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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首度关注宋美龄身上的矛盾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儒家与基督教，阳刚与阴柔……
真实地再现了宋美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少女、年轻的统帅夫人、叱咤风云的外交家、中年女画家、孤独的老人……
宋美龄生前唯一认可的传记作者历时8年采访宋美龄本人及其亲友，挖掘出了宋美龄内心深处潜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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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本毫不矫饰的传记，既赞扬了她杰出的外交才能：她挣脱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束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她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在美国刮起了“宋美龄旋风”；她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兴盛……也不讳言她的浮夸、奢华：她在战争期间依然维持奢华的生活方式；她包庇家族成员大发国难财；她为了赢得美国支持不惜牺牲民族自尊……
这是一本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客观描述的传记，既称赞了宋美龄杰出的外交才能和政治天赋，也没有讳言她的权力欲望和奢华作风，将一个真实、立体的宋美龄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剖析宋美龄在民国政府中的作用，以及她和蒋经国的
“母子”关系，被赞为“一本为宋美龄着色的传世佳作”，在这本书中，她不但是蒋介石夫人，更是宋美龄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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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劳拉·泰森·李（Laura Tyson
Li），中文名李台珊，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文，先后在港台和大陆从事新闻工作超过10年，曾担任《南华早报》和英国《金融时报》驻台湾记者，现为英国《经济学人》和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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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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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小灯笼
第二章 进化启示录
第三章 “美国的月亮更圆”
第四章 大学时光
第五章 上海美女
第六章 穿军装的男人
第二部分
第七章 统帅夫人
第八章 新生活
第九章 营救蒋介石
第十章 不宣而战
第十一章 重庆
第十二章 轻易的征服
第三部分
第十三章 回到美国的家
第十四章 倒戈相向
第十五章 “金字塔”的倒影
第十六章 风暴的中心
第十七章 台湾之殇
第十八章 女将军
第四部分
第十九章 复兴大业
第二十章 冷战时期，白色恐怖
第二十一章 重返大陆
第二十二章 蒋介石之死
第二十三章 我将再起
第二十四章 迟暮的名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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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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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1：孙中山与宋庆龄联姻
身处美国的美龄对中国日益关注，祖国的动荡和来自家庭的混乱更是让美龄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国。尽管自己在韦尔斯利大学求学，但宋耀如夫妇却因为支持孙中山革命而流亡日本。1913年，孙中山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而发动起义。无奈的是由于起义失败，孙中山和宋耀如夫妇全都离开了上海。二姐宋庆龄也在1913年毕业后来到了日本东京加入了父亲的行列，帮助孙中山等人谋划新一轮的革命运动。当时宋耀如负责解决孙中山革命所需的资金问题，大姐宋霭龄则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当时孙中山已经结婚，三个孩子都已成年。尽管如此，他还是向霭龄求婚，据说还给霭龄买了一件裘皮外衣，上面的装饰物还是革命支持者送的。宋耀如夫妇听到孙中山向大女儿求婚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坚持让霭龄嫁给孔祥熙。后者是孔子后裔，当时出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驻日本办事处的秘书。
1913年，霭龄婚后便辞掉了孙中山秘书一职，秘书工作由妹妹庆龄接任。不久之后，还未满20岁的宋庆龄就与孙中山陷入热恋，革命失败的孙中山比庆龄足足年长一倍！1913年11月，庆龄写下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我能帮助中国，我同样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庆龄还给美龄写了一封信，因为她相信在这个家里，只有妹妹才会支持自己的爱情。此后，庆龄和父母一起重返上海，孙中山则留在了东京，但两人一直秘密保持着联系。
1915年初，宋耀如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为此他不得不取消了赴美看望小女儿宋美龄和长子宋子文的计划。随后他被日本帝京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专家确诊为肾病。身体越来越虚弱导致宋耀如经常头痛，右眼也几近失明。
为了与宋庆龄结婚，孙中山在1915年3月与原配妻子卢慕贞离婚。当年6月，宋耀如夫妇才获知二女儿庆龄即将与孙中山结婚的消息，两人非常气愤，表示要阻止这一切。而庆龄自己则态度坚决地表示非孙博士不嫁。愤怒的宋耀如夫妇不得不把二女儿锁在家中，但庆龄还是逃了出来，并在10月份回到日本。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宋庆龄两人举办了结婚仪式。
此后关于孙、宋两家联姻的消息传回国内。宋耀如夫妇亲赴日本，劝说庆龄放弃这段婚姻。宋耀如更是上书日本政府，表示庆龄尚未成年，结婚完全是被强迫的，他希望日方政府能宣布婚姻无效。庆龄私奔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尽管如此，美龄并没有太多顾忌父母的感受，而是坚定地站在二姐这一边。最终，庆龄的婚姻得到了宋耀如夫妇的认可，宋家也按照传统给庆龄添置了嫁妆，但宋耀如在后来写给传教士朋友威廉?伯克的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比尔，我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深刻的伤害，我被我的女儿和最好的朋友伤害得千疮百孔。”
试读2：宋美龄的追求者
中国女性进行的女权运动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男权社会国家，但挪威小说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作品《玩偶之家》却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年轻男女被书中女主人公娜拉反抗无爱婚姻、反抗男权社会、追求独立和真爱的行为所激励，还有一些人拒绝接受包办婚姻，抑或与包办婚姻的配偶离婚，与自己的真爱组建家庭。对很多人来说，“娜拉”是女性自由的代名词，但对中国广大受压迫的女性，特别是那些久居乡里、几乎处于文盲状态的女性来说，争取女性自由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就拿缠足来说，虽然1902年政府就已经宣布禁止缠足，但依然有很多支持者，不过“娜拉”的出现已经给女性平等埋下了火种。
婚姻一直是美龄回国后关注的重心，美龄也对此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但她对于婚姻的态度是既期待又担心的。在与米尔斯通信的过程中，美龄向好友坦白了这种心理状态。当时，宋家已经集名誉、财富于一身，二姐庆龄又成为民国总统孙中山的夫人，这让美龄的追求者趋之若鹜。这其中有江南制造局督办（即江南制造局最高负责人）的公子，他是在美国与美龄相识的；有一位杨先生；还有一位法国人，是美龄在从美国返回上海的客轮上认识的，两个人交谈时全部使用的是法语，美龄还拿这个向好友米尔斯吹嘘；还有一个瑞士人。“我喜欢他们，仅此而已。”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说道，她还向对方坦言自己见到那个人时“头都昏了”，对方是一个荷兰建筑师，名叫范?埃维尔（Van
Eiveigh），两人是在美龄回国时乘坐的客轮甲板上认识的。“他已经向我求婚了，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后简直气疯了。他们还骂他，说他是个外国人，我应该把他当做野蛮人。”尽管看起来宋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家庭，但骨子里，宋耀如夫妇却是非常传统的。
1917年夏天，尽管美龄的姐姐希望能为美龄举行一场派对，但美龄自己却不感兴趣。她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真命天子”，就是那个荷兰人，而整个过程中父母对美龄的选择一直都持反对意见。于是美龄在给米尔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既然我不能嫁给我真正喜欢的人，那我只能嫁给有钱的人或者有名望的人。”言语中美龄流露出一种少见的早熟。“我知道你会认为我唯利是图，但现在所有男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很快，美龄对于弟弟的管教工作和社交活动越来越少，求婚者的数量也变少了，美龄开始处于家里人严厉的管控之下。作为上海知名的宋家的唯一一个还没有婚配的女儿，这样的生活让美龄十分狂躁。如果没有姐姐或母亲的陪同，美龄根本不能走出家门。从小时候到现在，美龄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严格的看管，她开始怀念自己在韦尔斯利大学时的同学和朋友，还有自己经常与米尔斯进行的“半知识分子会议”。“我开始感觉自己的大脑越来越干涸。”美龄对米尔斯抱怨道，“我必须做点什么让自己重新聪明起来，让自己保持兴趣，而且我不能再因为看到壁炉上挂了一层灰尘就焦虑不已。”信件发出后，美龄又开始急切等待对方的回信。此外她还订阅了不少美国杂志，这其中就包括《大西洋周刊》和《星期六晚邮报》等。
尽管美龄希望能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但在当时，女性除了教书和在工厂上班外，根本没有任何“体面的”工作。对于一个像美龄这样出生在一个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年轻女性来说，与家庭和自己熟悉的阶层决裂，成为中国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国小说家，终生未嫁，但与人同居，译者注）或者柯里夫人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拮据，就已经让美龄望而却步了。不过美龄还是偶尔会表达出自己的迷茫，“我现在的生活最终只能走向婚姻。”美龄在给米尔斯的信中抱怨道。事实上，她非常担心如果自己不结婚，有朝一日会成为哥哥的负担；但如果结婚的话，她又担心自己的“思维能力会退化”。两个已婚的姐姐经常“结盟”般聚在一起，她们在争论如果美龄不结婚的话，日后她该去做什么。一次，痛苦的美龄终于生气了，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还威胁家里人说如果有人再提起结婚的事情，她就回美国去。一直以来，美龄都希望自己能和大家“像成年人一样”交谈，“而不是像小女孩那样”。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表示：“在学校里我们当然还只是孩子，虽然现在我还不是一个成年人，不过我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了，我已经到了‘不顾家里反对’的阶段。”
两个姐姐努力扮演红娘的角色虽然令美龄很不满，但这种不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11月，二姐庆龄访问上海期间，将一位叫做陈友仁的男性介绍给美龄。陈友仁出生在特立尼达岛，曾创办英语报纸《北京公报》并担任主编，他也是孙中山的好朋友。由于报馆被封，他避难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公报》。见到美龄后，陈友仁便向其求婚。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这样评价对方：“他很聪明，非常聪明，但他太自大了，这周他还要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到时不会表现得太粗鲁。”
1917年秋，宋美龄被邀请加入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而最令她高兴的是每周都能看到百代公司和维多利亚公司的影片。不过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美龄也提到“别人都喜欢看爱情片或者情节起伏的片子”。后来，美龄遇到了一位非常讨厌电影的女传教士，她在看过一部电影后深感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因此决定不再看任何电影。美龄向对方表示电影本身“没有问题”，但这位女传教士却反驳了美龄的观点：“你愿意看到基督出现在电影银幕上吗？”美龄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想法，转而说道：“当然不会啊，除非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等到这位传教士的背影消失后，美龄做了一个鬼脸，一脸放松的表情。
1918年初，困扰宋耀如多年的肾病越来越严重。二月份，当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资助过他的卡尔将军因公来东亚地区出差。在此期间，宋耀如花了很多心思招待自己当年的恩人，但卡尔将军一走，宋耀如就卧床不起了，他的视力也因病退化。美龄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照顾自己的父亲，她要大声给他读报纸。宋耀如的脾气很坏，美龄费了很大力气才让他遵照医生的嘱咐饮食。每天晚上，美龄都会用橄榄油为父亲按摩。随着年龄的增长，宋耀如现在的皮肤就像羊皮纸那样皱巴巴的。就在三月份，宋耀如住院了。
父亲生病，美龄再次陷入了情绪失控的状态。“我的脾气很大，我需要花很大的劲才能克制住我的脾气。”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美龄这样说道。到了1918年4月，美龄的体重从在韦尔斯利大学就读时的130磅骤降为107磅，家里人提议“让美龄出去放松、缓解一下”。的确，美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生病并不是她体重下降的唯一原因，她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美龄表示金钱永远不会让自己高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躺在床上我就想我究竟要去哪里。”此外，与荷兰建筑师范?埃维尔无果的爱情也让美龄很痛心。埃维尔希望能到中国拜访美龄，但在埃维尔的问题上，美龄和家人很难达成共识，家人拒绝埃维尔登门拜访。“家人担心，如果他来的话，我就会嫁给他。但谁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不对呢？”美龄依然在给米尔斯的信里大吐苦水，“我现在就想躺在你的长沙发上，用枕头蒙着头，大哭一场！”
社会的标准、家人的要求让美龄深感沮丧失望，但她并没有做出任何叛逆的行为，相反，她选择去接受、适应这一切。美龄认为在如今的中国自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遵守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继续生活下去，要么奋起反抗，成为人们眼中的“新女性”。事实上，美龄很不喜欢“新女性”这个名词，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她提到：“我认为‘留学生’阶层和‘新女性’阶层之间不应该划上等号，所谓的新女性根本无法把许可和自由分开，这一点令人非常吃惊。”而她“注定要仔细观察中国的传统标准，并尊重这一切，虽然这些标准非常讨厌，但至少这些标准不会让女性有出格的举动，这不仅是指她们的所作所为，还有她们所带来的影响。”
宋耀如住院后不久，倪桂珍就把丈夫从医院里接了出来，说只有上帝才能救得了他。医生让宋耀如按时服药，但这在倪桂珍这里却行不通，她还说不能让丈夫“命丧药手”。倪桂珍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基督教要求人们生病了不能依赖药物，只能待在家里。倪桂珍也是这样做的，她在家里天天为丈夫祈祷。“我相信祈祷，但同时我也相信药物。”对于母亲的做法，美龄并没有完全接受，“家里的气氛紧张，母亲坚持不听医生的忠告，这让我几乎都快疯了。”美龄还要没日没夜地照顾卧病在床的宋耀如，倪桂珍拒绝为宋耀如请一位私人看护，说那是违背上帝意愿的做法。
1918年5月3日，宋耀如病逝，临终时，全家人都聚集在他身边。遵照宋耀如的遗愿，葬礼非常朴素，宋家人甚至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讣告。宋耀如葬在上海新建的国际公墓里，宋家人很喜欢国际公墓，以至于全家人都在这里买了墓地。美龄和母亲倪桂珍经常身着黑衣前去吊唁。不久之后，宋家就搬到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摩路的一处别墅里，这里比宋家以前的别墅要小很多。新家用柚木装饰，还有一个很大的壁炉和一个带屋顶的花园。这里还配有花房，美龄希望园艺工人能培育出可以参加花展的玫瑰花来。在新房装修的过程中，倪桂珍给予美龄完全的自主权，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间安静的小房间作为祈祷之用。
家里人拒绝了美龄与埃维尔的婚事，但不久美龄又恋爱了。男方也是留美归国人士，认识美龄时他已经结婚，妻子是其父母为其包办的。不过和自己同龄人不同的是，美龄并没有选择让对方离婚，因为那样的话会把自己逼入困境。至于原因，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说道：“你知道我家里对离婚的态度有多么强烈，而且这件事情和他的太太也没有任何关系，当然除了他对她毫不关心外。我和你都不会做那种不光彩的事，我们都不会只考虑任何表面的内容，天啊，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对于婚姻，美龄对米尔斯郑重承诺：“如果我结婚，我肯定不是为了爱情选择婚姻！”
和这个誓言相悖的是，美龄并没有放弃追逐婚姻生活中浪漫爱情的希望，但在宋家生活一年后，美龄对于婚姻的想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在她的眼里，婚姻绝不仅仅是救赎自己未来的工具，更是帮助自己实现梦想的手段，这从美龄考虑接受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实业家的求婚中就可见一斑。“他知道我并不爱他，也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爱上他。”美龄在1918年6月写给米尔斯的信中坦言相告，“我喜欢他、尊重他，他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人，很安静，也很谦逊，还很富有。他还对我说，如果我们结合的话，我将帮他处理工厂数以百计的员工的劳工事务，我们将一起改善教育，一起为社会做贡献。想想吧，学校、健身房、为工人开放的娱乐中心，还有对工人们进行培训，告诉他们有关高雅、民主、仁慈的东西，这一切都将有我的参与！”不过美龄并没有给这位实业家任何回应，她对米尔斯说自己只能成为那位实业家先生“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显然，美龄拒绝了对方的求婚，从听到求婚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拒绝了他。
1919年7月，上海流传起了美龄已经订婚的谣言。被谣言吓坏了的倪桂珍决定把美龄锁在家里一个月，在此期间不让她与任何人见面。美龄“报复”性地决定与人订婚。事实上，她告诉米尔斯：“我非常无聊，非常非常无聊，好几次我都是一个人喝茶……我感到我处于极度的压迫状态中。有意思的是，我并不在乎任何对我示好的男性的一切，我认为既然我不爱了，那接下来最好的就是被爱，难道不是这样吗？”
1919年8月，已经回到上海居住的大姐霭龄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美龄给这个孩子取的英文名是珍妮特?美（Jeanette
May），其中“美”取自美龄英文名中的第一个音节。当年秋天，美龄被选为美国大学女子俱乐部上海分部的副主席，霭龄则担任当时上海最大的女性联盟——马克谛耶妇女联谊会（McTyeire
Sorority）——的主席。在照看两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的间隙，美龄还是会奔波在各种茶会、晚宴之间，并去电影院看电影。美龄对米尔斯说：“我在上海的朋友圈子太大了，我几乎都要忙得联系不过来了。有意思的是，即便挤出一点时间忙我自己的事，我也会非常焦躁不安，根本不能安静地坐下来。”1920年5月12日刊登在《上海公报》上的一张图片道出了美龄在上海受欢迎的程度。照片上的美龄头戴韦尔斯利式女帽，身着礼服，照片还配了标题——“中国‘归国学生’的迷人风采”。
1919年初秋，美龄恳求母亲倪桂珍让自己离开家门，出去找一份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工作。早些时候，家里人曾反对让美龄出去从事一份医疗救助工作，这让美龄非常失望。志愿者工作对美龄来说不过是权宜之计，她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实现任何理想和愿望。尽管有一份报纸邀请美龄任职，但她又担心如果自己同意的话，家人会非常生气。“传统的天朝大国并没有将触手伸出来，如果一个女孩儿与男性共事的话，她的道德不应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美龄甚至愤怒地对米尔斯说道：“该死！我想如果我有方法的话，我就能有所成就了。但生活在一个饱受尊重的家庭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我根本不可能在没人陪同的情况下和男性出去。”络绎不绝的求婚者让美龄非常生气，她说自己最终会被这些“无聊的人”折磨死。
1920年，美龄开始考虑重返美国学医，但遭到了母亲倪桂珍的反对——如果学习，小女儿将离开六年，这只是倪桂珍反对的原因之一；她还认为美龄的健康情况根本无法应付医生的工作，还说美龄可以从事其他行业，这同样也能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倪桂珍对美龄很好，对她也很依赖，所以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表示很“讨厌”想象离开母亲的生活。回国之后，美龄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是她从小在美国读书时一直缺失的。“我想我开始丢掉了一些个人主义的想法，我开始比任何时候都能理解‘家庭的意义’。”但这依然不能阻止美龄想成为医生的想法。“和婚姻相比，我更想要一份工作……医生的生活很充实，也能接触到不同的人，这很有意思。但现在，除了婚姻和教书外，中国女性没有别的出路，在不违背家庭传统的前提下，我根本无路可选。”美龄不可能从商，那样的话会引起轩然大波，会带来很多“烦恼”；社会服务工作“理论性太强”，而且“都是门外汉的工作”，只是“空谈”，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倪桂珍则说美龄是在“寻找幸福的蓝鸟”。
美龄通过回家之后的经历，还给米尔斯上了一课：“有朋友很好……但朋友有时很难相处，而家人则是一直站在你身边的人。”这是因为不久前美龄刚刚切除了扁桃体，据美龄自己说，由于自己“极易过敏的体质”，手术使她一度“滑向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美龄兼有多重身份：美国大学联盟的执行主席、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董事会成员，之前她还接受邀请，加入马格丽特?威廉森医院（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的董事会；此外她还兼任另外两个活动组织的秘书，还是多家委员会的主席。这样的生活让美龄感到非常疲惫，但“我喜欢积极的生活，喜欢忙得团团转”。美龄写道:“对于悲春伤秋的生活方式我可没有耐心。天啊，我现在还没结婚呢！”
1921年2月，美龄前往广州拜访二姐庆龄和姐夫孙中山。宋庆龄和孙中山于1915年结合，之后几年，两人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带上共和的道路，但一直都没有取得成功。令孙中山失望的是，自1912年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出后，到1917年近六年的时间里，他和宋庆龄一直过着流亡海外的生活。1917年夫妻二人才重新回国，之后两人也是在上海、广州两地奔波。之后，孙中山被排挤出了广州国民政府，他和庆龄只能住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一处朋友赠送的公寓里面。正是在这里，孙中山决定振兴中华革命党（其前身是同盟会，译者注），并在1919年将其更名为国民党。1920年孙中山当选为中国大总统，他和宋庆龄重返广州。不过最开始，孙中山政府的统治范围并没有超出广东省，之后也只是把广西纳入到管辖之下。
来到广州后，美龄住在庆龄位于观音山上的家里，观音山因为山上的观音庙而得名，屋外有大批带枪的警卫守护着。山下驻扎着属于广东国民政府的军队，共有五千人。美龄每天都能听到军队吹号的声音，看到士兵们操练的身影。庆龄还带美龄去广州最著名的景点参观，两个人要顶着太阳坐车穿梭在观音山崎岖的山路上。最开始，环境的改变很符合美龄的心境，但后来她逐渐陷入一种自省的情绪中。她觉得自己毕业后四年里什么成就都没有，如果当时留在美国学医，自己现在早已经是一名医生了。在十分失望的心情下，美龄给米尔斯写了一封信：“如果我性格真的很坚强，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就可以离开这个安逸的家，深入社会，‘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做些什么。”
就像美龄自己说的那样，那种“饱满的喜悦心情”已经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美龄也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怎么了，她常想去做修女，或者选择“随波逐流，能让我不去想问题”的婚姻。但自从回到中国后，美龄几乎可以说对男人很了解了，“即便他们现在没有情妇，以后也会有，”美龄写信给米尔斯抱怨道，“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些我曾认为绝对可以信赖的人啊……这种对于普通已婚女性来说经常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却是难以容忍的，即便让我想一想都觉得无法忍受。特别是在中国，这里的道德标准和美国差别极大。”美龄希望换个环境能改变自己糟糕的心态，但“我还是不能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她这样写道。她在广州住了三个月，其间也收到多份母亲倪桂珍催促她回家的“加急”电报。
最终，在1921年5月，哥哥宋子文“取道”香港把美龄带回了家。就在从广州搭船回上海的前一晚，美龄在朋友家与一位叫伯尼（Mr.Birnie）的男子相识。从广州到上海三天的航程让两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以至于数月没有与亲人见面的美龄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与伯尼共度。“我们在一起非常愉快，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率性而为，这让我非常高兴。”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这样说道。不过家里人对此并不看好，他们认为这使家里受到了侮辱，指责美龄在航行途中“把他捡了回来”。美龄自己是这样写的：“也许自己比爱其他任何人更爱伯尼先生，但一切只限于友情的范围而已；我的家庭非常保守，非常在意家族声誉，也非常在意家族血统的纯粹性，他们宁愿看着我去死，也不愿意看到我嫁给一个外国人。”
1922年，美龄曾半开玩笑地表示，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她宁愿住在“间接获得的荣耀里面”。但在个人问题上，和自己同龄人不同的是，美龄回国已经十年了，在此期间，她一直是孑然一身。不过在众多的求婚者面前，美龄也有一个认真考虑的对象，对方名叫刘纪文，广东人，小伙非常帅气。1915年至1917年，他在日本志成学校及法政大学求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并在国民政府任职。1924年，刘纪文来到英国，在伦敦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并于1926年回国。人们对于刘纪文和宋美龄的爱情故事所知不多，但普遍认为两人曾订过婚。数年后，当被问及订婚一事是否属实时，刘纪文表情尴尬，他并没有直接答复，只是说当年是宋美龄介绍他和妻子相识的。
为了争取到更多省份承认自己的国民政府，孙中山发起了北伐运动。但由于资金和军备力量的匮乏，北伐运动最终宣告失败。1922年6月16日，反叛势力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被迫离粤。庆龄回到了上海，孙中山则登上了一艘炮艇，在广州附近等待外国势力的救援，或其他义军的支援。逗留了两个月后，孙中山彻底放弃了希望，随庆龄退居上海。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孙中山身旁一直有一位忠诚的军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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