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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蒋介石亲自下令编撰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军中将校担任撰稿，史家负责指导审校，历21年而成的一部战争史巨作。
◎军方专家，俱久历战火、将校之选，史家当中，钱穆、王云五、姚从吾、黎东方、陶希圣、蒋复璁、陈致平等名家悉数效力。囊括全台湾史家、军事一流专家。阵容之强，盛况空前。
◎18巨册，500万言，再现中国历史4600年当中500余会战全景。
◎历经4个版本，见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
◎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一次对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盛大回眸与全面检讨。
◎一部沟通历代典籍、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一部中国两岸军方都大量分发军中将校、用以提高官兵军事素养的恢宏之作。
◎一部继承中国战略思想，可用以指导军界、政界、商界精英的奇书。
◎一部抹平普通读者、各界精英阅读习惯差异的作品。
◎一部每一页都是中国前人智慧总结的书。
◎台湾陆军上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徐培根，亲笔作序。
◎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磅巨作。
◎将星荟萃，史家云集，强大的作者阵容：
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委员：徐培根 陆军上将 皮宗敢 陆军中将 罗列 陆军上将
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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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本书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本书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本书为第1册，讲述自远古至春秋时期战事。起于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迄于齐袭晋太行之战。对殷商代夏，武王伐纣，中原与荆楚、秦齐与晋之争斗有精彩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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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台湾三军大学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务凡40年。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
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
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城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生全集》。
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稿》。
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等书。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湾各大学教授等职。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197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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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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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目录：
序言一
序言二
出版说明
第一卷 上古至西周时代
第一章 中华民族之起源与发展
引 言
第一节 中国旧石器时代之文化遗迹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遗迹与三宗族集团之接触
第三节 中原三宗族集团之发展与同化
第四节 中国境内诸宗族各时期之发展与同化
第二章 夏族集团对黎苗之战争
第一节 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
第二节 尧舜禹征苗之战
第三章 尧舜禹之平治水患与夏代之纷乱
第一节
尧舜禹之平治水患
第二节 夏夷纷争与后羿之颠覆夏朝
第三节 少康复国与夏祚中兴
第四节 申论
第四章 商代战争史
第一节 商代开国前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商代之兴起
第三节 夏商鸣条之战
第四节 商代垂统及远征
第五节 夏夷之同化与商代文化之发展
第五章 西周时代战争史
第一节 殷周一般形势
第二节 西周开国前之概况
第三节 武王伐纣
第四节 周公及成王之东征
第五节 周代之建国规模
第六节 宣王中兴与西周之覆亡
第七节 申论
第二卷 春秋（上）
第一章 春秋时代全般形势
第一节 时代形成之导因
第二节 春秋全时代之概貌
第三节 与军事政治有关之春秋时代学术
第四节 春秋时代之政治与外交
第五节 春秋时代之兵制与战争之型态
第二章 中原与戎狄荆楚之斗争一——齐桓公之霸业
第一节 齐桓公图强前之一般形势
第二节 齐桓公与管仲
第三节 内政上之图强
第四节 齐桓公霸业之展开
第五节 齐国霸业之衰落
第六节 申论
第三章 中原与荆楚之斗争二——宋楚泓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之导因
第二节 宋国概况及宋襄公之图霸方略
第三节 楚国概况与楚成王之图强方略
第四节 宋楚战争之经过
第五节 泓战后之中原形势
第六节 申论
第四章 中原与荆楚之斗争三——晋楚城濮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晋文流亡与归国
第三节 晋楚两国之政治与军事
第四节 晋楚两国争霸中原之方略
第五节 晋楚城濮战之导因
第六节 两军之作战方略与战略行动
第七节 城濮会战
第八节 城濮战后晋军之行动
第九节 城濮战后之政局
第十节 申论
第五章 中原与荆楚斗争期间——晋秦殽函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与殽函战之导因
第二节 晋秦两国争霸方略
第三节 战场之地理形势
第四节 秦晋两军作战经过
第五节 战后之局势
第六节 申论
第六章 中原与荆楚之斗争四——晋楚邲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与邲战之导因
第二节 晋楚两国之政治情況
第三节 邲战前晋楚之作战方略与战场地形
第四节 作战经过
第五节 战后之政局
第六节 申论
第七章 晋国霸业复兴与晋齐鞍之战
第一节 晋景公图霸前之形势
第二节 晋景公图霸方略
第三节 晋景公霸业之展开
第四节 晋齐鞍战前之一般形势
第五节 战场之地理形势
第六节 作战经过
第七节 战后之政局
第八节 申论
第八章 晋国霸业与晋秦麻隧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麻隧之战之导因
第三节 战场之地理形势
第四节 作战经过
第五节 申论
第九章 中原与荆楚之斗争五——晋楚鄢陵之战
第一节 战前之一般形势与战争之导因
第二节 晋楚两军之编组与行动
第三节 战场之地理形势
第四节 作战经过
第五节 战后之政局
第六节 申论
第十章 中原与荆楚之斗争六——晋悼公之霸业
第一节 晋悼公即位之经过
第二节 晋悼公整饬内政与军事
第三节 晋楚争霸方略
第四节 战略地理形势
第五节 晋悼公霸业之第一阶段——保宋服郑转变全般战略形势
第六节 晋悼公霸业之第二阶段——和戎连吴以固霸权
第七节 晋悼公霸业之第三阶段——“三分四军”对郑之争夺战
第八节 战后政局
第九节 申论
第十一章 中原与荆楚斗争期间晋齐内讧之战
第一节 晋伐齐平阴之战
第二节 楚救齐伐郑之战
第三节 齐袭晋太行之战
第四节 申论
第十二章 向戌弭兵之会
第一节 弭兵会前之形势
第二节 弭兵之会
第三节 弭兵会盟后之形势
第四节 弭兵会对于以后政治之影响
《中国历代战争史》总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上古～春秋（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春秋（下）～秦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3册）：楚汉战争～东汉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三国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5册）：两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册）：南北朝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隋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唐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9册）：唐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0册）：五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宋辽金夏（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2册）：宋辽金夏（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册）：元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明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清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清代（中）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清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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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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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第五节 晋楚城濮战之导因
楚国势力之侵入中原，与晋文公之图霸期领导诸侯以捍卫中原，两者政治之冲突，实为城濮大战之基本导因。
截至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楚国控制中原之形势，与其对齐、晋、秦三国之政略与战略，已如上述，其形势实已相当稳固。不意中原诸侯中之宋国，忽有叛楚通晋之事。原来宋国为殷商微子启之后裔，在周代为宾国而不臣，爵为上公，于诸侯中为最尊。自宋襄公泓战失败病殁后，宋成公迫于形势不得已于周襄王十六年朝楚。楚成王虽待以优厚之礼遇，然宋成公终以中原上国屈事蛮夷为耻辱。宋成公归国后，闻晋文公以秦兵之助入主晋国，次年又兴兵纳周襄王，因忆昔年晋文公流亡过宋时，其父襄公曾待以厚礼，赠乘马二十乘，又以宋大司马公孙固与晋狐偃有旧交，遂于周襄王十八年叛楚以通于晋。
宋成公之叛楚通晋，实与晋文公以莫大之鼓舞，亦即与楚成王以莫大之打击。时适齐鲁构衅，鲁派臧文仲向楚乞援，楚正派兵援鲁伐齐，乃移一部之兵围宋缗邑（今山东省金乡县）冀其悔悟。无如宋成公毫无反应，楚成王乃于次年冬，自率陈、蔡、郑、许联军伐宋，围攻宋都，讨其叛楚通晋之罪。
宋国被攻，宋成公即遣大司马公孙固乞援于晋。晋文公正欲挫楚北进之势，又见宋国位于中原心脏地带，若折而降楚，则中原大局将无法挽救；而宋国现正在楚国势力四面包围之中，形势至为危迫。于是先轸建议于晋文公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晋文公遂即采纳其议，决定救宋，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正月（周历），兴兵渡河而东，遂与楚军演成城濮之战。
第六节 两军之作战方略与战略行动（参看附图1-16）
一、晋军之作战方略与行动
作战方略
晋军既已决定救宋，但直接救宋，必须途经曹卫之地；而曹卫附楚，将为其后方之患。且战争若在宋境，则离楚近而晋远；反之若伐曹卫，而致楚师于曹卫之地，则离晋近而楚远。二者战略形势之比较，其利害自甚明显。故狐偃说：“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晋文公迅即采取是项方略。
战略行动
晋文公既决定先伐曹卫以引诱楚师北上，即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正月出师，声言伐曹，以讨其昔年过曹时怠慢之罪。晋军伐曹，欲假道于卫，由卫之白马口（今滑县北）渡河。卫人勿许，晋乃由南河（今河南省汲县南）渡河东进。正月十五日戊申，晋军袭取卫之五鹿（今河北省濮阳县南之五鹿），并令郤步扬守之。于是大军东进，集中于卫地敛盂（今河北省濮阳县东之敛盂聚）。敛盂位于卫齐鲁曹四国交界处，为战略要地，并接近齐国，借可与齐国通往来；一面遣使至齐，与修桓公之旧好。二月，齐昭公（孝公于上年六月卒，昭公潘嗣立；昭公，桓公子）来会，晋文公与之盟于敛盂。
卫成公见晋大军既集中敛盂，直压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卫废县址）；又见晋齐同盟，声势益张，于是请求加盟。晋文公未之许，卫侯因遣使告急于楚。卫人乃起而逐卫侯，卫侯逃于襄牛（今河南省睢县）。晋遂不劳而得卫国。
鲁国本与卫国同盟，鲁僖公当晋军侵入卫国之时，遣公子买率师援卫；及见晋军兵力强大，又与齐国联盟，卫成公出亡，乃召公子买还并杀之。一面告于晋国，谓其擅自进兵；一面告于楚国，谓其擅自撤退，以取悦于两方。
二月，晋中军元帅郤谷卒于敛盂军次，晋文公乃擢升下军佐先轸为中军帅，而以胥臣为下军佐。
三月，晋大军由敛盂攻入曹国，进围曹都陶丘（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三月十二日丙午，陶丘陷，曹共公被擒，于是晋军逼临宋境。
当晋军进攻卫国曹国时，原欲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但楚军不为所动，且攻宋益急。当宋成公闻晋军已破卫曹，又遣门尹般至晋师再度告急。晋文公在此种情势下，若置宋不顾，则无以报宋襄公昔日相待之惠，而失宋国，且将陷全局形势于不利；若进而救宋攻楚，则与原定诱致楚军于曹卫之野之战略相背，因之犹疑不能决。先轸因建议曰：“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楚急曹卫，其势宜可释宋国。”晋文公遂采纳其议，即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于是诱致楚军北进之战略得以实施。
二、楚军之作战方略与行动
作战方略
楚军为讨宋之叛楚亲晋而兴师。现宋未降而曹卫被伐，楚军欲决定尔后之行动，计有下列三种：
（一）迅速破宋，以诱致晋军于宋境以行决战。
（二）进兵曹卫之境击败晋军，以保持楚国在中原之威望。
（三）暂时退据申息国境，自固以观变。
楚成王深知晋文公之才能，当其流亡过楚时，彼认为晋文公将来必能有为于晋国，故待以厚礼。至是，楚成王已知晋军侵入卫国，集于敛盂；晋齐结成联盟；又闻卫人驱逐卫成公而降晋；晋军又已移师破曹。楚成王深感晋人用兵迅速，且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已失去救援之义；又闻秦国将出兵助晋，诚恐申邑商密被侵，后方堪虞，乃决定撤解宋围退兵回楚，避免与晋军冲突。楚成王此种决定，实不失为明智果断之举。惜其后令尹子玉不听楚王之命妄自进兵，卒招致城濮之败。
战略行动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三月，楚成王既已决定撤兵回申（楚邑，今河南省南阳县），乃令子玉撤去宋围，率师回国。又恐子玉性刚，因诰诫子玉说：“无从晋师，《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一面又令申叔撤去齐邑谷城之戍，将谷城归还齐国。楚成王随即率其部队回到申邑。楚成王虽回申，但令尹子玉并未撤去宋围。彼又闻晋人已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乃派斗越椒（字伯芬）回申，向楚王请求增军，并许其与晋军作战。楚成王当时匆促回申，原来为顾虑秦军东出武阙以攻其后。但回国后，觉得后方安谧无事，乃以东广西广之部队增援子玉之军。
三、晋楚之谋略斗争
晋文公既用先轸之谋，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楚子玉亦已得楚成王之增兵，且亦再无避战之命令。于是楚子玉派宛春为使告于晋君曰：“请复卫侯而封曹伯，则楚亦释宋之围。”子玉之意，若晋许其请，则楚可树恩于三国；若不许其请，则三国将怨晋而助楚，诚为一举三得之谋。晋先轸亦已深悉其用意，乃提出一更高之对策。先轸曰：“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贰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文公大悦，即采纳其议，拘宛春于卫，而私许曹卫复国；曹卫因之告绝于楚。子玉既愤宛春之被拘，复怒曹卫之告绝，于是决然背弃楚王“无从晋师”之命，而向曹国境内之晋军进兵。
第七节 城濮会战（参阅附图1-17 1-18）
一、两军会战前之运动与部署
楚军既自宋都向曹境北进，以求与晋军决战，晋文公乃令晋军向后撤退三舍（一舍三十里），盖以报过去晋文流亡过楚时楚成王之厚遇与撤退三舍之诺言。晋军退至城濮（今山东濮县临濮集）而止；楚军则紧紧追随不舍，进逼晋军。四月四日丁卯，楚军进至城濮之南，面对晋军背酅而舍，即依托丘陵为营，居高临下而阵也。
四月五日戊辰，晋楚两军对峙于城濮。是日楚子玉使斗勃至晋军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子玉请战之词，满含骄狂之气。晋文公却使栾枝作谦恭之对答，其词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晋军兵力与部署
晋国除其自有之上中下三军外，尚有秦穆公派遣小子率领来援之秦军。因当时秦晋关系甚为辑睦。晋文公于周襄王十七年秦伐楚之商密时，曾派兵相援，故此次晋军救宋，秦亦派兵来助也。齐昭公自参与敛盂之会盟后，亦遣其大夫国归父、崔夭二人率领齐军来助。当楚子玉之军解宋围而北进时，宋成公以宋围已解，亦率兵来会。因之，城濮会战，晋国方面之总兵力，合晋秦齐宋之军约为八九万人。
晋军之部署，以其上中下三军作成横阵排列，先轸之中军居中，狐毛之上军在右，栾枝之下军在左，秦齐宋三国之军，配列于晋三军之中，整列阵势于莘墟之北。全军之兵车甲士及驷马，皆披韅（背甲），靷（胸甲），鞅（腹甲），靽（后甲），装配齐全。晋文公登有莘之墟（今山东省曹县西北）以观晋军，见军容壮盛，因此颇具有战胜之信心。遂令伐当地树木，曳于兵车之后，使尘土飞扬，以迷误楚军。
晋军之作战，是以右军伪作后退，引诱楚军深入，而以中军左军夹击之。
楚军兵力与部署
楚军之部署亦列成横阵，子玉以其中军及若敖之卒居中；斗宜申（子西）率息邑军及陈蔡之师居右；斗勃（子上）率申邑军及郑许之军居左。将东广西广部队分配于左右两军。总兵力约十一万人。
楚军之作战，是以三军并列，齐头向晋军作正面之进攻。
二、会战之经过
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四年，楚成王四十年，四月六日己巳，晋楚两军皆已完成作战部署。当两军接触之时，晋军之左翼下军胥臣部，以虎皮蒙在马上，首先冲击楚军右翼之陈蔡军，陈蔡军惊骇而溃。同时栾枝之部，以多数车辆曳树枝而驰，因之尘土大起。时适冬末春初之东北风，猛烈吹向楚军，楚军因而目视不清，故楚右军亦溃。晋军右翼之上军狐毛部，设两面大将旗，当与楚军接触时，佯向后退以诱敌。楚子玉以为晋大将所在之晋右军败退，即纵其左翼军追击之，以为将晋大将之军击败，即可以取胜。故对陈蔡军及右翼军之溃败，初并不以为意。但当其左翼军追击晋右军而前进时，右侧翼已暴露于晋中军之下。于是先轸郤溱以中军横击之；同时狐毛之上军，亦回军反击。楚左军在晋中上军夹击之下，遂不能支而亦溃败。楚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溃退，遂急令中军停止前进，得以不败。子玉乃收集败残之兵，向西南撤退。晋军随即起而追击，直追至楚军后方屯粮之地，因利用楚之粮食及营舍休兵三日，然后毁其营舍，于四月十日还师。
当楚军涉睢水（今惠济河上游），经空桑（今河南省杞县），将抵达楚境之连谷（今河南省临颖县西南）时，楚成王得悉楚军败溃，因怒子玉之丧师辱国，乃使人责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父老何？”其意谓申息之子弟，均战死战场，其将何面目见其父老耶？子玉因愤而自杀于连谷。楚成王遂以吕臣继子玉为令尹。
当晋军既已战胜之后，晋文公犹有不豫之色；及闻子玉死，乃转忧为喜曰：“今后将不再为晋国之患矣！”盖虑其积恨报复也。
第八节 城濮战后晋军之行动（参看附图1-15）
一、威郑与朝王
晋文公以郑国位于中原之中心，关系将来霸业之发展至为重要。而郑文公过去在齐桓时代，常依违于齐楚之间；及齐桓死后，郑文倒向楚国，使楚国势力迅速进入中原；城濮之战，竟派兵加入楚军，与晋为敌。又晋文公前在流亡过郑时，曾受其侮慢。兹晋军已战胜楚军，且已邻近郑境，遂移师问罪，且乘机控制郑国。时适郑文公派其大夫子人九（人名）来晋军请罪，晋军遂入郑境。五月一日甲午，晋文公及大军达于衡雍（今河南省原武县，当时黄河在原武县北方），郑文公亲自来晋军致犒，并以谢罪。五月十三日丙午，晋文公及郑文公盟于衡雍。
周襄王闻知晋军击败楚军，自不胜欣喜。盖周室凌夷已久，赖有姬姓诸侯击败楚国，得以重振周威。且晋文公昔年曾有勤王讨逆之功，因之准备亲往军前慰劳，借以奖励晋侯屏藩王室，不失先王封建宗亲之美意，一面更可提高王室之地位；襄王因遣王子虎告知晋侯。此时晋大军正向衡雍前进，因之与王子虎相遇于途。
晋文既知襄王要亲来劳军，乃令筑王宫于践土（今河南广武县之荥泽城），以便朝觐。
五月十四日丁未，襄王莅止。晋文率宋、齐、鲁、郑、蔡、卫（武叔）、莒诸侯朝觐襄王，并告捷献俘，有甲冑之马及兵车百乘，步卒千人。陈侯后至，参与践土之会。
五月十六日己酋，襄王宴享晋侯，用昔年平王享晋侯仇之礼，令晋侯侑（与天子共席饮酒）。襄王劳之曰：“自伯舅（齐桓公）即世，荆楚复强，凭陵中夏，得叔父仗义翦伐以尊王室，自文武以下皆赖叔父之休，岂惟朕躬。”
襄王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以策命晋侯为侯伯，即为诸侯之长，曰：“王请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文公辞谢再三而后受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命而出。在此期中，晋文公出入觐见襄王凡三次。襄王更赐赠晋文公之礼品如下：
大辂之服——祭祀用之车马服饰。
戎辂之服——军事用之车马服饰。
彤弓（赤色） 一
彤矢 一○○
玈弓（黑色） 一
玈矢 一○○○
秬鬯 一卣（祭神用黑黍香酒一坛）
虎贲 三○○人（天子近卫虎士）
五月二十日癸丑，王子虎召集诸侯于践土王宫，作践土之会，歃血聚盟。其盟词曰：“皆奖（尊）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坠其师，无克祚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言若背此盟，则其子孙以至玄孙，不论老少，均遭神诛之祸也。
晋文公盟诸侯之词曰：“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好乐声色者淫也；贪污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今日以后，无以美妾拟妻，无以乐声妨政，无以奸邪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自伐其根本，流于枝叶。若此者，是有患无忧，有寇勿弭也。不如言者，以盟词示之！”
二、凯旋与赏罚
周襄王二十年七月三日丙申，晋大军于衡雍地区渡河，整饬军容，陈列天子所赐仪仗与“恺乐”，奏凯而归。晋文公入绛都后，献俘馘于宗庙，并设宴大享群臣以庆战胜之功。
晋文公回晋后，对城濮战役，举行战绩之赏功与罚罪，因之纪纲整饬，晋国益强。兹列举其赏罚如下：
城濮会战前，当晋军击破曹国时，晋文以过去流亡在曹，曾受曹大夫僖负羁之善待，故下令晋军不得入僖负羁之家，而免其族，借以报昔日之惠。魏犨与颠颉二将，骄于从亡之功，竟不用命，焚僖负羁之居。晋文立杀颠颉，黜魏犨以示于军。
城濮会战中，晋文命祁瞒在中军正面布阵，以掩护中军侧击楚之左军。祁瞒违命，致其所部在楚中军进攻时发生混乱，损失车马及大旆之左旃，几危及中军。乃按军法杀之以示诸侯。
晋军凯旋回晋后，举行严正之赏罚。赏功以狐偃为首，先轸次之。但诸将皆曰：“城濮之役，设计破楚，皆先轸之功，今以子犯为首，何也？”文公曰：“城濮之战，先轸曰必战楚，毋失敌；狐偃曰：必避楚，毋失信。夫胜敌者一时之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时之功，而加万世之利乎？是以先之。”文公志在图霸，故以树信为先。亦犹齐桓不背曹沫之盟，因以得信誉于诸侯也。
罚罪则杀舟子侨。盖当晋军伐卫破曹时，原以魏犨为戎右。及魏犨获罪，乃以舟子侨代之。当会战时，舟子侨负准备渡河船舶之责。及衡雍凯旋，舟子侨因丧先自回晋。晋文凯旋返绛后，以舟子侨擅离职守，杀之以示众。
晋文行此种严明之赏罚，故纪纲整饬，人心振奋，诸侯亦为之畏服。故史称：“晋文公其能刑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刑赏之谓也。”
第九节 城濮战后之政局
晋文公城濮之役，击破弥漫中原之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晋文公一战定霸，绩业辉煌，盖自齐桓公殂谢以来未有之盛也。
是年冬十月，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温，以诸侯之军围许，讨其附楚不庭之罪，而楚不敢救援。是年晋又以御狄之故，扩编原有三个军为六个军；因避用天子六军之名，称新三军为三行。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秋，晋君蒐于清原，罢三行作五军，即于原有之中军上军下军外增设新上军与新下军。以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婴将新下军，先都佐之。自此以后，晋国领导中原诸侯，与荆楚抗衡达百余年之久，皆晋文公广植贤能，励精图治所建树之宏规有以致之。
第十节 申论
城濮战役之政治影响
城濮之战，为春秋之世中原民族抵御荆楚北侵势力最为重大之一战，亦即中原民族存亡所关之一战也。简言之，中原新兴势力，驱逐了自齐桓殂谢与宋襄败亡以来弥漫于中原之荆楚北侵势力，并压迫之使退归于荆楚之原有地区，不再侵害中原，造成中原一时安定之局势。设若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失败，则中原自黄河以南，原已降服于楚者无论矣；楚之势力且可越过黄河以北而统治全部中国。苟如是，则楚成王观政中国之雄心，得偿所欲，更不必待至楚庄王时始问九鼎之轻重也。近世史家有谓城濮之战，设若晋军失败，则荆楚民族将统一中国，而中国历史将全部改观，亦可见此役关系中原民族存亡之重要性。中原民族自城濮战胜后，不但恢复了自齐桓公领导以来内部之团结，而且恢复了自觉自信与组织之能力，因而产生持续抵抗外族之力量。故嗣后数百年间，楚国虽仍有侵扰，但终无法侵吞中原；至最后亦接受中原文化，逐渐同化于中原民族之中；到了战国后期，已完全成为中原民族之一部分，与中原诸侯同其休戚，无复再有畛畦之分矣。故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在早期历史中，抵抗外族侵陵最成功之一役，宜其为近代史家所称道不置也。
齐桓公与晋文公，均为春秋时代霸政之最早创导者，两者对于历史之影响已如前章与本章所述。兹就两者作一比较：齐桓公以二十余年之经营，始能北逐戎狄，南抑荆楚；晋文公只有四年时间，即能击败楚军于城濮。良以在齐桓公时代，中原民族尚系一盘散沙，故必须经长期之努力，始能臻于团结。至晋文公时代，已有齐桓公在先为之创导，中原人民亦已醒觉，故其情势与前迥异。但在齐桓公时代，中原诸侯均立于中原集团之中，其力量远较晋文公时代为雄厚。至晋文公时代，中原诸侯已大部臣服于楚，故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兴灭存亡之最后决战，其成就之艰难，实较之齐桓时代尤为倍蓰也。
晋国内政
晋文公建国治军之迅速，实为政治史上之一大奇迹。晋文复国不及一年，即能独力勤王，讨杀王子带，安定周襄王。迄于城濮之战，不过四年之时间，竟能养成如彼强大之实力，一战胜楚，一跃而为中原之霸主。不仅出乎当时诸侯意想之外，即知人甚明之楚成王，亦非其始料所及。吾人试就春秋时代之各明君贤相建国治军之成就作一比较，列之如次：
齐桓公用管仲 治齐三十年 国富兵强，九合诸侯。
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 治秦二十年 国富兵强，三定晋君。
楚成王用令尹子文 治楚三十年 楚国强盛，其力足以侵凌中原。
晋文公用狐偃、赵衰 治晋四年 击败楚军，称霸诸侯。
观于上列之比较，可见晋文公之治绩，较之齐桓公秦穆公楚成王尤多迈越。晋文虽有其父献公十余年之开拓为其基础，但晋国系山地之国，耕地有限，饥馑时至；且自骊姬之乱后，历十五年之内政紊乱与国外丧师。晋文公仅仅于此短暂之时间内能迅速致晋国于富强之域，良由其着力于修明政治，广用贤才，整饬纪纲，弘施教育，培育经济，恤困救贫，崇尚俭朴，敦厚习俗之所致。而其选贤任能施政迅捷，率先躬行守法不渝，尤为迅速成功之道。
晋国之政略战略与战术
晋文城濮战之战略，是诱致楚军劳师北上，而自己以逸待之。但此种战略，却用攻曹卫之政略以达成之。盖曹卫为楚之与国，楚若放弃曹卫，则其过去在中原之威望顿失，而其入侵中原之雄图亦将幻灭。此种政略战略之相互运用，诚属高人一等，此即以后孙子著书，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之理也。
中原人民慑于荆蛮之威，为时已久。惟人民内心上华夷文野之见，自未全泯。故当卫侯请盟被拒而求救于楚时，人民即起而驱逐其君。由此可知晋文先伐曹卫之举，其在振兴中原人民心理上之效果至为巨大。同样在伐卫之后，即时聘齐修好，求得多助。破曹以后，为旌善人僖负羁，杀违命者从亡多年之颠颉及黜魏犨以徇于军，此种领导中原之恢弘气度，与严明之治军纪律，其赢得中原人民心理之爱戴，当可不言而喻。
至楚使宛春来告，请晋复曹卫与楚释宋围为和平条件，本为子玉良好之谋略，晋文乃私许复曹卫而使告绝于楚，彼乃运用中原人民内向心理，在心理上削弱敌人，其谋略自更为巧妙。至于执宛春以激怒子玉，似尚属余事。
楚军既北入曹境追逐晋军，晋军之战略尚欲诱其北进，晋文乃以楚惠不可忘，与诺言之必须践，用退避之方式出之。一面借示信义于诸侯，一面以柔弱退避之形态，使楚军益为骄肆。观于子玉布阵时之言曰，“今日必无晋矣”，即其退避之行动，真有莫大之效用。
城濮战场，在今山东省曹县与定陶之间，其地为黄河冲积之黄土层。周正四月即为夏正二月，系属冬末春初季节，此季节中东北风猛烈，尘土易于飞扬。晋文乃运用此种季节与地质特性，伐木曳于车后，使尘土益为飞扬，乘北风南吹之猛烈，使楚军视线不清。此外胥臣之蒙马以虎皮，以奇袭陈蔡军；狐毛之上军建二大将旆，伪作后退以引诱敌人之深入，而以中军作侧面之夹击，都是战术上尽奇诡变化之能事。在二千五百余年后之今日观之，其战术之高妙，犹跃然纸上，洵足为后人研究军学之宝鉴也。
楚成王之政略与战略
楚成王承武王文王三十余年开拓之基业，其自己秉政亦已达四十年，又得令尹子文之贤能辅佐，楚国已臻于富强。其时中原诸侯互相攻杀，政治混乱，引起其观政中国之雄心，乃无可厚非之事。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之师，进兵楚地，耀武境上，责楚国之不贡包茅之罪。楚成王使屈完与齐盟于召陵，蓄猛虎在山之势，而不肆逞其武力，似颇具有老成持重之高见。
当齐桓之霸业衰歇宋襄之狂妄取亡以后，自为楚国进入中原之良机。楚成王一面与郑卫联姻，并结好鲁曹以控制齐晋；一面派兵争夺荆紫关地区之商密以阻秦国之东出，均为至当之举。惟对于怀柔宋国一事，似乎缺乏妥慎周详之处理。昔武王克商，亟封纣子武庚与微子启以续殷祀，故能老怀少安，近悦远来。宋为微子之后，本与姬周无宗亲之关联。设如楚成王能尊其习俗，崇其祀典，当可相安久远，不致叛变通晋，导致城濮之战。楚成王不此之图，可知其在政治上无高远之见解与悦近怀远之策略。宋既叛楚，楚成王不谋在政治上求挽救，而急急诉之武力。对宋既已用兵，则以楚国之强，应可迅速破宋而重定旧盟；乃顿兵老师，使晋国有从容出兵之机会。于此可见楚成王殊无政治之长才，又乏军事之远略，其遭遇挫败，亦属无可逃避。
楚成王信任令尹子文至二十余年之久，与厚遇晋文流亡时认为有国君之器，似亦颇有知人之明。但对城濮之战，使用刚忿躁急之子玉，昧于选将，卒至偾事。楚成王既决定释宋围撤谷戍以归于申邑，又放任子玉任其自由行动，足见楚成王之内心，颇有徬徨矛盾无所主宰之象，其致败殆为必然之事。
楚将子玉刚忿躁急，浅薄恣肆，颠倒于晋人谋略之中而不自觉，犹傲然曰“今日必无晋矣”，是真偏隘之器也。吾人检讨子玉在城濮战挫败之由，约有数端。第一，他犯了忿怒兴兵之误。他因曹卫携贰与宛春被执，遂怒不可遏，背弃楚王“无从晋师”之命追随晋军。以后孙子著书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似即由此战研究而得。明乎此，吾人当可知将帅心理平衡与头脑冷静之重要性。第二，他犯了骄盈轻敌之义。晋军之后退三舍，与晋文言词之谦恭，正所以使敌骄满而发生轻敌之事。而子玉却认为晋军怯弱而益自骄矜。《易经?师卦》说：“负乘致寇，弟子舆户。”盖以小人而居高位，器小易盈，骄肆轻敌，自必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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