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拥有自己一手组建的“买办团队”。
当时的买办们都很重视“裙带关系”，与今天的职场精英们常挂在嘴边的“团队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他们能进入洋行多半是熟人、亲人引荐而来，自然而然会好好利用自己的职位，帮衬一下家族其他的成员或者亲戚、同乡等“自己人”。不要以为买办只能代外商招募厨子、门房、仓库保管员等基层服务人员，保存现银和贵重物品的任务也都由买办来统一管理。
这个团队所在的办公室，就是所谓的“买办间”。买办间的规模大小，取决于该买办的人脉和他所服务的外资银行或者洋行的经济实力。据说后来成立的华比银行买办间只有8个雇员，而汇丰银行在全盛时期曾雇佣过多达50个员工完成买办间的工作。
银行买办间与普通洋行买办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机构主要从事货币的出纳与保管、金银外汇的买进与卖出、票据的清算、放款保证和存款介绍等业务，当然就需要与之相关的各色人才。
具体来说，银行买办间的人员构成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人。最为重要的是“跑街”或者叫“跑楼”，这类人是为了业务需要终日在外奔走、探听市场行情和各类消息的人，必须是头脑灵活、善于交际且为人可靠的人才能胜任，因此这个职务相当于买办助理或者副买办。席正甫来到汇丰之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跑街。跑街的活动范围极广，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基本业务之外，有时候还要兼任客户的资产、信用调查等工作内容。
有意思的是，王槐山在担任汇丰银行的买办之前正是三余钱庄的跑街。而今席正甫一来就被安排了跑街的职位。细数近代中国的其他知名买办，其中不乏从跑街升任买办的著名经典案例。像民国时期知名的银行家虞洽卿就曾担任过德商鲁麟洋行的跑街，而且凭着他的能力很快就升为买办；有“颜料大王”之称的民国企业家周宗良初到上海，曾担任经营染料的德商谦信洋行跑街，5年后升任洋行买办；无锡巨富周舜卿同时享有“丝业大王”和“煤铁大王”的美誉，他在出任英资大明洋行的买办之前，也做过这家洋行的跑街兼翻译……
除去跑街之外，银行买办间还需要鉴定买办经手的金银、票据等是否真实的鉴定员，负责银钱票据记账、收授和清算的出纳员等专业人员以及从事现金的搬运、送票、售票、整理书信等杂事的工友。所有买办间雇工的薪水都是由当初招他们的买办负责的，因为他们的失误给银行造成损失的话也由买办来承担，负责一切善后事宜。
因此，银行不能随意干涉或者辞退买办间的任意一名雇员，而雇员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招进来的，多数是买办的亲戚、同乡或者极为信赖的朋友、熟人介绍来的，信用上都不成问题。席正甫就属于最后一类，他是熟人介绍的。舅舅沈二园的面子着实不小，如果没有舅舅的极力推荐，哪怕席正甫的英文说得再流利，恐怕也不会被王槐山一眼就相中的。
今天，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当中，汇丰银行也排在榜首。哪怕是放在整个国际金融界的背景之下，汇丰银行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毫不逊色。从成立至今的100多年里，汇丰银行——这个权力与金钱的“帝国”内不知道发生了几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席正甫祖孙三代在汇丰银行做了55年买办的历史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1866年的这个夏日，席正甫与汇丰银行真正的交集已经开始了。
席正甫在汇丰银行的第一份工作——跑街
当席正甫敲门进来的时候，看到买办间上上下下十几个人正围着两张长方形的桌子忙碌着。只有一个戴瓜皮帽、持旱烟管的中年男子威严地坐在一旁看着，不用问，这就是今天要接见自己的上司、汇丰银行的大买办——王槐山。
虽然席正甫是沈二园极力推荐的，但王槐山还是想考察一下眼前貌不惊人的小伙子是否真如老朋友说的那么优秀。他考察的办法很简单，直接示意一个洋人过来，用英语与席正甫交谈起来。如果是书面考试的话，席正甫或许还有些胆怯，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席正甫的英语口语已经相当不错了。他很大方地同洋人交谈，让根本不懂英语的王槐山也轻易看出来这个小伙子在语言方面确实过关了。这让他的心情大好，随口又问了席正甫几个关于业务方面的问题。席正甫做过几年钱庄伙计又当了几年钱庄老板，他与王槐山的知识面有着不小的重合度，他的回答头头是道，很合王槐山的心意。
就这样，席正甫放弃了钱庄小老板的位置，成为汇丰银行的跑街。
初来乍到，席正甫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无所不能，他需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毕竟中国钱庄与外资银行在业务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自己之前勉强也算得上是吃金融饭的，可是到了汇丰银行，席正甫才发现洋人的饭并不那么容易吃的。尤其是外商银行里的各种职位以及相对应的业务范畴，要比中国的钱庄复杂得多。
在银行当跑街不可能事事顺心，比如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遇上恶劣无常的天气就不用出来跑业务了，可洋人不一样，他们只要业绩，不管天气；再比如刚开始做跑街的时候，会不时遇到洋人们或是老板们的冷嘲热讽，这种心理落差让做了几年老板的席正甫有点不适应。不过这些问题在席正甫眼里都是小事，最令他头疼的，是自己的上司王槐山。
没错，是王槐山把席正甫领进汇丰银行大门的，而且从进入汇丰的那一天起，王槐山待他也很不错，从没有给过他难堪。可是，席正甫知道自己与王槐山的分歧在于两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和世界观，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王槐山属于比较老派的商人，虽说做了十几年的买办，但是西方那一套思想观念对他来说只属于工作时需要考虑的部分，对他本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王槐山虽然挣到了大把银子，但是他从来不肯在上海滩投资，而是统统寄回老家，让家人帮着自己买义庄、买田产。席正甫则不一样，他出身的洞庭席家有着几百年的经商传统，思想和见识比绍兴余姚小门小户出身的王槐山超前得多。席正甫继承了席氏先祖们善于变通的经济头脑，对新事物的接受和适应能力很强。
在做生意方面，席正甫对上司过于保守谨慎、不敢揽下大生意的态度不能苟同。他尤其听不惯的是王槐山经常对身边人唠叨“洋场今虽繁华，但就好比戏文一出，过眼云烟。一曲唱罢，人就散了，长不了啊。”之类的话。对于当时的银行、洋行来说，与朝廷搭上关系、发生关联才是最大的生意。
可王槐山出于保守的习惯，非常不喜欢与朝廷接触，不习惯和清政府的官员打交道，眼瞅着失去了不少做大买卖的机会。席正甫作为王槐山的助理，每次奉上司之命推掉送上门的政府买卖时，都会无比惋惜。
王槐山的志向与常人大不相同，既不敢依赖洋人，也不敢依靠官府。一般来说，做了买办的人天天在外商和华商之间牵线搭桥，无一不盼着双方的合作能够旷日持久。只有这样，自己才能财源广进。可他身在洋人开的银行做大买办，却从来不相信洋人能永远停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他看清政府风雨飘摇，总害怕朝廷有朝一日会“变天”，自己若放款给朝廷的话，一旦收不回来就是巨大的损失。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就在席正甫一心想做成一桩与朝廷有关的大生意时，还真就有了一个好机会送上门来。那是朝廷向汇丰银行提出的“福建海防借款”一案，涉及金额巨大，需要汇丰银行派出得力人手到天津谈判。
原来，当时大清政府的头号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派人到汇丰银行的天津分行去过了。李总督的人突然秘密造访，是为了商量借款的事。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向外商借款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一次又有所不同：第一，来访者是李鸿章的代表，而李鸿章虽然只是直隶省的总督，但谁都不会怀疑他可以代表中央的意志；第二，此次借款涉及的数目特别巨大，以至于天津分行的负责人不敢做主。两个非同寻常的信息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天津分行的大班不敢耽搁，第一时间就汇报给上海分行，并希望上海可以派出得力的人员到天津来协助开展这笔大业务。
如果按照字面分析，天津和上海同为分行，等级应该一致才对，为什么天津分行的负责人要听命于上海方面的大班呢？这就是汇丰银行的特殊性。别看汇丰银行成立于香港，总行也设在香港，但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所以汇丰银行的工作重心也随之倾斜到上海。从汇丰银行的全称也可以看出上海的特殊地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即HSBC。
汇丰银行得到这一消息之后，督促王槐山尽快做出决定，借还是不借，谈还是不谈，都要给出充分的理由。当然了，对于汇丰银行的人来说，想在中国做出一番成绩，想要超过丽如银行、有利银行等比自己先扎下根的同行们，这笔生意非常值得尝试。他们很希望麦克利高薪聘请的这位大买办能给力一些，能主动到天津与清政府代表进行接洽的。
要是按照王槐山一贯的保守作风来看，他是不会接下这档差事的。可是因为这次生意受到总行的关注，王槐山不好再像以前一样直接推辞。他反复思量之后，想到了自己的助手，那个头脑灵活、机智多变又通晓洋文的席正甫。于是，在思索很久之后，他坐着轿子敲响了席正甫家的大门。
当时席正甫工作了一天就要歇息了，忽然听到家人来报说王槐山到访。自己的上司深夜来访，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席正甫忙把王槐山迎进客厅。果然，王槐山进来就一脸凝重的样子，让席正甫也跟着心里一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静待王槐山道出原委，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席正甫一面宽慰王槐山说这件事自己一定竭尽全力处理妥当，心里则像是看到了自己出头之日的曙光一样欣喜不已。他极力劝说王槐山把这个大项目应承下来，还保证如果有必要的话，自己愿意代替王老先生到天津走一趟。
相对于席正甫的积极态度，王槐山的犹豫不决显得让人气闷。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席正甫最终成为上海金融业的核心人物，并带领洞庭东山帮跻身买办圈，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谨小慎微、保守不前的王槐山却在买办命运的紧要关头畏首畏尾，失去了一飞冲天的大好机会。殊不知，正是这次谈判的成功，才为席正甫日后坐上汇丰银行大买办的位子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汇丰银行的惨淡经营
在经过1866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汇丰银行虽然步入正轨，跻身大上海一流的银行之列，快速发展了几年。但是汇丰银行的业务并不是一直都一帆风顺的，有几年做得不好，甚至差点到了赔本赚吆喝的地步。为此银行经理们经常受到股东们的指责，约克多·克雷梭和詹姆斯·格雷格两任总经理都被迫辞职，就连汇丰银行的董事长也在股东大会上承认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这笔借款，1874年的下半年将无半点盈余可言。
热衷大宗投资的首任经理
那是1866年的金融危机过后，汇丰银行因其成立时间最晚、各项业务还未深入展开，故而受到的牵累较小。又因为同行们纷纷倒下，客观上为汇丰银行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同年，汇丰银行最主要的发起人之一宝顺洋行倒闭，虽然对汇丰银行的发展影响很大，但也让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期。经过几年飞速发展之后，汇丰银行在存款、汇兑、印钞、放贷等现代银行的各大基本业务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步入了几乎每个公司都会遇上的“瓶颈期”。创立十年，两任总经理辞职，对汇丰银行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第一任总经理叫维克多·克雷梭。尽管汇丰银行是地地道道的英资银行，维克多·克雷梭却是一名法国人（一说是瑞士人）。汇丰银行成立之前，维克多·克雷梭就已经在中国生活多年，有着充沛的精力和善于冒险的精神。“喜欢冒险”这个评价是后来的汇丰银行最出色的总经理托马斯·杰克逊用来评价维克多·克雷梭的，这个评价很有讲究，既不是贬义，也不能算褒义，只能是一个中性词。因为有些时候，冒险精神是会对你从事的事业充满助力的，有的时候却恰恰相反。
汇丰银行在诞生之初，聘用维克多·克雷梭来担任总经理也许非常合适，因为他的热情和冒险精神可以帮助汇丰这家新生的银行在一个并不太熟悉的东方国度迅速站稳脚跟。尤其是当初英国金融风潮蔓延、宝顺洋行倒闭的时候，是维克多·克雷梭力挽狂澜，带领汇丰银行从恶劣的金融环境中走出一条连续四年盈利的康庄大道。四年的盈利，对于一家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的银行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可是维克多·克雷梭在汇丰的好日子基本上也就是最初的四年。
维克多·克雷梭满含热情来为汇丰银行开创中国市场的时候，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也在物色一位年轻而得力的助手来帮助自己开展工作。1866年，席正甫第一次走进汇丰这座高大的建筑物，而后全身心投入了“跑街”这个很有前途的工作当中。因为身份低微，眼界当然受到局限，席“跑街”只顾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努力，不知道也不关心总行的风云变幻。
当1870年欧洲大陆爆发普法战争的时候，一直畅销不衰的中国生丝和茶叶在欧洲的销路受到的巨大影响。中外贸易几乎停滞，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主要做汇兑业务的汇丰银行。我们再看看维克多·克雷梭这个时候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来帮助汇丰银行渡过危机呢？
事实证明，这位浪漫的法国人对高回报的风险投资的兴趣显然超过了收入相对靠谱的一般投资项目。他对政府发行的公债并无多大兴趣，反倒对一家设在香港的炼糖厂、一家泰国（当时叫暹罗）的制糖公司、一些码头仓库公司以及远在欧洲的一个电报项目兴趣多多。他将自己能够动用的绝大部分的银行资金放款给自己相中的项目，期待丰收的时刻。
可惜维克多·克雷梭的好运气已经到头了，他经手的这些放款无一成功，每一笔都成了收不回来的呆账、坏账。股东们入股汇丰银行是为了让钱生钱，而不是给总经理拿来乱投资的。面对维克多·克雷梭接二连三的投资失误，忍无可忍的汇丰银行董事会希望维克多·克雷梭引咎辞职。就这样，汇丰银行的第一任总经理在1870年黯然离开。
“屋漏偏遭连夜雨”——新任经理无力回天
这一年，席正甫已经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做了四年的跑街，对这个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感悟。每天辅佐王槐山做事，在洋人和中国商人之间周旋，他的眼界逐渐开阔了。可是即便如此，遥远的香港总行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与他无关。“维克多·克雷梭被辞职了？我要不要竞争一下总经理的职位？”这是上海分行的大班麦克利考虑的问题，不是买办间的小跑街应该谈论的话题。麦克利与席正甫的差距不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是所站的高度不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把这句话放到汇丰银行身上就换成了“铁打的汇丰流水的经理”。维克多·克雷梭走后，董事会本来是中意上海分行的大班麦克利来接任总经理一职的。可在升职这件事上，麦克利与他的搭档王槐山比较相似，都不是工作狂，对上升一步不感兴趣。他不喜欢香港的气候，没有赴任。于是，一名叫詹姆斯·格雷格的年轻人来了，他成为汇丰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詹姆斯·格雷格与维克多·克雷梭的相似之处是刚刚上任的两三年都比较幸运，汇丰的营业额逐年递增。可是到了1873年，汇丰银行与上海一起经历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次经济危机不只波及了上海和汇丰银行，这是一场波及了几乎所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专家们甚至不惜动用了“旷日持久”这个词来形容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虽说自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已经见怪不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但是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来说，的确是工业革命以来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法国的股票市场和美国的纽约市国家银行有大量充分的数据可以证明1873年汹涌来袭的经济危机足足延续到了1896年，长达23年之久。
虽然法国和美国距离上海很遥远，但是在世界经济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据相关资料显示，1871年到1873年这两年中，中国的出口额是1.1亿元，这笔资金额度远远超过了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那么中国的物品出口到哪里或者说与中国做贸易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又是谁呢？答案是英国和香港地区。英国再一次面临长时间的经济大萧条，对整个中国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上海的打击有多大，不难想象。没有人能够预知，席正甫将恰恰出现在一个支点上，一个能够撬动汇丰银行命运的支点。
1873年，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任何从事对华贸易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遇到过像最近12个月内在中国和英国这样的不景气。整个市场陷入停滞，像战争一样给对外贸易带来灾难，甚至比灾难还要厉害一些。”[4]在经济“集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汇丰银行迎来了建行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低谷。汇丰银行从1865年成立之初磕磕绊绊地行走了将近十年的旅程，才来到了1874年。期间也有过小小的磨难，但整体来说都是向着健康的方向行进的。这一次不同，汇丰遇上了大麻烦。1874年，汇丰银行的股票由一路看涨忽然跌破发行价，出乎股东们的意料。更惨的是，股东们不但没有见到年终分红，反而贡献出了多年积攒下来的100万元的风险准备金。
此时，汇丰银行正在进行的各种投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机活动，无形的风险对于危机中的银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前面提到维多克·克雷梭时代曾经有过几次错误的投资，几乎使汇丰银行陷入困境。从维多克·克雷梭离开到詹姆斯·格雷格上任的短短几年，这种后遗症是无法完全消除的。经济危机来临之前，绝大多数人都没无法预料，一旦降临的时候，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想要完全恢复生机则如剥茧抽丝一般缓慢。中国有句俗语“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874年8月，汇丰银行的一份股东大会的书面报告显示，由于多种原因的投资失误，银行损失极为严重。报告是这样写的：“由于日本银元便宜，汇丰年初收进了大批银元，期望在五六月间抛出而捞上一大笔，但是日本政府发行大量纸币，使得汇丰梦想破灭——在汇付以高汇率收进的汇票时，亏损巨大——伦敦分行的经理瓦切尔没有得到总行允许，背地里从事西班牙公债和南美铁路的投机买卖，致使汇丰银行损失惨重。”总之，1874年的汇丰银行称得上“屋漏偏遭连夜雨”，亟待一份成功来冲淡多次失败造成的惨淡愁云。
第四节 席正甫的惊天大手笔
汇丰银行面临低谷，谁将会成为汇丰银行的救世主呢？恐怕是传说中的“侠盗罗宾汉”①[5]也没有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的超能力吧？让这群骄傲的英格兰人没想到的是，给汇丰银行带来转机和好运的人竟然是一位中国人，一位还没有正式成为买办的中国人，还没有被银行高层关注过的跑街，他叫席正甫。是他走出来，用极大的智慧和魄力签了一份合同，拉近了汇丰银行和清政府的关系。这之后的十年时间，整个晚清政府的盐税都会跑进汇丰的账户里。
福建海防借款
那是1874年，清政府在镇压天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眼看中法战争爆发在即，本来并不喜欢向外国人开口借钱的李鸿章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在奏请了慈禧太后以后，派自己的亲信天津海关道孙竹堂到上海筹款。李鸿章暗中知会孙竹堂，必要的时候，可以向风头正盛的英资汇丰银行借500万两银子。
这并不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借款。此前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时候，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就曾以“赊价”的名义向英商借款筹集资金来雇募舰船。那次借款的金额不大，合计为127728两白银，用江海关税作为担保，算是开创了中国向外借款的先例。由于涉及金额较少，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这件事后来上报朝廷之后，被高层认可了。李鸿章作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能员干将，当然洞悉此事。
从那以后，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都仿效过吴健彰的方法，让朝廷头痛不已。如果不同意地方向外借款，朝廷实在拿不出银子来。如果同意，又怕更多的地方效尤，这样会有失国体，有损国格。就这样纠结、矛盾时，主持台湾海防的钦差大臣沈葆桢又提出了福建海防借款。
福建海防借款就是为了巩固东南海防，应对一触即发的中法战争。朝廷把这种头疼的事情交给了李鸿章，让他负责具体操作。李鸿章硬着头皮接下来之后，把这个任务辗转交给了孙竹堂。
孙竹堂大名叫孙士达，字竹堂，曾先后在曾国藩、荣禄、李鸿章等清朝重臣手下任职。能与这么多名人同台，可以说孙竹堂是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身参与者并不为过。孙竹堂与普通官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擅长外交和海防，这两项特长让他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除了担任过天津海关道之外，孙竹堂还曾到江南任职，在江苏常熟的天凝寺巷购置过一座占地十余亩的大宅第。另外，孙竹堂生财有道，官场退休之后，对额外“创收”项目也很感兴趣。他曾在常熟的东门大街一口气买下几十幢商铺专门出租，还在乡下买了万亩良田，专意做个富家翁。
这样一个善于经营的得力干将，李鸿章怎能不青眼相看呢？在李鸿章的门生故旧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中，就有表明李鸿章与孙竹堂的书信来往的信函——《复孙竹堂观察》。信函当中，李鸿章没有把孙竹堂当外人，向他阐述了自己的报国之志、救国之道，足见对其信任有加。
奉命到上海筹款，对于孙竹堂来说，既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同时也是巨大的考验。因为他接到的指示是向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白银。这笔款项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是一个巨额数字，汇丰银行大班麦克利出于对买办王槐山的信任，令他负责接洽清政府派来的代表。
跑街席正甫被委以重任
此次谈判对于王槐山来说，成与不成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从未与朝廷打过交道的他心里没底。直接拒绝肯定不行，为此得罪了朝廷的话，自己以后怎么在国内立足？他拿不定主意。毕竟这次借款涉及的金额太大，时间太长，万一英国老板不同意，自己不是很没面子吗？再往后退一步，万一真要收不回来这笔贷款的话，自己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忧心忡忡的王槐山因为此事，差点患上精神分裂症。
因此，王槐山派席正甫出马，他觉得自己没有亲自参与，即便出什么事的话，自己的责任也小一些。实则不然，身为大买办，王槐山所在的银行所有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都与他相关，不会因为是不是直接参与，所担的责任就大或小些。以上不过是王槐山的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如果说借款给麦克利回英国的路费是王槐山生命的第一次转折，让他青云直上，从此走上了买办之路，那么“福建海防借款”对于王槐山来说，就是另一次转折了。只不过这一次的转折是急转直下。没能亲自促成这一借款大事，令他失去了汇丰银行买办的位子，紧接着失意的王槐山回到余姚老家养老，不到三年就因中风而去世了。
同样是这件福建海防借款，对于席正甫来说就大不一样了。他将这次谈判视为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把握住了，就说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以后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一定能走出一条金光大道；败了也无所谓，只是有点对不起王槐山老先生。因为自己作为汇丰银行买办间的雇工，直接受雇于大买办，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并不大。所以汇丰银行想要出气的话，也只能埋怨王槐山所托非理想人选，却不会过分责怪自己办事不利。
不过席正甫对于此次谈判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分析既然本次借款事宜是朝廷主动提出的，那就是说朝廷是有求于汇丰银行的，自己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沟通好汇丰银行与朝廷的关系。他推断朝廷请汇丰银行到天津谈判的焦点不在于借不借款，而是想确定借款的期限和利率问题。想通了关键的一点，席正甫满怀信心，踏上了北上天津的旅程。他不知道，正是这一次谈判的成功奠定了自己日后取代王槐山、成为汇丰银行大买办的基础。
有人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代表朝廷的一方把谈判地点设在了天津而非都城北京。那是因为天津是北洋重臣李鸿章的地盘，而此次“福建台防借款”背后的“主持人”就是李鸿章，所以到天津见面非常有必要。
奔赴天津谈判
到了天津之后，席正甫发现中法战争迫在眉睫了。一旦开战，清政府肯定需要购买大量的军火。可是朝廷没钱，购买军火的款项势必要向外国银行借款。也就是说，不管汇丰银行答不答应，朝廷都会向外商银行开口的。当时中国可不仅有汇丰银行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等也极有可能是清廷为此次谈判准备好的“备胎”。一旦与汇丰银行谈不拢，他们必定会选择别家银行进行合作。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席正甫将要面临的正式谈判的前提。既然如此，席正甫就决定把握好这次机会，既能让朝廷得到想要的借款，又能让汇丰银行赚上一笔，从此搭上政府这条线。
接下来，席正甫要做的就是与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职员们搞好关系。毕竟天津分行的人才是与孙竹堂最早接触的当事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清政府的真实意图了。一轮由浅入深的了解之后，席正甫对此事的眉目基本上已经了然于心了。
席正甫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比照他在上海时对局势的分析，心中更添了几分胜算。
做完这一切准备活动之后，他才同天津分行的洋人大班一起面对孙竹堂，与对方进行了几次试探性质的接触。因为这笔借款牵扯到的款项过于巨大，一点的差错都不允许。汇丰银行和清政府作为谈判双方，谁都不肯轻易让步，不敢轻易承诺什么或者轻易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席正甫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谈判的焦点在于利率。如果能够谈判成功，一定是借款利率符合了双方的心理预期。如果谈判失败，也必定是利率不合适，而非其他的原因。
谈判过程中，席正甫高超的谈判技巧、圆滑的交际手腕以及他开钱庄时积累的丰厚的人脉关系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给李鸿章、孙竹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没有答应孙竹堂提出的500万两银子的全部要求，而是打了个折，同意借给对方200万两银子。200万两并不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随口一说，而是席正甫和汇丰银行的当家人商量之后，做出的比较科学的决定。因为他们推断对方提出500万两也是留有余地的，并非对这笔巨款势在必得。200万两算是居中，两方都好交代。清政府一方能借来上百万两的银子，自然没有异议，汇丰银行也比较满意这个相对保守一点的数额。
席正甫对清政府谈判代表的心理拿捏之准，让后世的金融学家们都感到震惊，感叹他真是天生的谈判专家。
最令汇丰银行方面兴奋的谈判亮点在于席正甫竟然让清政府答应以盐税作担保，还付出了年息8厘的高息，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借款合同。要知道，当时汇丰银行并不是没有向外放过款，但是没有一次的利息能达到年息8厘之高，这个数字比同期外国银行在华放款的平均利率高出了30%。这也可以看出清政府确实国库空虚，走投无路，到了非外国银行借款无以度日的地步。
如果把席正甫极力促成的此次借款看作一次单纯的生意的话，汇丰银行确实从中赚了不少钱。至少十年时间的高利息有中国的盐税作担保是跑不掉的。事实上，福建海防借款的成功带给汇丰的好处远不止经济利益这么简单。它开创了汇丰银行与中国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先河，成为汇丰银行来到中国的第一笔政治借款，其象征意义非同小可。通过此次合作，汇丰银行已凌驾于其他竞争对手之上，成为清政府今后合作的首选银行，让汇丰银行的影响力在中国扩大了数倍。据统计，1874年到1890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共借了26笔外债，金额高达四千多万两白银。其中仅汇丰银行一家就承担了两千八百多万两，超过了政府贷款总额的七成。
将自己所服务的银行从财政窘境中解脱出来，席正甫功不可没。没有他极力促成福建海防借款的话，也许汇丰银行的股东们还要等几年才能让腰包再次鼓起来。此外，席正甫在此次谈判之后名利双收。扬名官场和金融圈自不必说，单是从中赚得的回扣也足以让其他银行的买办们眼红不已。
席正甫华丽转身
汇丰银行能够咸鱼翻身，不是詹姆斯·格雷格的功劳，但因投资失误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却是由他造成的。于是在1876年，董事会集体决定辞退詹姆斯·格雷格，他成为汇丰银行成立十周年之际，第二个“被辞职”的银行总经理。同年，席正甫华丽转身，成为汇丰银行的首席买办。
颇有意思的是，当席正甫正在天津与清政府的官员们为借款成功而举杯同庆的时候，远在上海的王槐山却因为得知席正甫冒险代替银行签下这么一大笔的款项而惴惴不安。两个人的差距如此之大，就算麦克利有心维护王槐山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很显然，年轻而头脑灵活的席正甫比思想保守的王槐山更加适应汇丰银行买办这份工作。虽然买办一职可以“世袭”，可是在守旧老爸的影响下，王槐山的几个儿子都不能担此大任，席正甫取代王槐山的职位任谁来看都是板上钉钉了。
马上就要“年老返乡”的王槐山除了思想比较守旧之外，也是“人老成精”的角色，对人情世故非常在行。当他得知汇丰银行是在象征性地派人征求自己意见的时候，顺势推荐了席正甫。就这样，席正甫因为向清政府借出巨款一事的惊天大手笔而一举成名，不久就顶替了王槐山成为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30年。
席正甫为汇丰服务的30年时间中功劳无数，除了第一笔政治贷款经由他办理之外，他还凭借自己与清政府高官的私交，差点为汇丰银行争取到了垄断统买鸦片的业务。说“差点争取到”是指后来英国人内部意见不统一，而非在席正甫这一环掉了链子。
事情是这样的：1870年年末，海外向中国出口的鸦片数量激增，朝廷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切照旧，交由市场自行其是即可。有人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所有进入中国的鸦片应该由政府出面统一管理。
鸦片贸易毕竟上不得台面，政府就算再腐败也不能允许这个建议。但是因为提建议的人涉及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政府还不能等闲置之。没办法，清末的洋人在中国地位崇高，朝廷大员们商议一番之后，决定顺水推舟，将统一收买鸦片的事务转交给有实力的外资银行来承办。
以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情况来看，就算它允许这种做法，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清政府国库空虚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事在外资银行那里压根儿就不是秘密。汇丰银行打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就认定了中国统买鸦片的差事利润极大，最好自己垄断下来，不让别的外资银行插手。
想要办成这件事，少不了买办席正甫的周旋。1881年12月10日，汇丰大班鲍韦士向李鸿章递交了一篇名为“揽办洋烟垫付银款”的申请，呈文中保证中国在印度所购的洋烟大可交由汇丰全权垫付。当然了，赔本的买卖汇丰是不做的，利息七厘是汇丰垫款的附加条件。此事没有成交不是因为李鸿章不答应，而是英国国内有人反对而作罢。但是如果没有席正甫的关系，李鸿章大可不必理会这篇呈文。
正因为席正甫对汇丰银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19世纪80年代某一任银行大班与席正甫发生冲突时，席正甫竟然拿辞职来威胁对方。汇丰总行权衡利弊之后，认定在中国物色一个称职的买办比在英国招聘一个称职的大班困难得多，因此总行极力挽留席正甫。为了表示诚意，还毫不客气地撤换了与席正甫意见不合的大班。有了这份底气，席正甫不但自己在汇丰做得风生水起，还能把自己的儿孙都拉到汇丰来做买办，祖孙三代为同一家银行服务了55年。
席正甫与王槐山的故事在两个人的身份发生转变之后并没有马上结束，两任汇丰银行买办之间的恩怨纠葛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候，王槐山早已过世半个世纪之久，就连年轻一点的席正甫也已经去世了20多年。会有什么事情再次牵扯到两个人呢？
那是1929年，王槐山的老婆去世了。王家后人在整理王槐山亡妻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特殊的“合同”。说是合同，其实看作借据更为合适。白纸黑字上有王槐山和席正甫两个人的签名，言明1874年某月某日，王槐山曾向席正甫借出两万两白银。不过合同上没写明席正甫应该何时归还这笔银两，而是说席正甫当上买办之后，会定期给王槐山分派红利。可惜王槐山把买办的位子传给席正甫之后就回了老家，三年之后一命呜呼，根本没等到席正甫履行合同的时候。
有人说，席正甫自己也算富甲一方了，用得着向别人借钱吗？这份合同是确有其事还是王槐山的后人杜撰的？根据合同上标注的时间，看来这份合同的真实性八九不离十。因为当时席正甫入主汇丰银行做大买办，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可席正甫当时刚由跑街升任买办，还没有那么多的积蓄，向身家丰厚的老上司借钱非常有可能。王槐山一直很欣赏席正甫的能力，认为他肯定能将买办一职发扬光大。恰好当时又流行买办的担保人可以抽成，即席正甫的买办佣金当中，至少有一两成可以归担保人所有，王槐山答应借款也极有可能。不过时过境迁，在两个当事人都过世多年之后再翻出这么一张借据，就不好说了。
王家人拜托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来调解此事，希望席家后人看在虞洽卿的面子上，代替席正甫归还这两万两白银。平心而论，“子偿父债”天经地义，席家人不该无视这张借据的存在。可当时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懋正在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局长，与宋子文家族关系紧密，王家人本来就谨小慎微，哪怕借据在手也不敢上门讨债。结果，这笔借款也就不了了之。不知道席正甫若在天有灵，会不会原谅儿孙们的这次“赖账”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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