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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狂欢或悲戚——当代文学的现象解析与文化观察

書城自編碼: 226989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评论与鉴赏
作者: 张清华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3314442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3-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43/265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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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张清华先生长年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跟踪批评,是业界卓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家、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文学批评家奖、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等。
2 本书为作者最新文集,内容包括对当代文学各历史阶段个人化的精辟解读,对莫言、余华等重量级作家创作历程的梳理与阐释,对中国小说类型追根溯源的分类缕析,对当下诗坛的多角度认知。为读者展开了中国当代文学气象万千的丰盛图卷。
3 恢弘视野,诗意文字,大气优雅的学术文章。
內容簡介:
本书以多重文化视角,考察了当代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现象。以文化研究、美学探查、精神分析、叙事细读等方式,对世纪之交以来文学的“文化狂欢”现象、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当代文学的价值评估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以词源学和文类史的视野,对当代小说诗学的若干关键词及重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契机,对其作品的内容、文化价值与艺术特点进行了多侧面的分析阐释;对于当代文学的若干历史阶段、红色叙事及文化地理等问题,进行了多维视角的重新审视。
關於作者:
张清华,1963年10月生,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四百余篇,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境外谈文》、《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猜测上帝的诗学》、《穿越尘埃与冰雪》等著作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集《海德堡笔记》、《隐秘的狂欢》等。曾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文学批评家奖、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等。曾先后应邀讲学于德国海德堡大学(2000—2001)、瑞士苏黎世大学(2006)、新加坡新跃大学(2007)等。
目錄
第一辑 新世纪文学观察
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喜剧趣味与混乱美学
——一个宏观的文化考察
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
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当代经验
持续狂欢 伦理震荡 中产趣味
——对新世纪诗歌状况的一个简略考察
比较劣势与美学困境
——关于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经验
“中国经验”的道德悲剧与文学宿命
——在杭州师范大学的演讲
第二辑 小说诗学简编
寓言
——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一
虚构 元虚构
——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二
传奇
——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三
成长 “类成长小说”
——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四
“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2008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
戏剧的凸显或形式的诞生
——《兄弟》及余华小说中的叙事诗学问题
第三辑 看莫言的几个侧面
介入、见证、一路同行
——莫言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变革
诺奖之于莫言,莫言之于中国当代文学
莫言的吊诡与狂狷
应该在鲁迅与五四文学以来的谱系中认识莫言
——答《新华月报》记者问
第四辑 历史的回返
重审“80年代文学”:
一个宏观的文学史考察
重审“90年代文学”:
一个文学史视角的考察
探查“潜结构”:
三个红色文本的精神分析
论红色叙事的传统要素
——以两个传奇模型为例
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
——从文化地理观察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视角
內容試閱
应该在鲁迅与五四文学以来的谱系中认识莫言
——答《新华月报》记者问
“孩子向前跑了。有跑的动作,没有跑的速度,两只细胳膊使劲甩动着,像谷地里被风吹动着的稻草人。” “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这是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塑造的一个整日不说一句话,名字叫作“黑孩”的经典的孤独形象,据说这一形象的塑造与莫言自己同样孤独的童年有关。之后,这具有生命与岁月特质的孤独,使莫言创作出了一个个更加丰富的文学形象,创造出一个汪洋恣肆的文学世界。山东的“高密东北乡”,也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他法小镇”一样愈来愈为世界所知。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和他曾赖以存身并使其写出几百万字的文字世界,立刻被人们以高密度的方式高速传播。一个星期左右,莫言旧居里的红萝卜和树苗等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洗劫一空,甚至连一个多年前被无意注册的和莫言无关的商标——“莫言醉”,也被炒到比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还要高的数额。
“十年前在课堂上经常讲到莫言的作品,讲着讲着讲兴奋了,脱口而出。”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清华教授堪称莫言研究专家,十年前曾在讲述莫言作品的课堂上预言“莫言很有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张清华教授当年的学生们纷纷打电话、发短信表示祝贺,而他则把第二天的文学课临时改为莫言作品专题,“讲了一天的莫言”。自1993年起,张清华发表有关莫言作品的评论和对话达十多万字。近年,张清华教授一直提议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把莫言请进北京师范大学,说“如果不赶紧请进来,瑞典文学院哪天忽然宣布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请就来不及了”。
张清华强调,讲解和理解莫言的正确的方式,是把莫言放在从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所创造的“文学谱系”中来讨论,如此才会得出有历史感的认识。
有责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讲解莫言
新华月报:十年前您曾说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佳人选之一,您成功预言莫言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学依据是什么?
张清华:十年前在课堂上经常讲到莫言的作品,讲着讲着讲兴奋了,脱口而出。因为最近经常把这十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加以对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高行健能够得奖,像莫言、余华这样的作家就更应该得奖。大江健三郎的东西我也看过不少,我也觉得大江的写作所表现的人性深度是耸人和深刻的,但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不光“人性深度”深,而且“历史深度”表现得更明显。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民族现代以来的重要的公共经验和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得到了有力的呈现。总的来讲,莫言的小说,所呈现的历史、传统、民间文化以及思想的庞大信息,还有艺术上的难度系数,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优秀作家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诺奖评委主席特别提到莫言作品里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指的拉美的,而是独属于莫言的。莫言式的魔幻实际上具有很强、很鲜明的民族性,他可以说为世界文学贡献了独特的东西。早在十几年前,我确实在这些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那时年轻,胆子大,敢乱说,所以说了也就说了,而且在课堂上经常说。很多老学生至今记忆犹新,来电话或者短信祝贺我,说我的预言实现了。我也曾经从引进人才这个角度跟我们学校的领导们谈起过,我们学校应该“养”几个作家,我说莫言是首屈一指应该引进的作家,因为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要得诺奖的。这些话都公开在学校里说过。总之,我个人对莫言的获奖,是觉得在情理之中,虽然有一点点“意料之外”——因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常常是有“悲情”思想的,总觉得尽管我们够了,我们也很想得,但是可能人家不会如此痛快和及时地给我们。中国人下意识里总觉得这个奖不可能来得太快,虽然我们希望它尽快地到来。
新华月报: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据说第二天您在北师大文学课堂上临时改换主题,讲了一天莫言的作品,主要给学生讲了哪些文本信息?
张清华:我平时讲课的内容就有莫言。其实当时也是进了课堂之后忽然想起来的,觉得不应该仅仅谈一下莫言获奖这件事,还要把后面要讲的莫言作品的内容提上来。我是11号晚上得到的消息,接着就电话不断,一直到深夜12点以后还有好友来电,诉说激动的心情。我第二天上午刚好有本科的课,下午有研究生的课。早上到了课堂,本来是准备讲一下莫言获奖的感想,头天深夜还专门做了一个“PPT”,关于莫言获奖的一些影像,但是我讲完那些感想以后,突然就决定要讲一下莫言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我非常熟悉,就在课堂上细读了他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下午研究生的课上,则集中讲了一下莫言的整体风格和长篇写作的一些特点。这是很正常的反应,莫言本来就是当代作家中重要的一个,他得奖以后就意味着他作品的“经典化”程度会得到空前的加强,因此我们有责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讲解莫言。“经典化”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它也是一种选择和放大,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因此进入了伟大作家的谱系了,不管你承认与否,这都很难改变了。
新华月报:您跟莫言有哪些文学方面的交往?
张清华:“交往”就不太好说了——要避免“攀结富贵”的嫌疑。不过,我跟他确有过一个很长的对话,收在我的一本叫作《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的书里,有将近两万字,主要是谈对莫言作品的理解,对小说本身一些艺术因素方面的认识,以及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我写过将近3万字的一篇论莫言的文章——《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还有另外三四篇关于莫言的文章:1993年发表的一篇《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中,我就讨论过他小说中的传统因素,这已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另一篇《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也是一篇长文;还有一篇《〈红高粱家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是专门谈《红高粱家族》对于80年代文学的推动意义的;另外,在我的另一本书《境外谈文》中,还专门论述过“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这些大块文章加起来有十几万字。另外还有一些短论和作品解析等文字。2000年,莫言在台湾“两岸作家大会”上的一个演讲,叫《我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便摘引了我在《钟山》上发表的一篇很长的文章——《10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其中有三四千字讨论了他和《丰乳肥臀》。在那次会上,他即摘引了我这篇文章写他的那一部分,还戏谑地说“既然张清华把我放到他的文章里讨论没有跟我商量,那么我抄他的这些话也就不商量了”。
乡村经验是莫言与生俱来的基本经验
新华月报:在评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时,您描述它是一部使莫言从一个民间歌手变成一个现代作家的“点石成金”的作品,其实他的其他作品普遍存在这种效果,您觉得是什么使莫言具有了这种“点石成金”的能力?
张清华: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一是重新认知本土文化,“寻根文学”即是一个标志;再一个,是通过拉美作家的成功看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路径。在那个年代最核心的思想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思想成为作家写作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引领,这使得作家获得了对于民间文化和中国历史,包括当代历史的认知和反思能力。早期的莫言小说,侧重于表现他的童年记忆、原始乡村与自然的浪漫和美丽,这些作品从整体上还看不到作家对于历史的那种批判性认知。而在《红高粱家族》里面,首次出现了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以及对于当代历史的一种批判。它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第一部“反进化论叙事”的小说,就是从“爷爷”到“父亲”到“我”,不是一个“进化”的谱系,而是一个颓败和蜕变的“降幂排列”的关系,这就给当代小说注入了一种极大的叛逆性,以及思想动力,还有艺术格局的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说他是“点石成金”。
新华月报:莫言的作品具有浓郁、纯粹的乡土性,但莫言对其进行语言表达时却十分生猛和先锋,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怎样看待其作品里乡土性和先锋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主客体关系?
张清华:他的乡村经验是骨子里的,而他的童年经验和乡村经验是生长在一起的,这是莫言与生俱来的基本经验,也是本身最具有“文学性”的元素。或者说,它是莫言小说文学性的一个基本载体。这是他的作品世界之所以带有野蛮的、原始的、混沌的、庞然大物式的、泥沙俱下的、江河横溢的、莽莽苍苍的、生机勃勃的属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另外,是莫言所获得的后天的认知高度。后天的认知高度,我认为最核心的是他的“生命哲学”与“人类学视野”。之前作家的认知能力,仅限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范畴,人是分为“好”与“坏”的,历史是有“进步”和“倒退”的,文学本身是有“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立的??以往的作家都是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里生成他的价值与诗意,这种诗意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局限的思维方式,有时是比较呆板、僵化和无趣的。但是莫言却大胆地超越了社会学与伦理学的界限,用生命哲学和人类学的眼光,来打量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来还原作为生命、个体、有血有肉的生存者的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全部属性,都生发出让我们全身心感动的一种蓬勃的天然的诗意。莫言的小说为什么让当代文学为之一变,让读者为之耳目一新,而且真正呈现出了属于文学的诗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他的生命哲学和他的原始乡村和童年经验融为一体,形成了他作品的生机勃勃的面貌和风格。
新华月报:莫言的很多作品一上来就能立刻进入表达的高速通道,把内容、语言、结构等文学元素和个体生命体验结合和表达得浑然一体而又淋漓尽致,您怎么看莫言的这种文学加速度式的表达能力?
张清华:这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戏剧性”的天才。一个作家有没有戏剧性的才华,是决定他能否构建出伟大的叙事格局,构建出荡人心魄、引人入胜的故事的一个基本条件。莫言的戏剧性能力很强,他的作品总是有特别集中、紧张的人物关系及矛盾冲突,这使他进入叙述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进入之后,整个故事始终处于紧张、饱和的状态。二是他的“语势”是特别充沛的,我把他的叙事叫作“饱和性的叙事”,极端饱和而且不加节制,这正是他的一种特色。如果过于节制、精致就不是莫言了。他所具有的是一种包含了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的,灵敏而未加修饰的感觉,这种灵敏的感觉特别迅猛、饱满、丰富、多样,所形成的信息流、语言流就特别充沛,所以他的“叙述动力”很强。首先是故事悬念和戏剧性的结构所带来的势能,其次是他的语言和感觉带来的强烈势能,使他的整个故事推进具有荡涤、冲击心灵的酣畅、激情澎湃的速度和力量,这就是他的风格之所在。一旦加以“节制”就不是莫言了——《蛙》就比较节制,但是《蛙》就不是莫言特别成功的有代表性的作品;《生死疲劳》中叙述的洪流,加上华丽的技术性的东西,《檀香刑》、《丰乳肥臀》中叙述的激情和戏剧性的紧张,都是莫言的典型风格。《丰乳肥臀》是迄今为止,我认为莫言最伟大的一部作品,那种历史的波澜壮阔和叙述的激情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新华月报:莫言作品有着丰富奇特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给人一种意料不到的动感,但其作品的选材和结构,却往往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特点,使其直接指向一以贯之的人性、社会、历史等维度,您觉得这种动静分明的表达从文学原理上来说,莫言想指向怎样的表达效果?
张清华:莫言善于寻找一种叙事的“壳”。这个“壳”在《生死疲劳》里面所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中国式的文化经验,即人们所相信的佛学里的一个轮回说——“六道轮回”。借了这样一个文化经验的“壳”,确实构成了“稳定的结构”,这种东西本身具有“塑形”的力量,借用它来控制“叙事的洪流”,就达到一个效果:内在的创造激情和外在的文化经验使他的塑形达到一个非常有机和美妙的平衡状态,既有利于传达他创作的才能和内在饱满的情感,同时又能在表达的时候获得一个公共性、经验化的叙事载体。这就是他的一个高明之处。比如《檀香刑》,他结合了高密东北乡流行的一种民间戏曲——“茂腔”,借助这个“壳”,他所传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民间文化本身的诸种特性。一个是审美的,就是说我们的民间文化虽然是粗糙的,但它也是审美的,贫瘠的乡野也有它的艺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内在结构性的特点。在世界已经进入了火车、铁路、蒸汽机的文明时代时,我们的民族还唱着小曲,唱着茂腔,行走在自己古老的田野上,这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照。还有一个,比如他在整体上采取了“凤头”、 “猪肚”和“豹尾”这种叙事的格局。“凤头”和“豹尾”部分都属于“戏剧独白”的叙事,就是每个人物都用自己的口,用角色化的语言来完成内心化的故事讲叙,但是它又要高度戏剧化,它既是高度内心化又是高度戏剧化,这是非常难的。中间“猪肚”这部分,是作家的角色在叙述。这样的一个“叙述体”也是得自传统的一个“壳”。
这种结构形式,使得他的叙事和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作家使自己的个人叙事“公共化”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有的作家,其所有的创作,其实就其奥秘而言都是这样的。《红楼梦》其实就是曹雪芹把他的个人经历通过一种中国式的家族叙事讲述出来,显现一个“长恨歌”式的由盛而衰的、充满“春梦”般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把一种个体记忆、个人记忆,变成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经验。所以它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也就是说,个人性如何通向公共性?必须借助一个民族文化经验中的“壳”。这些是莫言所擅长的。
整个当代文学思潮和运动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体现者
新华月报:莫言作品对于民间哲学和乡村伦理的运用可谓烂熟于心,请谈一下乡村元素及农业文明元素对莫言作品的影响。
张清华:莫言迄今为止全部的文学想象的基本载体是“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的基本载体是自然世界和农业世界。农业世界其实就是人类进入文明以后唯一的自然世界,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原始的自然了,我们所拥有的自然只剩下农业自然。农业自然是人类文明和大自然保持的一种共生关系,它不是对立关系。而工业文明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开一个矿,搞一个化工厂,对地球是有化学性的破坏的。农业时代对于自然没有这种破坏,可以周而复始,种庄稼不会毁坏土地,锄地以及在土地上生存,不会污染这块土地,即便是把粪便拉在大地上,它也不会“污染”大地,这就是说农业自然本身的诗意是“自足”的。人类现在所有的“怀乡病”,所有“文明的怀乡病”,其疗愈的希望都是寄托于乡土自然、农业自然。莫言小说全部诗意的根基来自这里。
新华月报:乡村经验在文学的普遍意义上具有怎样的文学价值?
张清华:乡村经验、乡村社会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文学温床,或者说是一个母体。迄今为止,最成熟的文学叙事,都是关于农业文明的。从鲁迅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到沈从文,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乡土作家赵树理、孙犁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诗意的作家,包括莫言、张炜、张承志、贾平凹、阎连科等,甚至像韩少功、李锐这样的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身份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农业自然作为核心场域的。迄今为止最成熟的叙事样态,就是这种乡村叙事。莫言给乡村叙事带来的是,他超越了历史进步论,超越了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价值范畴,恢复了乡村的原始诗意,而且在原始诗意上又增加了哲学性的东西,比如说海德格尔式的关于“大地”的基本想象或者基本概念。他还原了乡村和土地意义上的自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终极的“存在”意义上的哲学的自然,这是莫言的一大贡献。他的红高粱大地既是原始意义上的大地,又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大地。这是莫言的才华高于同时代某些作家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新华月报:与当下普遍的文学表达相比,莫言的表达有一种反方向性,不和文学潮流一个方向,比如现在的文学表达追求一种形式感、形制化,甚至是西方的表达样式或以文害意的过度雕饰,但是他是反方向的,他回到自己的个人经验作简约化处理,好像跟这个时代的整体表达不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清华:不能简单地说他是“赶潮流”的或“反潮流”的,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和整个时代的文明思潮、文化思潮有一种“间离”而又“共生”的关系。比如他的《红高粱家族》,就没有赶上1985年的寻根思潮,它们是1986年陆续发表的,可是它又是寻根文学真正的总结性的成果,或者说是它使得那些概念性的寻根文学作品获得了一个具有更多文学性的成果。很多作家的寻根小说常常观念大于形象,思想大于作品,但在莫言的小说里面,形象和思想达到了一种饱和性的统一。这是说莫言和整个时代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同步的,他有自己的游离性,但是他却真正体现了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实绩。20世纪90年代,当新历史小说、先锋文学显得有点式微的时候,他推出了《丰乳肥臀》,稍后又在世纪之初推出了《檀香刑》,这两部小说在我看来都是新历史小说的总结性成果。他稍慢了半拍,但这没关系。这些作品的诞生,你可以看到文学生产和文化思潮、文学运动之间某种“不平衡性”,或者微妙的一种间离性。总的来讲,莫言还是整个当代文学思潮和运动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体现者。
新华月报:是不是可以说莫言的这些个性吸引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张清华:莫言受到诺奖评委的青睐,我猜想有如下原因。第一,他作品中丰富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民间文化、土地文化、农业文化的含量。就这一点来讲,他特别符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条规则。莫言的小说无比生动和丰富地传达了我们这个农业民族的历史、记忆、伤痛与创伤,使他成为可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作家。第二,他的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现在有种观点,就是把现代文学看成优越的文学,而把当代文学看成卑微的、粗鄙的文学,这种看法我觉得是非常幼稚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谱系。从鲁迅和五四文学运动的伟大传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和文学解放,这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是20世纪汉语新文学运动的两个波澜。莫言和一批当代优秀作家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同样充满了批判性。莫言的每部小说中几乎都充盈着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对农民文化的分析性认知,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忧患,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生动体现。《红高粱家族》是反思现代文明的。《丰乳丰臀》是反思整个20世纪历史的,它书写了外部社会与政治力量之间的争斗最终对民间世界的侵犯和摧毁,这不就是人文主义的书写吗?《檀香刑》更是一部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的作品,它讨论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集体合谋演出了一场“围观”与杀戮的喜剧与悲剧的,这里面的围观主题、嗜血主题,不都是鲁迅式主题的光大和延续吗?《生死疲劳》是对当代历史中农民这个最大的人群,在历次政治风潮、政治运动中“被折腾”的历史的书写??你说莫言哪一点没有传承鲁迅和五四文学的伟大传统?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普世性价值所在,他的人文主义精神显然是一种普世价值的体现,这是他能获得西方读者和知识界认可的一个原因。第三,就是他在文体方面卓越的创造力。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文体。这就是他获得承认,得到诺奖桂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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