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绝望说话（美国畅销作家代表作，全球热卖疗伤小说凤凰阿歇特出品）》 - [美]道格拉斯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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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如果绝望说话（美国畅销作家代表作，全球热卖疗伤小说凤凰阿歇特出品）

書城自編碼： 215386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小說→社会
作者： [美]道格拉斯
國際書號(ISBN)： 9787544744522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3-11-01
版次： 1
頁數/字數： /310000

售價：HK$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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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挣脱令人窒息的绝望
我究竟要逃多远？
绝望是为了与生活擦肩而过
还是为了沉溺其中而毫无知觉

內容簡介：

在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简·霍华德宣告：“我永远不会结婚，也永远不要小孩。”
自那天开始，她的人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一去不回，家庭破碎；第一次深爱的男人意外身亡；被父亲欺骗丢掉工作；男友背叛，甩给她巨额债务；孩子幼年夭折……
她遭遇了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最悲哀的事情，每一次想抓住生命，却总被命运远远甩在身后。
她渐渐发现：生活是个深奥的概率问题。伤疤可以掩饰，但创伤不可能完全愈合，世界仿佛成了新的绝望之处。
而被绝望逼到无处可逃时，却因拯救别人而获得重生。
要知道，世界上所有坚不可摧的悲伤，只是打击你的一次机会。生活，即使是处在痛苦的巅峰上，离希望也不过只有几步之遥。

關於作者：

道格拉斯·肯尼迪
Douglas Kennedy
美国知名国际畅销书作家，生于1955年，作品已被译成22种文字。婚姻的悲剧、工作的屈辱、做父母的愧疚，他书中的主题总是贴近人心，这使得他的作品不论是黑色惊悚小说，还是成人爱情故事，都大获成功。
肯尼迪的作品摆满书店的书架，同时，好莱坞代理人也人手一本。他的小说获得各国电影导演的青睐，其中，由《摄影师》改编的电影《全局》，由法国王牌影星凯瑟琳·德纳芙主演，于2011年第八届法国影展期间在中国四个城市巡回展演，受到中国年轻人的喜爱。

內容試閱：

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宣告：“我永远不会结婚，永远不要小孩。”
发出如此宣言的时间和地点，我记得一清二楚。1987年1月1日，大约晚上六点，在百老汇大道和西六十三街交汇处的一个饭店里，父母开始争吵后不久，这句话从我嘴里脱口而出。
他们那天之所以会吵架，是因为积累太多的不满，以及煽风点火的酒精，争吵最后以母亲的破口大骂告终。她大骂父亲“狗屎”，然后泪水瞬间布满双眼，她常称自己的那双眼睛为“小女孩的房间”。店里的其他顾客看到这种家庭闹剧都震惊了，只有我丝毫不感到意外。他们经常吵架，尤其在重要的日子——比如说圣诞节、感恩节，还有他们唯一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周年纪念日——会习惯性地吵得更厉害。
据说，把家庭看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时，家人之间就会感到亲密无间。
但我的父母从来都不是。争吵对于他们来说，就像父亲每天早上一睁眼必须喝一杯威士忌一样。没有对立，他们就会觉得孤独，失去重心，甚至感到迷茫。他们只有在相互嘲弄和伤害对方时，才会感到自己正待在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不幸福不单是一种心理状态，还是一种习惯……我父母从未改变过这种习惯。
但我矫枉过正了。1987年，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一家人从康涅狄格州旧格林尼治的家里开车出门，去为我庆祝生日。我们在林肯中心剧院看了下午场的《胡桃夹子》，表演者是纽约芭蕾舞团以及著名的演员乔治?巴兰钦。演出结束后，我们便来到剧院对面叫做奥尼尔的饭店吃晚餐。爸爸点了一杯伏特加马蒂尼，接着又喝了第二杯，不一会儿，他扬起手，打算叫第三杯。妈妈忍不住开始指责他喝得太多。爸爸摆出了姿态，正色道，她不是他妈妈，如果他想喝他妈的第三杯，他就会喝他妈的第三杯。妈妈要他小点声说话，爸爸嚷嚷着说不要把他当小孩子哄。妈妈反唇相讥说他比一个小孩强不了多少，一发脾气就把玩具全扔了。爸爸最后使出致命一击，骂她是碌碌无为的庸人，是一个……
这时，妈妈尖叫了起来，几乎是她能发出的最高分贝的假声，“你这可怜的狗屎！”然后瞬间哭了起来，躲进了她那“小女孩的房间”，留下我自己盯着手里的“秀兰?邓波儿”玩具。爸爸向服务员示意，要了第三杯马蒂尼。
长时间尴尬的沉默后，爸爸突然问我：“学校怎么样？”
我答非所问。“我永远不结婚，永远不要小孩。”
父亲对此的反应是点燃了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烟——他每天要抽的三十支中的一支，然后大笑起来。
“你当然不会，”他说，“但你要是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一切，恐怕就想错了。”
关于我爸爸，有件事得说：他从来不告诉我生活的真相，但也从不向我粉饰生活里的诸多无望。和妈妈一样，他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在相互对骂之后过一两分钟，又似乎若无其事了。所以，当妈妈停止哭泣，从“小女孩的房间”返回时，脸上又浮现出一如既往的笑容。爸爸也回以一笑。
“简刚刚跟我说了她的未来，”爸爸一边说，一边搅动他的伏特加马蒂尼调酒棒。
“简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妈妈说，“你刚跟爸爸说什么了，亲爱的？”
爸爸代我回答。“我们的女儿告诉我说，她想永远不结婚，也永远不要小孩。”
爸爸说这句话时，直直地盯着妈妈看，享受着她不舒服的表情。
“你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吧，亲爱的。”她对我说。
“我就是那个意思。”我说。
“但是，我们知道有许多人结婚后都很快乐……”妈妈说。爸爸嘿嘿笑了起来，一口干下第三杯伏特加马蒂尼。
妈妈意识到自己刚刚说出的话，脸刷地白了。“我的嘴总是比脑袋反应快。”她有一次居然对我脱口而出，她已经四年没跟老爸做爱了，在意识到自己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之后，悻悻地补了一句。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最后我开口道：“没有人真的快乐。”
“简，这真的……”妈妈说，“你还太小了，不该这么悲观。”
“不，她不小了，”爸爸说，“实际上，要是简真的已经理解了这一点，那她比我们两个都聪明。孩子，你说得对，要想过快乐的生活，就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小孩。”
“多恩，你真是……”
“真是什么？”他用那种醉了的语气嚷嚷道，“你想要我骗她……就算她已经知道他妈的真相了？”
隔壁几桌的人又朝我们看了过来，爸爸露出小男孩式的微笑，每当他觉得自己失礼时，嘴角就会爬上这种微笑。他点了第四杯马蒂尼。妈妈双手搅着餐巾，只说了一句话：“今晚我来开车。”
“我无所谓。”爸爸说。第四杯马蒂尼来了，他朝我敬了一下酒：“生日快乐，宝贝，这是祝你永远不要生活在谎言中的……”
我瞟了一眼妈妈。她满眼泪水。我又朝爸爸看去，他笑得更厉害了。
我们终于吃完了晚餐，一路无言地开车回家。
晚上，我在床上读书，妈妈走进我的房间，在我身旁蜷起腿，拉过我的手，对我说，我应该忘掉父亲说的话。
“你会幸福的，亲爱的。”她对我说，“我很清楚这一点。”
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父亲已经走了。
我直到十一点左右下楼时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学校要三天后才上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已经开始接受完全置身事外的处理方式，这也是当下同龄人的普遍信条：生活很没劲。我走进厨房，看见母亲坐在餐桌旁，头低着，脸上的妆花了，眼睛红红的。她面前的烟灰缸里有一支点燃的香烟，手里还夹着一支。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封信。
“你父亲丢下我们了。”她说道，语气平淡，不带感情。
“什么？”我问道，并没有把她的话听进去。
“他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都在这儿。”她举起那封信。
“他不能那么做。”我说。
“哼，他能，他已经做了。全在这儿。”
“但今天早上的时候……你起来时，他还在这儿。”
她盯着烟灰缸：“我给他做了早餐，送他到车站。我还说这周六去韦斯特波特某个百货店购物。他说晚上七点能到家。我问他晚上要不要吃羊排，他说：‘当然了……不过不要加西兰花。’他还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开车去AP超市
买了羊排，回到家，就发现了这个。”
“所以，这是他去车站前留下的咯？”
“我们上车的时候，他说忘了拿他那支派克笔，就回来了一趟。他肯定是在那个时候写了这封信。”
“我能看看吗？”
“不行，这是写给我的。它上面说的事……”
她停下来，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突然看向我，带着一种接近愤怒的神情。
“要是你没有说什么……”
“什么？”我小声地说。
她将信纸拿到面前，大声读了出来：
当昨晚简说出“没有人真正快乐”时，我多年来一直迟疑不决的念头，突然间变得不再不切实际了。在你上床后，我坐在客厅里想：要是我还是这样吸烟，最多还能再活上三十五年。所以我无法自控地感觉到：我受够你了，受够这一切了。女儿说得对：幸福不存在。但至少，如果我跳出这段婚姻，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郁郁不欢了。
她把信扔在桌上。长时间的沉默，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伤痛感，从脚底的地板传来。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些？”她问，“为什么？他本该还在这儿的，要是……”
就在这时，我冲上楼梯，进了自己的房间，用力甩上房门，倒在床上。但我并没有哭泣，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在下沉，像自由落体。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的一句话，让爸爸打包而去。都是我的错。
大约一个小时后，妈妈上楼了，她敲我的门，问我是否能原谅她所说的话。我没有回答。她走进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蜷成一小团，抱着一只枕头。
“简，亲爱的……对不起。”
我把枕头抱得更紧了，不愿看她。
“我说话总是不经过脑子。”
你说这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是太震惊，太慌乱了……”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我们经常会言不由衷……”
但你所说的，就是你所想的。
“求你了，简，求你了……”
就在这一刻，我双手捂住了耳朵，试图把她的话堵在耳外。也就是在这一刻，她尖叫了起来：“好啊，好啊，又记仇又冷酷……真像你的父亲……”
接着她飞快离开了我的房间。
事实真相是：我希望自己记仇又冷酷，好配得上她对我的评价，惩罚她那如影随形的自恋。可问题是：我体内从来没有真正的记仇和冷酷因子。虽然有任性，也有暴躁的一面……但只要一感到受伤，或对生活中接连而至的打击不知所措时，这些便都会消失无影无踪。我虽然只有十三岁，但也已经忍受不了行为粗暴。所以，听见妈妈坐在楼梯上哭泣时，我强迫自己从胚胎似的防备姿势中坐起来，走下床，坐到她身边，伸手抱住了她，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她压抑着，哭了十分钟之久。最终平静下来后，她去洗手间待了几分钟，出来时，强颜欢笑道：“中午我们做三明治吃怎么样？”
我们一起下了楼，并再一次地，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我父亲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连他的个人物品，也是叫搬家公司来取的。他在曼哈顿上东区租了一间小公寓，用两年时间，把婚离了。随后几年，我只偶尔见过他几次，他经常出国工作。妈妈没有再婚，也没再离开过老格林威治。她在当地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以此谋生，也以此打发时间。自父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她很少再提起他——尽管她的痛苦对我而言显而易见。和她的不幸婚姻一样，她对他的离去一直耿耿于怀。但妈妈的行为守则是——千万不要阐释让你心碎的事——要维持不败的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觉到悲伤占据了她的生活。爸爸走后，许多个夜晚，妈妈都要靠酒精入睡，并渐渐发展为依靠伏特加来减轻心底无处释放的痛苦，以至于成了习惯。不少次我跟她聊到这个话题时，她就会客气而坚定地告诉我，她清楚自己的酒精摄入量，她能够控制自己。
“行了，就像我们法语课上经常说的一句话：? chacun son destin.”
人各有命。
妈妈经常说这句话，这是她能记起的大学课程中，表达这个意思的几种方法之一——“我兼修法语的！”她把那句话记得这么清楚，我一点也不意外。作为一个痛恨冲突，并用自己的方法避免对生活中乱七八糟的事发表意见的人来说，她之所以接受那句法国格言，原因显而易见。对她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各守一隅，从未真正知晓过下一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得过且过。所以，干吗要担心每天晚上喝三杯伏特加是不是太多，或者去阐释生活中所有突显抹不去的悲伤和孤独的事呢？?
chacun son destin.
当然，几年后，妈妈收敛了一点，那是在她六十一岁的时候，因为她的肿瘤科医生告诉她，她已经癌症晚期了。
“是肝癌。”在她转到斯坦福一家大医院后，我匆匆赶回康涅狄格州时，她平静地对我说。“肝癌的问题在于，99%治不好了。不过，这可能也是它的好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妈妈？”
“因为知道自己无药可救，也算是一种安慰。杜绝了希望，也不会让你向可怕的治疗屈服，这种苟延残喘的治疗只会破坏你的身体，摧毁你的生存意志，而且根本救不了你。无可挽回时最好认命，亲爱的。”
妈妈的无可挽回，在她确诊后不久就到来了。对于自己的死亡，她表现得非常务实和理智，拒绝了一切权宜措施——那也许能让她多活六个月——选择了缓解治疗：定期静脉注射吗啡，以缓解痛苦和控制恐惧。
“你觉得我要不要信教？”在最后几天一个清醒时刻，她问我。
“只要能让你感到轻松些，怎样都行。”我说。
“洁西，那个经常在早上照看我的护士，她是某个五旬节教派的教徒
。我以前不知道他们在费尔菲德郡也有教徒。反正，她一直在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上帝和救世主，这样的话我就会获得重生。她昨天说，‘考虑考虑吧，霍华德夫人，你下周就可以到天堂去了！’”
说到这里，妈妈向我露出一个顽皮的笑容，但随即便消退了。她问我：“但要是她是对的呢？要是我接受耶稣并不是一件坏事呢？我的意思是，趁还活着，买个保险还是好的……”
我埋下头，咬住嘴唇，但还是止不住喉咙一哽咽，哭出声来。
“你还活着呢，妈妈，”我轻声说道，“而且，你还可以活久一点，要是你让菲利普医生……”
“现在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亲爱的，我主意已定。? chacun son destin.”
但她突然转过身背对我，开始大声哭泣。我握住她的手。最后她说道：“你知道我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该死的事经常萦绕在我脑海里吗？”
“什么？“
“还记得你在十三岁生日那个晚上，对你父亲说了什么吗？
“妈妈……”
“别误会我的意思，但你的确是说了……”
“我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
“你说：‘我永远不结婚，永远不要小孩。’接着又说‘没有人真正快乐……’”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脑子里只想着：她快要死了，她服了大量的止痛药，别管她说什么。即便我知道，她现在正处于少见的无比清醒的时刻。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但在她心里，还是在为父亲的离开责怪我。
“你确实说了这些话，是不是，亲爱的？”
“是的，我说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妈妈。”
“我不是在责怪你，亲爱的。只是……怎么说呢，这就是因果循环吧。也许……只是说也许……要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没说这些话……是吧，谁知道呢？也许你父亲就不会收拾行李了，也许他对婚姻的糟糕感觉也就那么过去了。我们经常会徘徊在出走、放弃或否定一切的边缘，但总是没有触发的契机——就是那把我们送到悬崖上的东西……”
我垂下头，什么也没说。妈妈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一阵小抽搐引发了她的疼痛。她伸出手费劲地去扳吗啡塞子，塞子连接的是她床边的四袋吗啡。但她的手抖得太厉害了，我不得不替她扳开，然后按住扳手，注视着她进入因吗啡造成的轻度精神兴奋状态。在她渐渐进入药物昏迷状态的时间里，我能想到的就是：现在你可以淡忘刚才所说的……但我却要与之为伴了。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我们没有再说话。在知道父母再也不能忍受对方时，我确实感到过一丝安慰，而且，不管怎样，我那消失已久的父亲都会与母亲做出了结的。
但是，就像我最后发现的那样，在理解使生活变得面目全非的事情和接受可怕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方面，你的理智会对你说：“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它无可挽回了，无论如何，你现在必须善后。但另一方面，理智总是会被一个愤怒和过度激动的声音打败。这声音抱怨着生活的不公平，抱怨着我们对自己和对彼此所作的可怕之事，这声音最后会在不知不觉中低语：或许，这都是你的错。
近来，超强安眠药片对我早已失效，在许多个不眠之夜里，我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地，回想起了在大学一年级时，选修的一门初级物理学课程。我们花了两节课，认识了德国一个叫做海森堡的数学物理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阐述了一个定律，叫做不确定性定律。具体内容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求助谷歌，在凌晨4点27分来刷新记忆。看看，我发现了如下定义：在粒子物理学里，不确定性定律表明，要同时知道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可能的。因为测量本身会干扰粒子系统。”
理论上的定义就是这么多。但经过进一步挖掘，我发现，爱因斯坦特别反对这个不确定性定律，他对此评价说：“我们当然能知道物质的位置。我们要知道一颗运动中粒子的位置，只要知道每一个可能的细节就行了。而且我们能因此进一步预测它将会走向哪里。”
他还非常尖锐地指出，这个定律完全违背了神圣的实证主义，他说：“我相信上帝不会和人类玩骰子。”
但是海森堡，以及他的丹麦合作者尼尔斯?波尔，用以下理论反对爱因斯坦：“我们根本没法办知道一颗运动中的粒子的位置细节，因此可以推断，我们也无法预测它将走向哪里。”
反驳的最后，波尔还加了一句带有讽刺性的回击：“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怎么做。”
读完这些，我发现自己站在了海森堡和波尔的一边。虽然从物理上来讲，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由基本的粒子组成，但我们又怎么能具体知道是哪一些粒子，或者说那些粒子组成的动作、事件、某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怎么做……因为在一个完全随机的世界里，他无法掌控。
但不确定性定律最能说服我的地方是，它把我拉回到1987年元旦那一天的方式——在我妈妈的心里，海森堡是多么正确啊。一颗发射的粒子——我那关于婚姻的不屑评论——导致了一个意料之中又十分可怕的结果：离婚。毫无疑问，她接受了这一实证论。要不然的话，她就将不得不面对那破碎婚姻中的自我角色。
但是她证实了一件事：要是那颗粒子没有在那个既定的晚上发出的话，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我俩的生活也会因此不同。
这些天我对这些事情思索良久——天命的观念，也不过就是一颗随机调度的粒子，把你带到了一个你从未想过置身于其中的地方而已。就像我现在也明白了，不确定性掌控着人类的每一时刻。
至于谈及生活中的线性原则……
嗯，回到20世纪20年代，另一位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空间是一个线性运转的场。海森堡不接受这个观点。
“胡说八道，”他说，“天空是蓝的，鸟儿从中飞过。”
但是，当按照连续的、线性的方式来讲述故事时，是最有效果的。而这个故事——我的故事——需要按顺序来讲述，因为生活只能：发生在前，明白在后。而且，能让我明白最近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出这所有偶然性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尽管在写下这句话时，我就知道自己在自相矛盾了。因为在随意性的事情当中，没有意义可追寻。一切都是随机的，就像天空是蓝的，鸟儿从中飞过。
第一部分

1

从哪儿说起呢？从哪儿开始？这是横亘在所有叙事结构面前的大问题，也是我们在研究所里纠缠不清的问题。对于一个故事来说，启动点是什么？除非你在写一个人一生的传奇——生活就源于一切开始的地方——那么故事通常理所当然地就开始于中心人物的诞生。因此，从一开始，你就要通过他的传说向前追溯，同时一点一点地挖掘那些形成他过往的那些事件和动因。比如戴维?亨利，我的博士生导师，总喜欢在他的文学理论课上提醒学生：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一次危机，以及一个人或一帮人如何度过这次危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叙述中遇到第一个人物时，面对的是他的当下。但他有背景故事，就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里，只有知道一个人的背景之后，你才算真正了解这个人。
戴维?亨利，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戴维?亨利降临于我生命当中——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让我踏进了一条我以前从未想过自己能置身其中的道路上。从而再次证明，我们永远无法预测粒子的去向……
说起戴维?亨利，还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他还是大学里的年轻教授，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小说的著作《迈向新世界》，因其通俗易懂和见解独到，立即引起了关注。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他还出版了一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在明尼苏达荒原成长的故事，这使人看到了他的潜力，并立马被誉为当代的舍伍德?安德森
，重现了美国小城镇的生活矛盾。
“重现”，是那时大家评价戴维?亨利的必用词。《迈向新世界》获得了1972年国家图书奖的非小说类奖。他的小说则入围同年的小说联盟榜（罕见的双重荣誉），还入围了普利策奖的决赛。那时他的照片能够表明，为什么他会成为媒体宠儿的原因：他拥有（引用《时尚先生》上他的一张侧面照来说）“经典的美国端庄相和一本正经的酷样：克里克?盖博去了哈佛大学。”
当年他无处不在：谈话节目中、写作课上、《纽约读书评论》的风趣文章里，还有在公共论坛与右翼鹰派
的辩论中。更重要的是，虽然他总是身穿摇滚派头的衣服，黑T恤，黑牛仔裤，，但他从未投身过激进派的潮流当中。是的，他曾公开谴责“巴比特
式的拜金主义已经占据了美国精神的一角”，但他也曾撰文维护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其中一篇《我们必需的矛盾》，1976年在《大西洋报》发表后，一时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这是对戴维所谓的“美国精神的两面性”的第一次批判性解读，他指出这两者之间的摩擦犹如地壳板块之间的运动。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还是一个大一新生，当时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戴维?亨利收藏的记者作品集《左手写作》。我非常喜爱，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向六七个朋友强行推荐，告诉他们这本书无比清楚地解释了，做一个在当代不断质疑这个国家形态的公民，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在和戴维?亨利谈恋爱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他。当我申读哈佛大学的博士课程时，在随申请信一起递交的文章中谈及的那些事——关于他对美国文学和思想的态度对我尚未成熟的学术工作影响有多大，以及我有多么渴望撰写《诡异的二重性：美国文学里的服从和反抗》这篇论文——一切都是那么的戴维?亨利。
当然，我知道在被哈佛大学录取之前，就表明自己选择了一位论文导师是有风险的，但是，我已经铁了心想要和他一起工作。因此，当我得知自己以优异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并从英语教授那得到一份热烈的推荐信时，我没有后悔自己的过分自信。
申请见效了。我被叫去让系主任面试，地点在剑桥。快到面试时间时，系主任的秘书告诉我，面试将会由系里的另一个人接手。
那之后，我和戴维?亨利就这么突然地面对面了。
那是1955年，他当时已五十出头，却依然保持着棱角分明的明星光环，尽管我一见面就注意到，他深黑色的眼睛里，似乎隐藏着某种悲伤。
我知道他曾为一些杂志撰写文章，比如《时尚芭莎》、《纽约书评》等，只是不那么多产和有规律。我在《波士顿环球报》曾读到过关于他的一篇文章，知道他再也没有第二篇小说问世，写作已久的《梅尔维尔传记》也没有完成。不过这篇文章也提到，虽然他作为一个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消失了，但他仍然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教师，他教导的本科毕业生一直供不应求，而他本人也是最受各大高校追捧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我一见面就喜欢上他了，因为他看出我在极力掩盖自己的紧张之后，迅速地让我放松下来。
“现在说说，你究竟为什么想要参与高校教学呢？这是一份不够时尚报酬又低的工作，你完全可以到外面去赚取这里能提供的全部论文奖金，去享受更好的生活。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强盗男爵。”我说。
戴维笑了：“‘强盗男爵 ’，很西奥多?德莱赛嘛。”
“我记得你在《美国小说》里写的关于德莱赛的章节，还有一篇你在《大西洋报》七十周年刊上发表的文章《嘉莉妹妹》。”
“你在申请书里已经说过这些了。不过我想问问：你推崇《嘉莉妹妹》吗？”
“更甚于你。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德莱赛的诸多描述都过于阴郁。但这正是他与左拉的共通之处——毫不留情地驳倒某个论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尚古主义。是的，我特别喜欢你那个论点：关于德莱赛的啰嗦，其无法忽略的事实就是，他是第一批使用打字机的作家之一。但要把德莱赛排除在——你用的什么词来着？——‘自命不凡的憎金主义代言人’之外。出于尊敬，你走题了，而且还一次性引用了大量圣经诗句。”
这句话脱口而出的那一瞬间，我在想，自己到底在这里瞎说什么啊？但戴维并没有因为我的直接而生气或扫兴，相反，他喜欢我这样说。
“很好，霍华德小姐，我很高兴你不是一个马屁精。”
“对不起，”我说，“我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了。”
“为什么这样想？我是说，你将参与哈佛的博士英语课程，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表现出相当优秀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我也不会跟那些个马屁精……”
戴维话没说完，笑了，欣赏着凝固在我脸上的困惑表情。
“教授，你说‘你将参与哈佛的博士英语课程’，但我的申请还没通过呢。”
“从我这方面来说，你通过了。”
“但你知不知道我还要申请经济补助？”
“知道，而且我已经和系主任谈过了，系里的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基金，准许每年发放给一个博士人选，我们可以为你申请那个基金。我还在你的申请简历上看到，你父亲是一座智利矿产的高管。”
“曾经是，”我说，“他五年前就没工作了。”
他点点头，似乎在说：难怪经济这么紧张。
我本可以补充说，我从未依赖过父亲什么。但我总是担心，说出自己不愉快的童年经历，会增加别人的负担。自然，我也不打算在与戴维的面谈中说这些。所以我只是简单地说：“我父亲对他的前任老板说，你跟自己去耍吧
。此后他就拒绝接受公司总裁以下的工作，而且他是同行中有名的急性子，他的职业发展从此中断。那以后，他去做过‘咨询’一类的工作，却发现总是难以持久，所以……”
我还是泄露了过多的情绪。
戴维肯定感觉到了，但他只是笑着点头说：“好了，你争取到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全额奖学金，一定会使他开心的。”
“我不信。”我轻声说。
关于这一点，我错了。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前两个月，我写了一封信给爸爸，告诉他我非常希望他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还告诉他哈佛大学费用全包的奖学金一事。通常他要一个月之后才会给我回信，但这次不到十天回信就来了。夹在信里的，还有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整封信只有三十二个字：
我很为你骄傲！
抱歉不能参加你的典礼了。
用这钱给自己买点好东西。
爱你
爸爸

打开信的那一刹那，我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爸爸离开后，我从未哭过。在他搬去城中那个地方后，他无数次取消了我们的周末计划，我没有哭过；在他搬到智利后，总跟我说，明年就会为我飞回来一周，但从未实现，我没有哭过；在我读史密斯学院时选择洁身自好，努力做优等生这样该死的事来取悦他，而他对此依旧毫无反应时，我没有哭过。为了从他那里得到某种肯定，我写了那封信。而所有的事，最终只逼得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我不愿承认的事实：父亲一直对我保持着距离。给你自己买点好东西，一百块和五行字就减轻了他的负罪感……如果他还有负罪感的话。他再一次将我搁置一边——但这一次，我别无选择地哭了。
汤姆想要安慰我，他不停地跟我说，那样的父亲不配得到我这么一个好女儿，他会后悔自己对女儿的摒弃，而我的成功无疑会使他失去勇气，因为他之前根本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所以他当然会拒绝你，”汤姆说，“要不然他怎么面对你的卓越呢？”
“不要再吹捧我了。”我跟他说。
“你对吹捧有戒心。”他说。
“因为我不配。”
“不是，因为你已经在心里被你的白痴父亲说服了：为什么你该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呢？”
但我的悲伤不仅产生于父亲的拒绝，还源于一个即将面对的事实，那就是我和汤姆就要分开了。分别中最痛苦的是，我们不想分手，但我要前往哈佛大学，汤姆则要去都柏林大学的圣三一学院做研究工作。虽然我们都不愿承认，但心里知道，一旦我们中间隔了个大西洋，一切就结束了。而让这一事实更为痛苦的是：哈佛历史系本来已经录取了汤姆，但他却接受了都柏林那边的邀请。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时间只有一年。一年之后，他就能回到哈佛和我一起攻读博士学位了。
“感恩节的时候你可以过来看我。”他说，“我圣诞节时回来，复活节我们可以一起游历欧洲……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我情愿相信他的保护措施。就像我选择不强迫他，不利用感情留住他一样——你要是真心爱我，就不该离开我。因为我见过，母亲那么多年来一直对父亲使用这种方法，最后却导致他的离去。
“我当然不希望你去，”在他告诉我他延迟了哈佛的课程，准备前往都柏林时，我对他说，“但我也不会阻止你。”
从那以后，保证就开始了。他越是信誓旦旦，我越是明白，我们要一刀两断了。我收到父亲的五行信那天，汤姆不遗余力地安慰我，我却把令人不快的事实脱口而出：“一旦你去了都柏林，我们就完了。”
“别傻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就会是这样，因为……”
“不会的，”汤姆说着，语气变得坚定起来，“我很珍惜你，珍惜我们，非常珍惜。我能明白此刻你为什么这么脆弱，但是……”
但是你不会理解我所知道的：男人一遭到威胁，就会消失。
然后，他去了都柏林——我们也相互承诺，说了一些爱会让我们度过难关之类的陈词滥调。然而关系破裂就发生在感恩节前夕。本来他是要飞回美国的，和我会合后再一起前往巴黎过圣诞节，这是他的公平游戏。但是他没有如期在11月21日飞到波士顿，而是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没有对我撒谎，也没有在提出的时候闪烁其词——他直截了当地说：“我遇见另一个人了。”
我没问太多的细节问题，因为我不是受虐狂，他也没有透露太多，只说她是爱尔兰人，是圣三一学院学医的学生，还说他们是“认真的”。当他说“这真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时，我只说了一句“是啊，我相信你”。
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对不起。”他说。
“我也是。”
就这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关系就这样无疾而终。我深受重创，大约一周时间不想见任何人，中断了哈佛的全部讲座、论文、会谈，一直窝在萨默维尔的鸽子笼公寓里没出门。我惊讶于自己的烦乱不堪，我们曾是那么般配，但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
汤姆再没回国，他与那个爱尔兰学妹结了婚，在圣三一学院读完博士后，在高威大学
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虽然我猜他会定期回家看望父母，但我住在剑桥的那些年，他没来看过我。多年来，我只在分手的几年后收到过一张圣诞卡片，以及汤姆和妻子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子康纳、芬拿和肖恩的照片。他们站在一座郊区的房子前。这张照片让我震惊，因为汤姆曾那么坚定地——就像我一样——说永远不要小孩永远不住郊区。不过这张照片并未勾起我的旧伤，相反，我只惊叹于生活继续向前的无情方式，它热切地使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同时也使一些人简单地消失了。我们失去，然后又得到。这不就是我在某个地方听过的一首歌吗？是跟汤姆一起？还是跟戴维？就在我们成为恋人后不久，戴维曾跟我说过，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持续不断地来来往往。
我还是给汤姆回了一张圣诞卡，上面只写了寥寥数字：
你的家庭很温馨。祝你来年幸福，万事如意……
当然，我还有许多事想问他：你幸福吗？你喜欢你的新工作、新国家、新生活吗？你有没有想起过我，想起过我们？现在我们天各一方，你想过有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生活吗？要是……
“要是……”文字里最有魔力的一个词，特别是当我们再配上“就好了”时。
比如：要是你没有搬去爱尔兰就好了，我就不会那么快跟戴维在一起了。
不过，我想要跟戴维在一起。虽然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之间走不了多远。但我明白，现在跟戴维在一起，可以帮助我跟你彻底结束。
或者，至少有点帮助吧，这就是我那时对自己说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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