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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开拓者——在任何领域——都是富有创造力的勇敢的人们。假如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甘冒风险，开创新的领域，寻求新的答案。他们不满足于在常规中故步自封，或在显见的理论面前无所创新。他们被一种经久不息的好奇心所激励，这种好奇心驱使他们潜心钻研，探索未知的奥秘。这就是值得了解他们的原因。?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所记录的早期发展理论开拓者的思想和经历，对我们今天研究发展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纯理论的角度看，这些理论还有鲜活的生命力；二是从实践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尚未跨越当年这些大师的预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再次出版这本书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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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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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中，有十位开拓者——大师，包括鲍尔勋爵、科林·克拉克、阿尔伯特·赫尔希曼、阿瑟·刘易斯爵士、冈纳·缪尔达尔、劳尔·普列比什、保尔·N.罗森斯坦-罗丹、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H.W.辛格和简·丁伯根。《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有助于了解此领域内这些开拓者，他们使有关发展问题的争论趋于明确，他们不仅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导师和学者，而且是积极负责的实践者。从《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我们将读到他们公正地反映自己开创性工作的文章，以及他们年轻的同行们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如“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年代”、“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和“我对发展思考的五个阶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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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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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此前他的职务为中财办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任中财办副主任期间，他主要分管宏观经济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刘鹤作为核心发起者和主持人，在1998年6月创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该论坛聚集了中国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50位著名经济学家，每年研讨中国重大的战略问题，并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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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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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序
再版序言
前言：发展经济学的形成阶段
一 鲍尔勋爵
以往研究的回忆：追溯第一步
评论（一） 迈克尔·利普顿
评论（二） T.N.斯瑞尼法桑
二 科林·克拉克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年代
评论 格拉海姆·波亚特
三 阿尔伯特·赫尔希曼
一个离经叛道者的自白：《经济发展战略》回顾
评论（一） 卡洛斯·F.戴茨·阿利安德罗
评论（二） 保罗·P.斯特利顿
四 阿瑟·刘易斯爵士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
评论 阿诺德·C.哈尔伯格
五 冈纳·缪尔达尔
国际不平等和外援的回顾
评论 赫拉·明特
六 劳尔·普列比什
我对发展思考的五个阶段
评论（一） 阿尔伯特·费雪洛
评论（二） 贾迪什·N.巴格瓦蒂
七 保尔·N.罗森斯坦-罗丹
自然增长：非均衡增长过程分析
评论 德拉格斯拉维·阿夫拉姆维克
八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发展：马歇尔的长期政治经济学
评论（一） 杰拉尔德·海雷纳
评论（二） 阿扎拉·F.默罕莫德
九 H.W.辛格
贸易条件之争与软筹资的开展：联合国初期
评论 贝拉·巴拉萨
十 简·丁伯根
对发展合作的认识过程
评论 迈克尔·勃仑诺
后记：发展二分法
人名索引
译者的话
附录1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简介
附录2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名录
附录3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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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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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序 言
（2013年1月5日）
刘 鹤
1986年夏季，我和梁钧平、杨焕昌、陈研先生共同翻译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范家骧老师亲笔作序。时隔20多年，翻开当年的译著，感到这本书所记录的早期发展理论开拓者的思想和经历，对我们今天研究发展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纯理论的角度看，这些理论还有鲜活的生命力；二是从实践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尚未跨越当年这些大师的预言。我们感觉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再次出版这本书都是有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每种理论都有它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再次触发理论创新灵感的价值。
一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民族国家为解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门学科，一批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投身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鲜明的特点：多数国家脱胎于殖民地经济，人口、意识形态、技术等方面有多向度的“二元结构”特征，既存在发展的潜能，也存在陷入低水平恶性循环陷阱的可能。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产生了两大流派。一派更强调发挥国家的作用。在政府同市场的关系上强调国家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工业化的推动者，政府应该起到企业家的作用，同时主张摆脱“中心—外围”的依附关系，强调进口替代、保护幼稚产业，这就构成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强调国家作用、内向型的发展路径选择。另一派以鲍尔、凡纳等经济学家持新古典观点为代表，认为发展不能忽视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开放产生的互利和带动作用。早期的拉美国家奉行了“进口替代”的发展路径，而70年代的东亚国家奉行了“出口导向”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路径。六七十年代拉美和东亚的不同发展路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后果，拉美国家一时失落了，而东亚国家则获得了成功，这成为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好“检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东亚腾飞的背后，同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类主张并不矛盾。一方面，东亚发展模式表现为“出口导向”，其实这个模式是既在促进出口，也在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替代”，并且正是早期“进口替代”打下的工业基础，促进了后来向“出口导向”的转型；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在推进市场机制建立完善的同时，政府在加速资本积累、解决“双缺口”问题方面，对推动本国工业化和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拉美国家看，早期的“进口替代”模式没有成功，这些国家纷纷转向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普遍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在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他们的实践为发展经济学的提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怎样把国际通行的理论和本国的特殊实践有效结合起来，是拉美国家面临的现实课题。
二
最近二十年，经济理论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讨论国家的兴衰，分析国家长期繁荣或陷入停滞的原因，试图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增长和发展的共性，这也是难得可贵的历史性进步。阿西莫格鲁2012年的新著《国家为何会失败》，展示了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一国在历史的关节点上能否抓住机会、实现跃升的关键性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由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所产生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从而在各国普遍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资本投入报酬减弱的背景下，提出走向创新和知识驱动的经济内生增长的新路径；制度经济学阐释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强调建立一个使人们致力于生产和创新，而不是“寻租”和投资于“关系”的制度对发展的重要性；信息经济学则指出在信息不对称下什么样的机制是“激励相容”的，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说明提供正向激励对发展的重要性。总之，围绕保护产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创新激励、加速人力资本形成、完善宏观调控等主题，新的发展理论揭示出越来越多的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背后的共性因素，这既丰富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理解，也解决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共性和个性关系的问题，从而实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跃升条件下的理论创新。大量实践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仅强调个性是不够的，需要抓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因素，与此同时，在消化吸收共性因素的过程中，又不能丧失自我，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拜占庭王朝的消失，到西班牙、葡萄牙控制海上霸权和开展“三角形”贸易，直至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再到今天大国力量出现不可逆转的变化，都体现着这种思想和理论的平衡性。
三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00多美元，二元结构明显，工业体系相对落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升到5000多美元，出口总值位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可以说，中国已经完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的历史任务，站在了罗斯托所说的经济持续增长阶段的新起点上。这一历史巨变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是中国结合自身国情，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推动发展，又高度重视借鉴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理论经验。正是将中国发展的特性要求和各国发展的共性规律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才使得中国今天的成就格外辉煌。但是中国的增长奇迹尚未划上句号。未来20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而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许多全新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做出理论的回答和实践的探索。也正是因为面对13亿人口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宏大命题，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的各国经济学家正处在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历史时期。我们以为，唯有以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问题为导向，采取沉下身子、深入实际的态度，唯有扎根于中国国情、尊重一般规律，继续将中国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特性要求和共性规律紧密结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才能认清这个阶段发展的本质和推动因素，引领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由衷希望，经济学家们以中国发展的丰富实践为基础，为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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