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耶夫去世前的几周，在他的第二部著作[ 科耶夫，1968，《异教哲学推理史稿》（Essai d’une
histoire raisonnée de la philosophie
pa?enne）第1卷，巴黎，Gallimard。]出版（在《黑格尔导读》[
科耶夫，1947，《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巴黎，Gallimard。]出版二十年后）之前，让·拉克洛瓦（Jean
Lacroix）就已经为它准备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二十多年前，同样是在这里，我为科耶夫的第一本书写了篇书评；毫无疑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这篇文章在哲人去世之后发表（1968年10月10日《世界报》），让·拉克洛瓦为之加了一个注释，告诉它的读者“科耶夫已于1968年6月4日在布鲁塞尔猝然去世”。对让·拉克洛瓦的这条注释，还应该进一步确定一下：这位哲人是在布鲁塞尔出席一个关于共同市场的会议时去世的……
这就是亚里山大·科耶夫的奇异命运：他久享哲学盛誉，却从没有追求过学术职业；在传授了六年的“历史终结”之后，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完成了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解释；在人生的下半页，他成了一名高级官员，致力于维护法国、然后是欧洲、最后是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他并没有放弃哲学思考，如他在去世前不久所表明的那样。
科耶夫拥有一种双重性的存在，他出席在哈瓦那、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罗马、东京、日内瓦或新德里等地举办的各种国际会议，就法国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E.）、与共同市场、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最后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C.N.U.C.E.D.）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谈判。他边谈判边写作，却又不操心完成他的作品。同样，他拥有双重的归属：一方面，他出入于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丁（Plotin）、普罗克洛斯（Proclus）、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属于“这样一个真正有实权制定政策，而非徒具虚表的精英小组”[
Gilles Lapouge，1968，“科耶夫专访”（Entretien avec Alexandre
Kojève），载《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第53期，7月1日。重刊于《文学半月刊》，1988年1月1日，第500期，第2－3页。]。他的威望神秘莫测，不合常理。他是一位寻求特殊性之普遍承认的思想家，这种普遍承认被认为是在令人恼火的后革命的理性国家中得到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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