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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77—1979珍贵的文化遗存 作家、作品、出版的历史遗照
冯骥才三十年的情愫，激情地抒写那个时代的场景、气息、激情、渴望、追求、思想、勇气、真诚与纯粹。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建社六十多年，所在地朝内大街166号这座中国文学标志性建筑大楼即将拆除，这里见证了中国新文学及出版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作家编辑的记忆。我社曾经出版过《朝内大街166号——与灵魂相遇》，主要记述人文社老一辈编辑的在复杂的政治和文学的风云变化中的个人的人生起伏，获得了很多读者的高度评价，此书不断再版。本书是作家冯骥才从作家的角度讲述历史节点上的文学出版生态，其中的人与事令人感慨，也少有人记述。本书是为这座即将消失的大楼树立的另一座碑，一份珍贵的遗存。在今天阅读市场如此变化的情况下出版本书，不光是对过去文学的一份纪念，也是对图书出版，以及那个时候的编辑和作者的情谊的一份纪念。
本部作品以回忆的方式，详细记录作者在朝内大街166号两年的生活，也兼及了当时文坛的很多重大事件。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因为作者目前的身份和即将拆的大楼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以及现在对图书阅读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使这部作品有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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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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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汛：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记录作者1977-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的人和事。书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见证。在那个年代，这些记忆一如江河早春的凌汛，带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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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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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五十余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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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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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借调式写作
二、一屋子作家
三、后楼的生活
四、一个诗人的自我拷问震动了我
五、搁浅
六、"冯骥才是反革命了！"
七、坚硬的冰面在头顶上裂开
八、凶猛的凌汛
九、文代会后离开了朝内大街
十、又短又长的尾声
附件：
1．《祝红灯》·韦君宜
2．冯骥才与严文井的通信
3．《关于短篇小说雕花烟斗的一封信》·屠岸
4.《记韦君宜》·冯骥才
5.《风景里的山峰》·冯骥才
6. 冯骥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发表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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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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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一直是充满争议的。尤其是初期，至少一半有影响的作品都进入争鸣作品的名单。那时文坛有一个奇怪的词汇叫“突破禁区”。常说某某作品突破禁区。因为在“文革”写悲剧、写爱情、写性、写人性、写中间人物、写污点军人、写污点领导等等都在被禁之列。在今天看来几乎荒唐乃至荒诞的事，那时却壁垒森严，必须顶着炮火去爆破，炸药包就是作品。尽管三中全会已经全面否定“文革”，极左思潮还像倒春寒一样时时要把已经开冻的江面重新冻上。文学的会议往往陷入意识形态的博弈。冯牧和陈荒煤被一些死硬和僵化的人物视做右派的首领。历史证明，他们确实是走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往往我跑去参加某个会议，实际上是想听听冯牧或荒煤又抛出什么破冰的话语。冯牧是被年轻作家围着的人物，他敢为一些好作品仗义执言。他本人是散文家，同时在文艺界位居高官，是中国作协的书记，知情于政坛，在意识形态斗争犹然凶险又敏感的漩涡里，他担心一些冲得太猛又富于才气的年轻作家受到伤害，担心某件事处理不当而成为极左思潮反扑的话柄而扰了大局，所以他总是忧虑重重紧锁眉头，难得一笑。我最早见到他是在1978年中越战争刚刚结束时云南的开远。我和画家刘勃舒等几个年轻人在一个军队营地的食堂里，看见一个壮年人在竹林间的草地低着头踽踽独步。我们之中有人认得他，我只在人文社的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听他在台上讲话，我们过去和他打招呼，他一抬头，一脸忧郁，这忧郁的形象如同定格一样成为我对他的“永远的印象”。他和我们简单说几句，看我一眼说：“你个子太高，别往边境上跑，那边还会有冷枪。”大家都笑了，他脸上还是没笑容。看上去他挺不好接近的，其实不然。这年深秋《文艺报》在新侨饭店召集会议，会场不大人却很多，冯牧一脸严肃走进来。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他在上海开会时，拿到了刚出版的《收获》，晚间在宾馆里读了我的中篇小说《啊！》，受到震动。他说这是近期“文革”题材作品中相当深刻的一部。他还分析了我写的那个内心残忍、善于心理讹诈的人物贾大真，然后他略沉思一下，话锋一转说：“如果小说再有一个与贾大真对抗的正义的人物，就会更有思想高度。”散了会，乘电梯下楼的时候，评论家阎纲说：“冯牧同志的意见你不必听。‘文革’中能有和贾大真这种人作对的人吗？如果加上一个正面人物，小说悲剧的力量就全完了。”电梯里还有别人说：“生活的真实性也完了。”我当然认为阎纲的意见对，冯牧的意见荒谬。但冯牧是懂文学的，他深知心灵的虐杀才是“文革”反人性的本质，才是小说致力挖掘的；但他身在官场，更知道我这部小说以整人的人为主角是犯忌的。所以他在表示赞成这部小说的同时，必须把另一面的话也说到了。后来全国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最初有人提出将《啊！》列为一等奖，冯牧说：“还是放在二等奖中间的位置吧，因为领导可能要翻翻看一下，只会翻一等奖的，不会翻二等奖的看，不惹眼才保险。”这样《啊！》获了二等奖。我却从中看到冯牧的用心、苦心、处境的艰难和他的文学立场。 曾见有人著文，批评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政治太多。我看了觉得可笑。我想这一定是“非‘文革’经历者”的价值判断。哪里是文学政治多，而是生活充满了政治。“二战”后德国最初几年的“废墟文学”不也全部充满政治吗？像伊特·艾希的《盘点》、博歇尔特的《面包》和《大门之外》、伯尔的《无主之家》、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等。从大灾难后荒芜的文坛滋生出的文学，必然带着一代人的心灵的伤痕与阴影。从灾难逃生的人，最先一定是控诉苦难与谴责罪恶，而且只有身处那时代的人才知道拿起笔时，笔管里装满了什么，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内心勇气。在那个媒体相对受约束的时代，文学选择站在生活真实和时代前沿的位置。为此，文学从来没有过如此广阔和巨大的读者群，从来没有与读者出现过如此强烈的碰撞。记得当时我和一位作家交谈作品的读者效应时，都感受到一个细节常令我们感动不已——就是一些读者的信打开时会发出沙沙声；因为读者是流着泪写的，泪滴纸上，写好折上时，纸有点黏，所以揭开时发出这轻微的、令人深深感动的声音。1979年8月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说：“作家有责任诘问社会与生活，代言于人民。”也许以今天的文学观来看，会认为这种写作是非文学的——其实是非纯文学的。但各个时代彼此不同，当底层小百姓无法表诉他们心灵的苦难时，有些作家必然会以笔为其代言。再说，文学的功能多种多样，对文学功能的选择听凭作家自己的，这样才会有各样不同的作品。比如1978年获奖的短篇小说中，卢新华的《伤痕》和贾平凹的《满月儿》就如枪筒与竹笛，相去千里。当然，我们的“伤痕文学”与德国战后的“废墟文学”一样，真实又粗糙，内容大于艺术。那一代作家都是刚刚度过文化空白的“文革”，没有写作准备，所表现出的先天不足势所必然；当时文学包括社会的语言环境都苍白又僵硬，怎么会去讲究文本的创造与文字的精致？然而，它却真实地记录下人们的心灵，以及时代的气息和特有的文学精神，它像历史的任何一步，都是不可复制的。但历史不走出那一步，就不会有下面的一步。它对当时正在覆灭的“文革”起着摧枯拉朽的作用。 这一时期，我给自己的硬任务是尽快将《神灯前传》整理出来，特别是《铺花的歧路》发表后，我已进入“伤痕文学”的大江大河，不会再返回历史长篇的写作中。尽管由于思想的解放，《神灯》的写作与《义和拳》已有天壤之别；尽管我至今还对那个混乱、焦灼又诡秘的时代，诞生出一批顶着神佛的名义毅然站出来保家卫国的津门老少男女，心怀敬重和神往；尽管那些少女组织红灯照、寡妇的蓝灯照、中年孀妇的黑灯照和老年女子的沙锅照，至今还是谜团。但我必需先把她们放在一边，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类似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宏大的构想，叫做《非常时代》。“文革”生活和当时的“秘密写作”留下的那些积累是我十分雄厚的写作资本。1979年我总是在京津之间来来往往，人文社后楼有我固定的床位，我只要走进朝内大街166号大门，就像回到我的另一个“窝儿”——精神的巢。天津的文艺创评室反而很少去。我把《神灯前传》的书稿整理好交上去，邢菁子、李景峰和韦君宜三审都看过，都说比《义和拳》强太多，我便大着胆子请韦君宜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真实的想法是作为一个纪念，纪念她恩师一般扶持我，母亲一般关爱我，也纪念我对她的敬重。她答应了，写了一篇短序《祝红灯》，文章很质朴又真切，她没怎么夸赞我，我却从中感受到她对我的爱惜。这期间，我还写了几部中短篇小说。有的短篇如《雕花烟斗》是在人文社写的，发表在人文社当时创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上。《当代》的名字起得颇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而且很快与《收获》、《十月》、《花城》并列为最具影响的四大文学刊物。《雕花烟斗》刊出后，编辑部一位副主任、诗人屠岸给我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他所写的关于《雕花烟斗》的评论。他喜欢这篇小说，可能因为小说更接近这位诗人唯美的气质。屠岸是人文社里离我较“远”的一位。他儒雅、平和、低调，有一点孤独感。我在社里两年从未与他说过话，只是一天晚上我正在伏案写作，忽听楼里有人叫我帮忙，说屠岸在办公室病倒，要马上送医院，我跑到他办公室，见他面色苍白，冒汗，表情很痛苦，我上去将他背在背上，那时我年轻有劲，一直跑下楼把他放在车上。他又凉又湿的头靠在我脖子上。我读着他的评论，心想就这一位与我似乎较陌生的前辈对我的写作竟如此关切用心，我和人文社的关系已非语言可以尽述了。那个非凡的时代，那些人，那些生活和真情与激情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幸好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一直保存在怀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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