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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位独行多年的学者与思考者的思想剪影
李泽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界有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史、美学研究和哲学大家，虽然客居美国多年，作为一个思想者和独立学者，他始终没有关闭思考和交流的大门。这本谈话录内容新鲜犀利，八大话题，角度丰富，思维绵密，富有洞见，作为2010年谈话录的延续，仍以哲学讨论为中心，但不限于哲学，延伸至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领域，渗透八旬老人的生命经验与智慧，在话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越前者，值得进一步关注。
有学术与思想的回顾，更重从历史与当下、中学与西学的激撞中探晓未来
全书八大话题，近五十个小话题，“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回到康德’是什么意思”、“忽略个体是战争思维”、“宗教与感性的神秘经验”、“中国接受怎样的哲学”、“启蒙落实到制度才算完成”，以及“从‘两德论’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等等，利落清晰，直指要害。
少量与冯友兰、钱学森等学者大家的书信、照片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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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的续篇。对上一谈话的未尽之意（如怎样用“情本体”填补海德格尔，“情本体”能否取代宗教，如何理解日常人生“与宇宙协同共在”等），也对过去学界的诸多责难（构建哲学体系缺乏论证，提纲式随笔式论述不够精确严密等），一一作出酣畅淋漓的回复。
书中多有新见发表，尤以通过中国传统，让哲学“走出语言”之思考，最显警醒独到。本次对谈站在今日时代高度，对中西方哲学、思想、思维进行了新而细的对照分析。谈话录以其特有的碰撞与激发，不仅清晰地勾勒出李泽厚一生哲学思考的轨迹，更对中国哲学能否登场世界作了深层的探讨。附录四篇关注点各有侧重，皆观点鲜明，内容扎实。
八十年代冯友兰、钱学森等学者大家与李泽厚的书简手稿、往来照片也有少量在书中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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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泽厚
学者，哲学家。湖南长沙人，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等多所大学客席教授。重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中国思想史论
古代、近代、现代
》、《历史本体论》、《论语今读》、《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纲要》等。
刘绪源
作家，评论家，高级记者。曾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思想史、儿童文学等多重领域均有研究，代表著作有《解读周作人》、《今文渊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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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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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什么有这本书
01 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
“太初有言”与“天行健”
“回到康德”是什么意思
“学而第一”
从来不谈方法论
中国学问缺少自然科学基础
很多哲学名著又薄又好看
与王浩谈哲学两难
玄奘怕丢人，不敢译《老子》
“点穴法”
02 为什么“度是第一范畴”
人类的生存延续是出发点和基础
大猩猩－黑猩猩－人
理性使主客体分离
皮亚杰的动作与杜威的工具
美是人对“度”的自由运用
现代心理学还在婴儿阶段
03 善包容，肯学习，能吸收，可消化
逻辑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
文字控制语言的原因
凡“智慧”均可学
忽略个体是一种战争思维
还是蔡仪能抓住要害
“必要的余事”
04 “理性的神秘”与宗教经验
宗教与感性的神秘经验
个体创造性源泉
宇宙－自然是我唯一信奉的神
发现都是发明
05 巫史传统的情理结构
研究传统不从观念、文本出发
巫术礼仪中的“情本体”线索
“礼”的神圣性和神秘性
“天道”在“人道”中
06 还用不用“本体”、“本体论”、“哲学”这些词
冯友兰为何赞同“西体中用”
心理形式与“抽象继承法”
“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
胡绳毕竟是书生
中国接受怎样的哲学
07 “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
“情本体”外推即政治哲学
“两德论”是政治哲学的基础
启蒙落实到制度才算完成
中国也许能调解文明冲突
“四大皆空”还得活
时间与“时间性”
“闲愁最苦”与“何时忘却营营”
没有人类，哪来善恶美丑
08 我的一生简单平凡
四个“静悄悄”
我与胡风案
记不住面貌和声音
算是毕生遗憾
美国学生
家里一直订科学杂志
人所培育的情感心理即“情本体”
【附录】
答问：从“两德论”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
与童世骏的对话
2006-2011年答问、采访、对谈纪目
刘绪源、萧功秦、刘再复：再谈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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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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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有言”与“天行健”
李：上次你问我答，讲了好些我思想几个阶段之类，其实几十年来一直萦绕着我的，是如何“走出语言”的问题。所谓“走出语言”，是指走出当今语言哲学的牢笼。
二十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卡尔纳普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弄成语言用法的纠误，说“语言是我们的界限”。分析哲学成为英美的哲学主流几十年。欧陆亦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保罗?利科说“人即语言”，美国的理查德?罗蒂说“没有语言之后的实在”，等等，等等。上世纪哲学的这个“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统领了一切，气势极盛，把杜威、怀特海这样一些颇有见地的大哲学家也挤到了边缘。学术界几乎公认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现代高科技的数字语言也似乎充分证实和推动了这一点。西方哲学这一潮流也席卷了许多学科，影响遍及全球。
但是，我读中国传统典籍，却非常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采取了非常审慎、严格、怀疑甚至告诫的态度。《论语》中充满了“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刚毅木讷近仁”以及“天何言哉”等等。《老子》则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禅宗更是“不立文字”，读无字书。
这可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我本不大相信语言是人的家园或人的根本。中国传统使我想到，凭借它也许能突破当今哲学的某些界限和窘境。
首先，这对语言的不同态度和差异是如何来的？从思想史来说，我在《论语今读》中把它归结为“太初有言”与“天行健”（即“太初有为”）。前者是《圣经》、希腊哲学的Logos，后者是中国的《周易》和巫史传统。这就是逻辑—理性—语言—“两个世界”，与行动（“天行健”）—生命—情理—“一个世界”的区别。我希望这个中国思想（不说“哲学”二字也罢）在未来的生理学—心理学亦即脑科学高度发达的帮助下，来个现代化的转换性创造，使当今人们能从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以及福柯、德里达等的迷恋中脱身出来，吸取杜威、怀特海、皮亚杰等人的一些建设性构思，创造二十一世纪的新哲学——这也就是盼望它引领哲学，走出语言的画地为牢，从而登场世界。
当然，问题在于，能走出语言吗？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我所强调的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也脱离不开语言，特别今天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语言。而且，用以“走出”语言的也还是语言，所以，所谓“走出”语言不是让人不用语言，不是要人用心灵感应、神秘交往、“私人语言”之类——那只是倒退，而是让人不要被语言的牢笼框住。哲学当然用语言。哲学追求根本，但这根本就是语言吗？我怀疑，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才是所谓“走出语言”的本意。我以为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尽管我也认为，人禽之分可能开始于婴孩牙牙学语的时候，语言的确大于个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但这正因为语言中的语义主要是把人类群体的经验一代代历史地传下去。什么经验？首先是生存的经验。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什么是这“应用”？是生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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