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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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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思维方式的基本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着重阐述了中国和西方主流文化在宗教、伦理和政治法律方面的主要观念，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能够从特定角度满足大中学生和社会公众理解自己、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的思想诉求。书的内容也包涵着作者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问题的见解，对于读者会有启迪意义。本书用口语化的形式阐述分析深刻的文化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利了读者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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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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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奇，1950年6月生于北京。1981年山西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农村插队、工厂做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主张以经世精神从事学术研究。主要学术领域为清代、民国时期县制研究和中外文化观念研究，主要论著有：《大智心魂——哲人的历程》、《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今天与昨天——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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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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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绪 论
（一）“文化”和“文化观念”
（二）中西文化观念比较的意义
第一讲 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
一、文明发源地的不同地理环境
（一）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二）中国与希腊地理环境的差异
二、“团体结构”与“差序结构”
（一）“团体结构”的特点
（二）“差序结构”的特点
（三）社会组织和人群的联系纽带
三、西方社会的多元结构
（一）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结构
（二）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结构
四、中国社会的一体结构
（一）商周社会的社会结构
（二）秦以后的社会结构
（三）秦以后的社会分层
第二讲 两种宇宙观
一、原始思维
（一）原始思维的“互渗律”
（二）原始信仰与原始思维
（三）逻辑思维的萌芽
二、两种宇宙观
（一）西方的离散集合体宇宙观
（二）中国的有机体宇宙观
三、西方的“天人相分”与中国的“天人合一”
（一）西方的“天人相分”观念
（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
（三）两种理性主义
第三讲 中国与西方的宗教观念
一、宗教的概念
（一）宗教的概念
（二）宗教的进化
二、古希腊的宗教观念
（一）奥林匹斯宗教的宗教观念
（二）俄尔普斯教派的宗教观念
三、基督教宗教观念
（一）基督教简史
（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三）宗教、巫术与科学
四、中国的宗教观念
（一）天、祖崇拜
（二）道教的宗教观念
（三）中国佛教的宗教观念
五、中西文化观念比较
（一）中国人宗教观念的淡薄
（二）中西宗教观念的差异
第四讲 中国与西方的伦理观念
一、伦理的概念
（一）伦理的概念
（二）伦理问题上的基本分野
二、关于“人”的不同观念
（一）西方文化的个体人观念
（二）中国文化的群体人观念
三、西方的个人主义伦理观
（一）个人主义的内涵
（二）感性主义伦理观
（三）理性主义伦理观
四、中国的群体主义伦理观
（一）基本特点
（二）感性主义伦理观
（三）理性主义伦理观
五、中国传统伦理的积极成分
（一）儒家的理想人格
（二）中国传统伦理的良性根基
六、中西伦理观念比较
（一）伦理内容的差异
（二）贵智与反智
（三）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关系
七、中国伦理现代化的出路
（一）中国传统伦理的根本缺陷
（二）近代的误区
（三）中国伦理现代化的出路
第五讲 中国与西方的政治法律观念
一、国家和政治的概念
（一）国家的概念
（二）政治的概念
二、西方文化中的国家和政治观念
（一）国家和法律起源的观念
（二）国家主权观念
（三）国家治权观念
（四）公民观念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和政治观念
（一）国家和法律起源的观念
（二）国家主权观念
（三）国家治权观念
（四）人民权利与义务观念
四、两种法治观念
（一）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念
（二）现代法治观念
（三）法治化行政
（四）中国传统政治的非法治特征
结 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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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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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
一、文明发源地的不同地理环境
（一）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的影响
我们这个课的主体内容，是对中国与西方文化在宗教、伦理、法治等三个方面的观念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其地理环境不同，对这两个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理环境对于文明的发展有没有影响，到底有多大影响，这是个前提性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各种文化系统彼此不同，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日本的，彼此不同。这种文化差异为什么会出现？大家都是人，为什么文化不一样？对这个问题，文化学的解释不外乎三个角度。第一是从种族的角度解释，认为种族不一样，文化就不一样。第二是从历史的角度，认为不同的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阴差阳错，逐渐形成差别，一开始有一些小差异，时间长了
差异就越来越大。第三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认为两个文化之所以不一样，是由于它们的摇篮、它们的发源地的地理环境不一样。关于这种解释，我们理论界过去有一个说法，把它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说，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如果讲地理环境“决定”，这肯定是错的。一个文化系统它形成自己的面貌，原因有多种，讲一个因素就最终决定了一个文化的整体情况，肯定是不对的。此外，讲什么因素是“终极原因”，也是个说不清的事情。但是，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人的生存方式是历史的基础，而生存方式就依赖于地理环境，我们中国人讲“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靠着海边、河边就打鱼为生，靠着山丘就以种山田、打猎为生，住在平原上就以种地为生，产业形态不一样，其他也就会不一样。家庭组织、社会组织、精神面貌、思想观念，都会有所不同。所以，地理环境对于文化来说肯定有重要的影响。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一直持有这种观点。
古希腊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对世界上的人群就有一个区分，说有北方的民族，有南方的民族，这有它的道理。现在在国际政治中，我们有时还讲一种南北关系，什么“南南合作”等等。这种区分南北的基础是什么呢？有一个解释，说欧亚大陆从西到东有一个隆起带，从最西端比利牛斯山脉，往东到阿尔卑斯山，再到小亚细亚高原、伊朗高原，再到中国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这个隆起带以北多平原，也有山地；以南则有几个大河流域，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都是发源在大河流域，比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恒河流域，现在伊拉克一带的“两河流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大河流域的国家往往是农业国。这个从地理上讲是可以解释通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世界的民族有北方的民族，有南方的民族，历史不一样。
到了近代，西方很多人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包括我们很崇拜的思想家黑格尔、马克思。有一个叫波丹的，是法国16世纪的历史学家，他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必须要适合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才能巩固，而民族心理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可以说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讲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地理环境、气侯条件、土壤性质都有关系，这些东西甚至决定着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他说，世界的“南方”气侯炎热，有广阔的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专制大国的发展，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一些专制大国。为什么这种地理环境有利于专制大国的发展呢？他讲了一些因素，比如说平原不利于防范外族入侵，土地肥沃就适于种庄稼，搞农业，分工不发达。反之，“北方”地区很严寒，多山地，很贫瘠，那里的人很能吃苦；产业方面搞农业不行，就得搞工业，搞其他经济活动，于是分工就发达，这就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孟德斯鸠还说，居住在海岛的人爱好自由，爱好独立，而它的地势也使得它可以免于遭受侵略。
我们再看黑格尔的观点。他说，有三种地理环境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第一是干燥的高地和高原、草原；第二是平原、大河流域；第三是沿海地区。这三种地理环境可以造就三种不同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不同，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会有不同影响。他说，世界的文明都是产生在温带而不是在热带，也不是在寒带，如北冰洋地区就不可能有文明，爱斯基摩人不可能有高度的文明，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要用主要的精力应付自然环境，创造文明的能力、动力就少了；热带如黑非洲也不可能有很高级的文明。
马克思其实也是这个观点，他也认为人类历史和自然环境关系很大。例如他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自然地理条件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特点就是人要支配自然，搞农业是顺应自然，搞工业就是要对自然条件进行加工、改造。因此，如果一个地区自然条件非常富饶，那么人们就会依赖于自然，就不会想到去支配。马克思的原话说，这种自然条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依赖于自然，就不会有资本主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也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一个地方农业生态条件很好反而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反倒是那些穷的地方、自然条件不好的地方，人们谋生的方式有差异，你生产这个，我生产那个，搞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发达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就有了基础。恩格斯也是这种观点。他对比旧大陆和新大陆，说欧亚大陆的自然条件使得它有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如牛、羊、马，有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谷子、小麦、稻子、豆子等等，但美洲新大陆只有一种动物适于驯养，就是羊驼；只有一种谷物适于种植，就是玉蜀黍。正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得这两个半球上的居民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地理条件不一样，历史就走上了两条道路。
我们上面想要说明的就是一个问题，即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与希腊地理环境的差异
?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诞生地的地理环境各有什么特点，这种特点对于它们文明的产生会有什么影响。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讲，人类历史上有二十一种文明，后来又说有二十六种文明，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算是其中的两个。希腊文明后来灭亡了，现在的西方文明可以说就是基督教文明，但两者之间有联系。西方近代搞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希腊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最初源头。
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最初发源地，它的地理环境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点？古代希腊和现在的希腊国家，其地理概念不是完全一致。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包括爱琴海上的各个岛屿，包括克里特岛，还包括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区。这个范围的地理环境特点，第一是陆地交通不便，希腊半岛多山岭、河谷，从南到北层层叠叠，把半岛分割成了一块块的狭小地区。这些地区之间交通很不方便有的地方冬天甚至不能通行。第二是农业生态恶劣，自然条件不适合搞农业。这和我们中国、和埃及一比就很明显，没有宽阔平坦的沃野，就是山岭之间有些狭小的平原河谷地区，有些坡地，有些河谷地，土地很贫瘠、很干旱。显然，这种生态条件不适合搞农业。但另一方面，它发展手工业、发展商业却有一些便利条件。比如说，它有银矿，可以制作银器；有大理石，可以搞雕塑；有比较优质的陶土，可以制作陶器。这些有利于它发展手工业。手工业和商业是连带的，它的产品是用来交换的，所以手工业发达商业也就会跟着发达。第三是对外交通比较方便。希腊半岛三面环海，深入到地中海当中去，有着世界上最曲折的海岸线和最优良的港口港湾，便于对外航海。半岛狭长，除了北部地区，任何一个地方离海边都不超过五十公里。对外交通的方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爱琴海当中有很多的岛屿，星罗棋布，一个挨着一个，形成所谓的岛桥。从希腊出发，通过这些岛桥一直可以到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有的书讲的很形象，说希腊人晴天的时候挂帆出海，不会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不会看不到陆地，往前面看肯定有岛，再往前面还有岛。岛桥好像跳板一样，沿着它一直可以到达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着海岸往西走可以到意大利，往东走可以到西亚，再转过弯来可以到北非，到埃及；往东还可以到黑海的海岸。
希腊地理环境的这三个特点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它的产业形态特点，农业不发达，商业、手工业发达。它在河谷、小平原地区种点儿大麦、小麦，放养些山羊、绵羊，粮食不能自给，要到外边去换，到埃及、黑海地区去换。但是另一方面手工业比较发达，种葡萄可以酿酒，种橄榄可以榨油，可以开发矿产制作银器、制作陶器，然后把这些东西输往地中海各地，去换粮食换货币。商业的往来还促成了航海业、造船业的发达。它地理环境的这三个特点还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人口流动比较频繁。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对外移民运动，移民到很多地方，往西到了意大利，到了西西里岛，甚至更远到了高卢；往东到了黑海沿岸，到了小亚细亚；还有的到了北非，到了埃及、利比亚，甚至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城邦。为什么移民呢？有的是农民没有地到那里去开垦，有的是做买卖、搞商业，还有的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在国内呆不下去。与此同时，“外邦人”也移民到希腊。希腊地理条件的特点所导致的这两个结果，对于一个文明的产生非常重要，我们下面再讲。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文明发源地的地理环境特点。我们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这一块地方有很多的大河，黄河、长江、淮河、珠江，都是自西向东蜿蜒入海，于是就有冲积平原和盆地，土壤比较肥沃。中国的大河流域它还有个特点，就是水系发达。我们平常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它们的发源地都是在大河流域。但尼罗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水系不发达，只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其他的支流很少。中国的黄河、长江、淮河不一样，它们水系发达，有不少的支流，支流还有小支流，流域面积也就很大，能够灌溉的面积很大。所以钱穆说，笼统讲中国的文明发源于黄河不一定正确，中国文明的真正发源地是这些大河流域的支流与这些大河的交汇处，汉字叫“汭”。这个符合历史事实。传说中的尧、舜文化，发源于山西省的西南部，汾河向黄河的入口处；夏文化原来是在黄河以南，逐渐向北移越过黄河，与唐、虞文化交会。商的文化发源于中国的东部，河南东部、山东地区，这些地区在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湖泊，比如说蒙泽、菏泽，顾名思义，原来是有水的，是一大片水域。周文化发源于渭河流域，八百里秦川，渭河是黄河的支流。
中国和希腊相反，对外交通比较封闭，有一些天然的障碍。如果站在黄河流域要想向四外发展，那么走出一段就要遇到天然的障碍，向东是太平洋，太平洋不是地中海，你不可能驾着小船到美洲去，甚至到朝鲜、到日本都不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向西、向西南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向西有“丝绸之路”，但很难走，只有旅行家、政府的团体大概能够过去，还要付很大代价；北面我们叫大漠，就是大戈壁滩，蒙古戈壁。0
中国文明发源地的这两个特点，地处大河流域，对外交通封闭，对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与希腊几乎是完全相反。首先，农业发达，但不太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农业生态条件好，大家就都去种地，不是说我们没有手工业原料，而是说能够吃农业饭就不愿费力气搞手工业、商业。第二，人口流动比较差。中国人有个成语叫安土重迁，安于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生活，轻易不迁移。为什么呢？第一，搞农业不需要迁移，脸朝黄土背朝天，不需要到处跑。第二，也跑不了，交通条件很差，不可能出远门，你想要到美洲去，到欧洲去，都不可能。
总之，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希腊与中国产业形态不同，人口流动情况不同，这对它们的社会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下面就要接触这个问题。
二、“团体结构”与“差序结构”
（一）“团体结构”的特点
下面我们讲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第二个问题。先介绍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团体结构”，一个叫作“差序结构”，理解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结构特点问题。团体结构、差序结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有一部著作叫《乡土中国》，里边提出了这样的概念。
团体结构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结构，它是由一些独立的单元所组成，这些单元在组成这个结构之前都已经单独存在，机械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结构。这种结构的边界非常清楚，哪些单元是属于结构之内的，哪些单元是结构之外的，清清楚楚。组成团体结构的这些单元，由于是机械结合，还可以分开，这个结构解体了，它们还可以各自独立存在。比如我们学校的一个班级，用费孝通的观念说就是一个团体结构。组成这个班的同学，在没有这个班产生之前都是存在的，大家来到一个学校上学，机械地结合成这一个班。这个班边界很清楚，谁是这个班的人，谁不是这个班的人，都很清楚。班级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界限也很清晰，每个成员与班集体之间的界限也很清晰，哪些事情属于个人的事情，班集体管不着，哪些你得遵照班集体的规则做，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毕业后这个班解散了，但组成这个结构的个人也还都继续存在。这就是团体结构，它由独立的单元机械结合而成，边界清晰，单元之间界限清晰，单元与团体之间的界限也很清晰，是个机械体。费孝通说，有一类社会、有一类团体就是属于这种团体结构。
（二）“差序结构”的特点
差序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它是个有机整体，不是由独立的单元机械结合而成的，它里边没有独立的单元，整个是一体。但内部又有“差序”，像是有界限但是界限又不分明。费孝通举例说，差序结构好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的，一年长一圈，但一圈与一圈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是连续的，一直向外扩展。费孝通说，差序结构又好比水里的波纹，我们朝水中掷一个小石头，它就出现波纹，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每一圈波纹和外边一圈波纹之间的界限，根本分不清。波纹一直向外扩展到什么地方才消失，也说不清。这就是差序结构，里边没有独立的单元，整个是一体，呈一种差序状态。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社会中的传统式的家族就是差序结构。传统社会的一个大家族，它有一个老祖宗，下边有几个儿子，儿子下边有孙子，一层又一层；就是老祖宗本人，他也还有他的亲戚，叔伯兄弟，姑舅表亲，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都是亲戚。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往外扩张，好像一张网，扩到什么地方就算结束？没有边界。自己和这个结构之间的关系也说不清，划不清界限。这就是差序结构，它具有整体性，边界不清晰，内部没有独立的单元。家族中的成员，我们后边要说到，他没有财产权，
没有政治权利，没有独立的思想政治见解，因此不是独立的个人。
为什么讲这个概念呢？因为下边要具体分析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西方社会结构的特点，用费孝通的这两个概念做纲领就很适合，西方社会基本是一种团体结构，中国社会基本是一种差序结构。而我们后边要讲到这两个文明的宗教观念、伦理观念、政治法律观念，通通都和这两种结构有关系。
（三）社会组织和人群的联系纽带
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个角度，也和我们的这门课程有关。社会学讲各种人群、团体，都必然会有一个联系纽带。比如一个城市、一个班级、一个家庭，它都能凑成一个人群，而这些人群之所以能够凑在一起，是因为有一种纽带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社会学研究这个纽带问题，分析是什么样的纽带能把一群人连在一起。有这样几种纽带：第一是血缘纽带，也就是说血缘关系把一群人连在了一起，比如家庭、家族、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就是血缘这个纽带把它连在一起的，就是说，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第二是地缘纽带，就是说由于属于同一地域，一群人连在了一起，这样形成的团体叫做地缘团体。例如现代国家就是地缘团体，一个国家有清晰的边界，跨出一步就是出了国。我们为什么都是中国人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块行政意义上的土地上。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区，比如说北京市、河北省、上海市、四川省，也都是地缘组织。第三是业缘纽带，就是一群人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从事一个职业，比如说一个公司，其成员不见得是亲戚，也不见得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拿出身份证、户口本看，可能有北京市的居民，有上海市的居民，有天津市的居民，有河北省的居民，甚至还可能有外国人。那么为什么能够凑在一起呢？是因为职业的原因。由职业做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团体就是业缘群体。还有一种纽带，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志缘”，就是一群人集合到一起，是因为志趣相投，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主张，比如说政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一些民间组织也属于这种志缘组织、志缘群体，比如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小动物协会等等。
我们后边要讲到的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具体表现，就与这种社会组织和人群的联系纽带有关系。
三、西方社会的多元结构
（一）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结构
我们把西方的社会结构和中国的社会结构作一种归纳，可以说西方社会结构的特点在于它的多元，或者说它是个多元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在于它的一体，或者说它是一种一体结构。
西方社会的多元结构特征，在它的文明产生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去马克思主义讲“五种社会形态”，说最初有原始社会，以后便进入阶级社会。按照现代人类学的分析，人类早期的阶段可以把它叫做蒙昧阶段，此后进化到野蛮社会，再以后进入文明社会。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最初形成于文明诞生时期。这里说一下它形成过程。希腊和罗马作为西方文明的诞生地，在史前时期是氏族社会，它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比如希腊，它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就是荷马史诗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社会组织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希腊有很多城邦，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城邦是雅典。雅典所在的地理区域叫阿提卡地区，在史前时期，阿提卡地区存在氏族制度，存在很多以一个男性家长为中心的父权制大家族，这些父权制大家族结合成12个胞族，这12个胞族又结合成或者划分成四个部落。大家族庭也好，胞族也好，四个部落也好，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我们讲世界历史，说雅典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军事民主制，由各个氏族的长老组成一个长老会议，能够决定重要的事情；所有的成年男子组成人民大会，女子没有这个权利，选举他的部落首领，叫做巴赛勒斯，实际上就是军事首长。再看罗马的情况。罗马这个时期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传说。传说罗马有一个王政时期，前后有七个王当政，大约是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末。在这个王政时期，罗马有三百个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库里亚），每十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也就是说，它的社会组织是三百个氏族、三十个胞族、三个部落。这些组织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是一种一体化的组织。它和雅典的制度很类似，有一个人民大会，由全体成年的男子参加，也是选举一个军事首领，叫做“王”（勒克斯）。这个人民大会除了搞选举，还要投票决定一些重大的事情，投票以什么为单位呢？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库里亚为单位，每个库里亚一票。它的三百个氏族每个氏族都有首领，他们组成一个机构，就是元老院，直到帝国时期罗马都有元老院，负责处理公共事务。可见，雅典、罗马在史前时期都是氏族制度，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
到了公元前6世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个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它们的血缘氏族制度瓦解了，社会结构由原来的血缘组织变成了地缘国家。我们看一下它的简单过程。比如雅典，公元前594年有一次重要的改革，叫梭伦改革，它在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方面搞了一个“双轨制”，一方面按照传统的氏族组织四个部落选举了一个四百人会议，每个部落出一百人，这个四百人会议的基础是血缘组织。与此同时，它又将全体公民按照财产的多少分成了四个等级，这与四个部落肯定不是一致的，四个部落被打乱了。这种“双轨制”是个过渡，到了公元前509年，雅典又出现了另一次改革，就是克利斯第尼改革。这个改革把“双轨制”变成了“单轨制”，将整个城邦按照地域划分了十个选区，按照选区进行公民登记。这样，部落就被打散了，同一个部落的人甚至同一个胞族的人，不见得是在同一个选区。十个选区是个地域性的组织，它的公共机构怎么产生呢？每个选区选出50名代表，十个选区一共是五百人，组成一个公共机构叫五百人会议，取代了过去的四百人会议。过去的四百人会议其基础是血缘氏族制度，现在的五百人会议其基础是地缘组织，原来的氏族社会、血缘社会因此就彻底变成了地缘国家。我们再看罗马的情况。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也发生了一次改革，叫塞尔维?图里阿改革。这个改革也是按照财产多少的原则，把全体应该服兵役的男子分成了六个等级，每个等级建立若干个“百人团”，一共是600个“百人团”。决定公共事务也好，选举也好，都是以“百人团”为单位投票表决。这样一来，它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就不再是过去的血缘氏族组织，而是个人，因为“百人团”是由财产多少不同的个人为基础建立的。这种组织就是一种地缘国家了。
可见，希腊和罗马在文明产生这一个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学家们，还有恩格斯都曾讲到，希腊、罗马是在氏族制度彻底瓦解的基础上产生了地缘国家。那一个瓦解，这一个建立，一个被另一个取代，而不是两者重合，这与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希腊、罗马地缘国家是一种“团体结构”，它的基本单元是众多的、各自独立的个人和个体家庭，而不是一体的、内部界限不清的血缘组织，希腊、罗马从此变成了这样一种多元的社会，一种“团体结构”的社会。
（二）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结构
欧洲的历史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经历了所谓的“中世纪”，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4世纪，有一千年的时间。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具有什么特点呢？也是多元化，或者说，欧洲中世纪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化社会。这种多元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两个体现。
第一，它是由许多的封建实体组成的。从表面形式看，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我们中国的商周社会比较类似，都有封主、有封臣，但实际上不一样。我们中国商周的分封制度，是个一体化的制度，是自上而下搞下来的，先有一个君主，比如说周武王，他打下天下后自上而下地进行分封，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制度。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从公元4世纪开始欧洲有所谓民族大迁徙，就是当时住在罗马帝国北方的日尔曼人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日尔曼人在大迁徙之前，还是一种大家族制度，没有建立过统一国家，所谓日尔曼人是个种族的概念，它有很多支脉，什么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它们内部也还有不同的部落。日尔曼人的迁徙是一股一股的，没有统一的行动，这些人占领了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罗马帝国就瓦解了，覆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日尔曼人建立的一个个的社会组织，它们本身并不统一。就是说，蛮族入侵摧毁了旧的罗马帝国，但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听凭各个部族各行其是，自己搞自己的社会组织。于是，西欧社会就出现了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封建实体，比如说公国、伯国、子爵封地、男爵封地，还有后来出现的城市，还有基督教的主教国、教会领地等等，都是各自独立的，好像一个个的小国，彼此没有统一的政府。从这个角度说，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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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各个封建实体自身而言，它们是一种“团体结构”。我们知道，史前社会的氏族组织，它的内部结构具有一体化的特点，以血缘为纽带将家族、氏族连为一体。日尔曼人在大迁徙之前，它的氏族组织已经在开始瓦解，迁徙到了罗马帝国之后，它和罗马帝国当时的隶农制度（隶农是独立的小农，但是又可以随着土地买卖）相结合，建立了一种叫马尔克的社会组织。日尔曼人建立的马尔克，最初是各个封建实体内部的基层组织，而这种马尔克已经是地缘化的组织。马尔克的大部分土地名义上是公有的，但是也有少量的土地（比如宅基地等）是私有的；而公有土地多年不重新分配，时间长了也就变成了私有。这样，原来的氏族成员，慢慢自己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和氏族的关系就越来越松散。原来在氏族内部，各个成员彼此有权利、有义务，类似于我们中国一些地方的宗族。我们中国的宗族一个人去世了，如果他没有儿子，他的本家、本族的叔伯、兄弟、侄孙，就可以继承他的财产，同时他家里如果有事，你也有义务去帮助。但是在日尔曼人建立的马尔克组织当中，这种关系慢慢被排除了，有些社会成员感觉不方便，通过一定的仪式、一定的手续可以当众宣布脱离这个氏族，不再享有他原有的权利（如财产继承权、陪审权等等），同时也不再负担义务，氏族里有什么事情，与我无关了。这样，他就独立出来了。土地私有再加上这种社会成员脱离氏族组织的游离，再加上日尔曼人与罗马人的融合，互相“掺沙子”，原来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板块肯定就要趋于瓦解，大家散伙，都成了以个人，成了个体家庭。后来，日尔曼人搞了封建庄园。什么叫封建庄园呢？日尔曼人迁徙的时候，是由一些军事首领带领本部族的人、一股一股地占领罗马帝国的土地，成功后他得有所封赏，封赏那些跟着他干的人，他的亲兵，他的部属，他的家庭，封给他们土地，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大地产，招募隶农、从部族中游离出来的农民来耕作。这种大地产不像马尔克，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血缘制度。到了公元6世纪以后，“封建化”过程开始了，就是原来独立的农民慢慢破产了，都把土地给了封建主，和封建主建立了依附关系。于是，这些大地产，还有马尔克，从6世纪以后到8世纪，基本完成了所谓“封建化”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个的封建庄园。西欧土地上有很多的封建庄园，就是封建实体。我们过去说，这种封建庄园中实行农奴制度，一说农奴制度，大家会认为它很残酷，封建主对农奴想怎样就怎样，其实并非如此。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中，我们叫做农奴的那些人都有他的独立性，他和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我给你种地，我给你负担什么义务，但是我有我的权利，比如我的份地你不能随便收回，等等。他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如果遇到了纠纷，庄园中有法庭，要经过法庭来处理，不是封建主一人说了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除此之外，欧洲中世纪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在公元2世纪以后逐渐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到了3～4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信仰已经相当普遍了。大迁徙后的日尔曼人信奉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的世俗地位是高是低，不管你是公爵、伯爵还是普通的所谓农奴，在人格上大家是一样的，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有罪的。这种基督教的观念也加强了中世纪庄园内部成员的独立性。这样一来，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内部也都是一个个的个人和个体家庭，不存在像中国商周时期那种系统化的宗族制度。到10世纪以后，西欧开始产生了一批城市，像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等，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也开始复活，这些城市原来是在封建庄园的领地上，后来与封建主有利益矛盾，通过斗争、交赎金取得了自治权。这些城市的内部也没有宗法结构。
西方近代情况大家很熟悉，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它那个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什么呢？是一个个的公民和他的个体家庭。
这样，西方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它的结构就全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换句话说，西方社会是一种多元化结构的社会。
四、中国社会的一体结构
（一）商周社会的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在于它的一体性。前面我们讲到，古代希腊、罗马随着国家的诞生，它的氏族制度彻底瓦解，地缘社会、地缘国家取代了血缘组织。恩格斯有一部著作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对希腊、罗马社会的这种变迁做了描述。我们国家的理论界有的时候发生误解，恩格斯本来是讲希腊、罗马的历史，但有人却把它说成是普遍规律，好像所有的民族在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取而代之的都是地缘国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具体说，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地缘国家的产生不是像希腊罗马那样，由它取代了彻底瓦解的氏族组织，而是在血缘组织的基础之上建立地缘国家。血缘组织并没有彻底瓦解，做了“里”，新建的地缘国家成为“表”，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互为里表。
夏、商、周三代，夏代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但是有些文献和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夏朝已经是一个地缘国家，不再是氏族部落的联盟，商、周就更是如此了。夏代的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在血缘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产生的。司马迁的《史记》有“夏本纪”，其中记载夏朝的建立者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就是说，夏朝按血缘支脉分封，一支就封为一个国，它既是一个地缘组织，同时又是一个血缘组织，这就是血缘组织与地缘国家相为里表。它有各种的“氏”，一个“氏”就是一个国。商代也是这样。商朝是比较成熟的地缘国家，而它的内部结构和夏朝也是一样的，同样属于血缘群体的联合。《史记》有“殷本纪”，记载“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一个国就是一个姓，就是一个血缘支脉。商朝封有很多的“氏”，比如殷氏、来氏、空氏、稚氏等等，分封一个“氏”就是让一个血缘支脉占有一块土地，外表是地域性的国家，内部是血缘性的组织。据文献记载，西周在打败殷商、建立自己国家的过程，灭了很多的“国”，有一种记载说它灭了99个国，还使652“国”降服，这几百个、上千个“国”就是原来商代分封的“国”。周代也是这样。周初大封建，分封诸侯，受封者是什么人呢？大概是三类人：第一是周天子的同姓子孙，姬姓，像鲁国、郑国都是姬姓。第二是功臣勋旧，例如姜尚，《封神演义》里叫姜太公。姜尚被封到齐国。第三是殷商的贵族，把殷商国家灭掉了，人没有都杀掉，他还有贵族，他的贵族下边还有自己的血缘支脉。周朝怎么对待这些人呢？也不打乱它，而是把他们也按照宗支分别分封到各个地方，当时的卫国、宋国就都有殷商的后代。像晋国甚至还有夏朝的后代，也是一支一支地安置在那里。所以，周初的封建没有把血缘氏族制度彻底打破，相反，它保持了这种血缘的关系。有人研究考证说，周初大封建后周公又搞封建，封了很多国家，其中姬姓有50个国，嬴姓有8个国，姜姓有12个国。
所以说，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其途径不是像希腊、罗马那样，用地缘国家完全取代血缘氏族组织，而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建立起地缘国家，以地缘国家为“表”，以血缘组织为“里”，分封制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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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历史文字记载比较多，我们比较熟悉。周朝搞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的封地叫“国”，如齐国、鲁国、晋国、楚国等。诸侯怎么管理他的“国”呢？办法是接着往下分封，同样分封他的子弟，分封他同宗的人，封他们为“卿”、“大夫”。“卿”、“大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领地，比如说晋国有六卿，包括后来“三家分晋”的韩、魏、赵，卿下边还有大夫，层层分封，宗法组织没有破除。所以我们讲西周的制度，都说它的几个制度是统一的，经济上是井田制，政治上是分封制，社会上是宗法制，整个国家是一体化的。可以说，整个周朝的贵族都是一家子，甚至可以说，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再加上秦，都是一家子，都是贵族，其血缘有脉络可寻。这种一体性的结构，与西欧中世纪一比就很清楚。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也有封主、有封臣，但它没有自上而下的“一统”，封建不是自上而下搞出来的，而是两个人通过契约互相建立的关系。甲是乙的封臣，乙是甲的封主，乙和丙也可以再另外建立一个封建关系；甚至还有三角关系，甲是乙的封主，乙是丙的封主，丙回过头来又是甲的封主。西周的封建制度不一样，他是一体化的，从上到下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而且层次分明。
我们还可以找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一体化社会结构的特点，这就是中国人的姓氏。汉语中有一个词叫“姓氏”，现在我们往往以为姓氏就是姓，在古代并不是这样。夏、商、周三代时期，姓和氏是两个东西，姓是姓，氏是氏。那个时候，男子称氏，说某某氏；女子称姓，说某某姓。不像我们后来说起张氏、李氏，都是指女人。清代的考据学家钱大昕说，夏商周三代，没有男子把他的名字前边加个姓的现象，如我们今天这样说张某某、李某某。看先秦的史书这一点就很清楚，比如《春秋》有一个记载，说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把他的弟弟段给杀掉了。郑庄公叫寤生，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惊醒了，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弟弟叫段，人们叫他共叔段，叔代表他小，他是老二，还不是伯仲叔季中代表老三的“叔”；段后来打了败仗逃到一个叫“共”的地方，人们也叫他共叔段。也就是说，他不是姓共，也不是姓叔，“共”和“叔”与姓都没有关系，他就一个名字，叫段。那么他姓什么呢？郑国是姬姓，他姓姬，和周朝天子是一个姓。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习惯，一定要给他一个姓给他一个名，他就应该叫姬段，但当时没有人这样称呼，对郑庄公也没有人叫他姬寤生。这就是钱大昕所说，三代以上男人没有在名字前边加姓的。那么，怎么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呢？中国这个“姓”，我们看字形就知道是从女从生，女字旁加一个“生”字，是专门用来区分血缘的。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母系氏族社会人们的血统是按母系来划分的，人们“知其母不知其父”，没法按父系来区分血缘。中国现代的姓非常多，有几百个，上千个，这些姓不是同时产生的，大多数是后来逐步产生的。所以搞姓氏学的有所谓“古姓”之说，古姓就是最早产生的姓，基本上从女，都是女字旁，或者以女字为部首，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周天子的姬姓、姜太公的姜姓、秦始皇的嬴姓，夏朝君主禹的姒姓。这些姓原来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是女子的身份标志。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当然还需要有姓来标示血统，这些姓就成为了父系血统的标志，但是有一个习俗没有改，就是女子称姓，男子有姓而不称。女子称姓，我们在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女子在母家待嫁的，比如称伯姬、叔姜、赵姬，这不能按现在习惯以为她姓伯名姬、姓叔名姜、姓赵名姬。比如孟姜女，我们不能以为她是姓孟名姜，她是姓姜，姜是她的姓，“孟”就是老大，与伯、仲、叔、季的“伯”是一回事，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女儿，叔姜就是姜家的三女儿。女子出嫁了，往往是以她祖国的国名为名，比如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她原是赵国人。男子有没有姓？当然有。但是不把这个姓挂在他名字上，男子称某氏，氏的原义是土地。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尤其到了有了国家之后，搞分封制度，女子不分封，分封的是男姓贵族。诸侯也好，卿也好，大夫也好，给你封一片封地，建立一个封建实体，要有个标识，就称“氏”。所以近代的国学家刘师培说，“氏”就是所居之土，是被分封的贵族所居住的土地，并不是所有的男子都有“氏”，只有有土地的人才有“氏”，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土地，你是奴隶、农奴，你就没有氏。传说中的盘古氏、燧人氏、有巢氏、祝融氏、女娲氏、神农氏、伏羲氏、高阳氏等等，这些人都是氏族的首领，都是有领地的，也可以说，这些都是国号。盘古氏、燧人氏等等，他必定是一个氏族首领，而且统治了一块土地。到了有地缘国家的时候，“氏”就是地缘国家的土地，谁在那里居住、在那里统治呢？是某个血缘宗支，两者相为里表。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文献有直接的记载，比如像《左传》鲁隐公八年有一个说法，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天子分封诸侯，根据你的血缘归属赐给你一个姓，给你一块土地然后给你一个氏。也就是说，天子分封诸侯，同时给了他两个东西，一个是根据他的血缘赐给他一个姓，一个是根据他占有土地的位置给他一个国号（氏），血缘组织与地缘国家相为里表。另外《国语?周语》中记载夏国家的产生，说“禹平水土，皇天嘉之，祚之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这话是说，禹治水成功了，老天爷很高兴，让他做天子，也是给了他两个东西，一个姓，一个氏，姓姒、氏有夏，以氏为国号，就是夏国。这十分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血缘组织与地缘国家重合。
（二）秦以后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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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分析一下秦以后社会结构，看它如何具有一体性的特点。过去讲“五种生产方式”，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们都接受一个概念叫奴隶制。但西方的思想家有一个说法，比如黑格尔，他说东方社会是独特的，存在着专制主义，它“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只有君主是自由的，其他人都不自由。马克思的观点也差不多。马克思曾谈到东方国家是“普遍的奴隶制”，大家都是奴隶，都不自由。当然，这种奴隶不是古典奴隶制中像斯巴达克斯那样的奴隶，奴隶主可以随便要他的性命。但是大家都没有完整的、真正的人身权利。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社会也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的看法。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的看法是对一半错一半。它的错处是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是一种宗法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就连皇帝也不自由，要受制于传统（如“祖宗之法”），受制于宗法性的整体（如江山社稷）。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想变法也变不了，守旧派拿出个东西来压他。他是皇帝，还有什么比他高？有，就是“祖宗之法”，守旧派说“祖宗之法不可变”。西方思想家看中国，这一点没有看准，没有看到中国与其他一些东方国家的区别，那些国家的制度是个人专制、少数个人的专制，中国是宗法性的君主官僚专制。
但是有一点他们说的是对的，就是“普遍的奴隶制”，大家都是奴隶，都是皇帝的奴隶。《诗经》上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下的土地没有不属于国王的，普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天子的“臣”。“臣”是什么？我们现在一说起“臣”，想到的就是高官，宝马雕车，权势显赫。其实“臣”这个字，在古汉语中就是奴仆、俘虏的意思。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是横着写的，它的形象就是一个人双手反绑跪着。传统社会有一个话，叫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还有皇帝说自己“臣妾亿兆”，“妾”不是妻妾的妾，是女奴仆的意思，天下的男人都是皇帝的男奴仆，女人都是皇帝的女奴仆，这一点儿也不假，不是夸张。中国在秦以后，皇帝对于大臣可以任意生杀予夺，想让你怎样就怎样，官员的人身权利也没有法律保证。这是写在制度里边的。中国古代有一部典籍，叫《周礼》，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说是记载周朝的制度，其中有些是有根据的。《周礼》说君主有“八柄”，就是他对群臣有八种权力，其中就包括“生、杀、予、夺”，可以让你活，可以让你死，可以给你官爵利禄，也可以将之夺去，可以随便籍没你的财产。不用说对老百姓，就是对官员也是这样。清朝的规矩，汉族官员给皇帝上奏折自称“臣”，满蒙官员自称“奴才”，这不是优待汉臣，“臣”就是“奴才”，是一样的。明朝有一种制度叫“廷杖”，就是大臣上朝，说话不对皇帝的心思，皇帝一怒之下可以将他拉出去杖打，打死就打死，奴隶主对待奴隶也不过如此吧。清代有学者讲，主上对待大臣“如遇犬马”、“如遇囚徒”，像对待狗、对待犯人一样。从中国秦以后的政治制度看，就是马克思说的“普遍的奴隶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只有皇帝是有权力的，皇帝通过自己的权力，以宗法性官僚机构为工具，把全国在政治上统成了一体。
秦以后的制度在经济方面也具有一体性，表现就是没有真正的私有权（个人所有权）。中国当时是农业社会，土地是主要的财产。中国秦以后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有时候说是私有制，这个概念太笼统。私有制——Private
Ownership——在西文中是一个法权概念，直译是个人所有制，它由法律所规定。我们过去的历史理论对此有误解，有歪曲。按照这种历史理论，只有“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公有制，中间的“阶级社会”都是“私有制”。这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说法，不是法权意义上的说法。从法权意义上讲，在中国历史上的有些土地制度下，土地不是归私人所有。比如西周的井田制，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西晋时期的占田制，隋唐的均田制等等，在这些制度下，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分配给一些人占有。但如果按照那个历史哲学的概念，只要财产不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就是私有制。这就把概念搞得混乱了。我们要严格从法权的意义上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样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就都是土地国有制。有一点需要探讨的是，唐代均田制瓦解以后，土地都分散到私人手里，贵族、官僚都有土地，老百姓手中也有土地，手里有地契，可以出租，可以买卖，这是不是土地私有制？对此，史学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这就是私有制，也有人说这仍然是国有制，后者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的一个说法。马克思曾经说，东方国家实行的是“租赋合一”制度，占有土地的人给国家交赋税，这个钱一方面是地租，一方面是赋税。所谓地租，就是土地使用者交给土地所有者的钱；所谓赋税，就是臣民交给国家的钱。中国唐中叶以后，凡是占有土地的人都要给国家交赋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钱的性质是“租赋合一”，既是地租也是赋税，说明国家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这个观点对吗？我手里有地契，我的土地可以买卖，怎么能说那个地是国家的呢？我们过去以为，凡是可以买卖的就说明你有所有权，现在我们都看得比较清楚了，现在国家将土地批给开发商盖房子，收他的钱，我们也说政府卖地。其实规范地说，这叫土地所有权有偿转让，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你交的是使用费，七十年后国家还可以将土地收回来。可见，不是说一有钱过手就是买卖，就说明你有所有权。唐中叶以后的所谓“私有”土地，业主手里有地契的土地，其实也还是属于国家的，业主也只是有使用权。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些现象，比如国家对这个土地可以随时“籍没”，不存在西方人说的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一个笑话，虽然未必真有其事，但理论上不错。这个笑话讲的是和珅贪污很多，有人告到乾隆皇帝那里，乾隆皇帝说：“我知道，让他给朕攒着吧。”乾隆是对的，你以为你拿到手就是你的吗？你就是给我攒着呢，你家就是我的一个库房。果然，乾隆一死，嘉庆上台就把和珅抄了，他的家产值八亿两白银，都送进内务府，归了皇帝，所以当时人们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臣”是我的奴才，奴才哪里有财产权？你的人身都是属于“朕”的，财产当然也是“朕”的。所以说，中国没有充分的私有权。一部湖北《潜江县志》记了一件事情，也可以给我们做例子。它讲正德皇帝在位的时候，把他的叔叔封了王，封到湖北钟祥这一带，正德皇帝死了没有儿子，就把他叔叔的孩子搞过来继位，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做了皇帝，他在潜江的“王庄”变成了“皇庄”。当地总是闹水灾，修一条水渠就能解决这种水患，但要经过朱厚熜的皇庄，这个事谁也不敢做。有一个姓奥的知县，他上了个奏折给朱厚熜，说得他很高兴，批准这位知县修渠。奏折说什么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皇庄的土地是你皇帝的，天下的土地也都是你皇帝的，天下没有一寸土地不是你的，现在你牺牲你的一小块土地，就能使你一个县的土地受益，何乐而不为呢？这个道理见得透，所以朱厚熜很高兴地批准了。这些话不是拍马屁，是很正确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并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我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八个字，是中国传统时代最根本的土地法，从经济层面体现了社会结构的一体性。
（三）秦以后的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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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都会有分层，马克思主义叫阶级。但是，社会分层不一定都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于中国秦以后社会的社会分层，我们传统的说法是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两大阶级，而皇帝、官府、官员被认为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对于这种解释很多人提出过疑义，比如王亚南。王亚南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在1948年写了一部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反对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两大阶级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没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概念。当时人，比如明清时代的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观念很清楚，就是国家分两部分，一是官，一是民；民又分为不同的部分，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四民”，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农是农民，就是在农村地区没有读书人身份、没有官绅身份的人，包括今天所谓的贫农、雇农、自耕农，也包括没有官府背景的“地主”；工是手工业者；商是大大小小的商人。当时人的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是对的。我们就举“地主”这个词为例。
“地主”这个词，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从小读官方出版的各种文献，就太熟悉了，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词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我读一个苏联学者写的一篇文章，他说汉语中没有“地主”这个词，没有土地所有者、出租者意义上的“地主”概念，现在汉语中的“地主”一词，是从西文Landlord翻译来的。我当时很惊讶，中共搞土改划了那么多“地主”，斗了那么多“地主”，古代汉语中怎么会没有这个词呢。可我去查了一下《词源》，果然古代汉语中的“地主”没有土地所有者、出租者的语义。这个词只有两个涵义，一是相对于过客而言的本地主人。你是当地人，有朋友从外地来，你就是“地主”，他是过客，请他吃一顿饭，叫做“尽地主之仪”。二是地神，就是老百姓说的“土地爷”吧。《国语》中有“皇天后土，四乡地主”的说法，认为每个乡都有个地神，也叫“地主”。只有这两个涵义，没有把土地所有者、出租者叫做“地主”的。这说明什么呢？不是说明那个社会没有土地出租者，而是说当时的社会不看重这种身份，不认为没有官府背景的人因为出租土地就与自耕农很不一样了。在当时社会，如果一个人不是士，不是官，就是家里有几十亩地甚至几百亩地，种不了让别人替你种，自己收租子，老百姓称他为“财主”、“土财主”，他也是农，与别的农民没什么根本区别。
再说“官”，官是什么阶层？我们的历史教科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这也说不通。有好多历史现象，我们的教科书从来就讲不清楚。讲王安石变法，说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司马光代表大地主，这根据什么？什么根据也没有。王亚南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讲的很清楚，中国秦以后的官、官府，他谁也不代表，他本身就是个阶级，就是个集团，他就代表他自己。他有他自己的牟利方式，就好像资本家、地主有自己的牟利方式一样。他靠什么牟利呢？靠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中国人叫“升官发财”。
再举农民起义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非常多，陈胜、吴广起义是最早的，以后西汉末年、东汉末年、隋末、唐末、元末、明末、近代的咸同年间，都有农民起义。我们过去说，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地主阶级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都是地主惹的祸，把农民逼的造反了。但稍微看一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为什么起义？是由于忍受不了秦的暴政，国家的暴政。秦始皇修长城、修驿道、修栈道、打匈奴，大规模征调民力，政治上又非常严苛，严刑峻法。所以陈胜起义时说了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陈涉这些人是因为苦于秦的暴政才起义，而不是被小地主们逼反的。西汉末年、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豪强的压迫剥削，但“豪强地主”不是唐中叶以后的小财主，他们其实是属于“官”的范畴。豪强士族家里都是大官僚，有部曲家丁，横行地方，像袁绍家“四世三公”，是世世代代的大官僚。再往后，隋末农民起义规模很大，背景与秦末很相似，也是国家征用民力太多。元末的农民起义和民族问题有关，与国家的赋税沉重也有关。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要均谁的田呢？明朝土地兼并严重，也不是小地主兼并普通老百姓，还是大地主，如刚才说到明朝在各地有不少王庄、皇庄，官僚贵族兼并土地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除此之外就是沉重的赋税，明朝后期加派“三饷”，搞得民不聊生。所以我们看，都是官府惹了老百姓，严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进军南京，途中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布过一个告示，叫《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其中就抨击清朝统治者，说它“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行贿就能做官，犯了罪了可以拿钱“捞出来”。中国有成语叫“官逼民反”，叫“逼上梁山”，为什么不说“地主逼民反”呢？看看《水浒传》那些好汉，一个个都是被谁逼上梁山的呢？是谁逼的晁盖？是谁逼的宋江？是谁逼的林冲？还有花荣、关胜、秦明等等，都是谁逼的？都是官府，都是贪官污吏，都是高俅、高衙内这样的人。所以，秦以后的基本社会分层是官与民。这种社会的变动机制是怎样的呢？就是改朝换代，一个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土地兼并，政治腐败，人民造反，于是改朝换代。有的通过农民起义，像刘邦、朱元璋起义，“匹夫为天子”。有的是旧贵族反叛，比如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有的是异族入侵，如蒙古人、满洲人打进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这种改朝换代是周期性的。
秦以后的这种体制有很多的毛病。这种体制从政治到经济都是君主集权，君主专制，官府本位，从上到下一统到底，把国家搞成了一块，导致了很多弊病。第一，上下隔阂，官民对立，不能同心同德建设国家。康有为搞变法，批评清朝体制“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上体就是皇帝、官府的体制太尊贵，老百姓和他没法沟通。第二，腐败和专制。君主官僚集团掌权，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搞腐败，老百姓要反抗就镇压，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第三，社会孱弱。国家高度有组织，社会一盘散沙，没有能力，没有组织，这一点影响非常大。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之后到各地周游，走到山西晋南有个叫裴村的地方，那里裴氏大家族聚族而居，唐朝有个宰相叫裴度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顾炎武看了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裴村记》，主张“复氏族”。他说社会孱弱，没有组织，这对抵抗外侮非常不利。他举例说，十六国时“五胡乱华”，晋朝政权南迁，这个“五胡”不能一下打到南方，中途遇到很多的抵抗。是谁在抵抗呢？就是氏族。当时社会还有一定的组织。到了北宋、南宋，金朝人入侵，几天时间就可以马踏黄河，遇不到有力的抵抗，原因是集权的官府已经荡平了社会，像士族地主阶级等社会势力，全都荡平了。第四是周期性的动荡。刚才我们讲了现象，原因也很简单。在这种君主专制、官府本位的条件下，没有人能够制约君主、制约官府，官府必然腐败。而官府腐败之后，社会又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力量能够替代它，国家就只能陷入动荡，一动荡就是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直到一种新的力量在天下大乱中形成，才能重新安定。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到延安，他很有见识，已经看到国民政府不行了，共产党可以取得天下，但他提了一个问题，问共产党掌权之后怎么避免“周期律”。他说中国有个“周期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起很快，完蛋也很快，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共产党能不能避免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可以避免，搞民主就可以避免。换言之，搞一体性的制度，没人能够监督政府，这种周期性的动荡就不可避免。
总之，秦以后的社会仍然是个一体性的社会，国家君主专制，官府本位，把社会结成为一体性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化观念的基础。
第二讲 两种宇宙观
一、原始思维
（一）原始思维的“互渗律”
宗教观念、伦理观念、法治观念等文化观念，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们有时叫它思维方式，有时叫它世界观、宇宙观。抓住这个东西，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从深层次理解宗教、伦理、法治等各种文化观念。中国与西方在宇宙观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与西方在宇宙观方面存在差异，可以认为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事情，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最初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从所谓“原始思维”出发的，只是在后来上了不同的道路。因此，我们就先要搞清它们的出发点，即“原始思维”，看看人类在文明产生前，“原始人”是怎样看世界的。
19世纪文化人类学一产生，就有人探讨“原始思维”的问题，英国的文化学家泰勒有一部著作叫做《原始文化》，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称为“万物有灵论”，即认为宇宙万物都有“灵魂”，山河大地、人、动物、植物等等，全都有“灵”。这个观点提出来后，很有影响，有很多人接受，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后来人们发现，对它的批评意见可能更有道理。法国有一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叫列维-布留尔，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人，他在1910年至1927年期间先后写过三部著作，研究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使用的材料是当时人类学家对澳洲、美洲、非洲土著部落的考察。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有人将这三部著作整理到一起，编了一本书，就叫《原始思维》，有中译本。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这部书里，对泰勒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并不是像泰勒所说的是“万物有灵论”，而是另外一种思维，他称之为“原逻辑思维”。
所谓原逻辑思维，在列维-布留尔看来就是与逻辑思维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现代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说都是逻辑思维，论证问题，尤其论证学术问题要用逻辑思维的方式，日常生活也是要靠逻辑思维，这样人们彼此之间才能够交流。逻辑思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基于概念进行思维，概念就是对所有的事物下定义。有了概念之后，把若干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就是判断，比如说“苏格拉底是人”这个判断，就是将“苏格拉底”和“人”这两个概念连接一起，建立一种关系。将几个判断排列在一起，就是推理，比如“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也会死”，这就是推理。总之，逻辑思维就是使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的思维。
逻辑思维以概念（定义）为基础，而概念的产生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必须把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看成是独立的，每一个事物就是它自己，与其他事物相分割，这才可能对它进行定义，才可能对它有一个概念；相反，如果你也是我，我也是你，那就无法生成相应的概念。比如一个连体人，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分别为某甲和某乙。因此可以说，逻辑思维的基础，是认为世界万事万物全都是独立的，每个东西都只是它自己。而列维-布留尔说的“原逻辑思维”，恰恰在这一点上与逻辑思维是不同的。原逻辑思维有什么特点呢？列维-布留尔说，它的基本特点是通行“互渗律”。布留尔说，“互渗律”就是认为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超感觉的互相渗透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将各种事物连接在一起，这种东西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渗透在所有的事物之中，把所有的事物连成一体。显然，这种通行互渗律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思维的基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彼此互相独立——是不一样的。
对于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具体特点的阐述，我进行了一些归纳。他实际上是认为原始思维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不能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主体和客体是认识论、实践论上的一个概念，主体就是认识者、实践者，客体就是认识对象、实践改造的对象。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活着，都是一个主体，都要以客体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我们要认识外界的事物，要改造外界的事物。这种主体与客体，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两回事。比如说我修理一个机器，那么机器是机器，我是我，是两个东西；再比如说我生活在一个环境当中，外边有山有水，这与我捆不到一起，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搬到别的地方住。但列维-布留尔说，原始思维不是这样看，它不能明确地把这个“我”和环境区分开来，不能理解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纯客观的事物，纯自然的事物。比如在原始人看来，他生活在一个环境中，而这个环境不是一个大空箱子，把他装在里面，他也可以出来离开这个箱子。相反，他们认为人们生存其中的环境就是他自身的延伸，与他们自己是一回事，好像一块磁铁与它周围的磁场，彼此没有界限，就是一个整体。原始人很难想象，他生活其中的环境如果没有他会是什么样，或者他自己如果不在这个环境中会是什么样，他和这个环境就是一个东西。他们不能理解客观的空间，不能理解牛顿式的虚空。有人举过的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说有的原始人打鱼，常在海上行船，每次都走一个航线，绝不会错，永远不错，他对空间有一种直观的把握。但是你要让他画个地图，将他所走的航线画出来，他却绝对做不到，甚至根本不能理解你的这个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把空间看成是自身的一个延伸，他不能想象离开自己的空间，也不能想象离开固定环境的自己，空间和它的主体被认为是一体的，不可分的，不是像我们现代人把空间理解成一个虚空。它不能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把主体和它的环境看成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原始思维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不能明确区分不同的客体。比如这里有山有水，有一个电视有一个电脑，它们是不同的客体。但原始思维对这些不同的客体不能明确区分，不是说他们的感觉器官有什么问题，眼睛有毛病，看不出来这个电脑和电视是两件东西，而是说他不注意各个事物独特的性质，独特的功能。他们注意什么呢？注意这些不同事物之间那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互渗律”讲的一种神秘的力量，它游窜于各种事物之中，将它们连在一起，他重视这个东西，也就是说重视万物之间的联系。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叫“感应”，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不同事物之间的超距联系和作用，没有在一起接触，但却互相影响。两个事物之间为什么会有“感应”呢？就是那个我们看不到的神秘力量在起作用。对此，布留尔还有其他文化人类学家都观察到过一些例子。例如，澳洲、非洲、美洲的许多土著部落都有食物禁忌，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些原始部落不吃绵羊的肉、乌龟的肉，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些动物很软弱，如果吃了它的肉你自己也会变得很软弱、很懒惰。他们吃什么肉呢？吃老虎的肉，吃野猪的肉，因为这些动物很凶猛，吃了它们的肉你也会变得凶猛。这说明，他们认为这些动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感应的关系。还有的部落，小孩子病了父亲吃药，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们觉得这是有用的，因为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们看不见的联系，简直就是一体。还有的部落有所谓“产翁”的习俗，妇女生小孩，丈夫要在旁边一个床上呻吟，好像也是在生小孩，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减轻妻子的痛苦，其实也就是认为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存在着看不见的感应关系。还有对于死去的人所使用过的器物的态度。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如果一个人使用过一支笔，笔是笔，他是他，他去世了，不会给这支留下什么影响。但在原始人看来不是这样，一个人使用一个器物，他身上的一些性质就会内化到这个器物当中，如果人去世了，这个器物中就还会保留着这个人的某些东西。这样，他们对死人遗留下来的事物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或者很恭敬，或者很惧怕。这就表明，他们对不同的客体不能做出明确区分，而是倾向于把它们看成是一体的，看成是一个东西。
为什么原始人会有这种思维？他怎么会这样看问题？肯定有很多原因，很复杂的原因，我们无法完全掌握。有一种可能是，原始社会技术很低，生产力不发达，原始人对于各种事物（比如工具）不注重它的特殊的功能，比如他弄一个棍子，打猎也用它，干别的事情也用它，各种东西都没有单独的功能，于是关于个体事物的观念就难以产生。此外，原始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也使人产生人是整体人的观念，个人没有独特的地位，原始人缺乏个体事物的观念可能也与此有关。
（二）原始信仰与原始思维
原始人群有两种重要的信仰，是原始思维方式的反映，体现了原始思维。
第一是图腾崇拜。图腾（totem）是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所谓图腾崇拜，就是相信本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着亲属或其它特殊关系，将之视为氏族的象征和保护者，而且实行一些禁忌和举行崇拜仪式。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们在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部落发现了这种文化现象。对于图腾崇拜，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对它做诠释，比如社会学说，它的作用在于产生一种凝聚力，能使一个部落的人团结起来，有一个共同体的认同，有道德的功能；宗教学认为，它是一种很原始的宗教。这些都是对的。图腾崇拜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列维-布留尔说的“互渗律”、原逻辑思维。图腾崇拜往往将自己和图腾看作是一回事，美洲印第安人有一个部落叫特鲁玛伊人，把某种水生动物当作图腾，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动物，他不是说“它是我崇拜的动物”，而是说“我就是它”，直接就是一回事。非洲有一个部落，把水獭当作部落的图腾，有一次，一个人类学家和那个部落的人一起看水獭游泳，那个非洲人竟然讲：“你看我游得多好啊！”他把水獭就叫“我”，根本不对两者加以区分。可见，图腾崇拜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互渗律”思维。
第二是生殖崇拜。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卡西尔，他写过一部书叫《人论》，其中讲到的观点实际上与列维-布留尔相同。他说，在原始人关于自然与生命的观念中，所有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原始人深深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所谓生命形式，包括人，也包括动物、植物。生殖崇拜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所谓生殖崇拜，
就是对人的生殖器官和生殖机能的崇拜。生殖崇拜在世界许多原始部落都发现过，在我们中国有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中也能够发现它的遗迹。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捷克，都出土过一种外国人现在叫“维纳斯”的东西，比如法国的“罗塞尔的维纳斯”，奥地利的“维伦堡的维纳斯”，就是一个陶的或石的女身雕像，轮廓很粗糙，面部表情也很粗糙，但比较夸张地刻画了女性的乳房、阴部等等，这是女性生殖器官崇拜。男性生殖器官崇拜也是很多的，例如我们平常经常说的“且”（zǔ）崇拜。很多地方发现过男性生殖器官形象的陶且、石且。还有对人类生殖机能的崇拜。南非有一个土著部落叫瓦伦吉人，他们每年春天要在原野上来举行模拟性交，由一些妇女来参加，搞一些道具。搞这种活动是出于什么观念呢？过去有一种解释，说是与祖先崇拜有关，因为祖先和生殖肯定是有一种关系。但是经过人们的考察、研究，这种说法被否定了。人类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生种殖崇拜主要的意义是功利的，是为了生产，为了农业的丰收，打猎的丰收。瓦伦吉人搞模拟性交活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谷物的生长也像人的生长一样，需要精灵的交配，他们担心这些精灵不做这个事情，或羞于为此，所以要在春天给它们做模拟的表演，以此来帮助它们，感召它们。东非一个土著民族巴干达人，他们有个习俗，如果妻子不怀孕就要把她休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像中国人那样担心影响了传宗接代，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妨碍他果园里的果树挂果。这里体现的都是“互渗律”，认为人的生殖活动与植物的繁衍会互相影响，互相感应。
（三）逻辑思维的萌芽
在文明产生时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原始思维开始向我们现代的逻辑思维过渡。我们前面讲到，逻辑思维的基础是概念，而概念的基础是个体事物的观念。在文明产生时期，个体事物的观念逐渐强化。这一时期，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对个体事物的观念增强了。比如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人们意识到每个人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每种工具在生产过程中的用处不一样，这样，人们关于事物独立性的意识就会增强。此外，以血缘为纽带的一体化氏族组织开始瓦解，社会出现分化，这也可以使得人们关于个体事物的观念逐渐增强，原始思维的基础动摇了，向逻辑思维的过渡就开始了。
逻辑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有一种离散集合体的宇宙观，因为它要使用概念作为思维的基础，而概念形成的前提，在于对不同的事物加以区分。在文明产生时期，人们以个体事物为基础，开始给它下定义，形成相关概念，逻辑思维就比较盛行了。当时有几种文化现象，可以认为是原始思维向逻辑思维过渡的产物。
第一是“万物有灵”观念。“万物有灵”产生的前提是“万物”的观念，只有人们将世界看成是由“万物”组成的，而不是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产生“万物有灵”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全都有自己的“灵”，人也有，动物也有，植物也有，甚至山河大地等无机物也有。这种“万物有灵”的“灵”是从哪儿来的呢？可以认为就是原始思维中那个渗透于所有事物之间的神秘性精神力量分解了，被分解成为隶属于不同的事物“灵”。也就是说，过去的一个整体的“灵”，现在分解成为了无数的“灵”，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灵”。显然，这种变化的前提，是个体事物观念的增强。
第二是“多鬼崇拜”。我们中国老百姓喜欢说“鬼”，说人们死后会变成“鬼”，有无数的“鬼”。这种多鬼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它的根源，也和原始思维解体、个体事物观念产生有关系。在原始思维中不会产生多鬼崇拜，因为在那种思维看来全宇宙只有一个神秘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灵”。人如果被个体化了，每人再有一个寄附在肉体上的“灵”，多鬼崇拜就有可能产生了。人的死亡现象、睡眠中的梦幻现象，都能引起人们对“灵魂”的思索。一个人睡着了，做了梦，在梦中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醒来后却发现还是在床上躺着，那么刚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活动的那个“我”是谁？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说那是可以离开肉体的灵魂，我的肉体在床上，灵魂到别处去转了一圈。一个人没有死亡之前，会说会笑会动作，死亡以后肉体还在这里，但不能动了，他的“活力”到哪儿去了？很容易直观地给出一个答案，说有一个东西承载他的活力，这个东西离开他的身体走了。把这种“灵魂”视为是可以脱离肉体存在的东西，就产生了多鬼崇拜。所以我们讲，多鬼崇拜的前提也是要把世界分割来看，看成是由不同事物组成的，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多鬼崇拜。
第三是自然崇拜。宗教上的多神论崇拜多种神，其中许多神是自然力量的投射，比如说河神、山神、海神、雷神、雨神、风神等等。对于自然现象，人们有时候认为它由一个神在主宰，这是一种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和多鬼崇拜一样，它的前提在于人们必须分割地看世界，如果还像原始人那样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体的，那么宇宙的精神力量也就只有一个，就不会有自然崇拜，就不会有对不同的神的崇拜。自然崇拜和一种人们叫做“拟人观”的观念有关系，就是说，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思考，有时候是从对人自身的思考出发的。比如，人思考自身有父母，一对男女结合了就生出一个孩子，那么看自然现象时候，也会认为一个新东西的产生须有两个神起作用，有大地神，有天空神，有母神，有父神，很多民族的传说、宗教中都有像这种情况，如希腊人神话中有大地女神，中国传说中有女娲等。这些都和“拟人观”有关系。
在原始思维向逻辑思维过渡的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上面这样一些文化现象，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变化。人类到了文明产生时期，原始思维开始发生变化，变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开始向逻辑思维过渡。不过，这个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文明、不同文化中，它的轨迹是不一样的，没有共同的规律。所以我们要分别阐述西方的离散集合体宇宙观和中国的有机体宇宙观。
二、两种宇宙观
（一）西方的离散集合体宇宙观
从原始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过渡，在西方文明的诞生地希腊、罗马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是以革命性的方式完成的。这很像它们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为纽带的一体组织彻底瓦解，被地缘组织取而代之，在那里，原始思维也是被逻辑思维彻底取代，前者瓦解得比较彻底，后者树立得比较坚挺。这种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化，通过希腊哲学凝固化、理论化了，使它能够深入人心，能够很稳定地流传下去。
希腊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他说一个事物的形成要有不同“因”，有质料因，有形式因，这个很有道理。我们观察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看它这两个方面，它们都有质料，有形式。比如一个杯子，它的质料是玻璃的或塑料的，它的形式或大或小、或圆或方。其他的事物也都是如此，电脑、电视、人、树、老虎等等，无不如此，都有这两个方面。希腊哲学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全都非常牢固地确立了一种个体事物的观念，每个事物是自己，是个体，和别的东西不一样、不牵扯。
先看“质料”方面。希腊哲学最早的学派叫米利都学派，米利都是个城邦。这个学派存在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它有几个很有名的代表人物，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米利都学派的基本哲学观点，是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一种单一的物质构成的，这种单一的物质叫做“本原”。
我们现在的哲学还总是探讨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第一性”这个概念，就是米利都学派说的“本原”，就是米利都学派发明的。关于世界的本原，泰勒斯说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说“气”，阿那克西米尼说是一种叫“无限”的精微物质。他们说这个世界是由这种基本的质料、单一的物质构成的，任何一个宏观事物，它的基本质料就是这些东西。当他们最初这样说的时候，这种作为质料的本原，水、气等等，还不能个体化，还是一种弥漫的东西。但随着哲学史的发展，它就越来越个体化。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有个哲学家叫恩培多克勒，他的主要哲学观点是“四根”说。他说世界是由四种物质组成的，第一个是气，第二个是水，第三个是火，第四个是土，宏观事物是由这“四根”综合而成的。与他几乎是同时代的还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叫阿那克萨戈拉，他批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实际上也是批评米利都学派，说事物多种多样，“本原”不可能只是四个。他认为本原是“种子”，世界万物各有各的“种子”。这个“种子”就开始有个体化的倾向了。说世界上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类种子，这虽然对于解释世界的复杂性来说比较合理，但搞得太复杂了。如果能有一种理论，既能像米利都学派那样将“本原”搞得比较简单，同时又能有说服力地解释宏观世界的复杂性，就比较理想，这个工作后来有人完成了。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希腊出了它最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的哲学观点叫“原子论”，非常重要。德谟克利特他说，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所有事物的原子都是一种，没有性质的不同，只有形式的不同、大小的不同。原子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语中本义是“不可分”，原子不能够再分割，它们的周围是虚空，宇宙是个大虚空，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原子。世界万物是哪来的呢，就是这些原子聚集到一起，以一定的形式排列组合、结合到一起，就生成了一个事物。德谟克里特的这种“原子论”，既做到了“本原”的单一性，又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宏观世界的复杂性，解释了宏观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事物，比前人的解释都要好。我们看，希腊人从质料方面解释世界，认为世界的基本成分是原子，是一个个独立的、自己有刚性界限的东西，它们离散地存在于“虚空”之中，只要机械结合就可以构成各种事物，这就是离散集合体的宇宙观。第一是离散，各个单元、各个原子处于一种离散状态，每个单独存在；第二是集合，机械结合到一起就是成了一个事物。任何一个机械都是这样，比如一辆自行车，它是由零件攒起来的，这些零件是单独制造出来的，事先就存在，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集合成一辆车，这个车是机械结合体，还可以拆开，这就叫离散集合体。希腊哲学从质料的角度，为离散集合体的宇宙观奠定了基础，就是认为世界的质料成分都是原子这种独立单元的东西。
再看形式方面。希腊的哲学，尤其是唯心主义哲学，很重视“形式”，它讲的“形式”也同样是一种个体性的东西。比如柏拉图，他的主要哲学观点被称为“理念论”，“理念论”认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念”，是制造具体事物的模型。比如树有树的理念，人有人的理念，杯子有杯子的理念，电脑有电脑的理念，理念是个标准化的“模型”，具体的东西都是由理念来的。这种“理念”也是个体性的东西，一个事物有一个理念。这样，希腊哲学就从形式方面为离散集合体的宇宙观奠定了基础。
总之，通过希腊哲学，离散集合体的宇宙观在西方得到了理论的表达，成为了一种深入人们深层心理的东西。西方的宗教观念、伦理观念、法治观念等文化观念，其深层结构都可以说是这种离散集合体的宇宙观。
（二）中国的有机体宇宙观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一种有机体观念。有机体和离散集合体不一样，有机体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不能够单独存在，它的整体也不是由这些部分机械结合而成的，也不能够分割。比如一个人体，我们可以把人的不同的器官各起一个名字，说这是胳膊，这是脑袋，这是手，这是脚，但这只是称呼而已，实际上它们没有单独的存在。你不能把它们分拆开来，人体本来就不是由它们凑起来的，有机体是整体。就这一点而言，原始思维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有机体观念。
在中国，原始思维在过渡到文明社会中的思维时，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没有把原始思维这个整体思维给它彻底破除掉。那么有没有变化呢？也有变化。是如何变的呢？我的提法是，把原始思维给精致化了。原始思维是整体的，中国人文明社会的思维也是整体的，但是比原始思维精致，使用了概念等等。
这种整体性思维，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比如民间的各种禁忌所体现的，其实就是原始思维那种“互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禁忌，比如行业禁忌，打鱼的妇女不能走上船头，开店铺的算盘不能反着放，出去行军打仗最忌讳的是军旗被折断、被焚毁等等。这背后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一些物理性现象与他们的职业成败之间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联系。中国人有很多食物方面的“讲究”，过生日要吃长寿面，因为面条是长的，所以人吃了就能长寿；正月十五吃元宵，八月十五吃月饼，都有团圆的意思。中国人也很重视通过文字的谐音来趋吉祥、避凶险，比如过年吃饭要有鸡有鱼，象征着有“吉”有“余”；要吃年糕，说这样可以“年年高”。写福字现在都要倒着写，说象征“福到”；有人家里挂着蝙蝠的画，代表“福”，画几只鹿，代表有俸禄。有些被认为不吉利的就不能用，比如说桑树，人们不愿意用，因为它和“丧”字谐音，“四”字很多人也不愿意用，选车牌、选手机号都不愿意要它，因为它和“死”谐音。今年过年我听有人讲，发短信不再说常用的“财源滚滚”，因为经济危机，怕公司被裁退人“滚蛋”，怕企业亏损财“滚蛋”。像这些习俗，你分析它的性质，其实就是原始思维的那个“互渗律”，明明是物理上的不同事物，是离得很远的东西，却模模糊糊地觉得它们相互有紧密的联系，互相有影响，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它们互相贯穿。可见，原始思维的整体性到现在还保留着，但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而是精致化了，不像原始思维那么粗糙，什么生殖崇拜呀，图腾崇拜呀，不搞这些，用的都是很文明的东西，但它的内核，它的深层观念还是原始思维的“互渗律”。
就像希腊哲学将离散集合体的宇宙观理论化一样，中国人的这种有机体、整体性宇宙观，也通过哲学理论化了。换句话说，中国哲学当中还保留着原始思维的整体性宇宙观。比如，关于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成分，中国哲学从不说它是颗粒状的东西（如原子），而是说它是“气”，世界就是一团“气”弥漫在所有地方。那么万事万物事物是怎么来的呢？是“气聚”，“气”聚合起来，就成了一物。也就是说，在这一片“气”中，如果有一个区域它非常厚重，这里就有了一个事物。而它的周围也不是“虚空”，同样也存在“气”，只不过比较淡薄而已。也可以说，人就是一个“场”，所有事物也都各是一个“场”，而“场”与“场”之间没有刚性边界。这样，每个事物和别的事物就都是一体的，就全都只是一个整体的不同区域，之间而这些区域也没有刚性边界，是连成一片的。中国人还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讲事物的物质结构。“五行”说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战国之前的其他作品如《左传》、《国语》等，其中也讲到“五行”。金、木、水、火、土不是颗粒状的，甚至说它们是物质都不准确。它们是一种性质，比如说火是炎上的，水是润下的。中国人还讲阴阳，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它就是物质成分，所谓阴阳就是“气”，可分为阴气、阳气。如董仲舒就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阴气阳气结合，就成了世界。这是将阴阳看成是一种物质，但这种物质也不同于那种颗粒性的原子，也是弥漫的，分不清哪是边界，全世界、全宇宙只有一个阴一个阳。对阴阳的另一个解释，是认为它是一种性质，万物或属阴，或属阳，性质类似于希腊哲学的“形式因”、“理念”，但柏拉图的理念是个体的，阴阳是无形的。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有机体宇宙观把世界宇宙看成是一体，这与原始思维没有本质的差别，差别就在于精致化了，原始人是用一种比较粗糙的、原始的方式
表达这种一体化的宇宙观，而中国的文明是用一种精致的、包括哲学概念在内的概念来表达这种整体的宇宙观。
三、西方的“天人相分”与中国的“天人合一”
（一）西方的“天人相分”观念
我们归纳西方人思维方式的总体特点，叫“天人相分”，中国思维方式的总体特点叫“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合一”本来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中的范畴，很少有人把它拿来谈西方思想的特点，因为探讨天人关系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特色，西方哲学不讲这一点。但是，对中国人讲的“天”，如果给它一个泛化的解释，那么也可以适用于讲西方文化。我们下面就看一下，西方的宇宙观为什么可以说具有“天人相分”的特点。
如果对于西方的神话、哲学等进行抽象，提炼它们在理念上的共同特点，那么我觉得可以说，西方人实际上是把世界、宇宙看成是由三个层次组成的，或者说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本原”，全面表述叫做“形而上的世界本原”，这是一个最高的层面。我们前面说过，希腊哲学发明了“本原”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人们普遍地接纳了，承认世界有一个“本原”问题，探讨世界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东西是什么。什么是“形而上”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形而上学当作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范畴，其特点是静止地、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这里我们要追溯它的发展脉络。“形而上”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出于《易传?系辞上》，它说“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东西叫做“道”，形而下的东西叫做“器”。那什么是形而上，什么是形而下？宋代朱熹的解释说，“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就是说阴阳是气，是“形而下”；“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一阴一阳的变化规律，怎样才会有一阴一阳的运动变化，这个东西他叫做“理”，“理”是“形而上”。清代的学者戴震则说，“形而上”就是成形之前，“形而下”就是成形之后，他戴震是完全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朱熹实际上是讲，“形而上者”是“理”，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好像西方哲学说的“形式因”，“形而下者”是“器”，好像西方哲学说的“质料因”。联系后来西方哲学的说法，可以认为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是器物性的东西，有形的东西；“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精神性的东西，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概念、规律等等，我们拿手抓不着它，看也看不见它，总之用人的感官把握不了，这就是中国古代汉语当中“形而上”。西方语言中的“形而上”这个词，最初是拉丁语，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名称，它原义是“物理学之后”。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写过很多的学术著作。亚里士多德撰写的这些著作，本来都是一篇一篇的。公元前1世纪有一个希腊学者叫安德罗尼柯，他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加以分类，加以编辑，编辑成《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等等，最后还剩下一些东西，在当时无法归入那个学科，加以编辑之后就将它放在《物理学》这一卷后面，因为没有现成的名字可称呼，就叫它“物理学之后”。被编为《物理学之后》的这些亚里士多德著作，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哲学性的东西，探讨哲学概念的东西，我们现在翻译成《形而上学》。
综合中国和西方语言的涵义，“形而上”其实就是超感觉的意思，就是人们用感觉器官把握不到的东西。至于我们现在将“形而上学”当作是辩证法的对立面，这与形而上学的超感觉属性也是一致的。凡是“形而下”的东西，有形的东西，它都不是片面的，不是静止的，不是孤立的；而概念性的东西，用感官把握不了的东西，它都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比如说树，一棵“形而下”的树、具体的树，它有树根，有树叶，有颜色，有大小，有很多方面的属性，因此不是片面的；但是，如果给树下定义，就只能抓它一个属性，说树是一种木本植物，就是片面的了。“形而下”的树也不是静止的，会从小长到大最后死掉；但“形而上”的树、作为概念的树，没有这个问题，概念中不会讲到它的生命过程问题。“形而下”的树也不是孤立的，它离不开土壤，离不开阳光，没有土壤、没有阳光就会死掉，它就不是树，就成了干柴。但是“形而上”的树、作为概念的树，就不可能说它还包含着阳光、还包含着土壤。
我们说西方的思维方式，把世界看成是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形而上的世界本原”，也就是说，在有形世界的背后存在一个无形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这是西方人传统的一种思维方式。这在神话时期就有表现，比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宗教认为有一种叫做“命运”、“定数”的东西存在，并支配着宇宙，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最高的，比宙斯还要高，宙斯都要听他的。这种东西在西方哲学中叫“逻各斯”，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有这个概念，后来的斯多葛学派也有这个概念。逻各斯是什么呢？比较通俗的翻译可以说就是“规律”。如赫拉克利特说，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达到平衡的时候，就出现一个事物。这有道理，比如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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