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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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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大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第一个死去的是戴季陶，最后一个离世的是宋美龄。这43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又成为主要“战犯”。败走大陆，或枭雄、或丑角，或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或联共、或反共，或荣华富贵、或穷困潦倒……该书将解开这段尘封的历史，再现他们传奇的一生，评说其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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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上卷讲述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忠实执行蒋的决定的陈诚、去台后蒋一直想置于死地的白崇禧、失权失宠的何应钦、一生官运不衰的顾祝同、潦倒而死的陈果夫、晚年做“联共先锋”的陈立夫、鼓吹“台日全面合作”的张群、43人中因自杀而第一个死去的戴季陶等20名“战犯”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与蒋有着密切的关系，却又大相径庭，富有戏剧性。
下卷讲述外交奇才顾维钧，跨越三个世纪、反对“台独”的中国著名女性宋美龄，曾得到蒋介石欢心又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的吴国桢，曾受毛泽东邀请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毛泽东亲自为其操舟的程潜，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而又为祖国统一尽心尽力的卫立煌，一度执掌西北军政实权而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有“常胜将军”之称的傅作义，曾身兼数职后又被蒋介石剥夺了实权的阎锡山，素有虎狼之性的马步芳等23名“战犯”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与蒋介石密切相关，却又形形色色，结局各不相同、富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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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叶健君，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主编作品有《新中国第一代》，包括4卷：开国五大书记卷，开国部长卷，军兵种、大军区司令员卷，开国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卷；《聚焦主席台?问鼎天下》、《聚焦主席台?指点江山》；《红色大本营》4种等等。发表文章60多篇。
李万青，退休前为中共湖南省委党研室处长、研究员，曾任长沙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编写过《刘少奇的统战思想研究》、诗歌《飞花集》等，合著有《聚焦主席台》、《三湘抗日纪实》、《国难当头的决策——抗战时期100个中国人》等。
郭钦，目前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湖南地方史。出版专著1部：《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参与编著《湖湘文化通论》、《抗战年度焦点丛书——血肉长城》（1941年度）、《湖湘文化应该实现十大转化》、《湖南通鉴》（近代部分）、《和谐中国》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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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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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卷
蒋介石：悬棺孤岛
李宗仁：回归大陆
陈诚：死于肝癌
白崇禧：死公馆
何应钦：梦关山
顾祝同：俯首听命
陈果夫：晚年潦倒
陈立夫：反对“台独”
孔祥熙：客死美国
宋子文：鸡骨死
张群：暮年养生
翁文灏：终老北京
孙科：清廉辞世
吴铁城：激愤而亡
王去五：学者从政
待季陶：广州死亡
吴鼎昌：遗恨香港
熊式辉：晚景凄凉
张劢生：郁郁而终
朱家骅：消沉度日
下卷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跨越三个世纪
吴国祯：情萦故国
刘峙：教师为生
程潜：阵前起义
薛岳：百岁而终
卫立煌：回到北京
余汉谋：种莱赌棋
胡宗南：死非其所
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阎锡山：孤岛哀鸣
周至柔：仍受重用
王叔铭：蒋家甘草
桂永清：短命总长
杜聿明：接受改造
汤恩伯：郁郁而死
孙立人：幽禁台中
马鸿逵：难回故土
马步芳：病死中东
陶希圣：参政不知政
曾琦：“醒狮”难吼
张君劢：声哑《自由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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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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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个绝不轻易气馁的人，他在官场上虽暂时失意，但在情场上却大为得意。蒋在溪口雪窦寺“隐居”，人在庙里，心却在上海十里洋场，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1927年9月16日，宋蔼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介绍总司令和宋美龄，宋蔼龄在记者会中宣布蒋总司令将和其小妹结婚。这个消息惊动了沪上和中国的军政界，也震惊了海内外。
9月下旬，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决定去日本一游，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拜见正在日本养病的宋老夫人，请求其同意他和宋美龄的婚事。
宋美龄：跨越三个世纪
宋美龄，蒋介石的夫人及外交助手。
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物，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光芒四射。
她有与生俱来的聪明、美丽与手腕，加上孔宋家族的强力支持与美国背景，使她在权力、财力与魅力的交织中，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史上最有争议与影响的女人。
宋美龄兼具中国古典气质和西方优雅风度，而又带有犀利、精明的作风，使西方人如醉如痴、又爱又恨。罗斯福、陈纳德、马歇尔、麦克阿瑟都对宋美龄有着错综复杂、莫可名状的情结。
蒋介石的抗日、“剿共”和保卫台湾，处处需要美国的助力，而宋美龄就是他获取美国物资援助与道义支持的最大本钱，是蒋介石政权联美抗日、联美反共和依靠美援打内战政策的实际决策人之一。也正因此，宋美龄因协助蒋介石反共，在1949年12月被中共定为首要战犯，位列第23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随着蒋介石败退台湾岛，随着宋美龄权力光环的褪色，她的命运注定要在异乡颠沛流离。
1927年底，蒋介石（中正）与宋美龄联姻，报纸以“中美合作”为大标题进行了报道，意味深长宋美龄，海南文昌人，1897年3月生于上海。宋美龄有一个开放的家庭和一对开明的父母。父亲宋耀如，母亲倪桂珍，都是基督徒。在一个女性甚少机会读书的社会，宋美龄的家庭却为她提供了比一般人更优越的学习环境和中西合璧的教育条件。她５岁就被送入当地教会学校就读，年仅10岁，就远渡重洋，被高瞻远瞩的父亲送到美国的贵族学校读书，接受了10年完整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洗礼，在美国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这种美式教育使宋美龄获得了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被打上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她的深厚的美国文化背景，在她后来与蒋介石联姻后，就把蒋政权与美国政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17年宋美龄回国后，参加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活动。曾在电影审查委员会、童工委员会任职。
1922年宋子文在上海孙中山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介石首次见到了宋美龄，就再也睡不着觉了。蒋当即决定对这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攻势。1922年年底，蒋介石应孙中山之约前往广州时，央求孙中山介绍其妻妹给他，并称他已和元配毛福梅即蒋经国的生母离异、与侍妾姚冶诚断绝关系，但并未提及他才新婚的陈洁如。孙中山答复蒋说，他将和妻子宋庆龄商量此事。宋庆龄的反应颇为激烈，坚决反对。
1927年，蒋介石已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此时，北伐军势如破竹，蒋介石的政治与军事成就跃升到其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高峰。同年4月底5月初，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和宋美龄小姐相会。宋家为了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之事，曾召开家庭会议，人称“小国会会议”，热烈讨论宋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颇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宋庆龄和宋子文，他们认为蒋日后的成败犹在未定之数，不一定能为宋美龄带来幸福。事实上，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内心深处对蒋一直怀有敌意，并不很尊重这位拿枪杆子的人。不过，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则积极推动这桩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宋大小姐宋蔼龄是个极精明干练的人，她知道蒋有多少斤两，她已把宝押到蒋的身上，她预计蒋成功之日，即是宋家扬眉之时。于是她决心做这个“超级红娘”。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照宋子文对婚事进行反对，却招来了“威逼”与“利诱”。蒋介石周围的朋友和亲信，包括青帮成员在内，警告宋子文如坚持反对，他将无法在上海混下去，也不可能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斗争，宋子文终于被软化了，他获得了出任财政部长和掌管财经大权的保证。宋子文不仅同意婚事，且协助大姐宋蔼龄和大姐夫孔祥熙一起说服母亲。
正当蒋介石“坠入情网”，向宋美龄发动情书攻势之际，他自己的权力生涯发生了大变化，并促成他个人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是个绝不轻易气馁的人，他在官场上虽暂时失意，但在情场上却大为得意。蒋在溪口雪窦寺“隐居”，人在庙里，心却在上海十里洋场，他不停地写情书给宋美龄。1927年9月16日，宋蔼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宅举行中外记者会，正式向各界公开介绍总司令和宋美龄，宋蔼龄在记者会中宣布蒋总司令将和其小妹结婚。这个消息惊动了沪上和中国的军政界，也震惊了海内外。
9月下旬，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决定去日本一游，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拜见正在日本养病的宋老夫人，请求其同意他和宋美龄的婚事。
蒋介石于9月29日抵达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到神户马大旅社，拜访宋老夫人。他比当年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将信奉基督教，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老夫人的严关。随后，他与宋美龄合影留念，到各处名胜游玩。蒋介石又拜访了日本军政界官员和社会名流，活动了44天，于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回国。
随后，蒋介石在报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冶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关于蒋、宋联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分析道：
蒋的再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同美龄结婚后能把孙夫人和宋子文拉过去。此时，蒋还开始考虑到需要寻求西方的支持。美龄成为他的夫人后，他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对宋子文这位金融专家评价很高。但是，要说蒋不爱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显然把自己看作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英雄往往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另娶新妇对蒋来说是理所当然之举。
1927年12月1日，时年40岁的蒋介石正式在上海迎娶时年30岁的宋美龄过门，蒋介石与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正式掀开了蒋孔宋家族主导中国经济与命运的历史一页。
蒋介石和宋美龄按照基督教婚仪先在宋宅举行，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只有在上海的少数近亲。然后又在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婚礼。参加婚礼的有1300多人。介绍人为谭延闿、王正廷。证婚人原请何香凝，为何拒绝，复请蔡元培证婚。大厅里悬挂着孙中山的大幅肖像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40岁的新郎蒋介石首先入场，容光焕发，乐不可支。之后，30岁的新娘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在四位女傧相的陪伴下，在《新娘来了》的乐曲声中步入大厅。她身穿银白色的旗袍，手持一大束白色和粉红色的玫瑰花。蒋介石则穿着一身笔挺的黑礼服，与宋美龄的穿着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婚礼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舞会。
次日，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蒋、宋婚礼的报道。《上海时报》说：“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因蒋介石又名中正，报纸以“中美合作”为大标题报道他们的婚礼盛况，确实意味深长。
蒋介石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他当天写下《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唯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在这之后，宋美龄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这时的政治形势，也对蒋介石十分有利。在你争我夺的混乱之中，各派都想拉拢他，请他出面调停。婚后第三天，就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311号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此后，他先后挤走了汪精卫、胡汉民等人。1928年2月初，四中全会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改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由蒋兼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半年后，蒋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从此，蒋介石成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蒋宋联姻，也是政治、经济、外交、内务权力的最大整合，实现了30、40年代“四大家族”雄霸天下的局面。中国官场和民间最广为流行的一首顺口溜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蒋宋联姻对于此后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有极大的影响，对于蒋、宋、孔三家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被保住，后又从财政部长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1941年1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半年后正式任命为院长，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辉煌。
宋美龄大姐的丈夫孔祥熙此后平步青云。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日益巩固，孔祥熙在政府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1928年2月，孔祥熙就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并被选为国府委员；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大上，孔祥熙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就任实业部长；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孔祥熙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终于成了国民党内有职有权的党政大员之一。继宋子文之后，当上财政部长，最后爬到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高职。在宋家，只有宋庆龄暂时成了一只孤雁，但她不向权势屈服，仍然坚信她的革命事业最终会成功。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让蒋介石的地位提高到孙中山姻亲的地步，在重视人际关系与辈分的国民党中，无疑让蒋介石主导的正当性更为加强；同时宋子文与江浙、上海财团的经济援助，更让蒋介石的东征西讨，乃至于分化敌对势力，得以无后顾之忧；此外，宋氏家族与美方的关系以及亲美的态度，也让蒋介石重新思考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更彻底斩断了与苏共之间的联系。
西安事变发生，宋美龄力排阻挠，亲赴西安，稳定蒋介石，说服张学良，拜见周恩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自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些重要场合，总是与蒋介石相伴相随。
蒋宋结婚第二天，宋美龄即与蒋介石一起去杭州，她本来要在莫干山度蜜月，结果当晚却又随蒋由杭州返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蒋介石要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后不久，宋美龄便随蒋介石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
此后不久，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宋美龄一直坚持蒋介石打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在给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一位老师的信中写道：“在江西打击共军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在江西前线……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
1935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了《闽边巡礼》一文，记载了她1933年底随夫在福建、江西边境“剿”共所遇到的困境。这次在福建几近两月，宋美龄经常“冻得发僵”、“头脑昏晕”、“异常疲劳”。在宋美龄的支持下，蒋介石亲自坐镇江西、福建“剿”共，但是从1930年到1934年的五次“围剿”，却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苏区，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剿共”之心仍然不死。差不多在与红军长征的同时，宋美龄又开始了她的“随夫西北行”。1934年10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到达武汉，接着，宋又陪蒋前往洛阳，而后不久，宋陪蒋到达古城西安，又继续向西到达兰州，接着，他们又向北飞往宁夏。离开宁夏后，宋美龄又陪蒋介石到达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故都北平，后又转赴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山西太原以及绥远等地。宋美龄这次跟随蒋介石历时一个多月，行程数千公里，到达西北、华北整整10个省份。
婚后的蒋介石与宋美龄1935年9月，蒋介石又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兼总司令。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携宋美龄自南京直飞西安，亲自部署东北军、西北军对红军作战。10月29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再抵洛阳，直接部署中央军和马鸿逵部进攻红军事宜。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亲赴洛阳求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务请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此时也已察知“东北军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结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但蒋为了“剿共”大业，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决定亲赴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自洛阳飞西安。这次，宋美龄因荨麻疹复发去上海治疗，未能亲自陪蒋去陕。然而，事有凑巧，宋美龄说：“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
1936年，负责西北剿共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市发动兵谏，软禁蒋介石，迫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养病。
孔祥熙得到情报后告诉她：“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宋闻讯后“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
但她很快就清醒过来。当晚，宋美龄即协同孔祥熙及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连夜乘火车离沪赴宁，翌日上午7时抵达南京。宋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紧张异常。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将张学良明令免职，并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同时何应钦正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不过，这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她驱车直奔中央军校，要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并不惜代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回到官邸，接到了张学良在事变后发给她的第一封电报。
宋美龄捧读电文，原本忐忑不安的心绪渐趋平息。宋十分了解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自然也清楚张蒋在“剿共”与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她认为张学良电文所云“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等语，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话。宋更清楚蒋张私交很深，加上她和张学良的多年交情，张学良决不会加害于蒋。换言之，蒋介石时下并无生命之虞。但是，如果南京政府出兵讨伐，激化矛盾，事情就复杂了。她当即给张发去回电，电文如下：
“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素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藉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疏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
就在宋美龄到达南京后的几小时里，她已从有关方面获悉英、美两国驻华大使的态度。因为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的侵略，已经直接触犯了英、美集团的在华权益。如果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垮台，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所把持，那么英、美在华利益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英、美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以便国民党政府仍然控制在亲英美派的手中。英、美驻华大使还表示，即便为此而抗日，也是可以支持的。这就大大地给宋美龄撑了腰。
正因为如此，宋美龄对国民党中央的仓促决定和何应钦的匆忙讨伐深为不满。
她说：“中央各位大员在真相未全明了之前，就在数小时内急忙决定对张学良进行处罚，我觉得这样处置是不是太快了。而军事方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立即动员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我认为这是非健全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此必要，委员长也许也希望这样做，然我个人实不敢苟同。”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不只是因为蒋介石是她的丈夫，更主要的是因为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存亡也直接关系到蒋宋家族的利益。
宋美龄极力反对武力讨伐，她曾同何应钦展开舌战论辩。
何应钦强调说：“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我们应立即进行讨伐。”
宋美龄驳斥道：“使用武力，只会危及委员长的生命，而委员长的安全，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
顿了顿，宋美龄大声说：“请各位自行检束与忍耐，不要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何应钦讥笑道:“你作为蒋委员长的夫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回敬道：“我虽为妇人，可是我说这些话，绝非仅仅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假如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我会首先劝其牺牲。”
宋美龄在与何应钦辩论之时，还尽力说服高层集团，吁请寻找和解途径。
宋美龄解释说：“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也遭到轰炸；而且也浪费用于国防的国力。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得不请各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之途径。只有当和平到了万分绝望之时，才能开始战争，那时也不晚。”
宋美龄还说：“还有谩骂西安方面，也不足以威吓震慑西安方面，更不利于解决目前局势。请各位深思。”
为了防止黄埔学生走极端，宋美龄竭力告诫黄埔各位将军，要遇事镇定，不要感情用事。宋美龄亲自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向他们说：“目前遇此事变，正是各位遵行师训之时。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各位既为他的忠实信徒，不仅仅要努力继续推行此项运动，而且应该恪守遵从其信条。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在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妄加断定，遇事要镇定，不要意气用事！”
宋美龄一面安定内部，阻止武力讨伐西安，一面加强与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的联系，同时也加大了与中共的沟通，积极架构和平通道。
她先派端纳前往西安进行斡旋和居中调解，并请端纳带去了她分别写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宋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一贯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亟宜慎重考虑才是。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宋美龄耐心而又认真地指出，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外出，我常陪同你一起。这次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的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
信的末尾她还特地对蒋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借机轰炸西安可能是另有所图。端纳见蒋后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事变的真相、蒋的安全状况及张杨的意图，并告诉宋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祥熙莅陕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关于“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的报告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出现了“第一线希望之曙光”。
对于宋美龄与西安的联系，何应钦大为不满。
何应钦不顾宋美龄的多次劝说，亲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于12月18日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还装模作样地举行了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北上”，调动了20个师开向西安，并派飞机入陕实施轰炸。
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严重，她认为军事讨伐与蒋介石的死活关系极大。
宋美龄冷冷地对何应钦说：“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免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如果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各地军事政治负责人，都在乘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花气力帮助你发动战争，甚至有几个人，也许他们也会走到张、杨方面去!”
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美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你必须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拍拍桌子，“委员长也会这样让你做的！”
于是，她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达停战手令。而蒋介石一方面既害怕何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要挟张、杨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他给何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也被何认为是蒋被迫所为而拒不执行。直到后来他见了蒋的亲笔手令，才不得不将讨伐计划停顿下来。
12月20日，宋子文到西安后单独与蒋作了交谈，并从周恩来那里了解到中共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21日带着满意的心情回到南京。宋子文高度称赞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讥讽“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
虽然何应钦的飞机轰炸被迫停止，但中央军与西安方面的地面战斗仍未停息。宋美龄生怕战争如果再发展下去，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因此下定决心立即赴西安。
宋美龄决意赴陕，当时的风险确实很大。蒋介石日前曾反复叮嘱宋子文：“余妻切勿来陕。”张学良也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何应钦则恐吓宋美龄说西安已是“充满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对于这一切阻挠，宋美龄全然不顾。正如宋美龄自己所言：当时她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其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余责无旁贷”。
12月22日，宋美龄偕宋子文、端纳同机赴陕，来到西安。宋一到西安，立即开始了和平营救蒋介石的一系列行动。
宋的第一步行动是急切会见蒋介石。宋一到西安的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向张学良提出要与蒋直接会面。经张同意，宋即入室见蒋。蒋介石一见宋美龄到来，立刻大惊失色。
蒋介石低声问道：“你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不是个太平地方。”
“危险?”宋美龄耸耸肩膀摊摊手,“你不更是危险吗?可是并没有少掉一条胳膊。”
在其他人退下去后，宋美龄和蒋介石才言归正传。
宋美龄得知蒋只想以死威胁张、杨，不肯与之进行谈判，她理智地劝蒋：“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珍惜宝贵生命。”她告诉蒋：“倘处理得宜，事变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
宋美龄的第二步行动是在同蒋直接会面后，立即召见张学良，要张尽快解决事变。鉴于宋与张的私交，宋虽然没有对张的这次行动大加斥责，但她还是忍不住对张说了几句，认为张的此次举动“大错已成”，并向张提出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解决事变。张向宋表明心迹，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其他均无问题。
宋美龄的第三步行动是破例会见周恩来。第二天，张、杨和二宋在蒋之居所商议谈判事宜，蒋提出两个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自己不出面；二是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实施。但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张、杨从大局考虑表示同意。接下来商议参加谈判人选。张学良提出西安方面除了他和杨虎城以外，还有周恩来。蒋介石断然表示拒绝，而救蒋心切的宋美龄却欣然表示同意，破例愿与周恩来见面。她说：“凡委员长不愿见者，我皆愿代见之。”
12月23日，宋美龄先请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及中共代表开始正式谈判。谈判伊始，周恩来首先代表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宋子文表示同情和承认这六条，但他表示要转告蒋介石后再说。下午谈判，宋子文就这六条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
24日上午，宋美龄直接参加了继续谈判。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周恩来跟宋美龄见面握手寒暄时，周恩来曾意味深长地对宋说：“历史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宋也高兴地说：“你们的行为也功在国家。”
谈判的结果是：由孔祥熙、宋子文改组行政院。宋子文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之政府，肃清亲日派；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释放事宜；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同意，杨、周表示可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周恩来在24日和25日同蒋介石会晤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周谈话。由于他们曾经在黄埔军校共事，他对蒋以“校长”相称。蒋介石后来提到这次会见时说，周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他还在另一个场所深情地感谢周恩来，他说“你帮了我的忙”。他提到周为释放委员长向铁腕人物杨虎城说情。显然，周恩来是以中国共产党政策为前提，即要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尽可能多吸收国民党右派参加，而要达这个目的只能争取蒋参加进来。周恩来对国情了如指掌，也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说：“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抵抗侵略，我们是说他抵抗得还不够坚决，或者说行动不够快。”宋美龄回答说，将来的一切内部问题必须以政治手段而不是用武力解决。她对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最后蒋介石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和他谈判。并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至此，和平解决大局乃定。
随后，宋美龄开始游说各方早日释蒋。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因此在先撤军后放蒋还是先放蒋后撤军问题上双方还有争议，西安许多将领坚持不能轻易放蒋。宋美龄唯恐争取到的有利形势会起变化，一方面和宋子文穿梭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中间，做各方面的说服争取工作；另一方面宋让蒋派蒋鼎文持蒋手令，命令中央军及对方部队自潼关各自后撤一段距离，作出一定的让步姿态。此外，宋也深知，解铃还需系铃人，放蒋的主动权主要还在张学良手中。于是，她便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她终于使张作出放蒋决定。因此，就在25日下午3时许，张学良完成了放蒋的全部准备工作，拉着杨虎城同到机场送蒋，并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
宋美龄在西安曾信誓旦旦对张学良作出承诺，绝对保证张到南京后平安无事，而且保证张不久即可重返西安。宋美龄曾向张学良的老朋友阎宝航发过誓：“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
张学良忠心耿耿陪蒋回到南京，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不料，蒋介石却食言而肥，于12月30日竟悍然下令以“胁迫长官罪”将张学良逮捕，并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进行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显然这项判决违背了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西安许下的诺言，故宋子文请求蒋介石指令军事法庭改判，解除对张的监禁。1937年1月，蒋介石不得不又下令将张学良“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幽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总之，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一系列言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无疑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历史作用。宋美龄由此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
宋美龄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中国女性第一人，她的魅力令美国人民疯狂，被评选为全美最受景仰的十大女性之一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参加盟国作战。蒋介石为了取得国际地位，要求英美修改不平等条约，英美均以战后再处理作为托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各地的租界及香港、九龙均为日军所占，所谓收回租借即转手资敌的问题已不存在，蒋介石希望在战时就谈废约问题，但英美回应冷淡。
1942年，宋美龄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以英文发表《如是我观》的评论文章，直接提出外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不无令人遗憾之处，引起巨大的反响。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这才开始协商共同提出废约问题。蒋介石闻讯后欣喜异常，写道：“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
1943年1月11日，在艰难的谈判后，中英、中美新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5月同时生效。美英在华的不平等权利至此废除，受到全国的欢迎。
宋美龄曾在美留学，外语流利。她聪慧灵敏，辩才出众，这都使她在美国社会享有崇高声望。1942年，宋美龄赴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妇便邀请她前往白宫做客，罗斯福总统夫人埃利娜更是把宋美龄视为自己的子女加以亲切款待。
罗斯福夫人与宋美龄由于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不良于行，平日都以轮椅代步，因此在12年总统任期内，埃利娜经常代表丈夫亲访各地，鼓舞士气，与宋美龄在战时展现出的坚毅个性、带头奋进的女性风范，有许多相似之处。埃利娜对宋美龄心仪已久，因为两人在性格、处事风格、阅历方面都很相近。埃利娜对蒋、宋、孔家族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再加上宋美龄英文流利，两人毫无语言隔阂，于是一见如故。罗斯福总统夫人不仅给宋美龄介绍华府名流，还为她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代》杂志更是多次刊登宋美龄的玉照及专访。当时，宋美龄在美国可说是“家喻户晓”。
1943年，宋美龄的“夫人外交”达到了顶峰。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和援助，她先后于2月、5月和6月三度与罗斯福会谈，并受邀在白宫住了一段时间，以非官方身份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战争与和平”的演说，呼吁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抗日行动。
站在讲台上的宋美龄落落大方，仪态从容，雍容华贵。
在参议院的演说中，宋美龄告诉美国人，说美国飞行员杜立德上校1942年4月率队轰炸日本后，“数名飞行员在回航时降落我国山区获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如同回家”。她说：“我在贵国度过，我在贵国受到了好的教育。我到美国，也如同回家。”
除了宣扬中国抗战之外，宋美龄美国之行的最大目的乃是希望获得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有形”援助。宋美龄既是个一流的演说家，也是一个高明的“乞讨者”，她在讲话中丝毫不露乞怜和乞援的痕迹，但是，众议员以及在收音机旁聆听宋美龄演讲的美国人民，立刻同声一致要求美国政府加速援华，而民众亦慷慨大度地为中国抗战捐助，即连罗斯福总统亦不得不公开表示将加快军援中国的速度。
宋美龄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最后，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议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一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差点让他掉下眼泪。在经久的掌声中，罗斯福总统夫人把宋美龄拥入怀中，喜不自胜，并当场赞誉她是中国女性在美国国会讲台上发表如此精彩演讲的第一人。
在国会演讲后的第二天，宋美龄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举行记者会，170多名记者挤满了办公室，争睹“亚洲第一夫人”的风采。在记者会上，宋美龄坐中间，罗斯福在右，罗斯福夫人居左。《时代》周刊说，宋美龄有如初次登台演出的少女一样，总统一直在抽烟，总统夫人的一只手放在宋美龄的椅子上，像在护卫着她。主持过数以千计记者会的罗斯福像个从容的叔叔介绍他美丽的侄女，说“蒋夫人是个与众不同的特使”。
宋美龄穿着一袭黑色旗袍，胸前别了一枚中国空军军徽，一开口就不同凡响。她说，她在中国战场访问过前线无数次，不知正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宋美龄惧怕为何物，但此刻看到记者的笔不停地挥动，心里面不知道是怕还是不怕，“然而，我看到你们的脸上都闪烁着笑容，我感觉到我是你们的朋友……”记者们热烈鼓掌。
尽管如此，美国记者们还是开门见山就提出一系列尖锐问题，有个记者问她：“听说中国并没有充分运用其人力？”
脸上露出不悦之色的宋美龄提高声调回答说：“中国在人力上已尽全力，但缺少军火，中国不缺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汽油。”
一个记者马上追问：“中国如何获得军火？”
宋美龄很技巧地把难题推给罗斯福，她恭恭敬敬地转向罗斯福说道：“总统解决过许多重要问题，度过许多危机，最好由总统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记者微笑着看罗斯福如何“接球”，经历过多次类似场面的罗斯福马上接腔说，要把飞机和空需品运到中国去，可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美国政府正全力以赴把这些重要物资送到中国。他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成员，也会问：什么时候运来中国？为什么不多送一些？作为美国政府一分子，他将会回答：我们将以上帝所允许的那么快。罗斯福说完后，脸上露出快意的表情。
一位记者问宋美龄：她对加速美国军火运华一事有何建议？宋美龄站起来，两眼盯着前方，然后转向罗斯福总统，徐徐说道：“刚刚说过将以上帝所允许的速度把物资运往中国，但我提醒大家要记住：自助者天助之”。罗斯福听了大笑，并说他非常同意“自助”乃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有位记者问及飞虎队在中国表现如何，宋美龄大加赞扬美国志愿飞行员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老政客”罗斯福知道记者会如果继续开下去，宋美龄的风头会比他还强，于是宣布散会。
从2月到4月，宋美龄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进行募捐，所到之处均刮起一阵旋风。
美国的家庭主妇、工人们纷纷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慷慨解囊。
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宋美龄发表在美国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以及会见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秀兰?邓波儿等都主动和宋美龄寒暄，宋美龄对好莱坞电影的熟稔，不但使影星惊喜，也使行内记者大为佩服。宋美龄在对3万听众发表的演讲中，呼吁大家支持中国抗战。参加欢迎会的影星关心中国抗战，均踊跃捐巨款给中国。盛会在乐队演奏的《蒋夫人进行曲》中落幕，正式结束宋美龄在美国的劝募活动。4月11日，宋美龄搭乘罗斯福总统的专用车厢横贯美国返回纽约。
虽然美国一向以民族大熔炉自居，但仍免不了有白种人的优越感，社会对有色人种存在排挤、轻视等现象。然而，宋美龄访美时，许多白人对她优美的仪态如痴如醉，凡是有宋美龄出现的公共场合，都有大批民众疯狂来到，只是为了一睹宋美龄的风采。这使当时美国华侨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1943年7月，宋美龄返回重庆。不久宋美龄被评选为全美国最受景仰的十大女性之一。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有两大收获：得到美国人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罗斯福的一个重要邀请——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出席中美英苏四国会议。1943年10月，中美英苏签订莫斯科四国宣言。正是根据这个宣言，中国因参加了1944年夏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发起1945年春的旧金山会议而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随后的开罗会议上，宋美龄又大显身手，光芒四射。
在开罗会议期间，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与翻译员的身份出席了所有会议和宴会，并单独出去访友，代表蒋介石向各方致意。
宋美龄优雅的谈吐、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大方得体的服装，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加上几个月前访美活动的余韵还在，所以一到开罗即成为美、英代表团和三国新闻记者关注的中心。按道理蒋介石是代表中方的首脑，可对喜好排场和情绪容易冲动的西方人来说，对猎奇、追求新闻价值的记者来说，宋美龄却成了中心人物。对于宋美龄，丘吉尔的评价很高，说她服装“极为潇洒合身”，说他与宋美龄曾有颇为愉快的对话，她是一个非常特殊亦极有魅力的人。他告诉她,上次在美国未能晤面,实感遗憾。
在开罗会议期间，宋美龄与丘吉尔进行过几个小时的会谈。其中有几段有趣的对话：
丘吉尔：“夫人认为我是一个很老的人，不是吗？”
宋美龄：“我真的不知道，阁下相信殖民主义，我不相信。”
经过几个小时的会谈后，丘吉尔又问：“现在告诉我，夫人对我的看法如何？”
宋美龄：“我认为阁下说的时候比做的时候要凶。”
丘吉尔这个高傲的首相，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宋美龄是他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她的骄矜和妩媚，都让人极为心动。丘吉尔对罗斯福说：“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在开罗会议期间，由于劳累过度，宋美龄的身体垮下来了。据悉，中国代表团里重要成员都能说英语,如王宠惠、郭斌佳、董显光、朱世明等，但宋美龄嫌他们为蒋介石所作的口译不够好，“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意义，常亲自重译蒋的声明和对方的谈话”。蒋介石与罗斯福，蒋介石与丘吉尔以及蒋和其他外国高级将领如美方马歇尔的对话，这些全由宋美龄一人挑大梁，口译兼阐释，工作颇为辛苦。蒋介石在会议最后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今日夫人自11时往访罗斯福总统商谈经济问题以后，直至其离去，在此10小时时间已疲乏不堪,从未见其有如此情状也。”
宋美龄在谈判中所表现的机智得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蒋介石的古板所带来的尴尬，缓和了场面，化解了危机。一次，当蒋介石与英国蒙巴顿谈论缅甸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坚持在缅甸战役发起后，喜马拉雅航线的物资运输量必须保持每月一万吨，并坚持要535架次飞机。英方的蒙巴顿将军向蒋介石解释,即使能弄到那么多飞机，翻越喜马拉雅山运输那么多的物资也是难以保证的;而且，在缅甸的雨季使用空降袭击也是无法办到的。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决不会拒绝我的要求,我要什么他就会给什么。”蒙巴顿感到十分惊讶，瞪大了眼睛。雨季是东南亚的自然现象，是战争中应当考虑的重要条件，蒋介石为何置之不顾?他们俩互相瞪视对方，半晌不说话，场面十分尴尬。这时,宋美龄在一旁用英语半开玩笑地对蒙巴顿说：“不管你信不信,他不懂得雨季的事。”蒙巴顿听后，表示理解地笑了，谈话气氛又开始轻松起来。可以说，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的光芒超过了蒋介石。
宋美龄的美国文化背景,把蒋介石政权与美国政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是蒋介石政权联美反共和依靠美援打内战政策的实际决策人之一１９４８年，蒋介石、宋美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渊。国内，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相继被粉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国外，美国朝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已公开表现出失望和不满。
蒋介石万般无奈之际，明知美国的厌蒋态度，却硬着头皮给杜鲁门总统写信，名义上是祝贺他连任总统，实际上是乞求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他。蒋介石只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他精神支持。这一次，他不要美元，也不要武器弹药，而是希望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蒋介石的“坚决的宣言”。他相信这篇宣言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可以维持蒋介石的士气与民心，还可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点可怜的要求也被杜鲁门立即拒绝了。
这无疑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感到万念俱灰的他，不甘心就此退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舞台，而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其他都无济于事了。蒋介石决定让善于交际又谙熟美国政界的宋美龄去大洋彼岸，施展夫人外交，乞求美国支持。
此时的宋美龄，眼看蒋介石大势已去，忧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睡便噩梦连连。在兵败如山倒的困难时期到美国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宋美龄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为了夫君,也为了挽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不顾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劝阻，执意飞往美国去求援。
此时白宫的主人是杜鲁门,享有“出色的国民外交家美誉”的宋美龄还能找回当年的风光吗？11月2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通知宋美龄：一是她这次访问美国只能以“私人资格”。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二是她不得公开露面。三是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四是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需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协商安排。五是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在同一天下午，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宋美龄将访美的消息。
高贵典雅的宋美龄11月30日，宋美龄的座机到达旧金山，中国驻纽约领事游建文随行。12月1日，她到达华盛顿。到机场迎接的中国方面有60人，美国方面有国务卿马歇尔夫人（马歇尔本人当时正在医院住院观察）、国务院礼宾司官员以及杜鲁门总统的代表兰德里上校等。
宋美龄随后就住进了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马歇尔夫妇的住所。宋美龄此行住进马歇尔家做客人，一是与马歇尔夫妇的情谊很深，二是号称中国问题专家的马歇尔对内阁很有影响力。马歇尔曾在1945年奉命以总统特使身份到华调停国共矛盾，劝说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去当官，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的所谓联合政府。但是，从不轻易认输的将军却没能最后在中国问题的解决上找到满意的答案。
为了影响这个能影响总统制定中国政策的关键人物，宋美龄应马歇尔夫人的邀请，一起去马歇尔的庄园小住，按计划忙碌起来。12月2日，宋美龄与马歇尔夫人去医院探望了病中的马歇尔。当晚，宋美龄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余有计划，详情即将电告，为此，希推迟会见马歇尔将军。”5日，蒋介石又致电宋美龄，敦促美国政府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并说准备“引退让贤”。就在这一天，宋美龄在马歇尔夫人的陪同下再次去医院见马歇尔，并共进午餐。这两次会面均没有达成什么结果。
一位记者曾采访宋美龄，问她是否有收获。
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但从当时宋美龄准备发表的一份声明草稿来看，她对在医院与马歇尔的会谈“极为失望”。声明说，她来美国未经与中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安宁，“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只由我一个人负责”。虽然最终声明并未发表，但已足见当时宋美龄的失望情绪。
12月8日，是珍珠港事件周年纪念日，美国援华联合总会华盛顿委员会在五月花饭店中国厅举行“义卖”，杜鲁门夫人也应邀出席。宋美龄原打算不露面，但该委员会极力邀请她光临。该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布鲁克夫人还特地请孔令杰做宋美龄的工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打电话给宋美龄的随员游建文，请他向宋美龄着重说明美国妇女渴望她光临。于是，宋美龄答应出席，要求不讲话。由于布鲁克夫人情绪激动，在致辞中感谢蒋夫人的光临，结果宋美龄不得不临时致词。评论说：“她讲得非常好，说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宋美龄还赠一块锦缎参加义卖。这次“义卖”是打着“援华”的旗号，实质上是地地道道的为了支持蒋介石大打内战，支持蒋介石挽救危局。
对于宋美龄的到来，美国总统的确没有表现出丝毫热情。他为宋美龄准备的是一条冷板凳。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杜鲁门终于打破沉默，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杜鲁门看上去对她很客气，实际上对她很冷淡。茶话会进行了半小时后，杜鲁门有些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进他的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旧话重提，要求美国：一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二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订工作；三提供３０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接过话题，开门见山地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现在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４０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
宋美龄再三向杜鲁门说明中国的苦处以及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失利原因，正如她日后在母校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讲演中所说的，“中国大陆‘沦陷’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性，发表攻击政府、袒护中共的言论。他们一定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但这一回，宋美龄的杰出口才、迷人风度全失了灵，杜鲁门根本就不为之所动。
宋美龄对美国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当宋美龄失望地离开白宫时，记者问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她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她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晚上6点半，白宫副新闻秘书艾尔斯发布消息说：“总统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他同情地予以倾听。”记者问，总统是否将再次接见她？艾尔斯回答说：“无可奉告。”杜鲁门不仅当时没给宋美龄面子，而且还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透露美国给蒋介石援助总额已超过38亿美元，已离美国的承诺援助额很接近。
而宋美龄的尴尬远不止于此。会面以后，杜鲁门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不甘就此罢休，于1948年12月6日、1949年1月15日连续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朝野人士一如既往，救助危难中的国民党政权，以免“大陆陷入中共之手”。然而，响应者仍是寥寥无几。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他们见识过5年前这位才貌出众的蒋夫人的风光，看到她如今处境如此狼狈，心里很不安。但除了不安，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宋美龄自感“有辱使命”，愤怒之余，想离开美国，一走了之，但又感到无颜归国见“江东父老”。让宋美龄想不到的是，这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却使她再也无法回到大陆故土了。
1949年1月16日，宋美龄开始悄悄隐居在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的孔家别墅里，一直到1950年才离美赴台。
其实宋美龄访美失败是预料中的！早在1946年底调处失败时马歇尔曾与蒋介石有一席长谈，他警告蒋介石，内战将导致中国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
蒋介石亲自到机场迎接自美归台的宋美龄1949年1月21日她尽力辅佐、维护的丈夫蒋介石已被迫宣布下野，回到老家溪口。4月23日，国民党政府的老巢南京被人民解放军攻克。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能做的只是“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
树倒猢狲散，在高官们纷纷寻找退路远离台湾时，宋美龄却从美国回到台湾岛，回到蒋介石身边，使蒋介石感到莫大的慰藉蒋介石兵败退守台湾，树倒猢狲散，唯一可以慰藉的是，宋美龄回来了。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０日，宋美龄即将飞离纽约，前一天，宋美龄发表了讲话，她说：“我今天对你们讲话，就是要向你们辞行，谢谢你们亲切的款待。希望我下次再到美国来的时候，空气或更为愉悦，敝国已经自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重新获得自由了。每次离开美国，我总不免意绪茫然。我不仅是一个前来访问的旅客，而且我曾在这里度过多年的少女生活，我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也获得了使我能为本国人民服务的许多启示。”
“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要回到我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反抗一个民族蹂躏我国的基地。”
“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数百万同胞正在致力于长期斗争。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继续奋斗，无一日无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
“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我的国家虽然极需你们的援助，但我再未参加求援。”
“我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这样缄默。一个国家采取一个正义行动的时候，就和一个人行善一样，必须是出于他的良知，而不是出诸他人的请求或要求。行动有出于仁慈，有出于怜悯，有出于正义。而正义是善，因为它本身是善。”
“也许你们觉得我骄傲吧？我们的朋友们！我的国家受了屈辱，我的政府现在孤悬海外的岛上，苏格兰的布鲁斯曾由山洞出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也要从岛上出来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演说词充满了失意、伤感和无奈，既是表示心迹以自勉，也有对美国人冷漠的愤懑，但字里行间仍然表现出优雅和自尊。
11日下午，宋美龄抵达檀香山，她对记者说“准备付出任何代价”。这再次表达了她“反攻大陆”的野心。国民党的溃退对宋美龄是残忍的，竟然连向家乡海南、上海、夫家溪口告别的时间都没有给。
1３日，宋美龄风尘仆仆回到台湾，蒋介石亲临机场迎接。夫妻相见，老泪纵横。宋美龄强作笑颜与文武官员逐一握手，然后在蒋介石的陪伴下驱车直驰官邸。
宋美龄回来后，士林官邸有了女主人。士林官邸位于距离台北８英里的草山士林区的一片树丛中，蒋介石初来乍到，认为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他决定改名，又由于自己崇尚明朝王阳明，故改名阳明山。
这座官邸建造得十分隐秘，除非在空中鸟瞰才能一睹踪迹，若在地面上，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官邸四周树木林阴，枝叶繁茂，无一空隙，即使人们走过附近的公路，充其量也只能看到裹得紧紧的外围树木而已。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湾游湖小憩官邸附近的马路，看起来没有实行军事管制，但上空却是飞行禁区。这里不可能听到飞机噪音，尽管松山机场近在咫尺，可是航道不能经过士林上空，任何飞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至于机场的管制塔台，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控制飞机行踪，不得有误。因为如果飞机稍稍偏离航道，就可能鸟瞰士林官邸全貌，给官邸带来威胁。在充满噪音的台北市区，士林官邸实在是一块世外桃源。
官邸四周的活动空间相当宽阔，地上栽种着绿茸茸的高丽草，柔软苍翠，仿若铺上一块巨大的绿地毯。此外，还有丘陵假山、健行步道、泳池、篮球、高尔夫练习场以及酷似奉化溪口的“小桥流水”等。
宋美龄一回来，蒋介石在政治上也多了一位重要助手，特别是外交上，蒋介石是离不开宋美龄的。在抗战期间，靠宋美龄和美国人周旋，如今，退居台湾这个弹丸小岛，“退无死所”，只有稳住台湾，才能进而谈反攻大陆。因此，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而与美国人打交道正是夫人宋美龄的强项。
３月１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宋美龄身着旗袍、满面笑容地陪同蒋介石参加复职仪式。她又当上了“第一夫人”。后来由于蒋介石难改他的独裁本性，置“宪法”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于是夫唱妇随，她又当了２５年的“第一夫人”。
在台湾的宋美龄然而，此时台湾政治权力正在发生变化，宋美龄无奈地意识到，她对大政方针的影响力明显降低。在惆怅与失意中，宋美龄仍不忘展露余威，各项活动并没有减少。
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这个弹丸小岛后，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宋美龄除了邀请大批的美国文武官员前往台湾访问外，于1952年开始又频频往返于太平洋两岸，千方百计为蒋氏政权争取外援。因此，台湾有人称宋美龄为一部“台湾与美国的外交史”。
1952年8月，宋美龄再次踏上美利坚，去观察美国大选的情况。
这年下半年，美国总统竞选。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是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准备借助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盟军统帅的威望和因朝鲜战争在美国国内兴起的反共气候，来打击民主党人的对外政策。他的竞选顾问为他准备的竞选报告强调亚洲和台湾的战略地位，主张“尽可能地利用台湾岛”，以达到美国的太平洋政策的总目标，并认为蒋介石政权是“美国坚定的朋友”。这是让蒋介石夫妇振奋的消息。
11月，艾森豪威尔果然击败民主党竞选人当选美国第34任总统。留在美国的宋美龄就抓紧时机开始新一轮“外交”攻势，亲自写信给新总统，希望能约定个时间，给她拜会的机会。
很快，宋美龄收到白宫邀请参加3月9日茶会的请帖。宋美龄很重视这次茶会。3月8日，宋一行如期到达了台湾驻美“大使馆”双橡园。遗憾的是，尽管宋美龄和“大使馆”方面做了精心安排，但是此次白宫的新主人却无意谈公事，仅仅以礼节性的应酬而告终。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一直梦想反攻大陆，宋美龄也是如此努力着。
宋美龄虽然在党内没有了自己的地盘，但重戴“第一夫人”的桂冠后，她仍一如既往地与蒋介石夫唱妇随。而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反共复国”上，为帮助丈夫获得“民众”的支持，以造成“反共复国”的“民众基础”，宋美龄自告奋勇出任台湾妇女运动的领袖，以“文攻”、“心战”配合蒋介石的军事活动。
搞妇女运动，对宋美龄来说是如鱼得水。1950年3月8日，宋美龄在台湾举行了第一个妇女节纪念会。此前，她曾先后到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视察，并接触了若干地方妇女领袖。在纪念会上，她要求大家在“大陆已经完全沦陷，苦难跟随而来”之际，“应以美国妇女工作和奋斗的精神为借鉴”，为“前线的伤患官兵服务”。她宣布：“我最近准备组织一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大会’，成立后，希望每一个妇女都团结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妇女们应该不断求进步，利用机会，多看书，多作研究，以求得到真实的学问。”她要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早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4月3日，宋美龄主持了这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的筹备会。她要求在台湾的妇女“热情的慰劳”三军，并对民众做组训工作；她要求妇女界“竭力帮助蒋总统救济大陆饥馑同胞的运动”；“共同负起为国家为民族也是为自己的责任，保卫台湾，打回大陆去”。4月17日，“妇联会”在台北宾馆举行成立大会。宋美龄自任会长，同时在这个孤岛上成立348个分会。一些蒋介石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随即组成了一支“娘子军”，围绕在宋美龄的周围。从此，宋美龄主持“妇联会”近40年。
１９５６年８月，宋美龄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恢复联合国地位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满意，又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一些老朋友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１９７９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２３位参议员８３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存在误解，对孙中山的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中国游说团”在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左右，风云突变。自1963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一些人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些成员甚至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就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访美盛况１９６５年９月宋美龄再次抵美，10月21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象一旦投票，台北便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２９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卫斯里安大学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拉、侥幸的手法对待中国共产党。直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返台，宋美龄在各种场合讲话达２０篇之多。她竭尽贬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
蒋介石病逝，台湾岛已非久留之地，宋美龄赴美休养，逐渐淡出政坛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台湾已非久留之地，她决定赴美休养，逐渐淡出政坛。
9月15日，宋美龄搭乘“中美号”专机飞赴美国长岛蝗虫谷，开始她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活。
“中美号”专机自台北起飞后，并没有直接飞往美国，而是先在日本关岛稍作停歇，再到美国夏威夷、旧金山，最后才到达纽约。在纽约，飞机一降落，宋美龄一行人马驱车直达目的地——长岛蝗虫谷。
宋美龄在蝗虫谷居住的这幢老房子很漂亮，赴美前两个月，她通过美国国家银行，从她的私人款项中拨出120万美元，专门用于房屋的修缮。这幢房子原先是孔祥熙家族的产业，而孔家没有后代在纽约，房子年久失修，实际上已经破败不堪了，经过一番装修，终于显现出华贵原貌。这是一栋两层楼式的西式建筑，一楼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房间，只设餐厅、客厅和厨房，室外搭了一间专门用来晒太阳的玻璃棚，后来大家都称这间屋子为“太阳间”。二楼靠东侧的正房周围有4间套房，宋美龄就居住在其中一间。
宋美龄平时的作息很有规律。每日里的作画、读书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小时。晚上看一小会儿电视；或弹半小时钢琴；或跟侍从们聊聊天，了解一点外面的传闻。她一般睡得都比较晚，最早也在11点以后才上床，第二天最早也不会在9点以前起床。早餐前她必须进行祈祷。而在饮食上，她从没有额外的要求，但每天必须就5次餐，每一次进餐也只吃五分饱，即使再喜欢吃，也绝不贪食。
事实是，宋美龄在蝗虫谷的生活一直不很安定。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曾数次往返于台、美之间，其间除了治病，最主要的还是陆陆续续地搬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她的私人用品，来来回回，总共搬了3次才算搬完。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无预兆的状况下死去，台湾政坛顿时山雨欲来。虽然李登辉以“副总统”的身份宣示继任“总统”，但明眼人都知道，谁当国民党主席，才是真正的掌权关键。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宋美龄写了封信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党内对李登辉续任主席有疑虑，建议恢复中常委的集体领导模式，台湾政坛顿起风暴。
但是，毕竟时过境迁，李登辉还是登上了国民党代理主席的宝座，蒋家王朝在蒋经国之后再也无能为力了，逐渐淡出政坛的时刻已到。因此就在李登辉顺利接任代理主席的当天下午，据闻身为蒋家大家长的宋美龄接见了由蒋纬国、宋楚瑜领来求见的李登辉。李登辉发起了“副总统”时代著名的90度鞠躬攻势，而宋美龄当场就表示，她不会反对由台湾人接任“中华民国总统”。
7月，国民党召开十三中全会，宋美龄发表了著名的“老干新枝”演说，强调“国家”需要创新却不能忘旧，更不能忘本，国民党更要留意薪火相传的问题，普遍被外界解读为蒋家退出政坛的宣言，强调蒋家对国家的贡献，即便时代更替，台湾人民也不应该忘了蒋家过去的努力。
台湾已不是蒋家天下，宋美龄似乎要搬走她的全部记忆。1991年夏天，宋美龄进行了一次大搬家，一下子就搬走了90多个大箱子。
这年９月２1日，台北松山军用机场戒备森严。一架“华航”专机静候在台北松山机场，这架飞机是送宋美龄赴美的“总统”座机。当时台北的《时代周刊》关于此一消息的专题报道是这样写的：带着90余件的行李托运箱，宋美龄女士挥别台北，直飞美国纽约。
宋美龄究竟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据华航人员透露，老夫人这次共有九十余件行李，大部分行李箱内装着夫人自用的衣料、旗袍、日用器物及盥洗杂物等，其中，还有一箱燕窝和月饼。宋美龄雅好艺术与绘画，她离开台湾，原本自家收藏的古董、字画一大部分随行托运，加上宋美龄十分念旧，一些容易搬动的旧式精巧木雕家具，也经妥善包装后，随机运往美国邸宅。还有一部分是随员的私人物品。隔天，台北就有报纸以嘲讽的语气说：香港有97大限，台北有97大件。
台湾“永远的第一夫人”在蒋纬国夫妇的扶持下缓缓地登上“华航”为她改装的“专机”。在关闭机门前，孔二小姐又扶她步出舱门，向送行者挥手道别。此时此际，极目四望，机场寥寥数人，一种难言的苦楚再度涌入她的心头。百般无奈的她只能再度远离台湾，到美国“长期休养”了。台湾是宋美龄的伤心之地。她一生搏击官场、漫游宦海，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美国是她受教育，也是对她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然而，此时，往日的风光几乎消失殆尽。美国的报纸也已很少报道她的行踪，即使有，也已从头版转到社会新闻版，后来又转到了其他版，并且早已不再当她是“中国第一夫人”了。
1995年底，因为蝗虫谷老房子的条件有限，尽管很不愿意，但宋美龄还是不得不搬了出来，居住在纽约84大街，这里设施很齐全。宋美龄自搬到这里以后，作息时间基本保持原样不动。一般来说，宋美龄绝大多数时间都窝在10楼，很少会下楼来，因为每下楼一次都很麻烦，必须化妆、梳头，至少要花去一两个小时。这与宋美龄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她始终坚守自己的两个着装原则：第一，没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其他人的；第二，她只要出门，一定要穿着长及脚踝的中式旗袍。
家族的陆续凋零，让长寿的宋美龄人生路走得格外辛苦。在两岸关系和缓之后，大陆开始对蒋介石的评价转向部分的正面，包括修缮蒋宋当年的故居。可是年过百岁的宋美龄终究没有动身起念。早在1970年，宋子文在美过世，原先宋美龄打算奔丧，却因为新华社发表宋庆龄也将因此赴美，在两岸因为联合国代表权外交战打得火热之际，蒋介石不许宋美龄赴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联想。1981年，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在上海病危时，中共曾邀请宋美龄回大陆，后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又发出通知，如果宋美龄等蒋、孔、宋家族成员愿意回大陆参加丧礼，华航可依专机模式在北京或上海降落，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遭到宋美龄的拒绝。不过这也让她没有见到二姐最后一面，因此遗憾地掉泪。
1982年，廖承志为推动国共第三次会谈，透过新华社向蒋经国发出了公开信，希望能考虑两岸接触谈判。没想到宋美龄从海外发出了“致廖承志公开信”，以及随后发出的“致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公开信”，都是强调坚守台湾的三不立场以及三民主义原则，在政治上拒绝了中共方面相关的要求。
宋美龄在纽约的晚年，因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三个晚辈的相继辞世，不免有“杜鹃声里斜阳暮”的寂寥之感。但她虔诚信教，平日与《圣经》为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早已能驾驭生命中的风浪与波折。
宋美龄虽然反共，但是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抗战时期的活动是一个典型，就是退到台湾，也是如此，她虽然终生反共，但她一直有着一个“中国心”，反对分裂和“台独”。
５０年代以后，宋美龄一直坚决反对美国某些人分裂中国的企图，反对“台独”势力。１９７８年越南出现“排华”事件，孀居美国的宋美龄迅速做出反应，在纽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严正的抗议声明，表现出了她的民族主义情结。１９８８年，蒋经国去世时，宋美龄曾从美国返回台湾，她通过李焕致信国民党试图阻止李登辉上台，这也许是她对李登辉“台独”倾向的预感。１９９５年，在海峡两岸关系“山雨欲来”的时刻，宋美龄在一份书面发言中向台湾当局呼吁，海峡两岸“最后的和平统一”，尚有待大家从海内外和各个领域岗位来协力完成，希望大家一齐完成“先总统蒋公统一国家民族的志业”，不要由于一时的不虞匮乏，而忘了复兴民族的重责大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她对李登辉分裂中国阴谋的预先反应。
１９９５年底，她向孙子蒋孝勇谈出了自己的心愿：葬回大陆。宋美龄表示，如果蒋介石移灵大陆，能够以生前亲自选定的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为墓址，则她希望葬在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因为紫金山先后葬了总理与总裁，不是她可以随着安葬的；但如果蒋介石不能葬于紫霞湖畔，而是归葬溪口家乡的四明山址，则她愿与先生葬在一块。
随着岁月的流去，宋美龄也感觉疲乏了，不过仍然对生充满着渴望。1996年，宋美龄答记者问时，曾这样说道：“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２４日晨，宋美龄去世，她的人生传奇结束了。
台湾的国民党接到消息后，紧急召开治丧委员会会议。随后国民党亲民党成立联合治丧委员会，协助蒋家后人处理治丧事宜。
中共接到宋美龄在美国纽约去世的消息后，由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给宋美龄的亲属发去了唁电，并发表谈话，称宋美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曾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兴盛。
这应当说是对宋美龄较为公允的评价。
蒋介石：悬棺孤岛
在中国现代史的坐标上，曾站立着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从上海滩很快发迹，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他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永丰舰，护卫蒙难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他以纵横捭阖的胆略和气魄领导东征，使军阀混战的旧中国归于一统；他在抗战初期喊出“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铮铮誓言；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成为中、美、英、苏四大国领袖之一。然而，他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为敌，在四一二血案、五次“围剿”、皖南事变和三年内战中，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鲜血，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千古罪人。嘲弄历史的人终究被历史所嘲弄。当北京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他带着对昔日辉煌的记忆和对今日失败的悲哀，仓皇逃往台湾孤岛，在那里迁延岁月，直到1975年4月5日离开人世。他，就是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的头号“战犯”蒋介石。
少年蒋介石顽劣成性，对慈母的抚孤之恩长记于心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出生在浙江奉化县的溪口镇。他家世代务农，直到他祖父蒋斯千成为盐商时，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才逐渐提升。蒋介石的父亲叫蒋明火，排行老二，在蒋斯千去世后，接替家政，经营数载，使蒋家的财势越来越大。
蒋介石父亲前后娶过三房正式夫人，原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周康；徐氏死后，续娶孙氏为继室，孙氏不久亡故，无子女；后又娶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介石、瑞莲姊妹四人，其妹瑞菊和弟瑞青皆夭亡。
蒋介石幼年时期顽劣异常，他自己对此也从来不讳言。在蒋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他自己承认：“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棓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4岁那年的除夕，全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蒋介石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个人爬上了饭桌。他看着桌子上整齐码放的筷子，忽发奇想，竟拿起一支筷子插入喉管，想试探自己的喉管究竟有多深。他没有想到，筷子一下子插进去太深了，拔也拔不出来，喊又喊不出声，以致仰靠在椅子上，大张着嘴就不省人事了。家人发现后，立即慌作一团，直到请了看病先生来，取出筷子，蒋介石才渐渐苏醒，但仍是口不能言，双目呆滞。全家人吓得彻夜未眠，围护在床头，蒋介石的祖父更是惶急无措，隔一会儿便隔窗询问一下情况。直到第二天，天色放亮时，祖父蒋斯千又一次隔窗询问蒋母：“孙子恐已哑乎？”老先生深恐这个宝贝孙儿由此变成个哑巴。这一次，话音刚落，蒋介石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朗声答道：“我能说话，没有哑！”一家人闻听之后，转忧为喜，方始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蒋介石5岁那年的冬天，一日在院内檐下玩耍，忽然发现水缸里的水冻了一层薄冰，圆明如镜。他看得兴起，攀到缸沿，扑身去捞取冰水中的影子，因用力过猛，一下子倒栽在水缸里，怎么挣扎也出不来。等到被家人发现救出时，小小的蒋介石早已被冻得半死，家人护理了大半日才回暖过来。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经常独自溜到门前的清溪中去游泳。溪水清浅，嬉戏尚可，但几次遇上山洪暴发，几乎招致灭顶之灾。也算蒋介石命不该绝，每每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蒋介石7岁时，又迷上了舞枪弄棒，经常跑到街上，招来邻舍的孩子们，仿效戏台上的两军对阵，大打出手。每逢这种时候，蒋介石总是自封为“大将”，指挥打斗，伤及别的孩童。蒋介石在外常常闯祸，把邻家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有一次，他因为闯了祸，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蒋介石无处可躲，情急中钻进床下不肯出来。正巧这时有邻居来找蒋母，蒋介石乘母亲开门之机，从床下爬出，疾奔到街上。蒋母追不上这个“劣子”，一时气得号啕大哭。蒋介石虽然顽劣成习，但从小就最怕母亲掉眼泪。见母亲放声号啕，吓得他立刻垂首返回，自承有错，劝母亲不要再哭了。
不过，蒋介石好勇斗狠、事事占先的性格倒也并非都用在了撒野耍赖的顽劣行径上，有时也能做点好事。他8岁时，已入家塾学习，有一次，一个素来蛮横的同学无故欺辱一位小同学，蒋看到后，为正义感所驱使，出手打抱不平，将那欺负人的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师闻知后，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而蒋介石并不申辩，默默承受了。
这种顽劣不堪的习性，随着年龄渐长，入学读书才有所收敛、改正。蒋介石7岁时，祖父蒋斯千谢世，隔一年又死了父亲，家里迭遭变故，使蒋介石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行为举止渐渐发生了变化。父亲去世，蒋介石沦为孤儿后，没过一年，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同母亲发生矛盾，最后提出析产分家，占去了大部分蒋家产业。未久，胞弟瑞青生病不治，以3岁幼龄而亡故了。母亲独力抚孤携幼，处境极为艰难。正是这种每况愈下的家境，刺激蒋介石渐萌人事，懂得了体念慈母的心情，逐渐改掉了顽劣的习性。可以说，蒋介石幼时“不堪教养”的顽劣习性是在母亲的倾心教诲下才得以逐渐克服的。多年以后，蒋介石在《报国与思亲》一文中曾回忆道：
母亲深深地爱抚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督教，却比老师还严厉。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哪里；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更谆谆教导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饬我亲自做佣仆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炼我的身心免于怠情。母亲迟睡早起，无时无刻不在倾注她的全力，期望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孤子长大成人。
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是任介眉，这个人是个老秀才，对待蒙童的严厉和暴虐是远近闻名的，连顽劣难驯的蒋介石也难以忍受他的酷虐。因此，1894年，蒋又改从蒋谨藩为业师。学习中，蒋介石即已显示出超出同辈小伙伴的智力和能力，业师蒋谨藩经常对蒋母说：令郎天资颖异，他日必成大器，汝节操贞洁，天固有以报也。儿子得到老师的夸奖，做母亲的当然十分高兴，也更坚定了望子成龙的信心。1899年，蒋母得知县名士姚宗元在自己娘家葛竹开馆授业，于是决定将蒋介石送往葛竹，到姚宗元开设的“溯源堂”受业。
蒋介石放假居家期间，有一位相面先生常来蒋家，此人总喜用手摸蒋介石的头部，一边抚摸一边慨叹：“我从未见过如此骨相的人，这小孩太奇特了！”这位相面先生的话，加上这一时期蒋介石学业上的长进和几位业师不约而同地对蒋介石的夸赞与期许，使蒋母不能不再度联想到当年金竹庵中看相人“必出贵子”的预言。这位两度孀居、遭遇坎坷的普通农家妇女，只有把今生唯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唯一在世的亲生儿子身上了。
1901年，蒋介石谨遵母命，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14岁的孩子，尚不知婚姻为何物，加上自幼养成的顽劣习性毕竟没有根除，因此，蒋介石婚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着实闹了不少笑话。拜花堂、入洞房的当天，蒋介石便寻机溜到了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及至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子毛福梅进洞房时，才发现另一位主角——新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正待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随后拥进一群半大小子来。这些孩子一边放爆竹，一边呼喝喊叫，其中那个笑闹得最欢的，便是那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披着吉祥如意红花、穿着长袍马褂的新郎官蒋介石。
婚后未久，蒋母托陈春泉为蒋介石寻找名师，陈春泉不负蒋母之托，介绍了在岩头开馆的毛思诚。1902年，蒋介石来到岩头，师从毛思诚温习《左传》。毛思诚授业，注重因人施教。因此，蒋介石进馆受业后，进步很快，个性也由此发展，表现得十分狂傲。毛思诚曾说他“狂态不可一世”。
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还表现出一些个性特点，如动静反差极大。课下休息时，他戏嬉无度，奔跑无时，偶一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无论周围环境多乱，他照样可以埋头读书，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如此动静之间判若两人，可见其天成异秉。无怪相面先生说“这个小孩真奇特”。
蒋介石因陈其美的引荐认识了孙中山。孙在广州蒙难后，对蒋十分器重1905年，蒋介石想当一名军人，赴宁波箭金公学随顾清廉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和中国的哲理著作。20岁时又进了奉化龙津中学。只待了3个月，即剪掉辫子交给他母亲，要求出国学军事。尽管他母亲同意他的要求并提供了出国经费，但到日本后，因非公费留学不能入军校，只能在东京清华学校读书，于是只好回国。此时恰好袁世凯在保定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在浙江招生。投考者60多人，蒋介石考取了。由于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深受校长和教官的赏识，第二年就被第一批派往日本深造。
1908年至1909年，蒋在日本东京振武军事学校习炮科。这是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张群、陈其美陈英士。经陈其美介绍，1908年他加入了同盟会。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同乡，比他大11岁，成了蒋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受到蒋的重用。1910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日本作短期停留，陈其美将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
1910年，蒋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入士官学校，和张群编入高田炮兵第十三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其时适值天气寒冷，驻地积雪数尺，早操刷马，晚归刮靴，所服苦役，一如新兵，蒋在此学会了日本军阀那种蛮横的作风。他大权在握以后，要求部下对他“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真是“不负师教”1927年蒋介石写给日本长冈外史的四个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介石、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由长崎乘日轮回国，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陈其美夺取了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蒋参加了这些活动，得到已成为上海都督的陈其美的赏识而被提升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第五团团长。他的顶头上司，师长是黄郛，旅长是张宗昌。
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因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蒋在日本学习德文，准备去欧洲，还出版了一份昙花一现的《军声》杂志。1913年春，蒋回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受命攻击江南制造局，两番攻击均告败，并被英国巡捕缴械。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介石，蒋被迫逃进陈其美的娘姨姚怡诚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姚氏没有生孩子，就将戴季陶与日本籍外室生的儿子领来代养因日妇已死去，这就是蒋纬国。后来蒋续家谱时又将蒋纬国列入宋美龄名下。解放前夕，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孙中山和陈其美去日本后，蒋即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黄金荣为师，并与洪帮头子虞洽卿、青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其间，蒋娶了一个有点积蓄的妓女，不久即抛弃。
1914年6月，蒋再度到日本，向反袁失败而追随者又纷纷离去的孙中山宣誓效忠，并受命去上海和哈尔滨活动反对袁世凯，但均告失败。又返日本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的著述，并研究军事战略。
1915年，袁世凯皇帝梦做到白热化程度，策划摧毁共和政体，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陈其美和蒋介石等革命同志于是商议以暴动方式表示抗议。鉴于当时已有“肇和”号军舰一些官兵的支持，陈其美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拟好一项计划：攻击上海镇守，予以接管。待镇守使除掉后，发动一场总暴动，以削弱北京政府的声势，抗议袁世凯称帝。结果事与愿违，暴动惨遭失败，陈其美和蒋介石夺路而逃。
陈其美的行为引起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杀机。为了彻底消灭“叛乱分子”，袁世凯派刺客李海秋到上海接触陈其美。李在上海的约会地点见到陈其美，当场开枪将其打死。“壮志未酬身先死”，猝不及防的阴谋，使陈其美含恨九泉。
蒋介石听到陈其美被刺死后，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入殓，并撰写祭文悼念。
在为陈其美送葬的仪式上，蒋介石发誓说：“你那两位白发苍苍的父母还健在，你的孩子还年幼……我一定照顾你的老人，抚养你的孩子，并在自己的心里，永远记住你。”接下去他说的话，使当时站在那里默哀的战友们感到十分震惊：“现在我到哪里去寻找像你那样十分了解我和非常疼爱我的人哪!”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般，失去了唯一的靠山。陈其美生前历任上海都督、工商总长等要职，又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蒋介石自从认识陈其美后，成为中华革命军军士，以后又做了陈其美的团长、参谋长。他刚刚看到一点前途的曙光。陈其美一死，所率部队解散，他无处安身立命。这一打击，改变了蒋介石对人生的看法，一段时间驱使他走上了放荡的生活之途。
1916年，蒋介石为逃避袁世凯追杀，匿居苏州，在失去依靠的日子里，他郁郁不得志，痛苦万分，为排遣内心的烦忧，他纳妾姚氏，企图在酒色中获得解脱，然而，心中的苦闷还是与日俱增，于是昏昏度日。
袁世凯死后，对蒋介石的追杀令终于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的性命无虞了，但是，尽管他四下寻找，茫茫然还是天绝人路，无处得志。
1918年3月，蒋介石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因受排挤，他于7月辞职。两月后，被调到福建长泰当陈炯明的第二支队司令，因与原驻军吕公翌浙军发生火拼，蒋介石只身逃到一位平时给他缝补衣服的农民家里。农妇是一个江西人，名叫谢娘。浙军追踪而来，她把蒋藏在一只大缸中，缸上用蒸笼盖着，上面散放着衣物，帮蒋躲过了搜捕，后来民国福建省长陈仪视察长泰县时，题书吹捧：“武德是扬，蒋公尝驻节于此。”离开福建后，蒋在上海设立了—家商品交易所。由于他对投机的奥妙了解得非常透彻，在证券不断的起落中，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
蒋介石与宋美龄情定终身1920年，蒋受孙中山之命重返军职。10月，到达汕头参加陈炯明的部队进军广州。11月，蒋不愿与陈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女子陈洁如同居。陈洁如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与蒋相处五年，北伐时期一直随侍蒋由广东、南昌到上海，被称为蒋夫人。陈为蒋生下一女，取名蒋瑶光。后蒋与宋美龄结婚时，蒋介石给陈洁如十万大洋，叫她到美国去“深造”。陈被迫赴美后，终身未再嫁，苦修英文，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60年代迁居香港，1971年病逝，蒋瑶光获准赴港奔丧。
正当蒋在国民党上层集团崭露头角时，1921年6月14日，蒋母去世。蒋回家奔丧时，孙中山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了葬礼，还亲笔题了“蒋母之墓”四个字，蒋遵从其母“死后莫与你父葬在一起”的嘱托，请来了广东和江西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寻找风水吉地，并将孙中山的题字勒石刻匾，做了一块石碑，建了一座碑坊，墓碑两旁刻着蒋自撰的对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此外，在慈庵中还竖有“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哭母文》等碑石。
1921年10月，蒋返回广州，受孙中山之命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先后拟撰《对北军作战计划》、《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
1922年6月，蒋在家乡为其母逝世一周年祭奠之际，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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