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one of those sober and rather melancholy days,in the part of Autumn,when the shadows of morning and evening almost mingle together,and throw a gloom over the decline of the year.I passed several hours in rambling about Westminster Abbey.There was congenial to the season in the mournful magnificence of the old pile;and,as I passed its threshold,seemed like stepping back into the regions of antiquity,and losing myself among the shades of former ages.
在他笔下幻化为：“时方晚秋，气象肃穆，略带忧郁，早晨的阴影和黄昏的阴影，几乎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别。岁将云暮，终日昏暗，我就在这么一天，到西敏寺去散步了几个钟头。古寺巍巍，森森然似有鬼气，和阴沉的季候正好调和；我跨进大厅，觉得自己已经置身远古，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译文之美，令人击节。
其英语著作中最有名的是Gate of Darkness（《黑暗的闸门》），书很薄，然而，仅仅是这小部头作品，就足以令人心折。藉此，他将普实克的历史意识和夏志清的文学判断融会贯通，打通传记、历史和批评，自创“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一路。夏以鲁迅作品中的“背着因袭的重负，肩住黑暗的闸门”为据，发现了鲁迅内心的黑暗面。他写道：“鲁迅的黑暗的闸门的重量，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灵。”只有不安的心灵才能敏感地体察他人内心的不安，夏济安正因此洞悉了鲁迅和阿诺德的暗角，开出了一片天地。其弟子、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说： “（夏济安）对鲁迅形象作了极为精彩的刻画。这种鲁迅形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整个的鲁迅研究……我怎么才能写得像夏济安先生那么好？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刻画鲁迅形象呢？经过了差不多十年的焦虑，我最终放弃了任何想超过先生的念头，而乖乖地一心一意效法了先生。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对鲁迅散文诗所作的敏锐分析。”“相隔近四十年，我刚刚重读他的《关于左翼文学运动一书的序稿》，再次被深深地感动。”有人赞言：“夏济安所理想的中国新文学永远摆在我们所追求的那一端；论文采，五四以来用白话文写批评和翻译的，没有多少人可以赶上他。”
然在夏心目中，这一切只不过是练笔；真正目的，尚在于积攒素材、修炼功力，创作第一流的英文长篇以博取国际声誉。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野心勃勃的夏济安即立志以抗战时的四川为背景，写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名为Country for Vegetation（《植物之乡》）。他屡屡在日记中表示，要“悬梁刺股的大发奋，努力替自己造地位”、“我现在顶大的Passion是要发财”、“只要用功写作，名利之取得，真是反掌事耳”。但他只写完了第一章，即放弃了。他并未就此罢休。一九五五年，夏济安完成英文短篇小说《传宗接代》，投往美国《宗派杂志》，获名批评家赖富激赏，发为秋季号头条。经几十年之积淀，其才气、学识、阅历、功力，均日臻圆熟，其“长篇梦”也指日可待。他已完全有望取代林语堂等成为华人英文长篇创作之魁首。然而，这一宏愿，却因他英年早逝，随风而去。他的数篇英文短篇，显然不足以让其在西方文坛成家立派。藉此，他只能被称为“有国际声誉、英文写得漂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而已（夏志清语）。这成为他最大的遗憾。
夏的本行是英美文学，但他更大的成就不在英美文学，而在中国文学。他本不屑于以中文作品成名，日后却主要以此扬名于世（包括其日记）。他真正倾力于中文的时间很短，作品也不甚多，然而，他正是在短期内以有限的作品奠定了迄难撼动的地位。其审美眼光和批评水准已足以傲视群侪，彰显出纵贯东西的学识和宽广深邃的视野。因此，他与胞弟夏志清一道被西方汉学界公认为研治中国文学的大家，他们开创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夏氏兄弟范式”。
夏济安的文学理念与趣味十分清晰。在他看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历史承担的“纯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何谓“纯文学”的标准？简言之，即衡量文学只能用文学本身的评判标准（语言是否精练、技巧是否娴熟、意向是否丰富、结构是否巧妙、观察是否深刻等），而不能用思想意义、政治目的等一切非文学的外在标准。即如艾略特所言：“文艺作品的伟大,是不能单凭文艺本身的标准来判断的。”“不过我们必须记得：一部作品是否够得上称为文学，只有凭文艺的标准才可决定。”夏反对文学由于服从（拿文学来做宣传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导致的简单化、模式化、理想化。他说：“小说家究竟不是思想家。他的可贵之处，不一定是揭示什么新思想，也不一定是重新标榜某种旧思想，他所要表现的是：人在两种或多种人生理想面前，不能取得协调的苦闷，直截了当地把真理提出来，总不如把追求真理的艰苦挣扎的过程写下来那样有意思和易于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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