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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十余年来工作在教育第一线，对当下的教育现状和困境有着切身的体会，此次将多篇已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就是要将自己的所思所得与社会分享和交流。作者通过对师生关系的观察和实践，认为建立专业的师生关系，而非营造温情脉脉的氛围，更应成为现代教育者努力的方向。为人师表，除了有爱，还要有专业的教学技巧，更要有理性和长远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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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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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打成一片”、“成为学生的朋友”被认为是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成为很多教师的一种自我要求。但是，教师必须这样做吗？本书分为四卷，剖析了如何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如何辩证施教，并基于系统观察和教育实践对教育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建立专业的师生关系，而非营造温情脉脉的氛围，更应成为现代教育者努力的方向；教师没有爱是不行的，只有爱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以爱的名义侵犯了学生的权利、剥夺了学生的自由、禁锢了学生的思维、扭曲了学生的性灵，这样的爱是自私的，是万万不能要的；为人师表，除了有爱，还要有专业的教学技巧，更要有理性和长远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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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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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师生何必成朋友
一、我们为什么总想教育学生
二、我们为什么要收服学生
三、师生何必成朋友
四、再谈师生何必成朋友
五、取消学生评优不行吗
六、孩子应该和谁玩
七、爱，不是教育出来的
八、爱老师，还是爱真理
第二卷 教育不能只有爱
九、教育让学生变成了什么
十、填报志愿，谁的权利
十一、订报事小，权利事大
十二、“信息封锁”错在哪
十三、给“无人监考”泼冷水
十四、“无人监考”，秀到何时
十五、诚信的教育与教育的诚信
十六、“第三只眼”，不长也罢
十七、双赢是必然的吗
十八、今天你紧张了没有
第三卷 至少可以不拖堂
十九、即使在笼子里也不收起翅膀
二十、至少我们可以不拖堂
二十一、尊重学生，当从细节做起
二十二、给学生失败的机会
二十三、警惕“校长一怒校规出”
二十四、教育也要有“程序合法”意识
二十五、让秘密成为秘密
二十六、应该如何“惩罚”学生
二十七、请保护孩子的爱心
二十八、找回失去的教育乐趣
二十九、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三十、总得有点担当精神
三十一、也说教育忌语
三十二、守住底线
第四卷 站到屋顶看风景
三十三、向德育发问
三十四、四大教育神话批判
三十五、教师成长中的自我与现实问题
三十六、警惕教育（学）反思的异化
三十七、让我们都有尊严地活着
三十八、再谈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
后记 有时，我们需要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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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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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师生何必成朋友
“与学生打成一片”“成为学生的朋友”，在很长一段时期，这是学校对教师的一项工作指导，也成为很多教师的一种自我要求。阅读本卷文章后，你会发现，这些温馨话语的背后，可能掩饰着教师专业素养的缺失。建立专业的师生关系，应该成为现代教育努力的一个方向。
一、我们为什么总想教育学生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些莫名其妙：教师不教育学生那还叫什么教师，学生嘛，自然就是来学校接受教师的教育的，所以时时想着教育学生的教师才是好教师，才是教师敬业精神的表现。
事实上我们应该时时教育学生吗？
学生厌学很可能是源于教师一直以来的不公与无礼；砸坏公物很可能是情绪长久压抑后的发泄；小学生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的动物本能且常能自动“修复”关系；中学生谈恋爱，更是自身身心发展和社会影响下的正常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需要的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理解。此时，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反省自己的教育，其次是对学生表示尊重理解、提供心理安慰和支持，然后才谈得上一点点的教育，这其中，可能还包括教师的自我批评。
事实上我们能够事事都是学生的教师吗？
我们不懂的事太多太多，不是学生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能回答得了的。当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时，我们能不能放下教师的架子向学生承认自己的无知？“弟子不必不如师”的古训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接受？
现在是多元的时代，学生的想法与教师不同并不表示他们就是错的。当师生之间发生争议，我们能不能抱着求同存异之心与学生平等探讨？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把学生视为我们的交流对象而不是教育对象？
即使学生真的做错了什么，我们也不一定就得教育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犯错误应该是学生的权利，只要这种错误没有对他人造成损失，我们何必事事严肃处理？给学生一个失败的机会，可能就是最好的教育。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让学生“吃一堑，长一智”应该不失为一种办法。如果有教师担心什么，那么不妨这么想：学生“吃一堑”都不能“长一智”，那么我们“批一通”又能有什么效果呢？
有时，学生的错误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善意的妄动”。我们为什么不像苏霍姆林斯基面对擅采玫瑰的小姑娘时那样，先问一问原由呢？作为教师，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当做审判官调音师。我们更应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应该相信“头脑是一支有待点燃的火把”，这样我们才不会夸大学生的缺点才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助学生“扬长”而不是帮学生“避短”上。
邱吉尔说过：我愿意学习，但不愿意时时受教育。一个教师，一心只想着如何教育学生，敬业精神固然可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她）的平等意识可能是欠缺的。因为他（她）从心底里觉得自己高人（学生）一等，所以才时时觉着别人需要他（她）的教育。而实际上，教师并不是万能的上帝，教师所掌握的也不全是真理。
更为可笑的是，现实中，学生的许多问题可能恰恰是我们的不当教育一手造成的，我们却以为这是学生自身出现的问题，又想出各种办法来教育学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创新教育、研究性学习。一个人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发散思维，幼儿园的小朋友见到“0”能够产生几十上百种的联想，可是上了小学、到了中学、大学以后呢？只认得这是一个“0”了！不正是我们教育的不当使得学生思维僵化想象力丧失殆尽吗？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一边在无情扼杀学生的想象力，一边在认真进行创新教育；一边在扎扎实实地搞应试，一边在轰轰烈烈做研究。真的希望这种日子能够尽快结束。
教育不是万能的，教师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所限，厘清自己的边界，不是自己应该管的、不是自己能够管的，不要因为自己是教师就勉为其难。从这个角度说，我倒觉得与其要求教师把教育作为事业来追求，不如把教育看做一种职业——至少在当前——可能更为真实更有意义，教师多一点职业道德而不是献身精神可能对学生更为有利。至少这样一来，会少许多在“为了你好”这类无私崇高的目的支配下对学生权益肆意践踏的行为。
二、我们为什么要收服学生
——读万玮《班主任兵法》后的担忧
万玮来北京开会，送我一本《班主任兵法》。花了一个下午时间通读了书中“实践篇”的三十招，又浏览了“理论篇”的几个章节后，不得不叹服万玮不愧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看问题非常的冷静理性，做事非常的细致严谨。
像许多年轻教师一样，万玮刚走上讲台时满怀热情与学生打成一片，结果却失去了对学生的有效管理。痛定思痛，万玮认识到，教师与学生是两个平等的群体，教师与学生之间永远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与反斗争；学生永远不能了解教师们的真实的生活，教师也永远无法真正走入学生的心灵世界，“教师和学生天生就是两个阵营的人，……（而且）永远属于两大阵营”。
有了这些认识为依托，在以后的工作中，万玮大胆地运用长期阅读积累起来的兵法理论，不论学生是耍小心眼还是胡搅蛮缠，是懒散本性使然不交作业还是经不住诱惑越墙出入网吧，万玮均能用一套又一套令同事惊讶不已的高招将这些调皮甚至有些刁蛮的学生一一收服。
可以说，万玮的《班主任兵法》是学生管理工作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哪个人如此深入系统地从兵法角度来阐述班主任工作。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师范院校相关教材除了一些抽象的教育原理外，几乎没有给师范生任何可操作性的东西，以至于每个新教师进入校园后，都会受到老教师“师范里的那一套是没用的”“不要太理论化、太理想化”诸如此类的教诲。
《班主任兵法》以全新的管理理念、真实的场景再现，为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工作模式。在目前的教育形势下，《班主任兵法》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新教师来说，阅读此书会使这些对教育充满了玫瑰色幻想的年轻朋友们对教育现实、对师生关系有更全面、更实际的认识，从而弥补师范院校教育的某些不足。
然而，翻阅完全书，心中的担忧也清晰起来了：老师们会如何运用这本书？
《班主任兵法》一书受到很多一线教师的关注，大概与当前师生关系普遍较为紧张是密不可分的。万玮在书中没有深入探讨师生关系紧张的根源问题，也很少谈及教师在师生交往中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应该怎么办。当然，这么说决没有批评作者的意思，因为一本书毕竟有其主旨，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与万玮交流时，他也多次表示，他只是指出了教育中的一个方面，决不是道尽了教育的全部。
“乱世出英雄”，万玮在学生工作上的成功，其《班主任兵法》的畅销，从一定意义上再次证明了这一古语的正确性。因为说到底，这本书反映的是一个教师利用了非正式授予的权利和教师在学生面前普遍具有的天然权威性，灵活巧妙地结合兵法，收服学生的过程；是一本重在介绍管理学生的方法（术），而非探讨教育本质（道）的书。
教育的本质特点决定了从事教育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教育者立足现实的同时，还需要仰望星空。然而，一本书流传之后，它造成的实际影响往往非作者所能控制。在“考什么学什么，考什么教什么”已然成为基础教育主流的情况下，老师们会如何运用《班主任兵法》提供的思路和技巧？收服学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活动还是仅仅让学生死心踏地投入到应试学习的状态中？会不会把收服学生当做了工作的终极目标，甚至于在此过程中体会到某种快感？
事实上，这种担忧就是在书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印证。在《理论篇?战略战术》一节中，万玮这样写道：“如果让我去接一个差班，我会很兴奋，因为这样的工作有挑战性，如果我整天没事，班级的学生都很听话，我反而会闲得慌。”这表示作者有一种期待，期待学生出现状况，这种心态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因为教师决不是为收服学生而存在的。“教师收服学生”的确切表述应该是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这并不是教育的终结，相反，一定意义上说，这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更是教育的开始。在一些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军方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为了获得更多的军事拨款，不惜制造事端、制造假想敌。如果教师需要学生“不听话”，时不时闹点事，才会兴奋，才能有工作状态，这是很可怕的事。
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作者关爱学生的事例，比如有一次，班长使小心眼“丢了官”，心情郁闷，万玮特意在星期天参加她们的地理课题研究，以此安慰学生。但在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些话：“××自此以后再见到我时果然毕恭毕敬，谦卑无比。”“他完全恢复了一个普通学生的软弱模样。”“他两手并拢，贴紧裤缝，一副诚惶诚恐谦恭的样子。”从书中的描述来看，万玮是把学生的这种表现视为自己教育的成功——学生被收服了。如果我们从现代教育的价值追求这个角度来看，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正好与万玮完全不同。学生的软弱、谦卑，不是我们的教育要达到的目的，也不是达成我们的教育目标所必须的条件。相反，张扬个性，鼓励创新，正是现代教育的题中之义。然而，在《班主任兵法》一书中，我们没有看到作者对学生的这种谦卑姿态表现出必要的担忧和警惕，相反，作者是有意通过种种手段让学生低下“高贵的头颅”。这一过程与如来佛收服孙猴子非常相似。我以为，任何一个对此过程持有欣赏态度的人，骨子里都藏有深深的专制情结。因为，磨掉学生的棱角再进行打造，这不是现代教育做法，恰恰是专制社会人（奴）才培养的模式。
三、师生何必成朋友
好像一直以来就有个说法：教师应该与学生做朋友。学生中也常会有这样的要求，希望老师成为他们的朋友。本人刚走上讲台的那几年，也曾想过成为学生的朋友。但现在我却想说，教师与学生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
友谊的基本条件是平等。虽说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这话也仅仅指的是人格层面而不是现实生活层面。因为在现实中，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不平等的。教师承担着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职责，现在又多了一条：为学生提供服务。试问，朋友之间有这些要求吗？你的朋友中谁对你负有教育、管理职责？你又对哪个朋友负有教育、管理职责呢？肯定没有！
之所以会有人，而且还是不少的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会提出教师应该与学生成为朋友，究其原因，当是现在师生关系普遍紧张使然。教师感觉到了学生对自己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于是说：“同学们，让我们成为朋友吧！”学生有时候心里有话却无人倾听，孤独苦闷之极，充满渴望地对老师真情呼唤：“老师，您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吗？”诸如此类对师生友谊的渴求，实在是对“朋友”二字的误解，也反映出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师生关系紧张的原因认识不清。
坦率地讲，现在每每听到“教师应该与学生成为朋友”这类话题，我就想到“父母官”“子民”这些词，想到现在荧屏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宫廷戏。那么多年了，老百姓渴望为官者清正廉洁，不要掘地三尺，为此不惜把他们视为父母；为官者希望老百姓安安份份过日子，不要无事生非，总是要求子民们当个顺民。但结果常常是子民成了“刁民”，父母官“虎毒食子”，最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下大乱。乱极而治，大家继续念着“官爱民，民拥官”的童谣。历史就这么循环往复着。
谁能说“官爱民，民拥官”这种状态不温馨呢？但事实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亲情永远不可能在官与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得到完整的复制。道理很简单，家庭关系不是政治关系，血缘之情远非利益之争能够比附。想以家庭生活的温馨形式来掩饰政治关系的不平等实质，那只是一种梦想。尽管这样的梦可能官在做，民也在做，但梦终究是梦。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谁又能说这个梦已完全成为了历史呢？
让教师与学生成为朋友，在我看来也是这个梦想的延续，是这个梦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之一。难道那么多的人感觉到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紧张，就只是因为师生双方没有想到成为朋友，没有努力成为朋友？笑话嘛！
教师就是教师，学生就是学生，师生关系就是师生关系，实在没有必要拿什么朋友关系来比附师生关系。就像把当官的比为父母，把百姓比为孩子，并不能解决封建政治关系固有的弊端，并不能让中国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一样，把师生关系比为朋友关系，就能为中国教育改革开辟一条新路子？
如果有人对我说：“师生之间能够像朋友那样，岂不更好？！”那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说：“‘像朋友’毕竟不是朋友。”
如果有人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般冷漠，怎么当的教师？！”那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说：“我这不是冷漠而是冷静是理性，我遵守着一个教师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
这几年，许多行业在提倡“微笑服务”，有人斥之为“虚伪”，并有漫画家为此画了像。我以为，这般虚伪总比真实的冷漠好些，这种虚伪总比动不动让人成为朋友真实些，况且微笑服务也不全是虚伪，比方说李素丽的微笑服务这是一例吧。当我们在接受别人真诚的“微笑服务”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了朋友了吗？我们真的以为对方也把我们认同为朋友了？我想不会是这样的。我们感觉享受“微笑服务”很好，但决不会天真到明儿个去对方家串串门。
我不想为“师生之间应该成为朋友”摇旗呐喊，也不会愚蠢到认为师生之间只能横眉冷对，我主张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开展“微笑服务”。作为一个老师，我认为尊重学生，——更确切地说是尊重每一个人——是现代社会一个教师（公民）起码的道德准则。但是在我看来，尊重学生和与学生成为朋友两者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大的，师生之间可能有朋友之名却难有朋友之实，顶多也就是“像朋友”而已。
最后说一点，我并不排除在学生毕业后与其中的几个成为朋友的可能性。但那时，我就不再把自己当做他们的老师，因为我们是朋友了。
四、再谈师生何必成朋友
不曾想，自己的一篇小文在K12班主任论坛上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总得来看，支持者寡，反对者众，李镇西老师更是专门撰文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现实对拙作进行批评。文章能有反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细细研读了各方意见后，发现少有人真正理解我的意图。我在给李老师的回复中也说了：“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能撞到一块！”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我的文笔问题，没能把话说清楚，所以要向各位说声抱歉。既然存在着一些误会和不同意见，我想还是有必要把“师生是否能够成为朋友”“是否应该成为朋友”这个话题再说一说。
我所理解的“朋友”概念
众多网友对我的观点表示异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之间在对“朋友”一词的理解上存在分歧。
“朋友”，有时仅仅表示一种客气。如网上曾流传一句话：在互联网中，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尽管这样，也不妨碍我们把在网上遇到的素昧平生的人——也有可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叫做“网友”（网上的朋友）。
“朋友”，有时仅仅表示一种热情。如幼儿园的阿姨，甜甜地叫一声：“小朋友们好！”惹的小家伙们扯着脖子喊：“阿姨好！”其乐融融，令人倍感温馨。但若说三五岁的孩子与幼儿园的能歌善舞的姑娘们之间能有朋友之谊，我是不能理解。
“朋友”，有时仅仅表示一种尊重。曲啸老师有一次给服刑人员作报告，为了开场时的一个称呼想了很久。报告会开始后，一声“触犯了国家法律的朋友们”当即把许多服刑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朋友”，还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江湖人士的口头禅。至今在街头，我们还可能看到有人在慷慨激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实是谁跟谁、哪跟哪啊！这还是好的，真正可怕的是你坐在车上有人诚恳地对你说：“朋友，借点钱吧！”
“朋友”，有时还是一种从容斡旋化解危机的手段。大街上两个人发生了冲突，没道理的可能有蛮力反而能占上风。这时出来一个人，拦着蛮不讲理的一方亲亲热热叫一声“朋友”，说一句“给我一个面子”，可能就平息了一场冲突。形象虽不高大，倒也不失有一颗爱心。
“朋友”在如今，往往代表着“有利”“有用”，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即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人情网把我们紧紧裹在其中。在我们这个社会，好像不缺朋友，但缺少友谊。
李镇西老师查了词典，说“朋友”就是彼此信任而有友谊的人。其实各种词典上对“朋友”一词的解释很多。最有意思的是《汉语大词典》上的解释，上面说“朋友”：1．有同样爱好、志趣，互相了解并有感情的人；2．熟识，有交往的人；3．不是敌人的人；4．对不知姓名的人的称呼。李玉龙（现为《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对此是最为敏感的。他在给李镇西老师的回复中就说：“我们没必要把一个笼统的不确定的乃至口语化的称呼套在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头上。”
争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对争议所涉及的概念进行界定，这样才能避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双方争不到一块的现象。对“朋友”这个概念的界定看来实在有点麻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呢？我以为，我们可以引用两个新概念：公共关系和私人关系。
师生关系是一种公共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一种私人关系（我也不能确定这么说是不是规范，请行家指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主张提倡师生之间成为朋友，但这并不等于说我认为师生不可能成为朋友。
“能够”与“应该”、“必须”的区别
师生之间能够成为朋友吗？这个问题的确是很愚蠢，不用引证李镇西和众多优秀教师的教育实践，即使本人也被一些学生当面叫“茅哥”。再说得远一点，古今中外，爱情是个永恒的话题，其中也就包括了师生之恋吧。鲁迅与许广平，不但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成为模范夫妻的典范。现实中也不乏此类现象。有教育论坛曾举行过一个相关讨论，响应的网友颇多。异性师生之间都能够产生爱情，那么师生之间是否能够成为朋友自然更不成问题了。
但是师生之间能够成为朋友并不等于所有师生之间都能产生友情，更不等于师生应该成为朋友，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即使师生成为朋友是一种美好的境界，也不必成为全体教师追求的目标。这就好比学生中的少数人经过努力能够考上名牌大学，我们不能因此鼓励甚至要求全体学生都应该上名牌大学。明眼人会发现，这个比喻不甚恰当，因为名牌大学有名额限制，不是人人能上，朋友则无数量限制，一个人是可以有许多的朋友的。不过，再仔细想想，由于一个人的性格、志向、观念、品德甚至经历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朋友。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人生阅历很不相同；教师与学生的相遇，又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师生之间经过努力一定会成为朋友？对此我还是表示怀疑！
从师生之间“可以”成为朋友到“应该”成为朋友，李镇西老师的这个论断包含着师生关系完全可能进一步演化为朋友关系，唯一的问题只是师生双方或其中一方可能不想这么做。这就类似说任何一个学生只要想上清华北大并付出了努力就一定可以考上清华北大一样，是不严肃的。因为能不能上清华北大，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生的意愿和努力程度。
强调师生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的实质
众所周知，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是个伦理社会，强调的是以伦理道德规范个人的社会行为。朋友关系与兄弟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等，皆属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又可称为人情关系。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法治意识一直非常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大量社会行为只能凭道德来规范。即使已有的法律法规，也往往被一句“法无外乎人情”给化解了。比如中国古代的官员就曾被称为“父母官”“大人”，而普通老百姓则被称为“子民”或自称为“小民”。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处处事事都显示出泛道德主义倾向。据有关资料，美国人评价某种行为，首先想到的是这一行为是不是合法，只要是合法的就是可行的。而中国人则更多的是要考虑这一行为是不是合乎道德、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如某单位有职工举报本单位领导贪污腐败，人们往往更愿意去猜测该职工是否与领导有过节。一般来说，法治社会强调的是规则看守一切，人治社会则重视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强调师生应该成朋友，在我看来，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它把属于公共关系范畴的师生关系当做私人关系范畴来处理了。调整作为公共关系范畴的师生关系主要是依靠法律制度，调整作为私人关系范畴的朋友关系则主要靠道德约束（诚信和人情）。
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泛道德化倾向重私德轻公德。与法制不完备相呼应，中国人的公共道德意识相当薄弱，也少有职业道德意识。在我们这个国度，要办件什么事情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找熟人托人情，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去医院看病，找熟人；要打官司了，找熟人；车被交警扣了，找熟人；买贵重商品，找熟人。没有熟人怎么办？有办法！“陌生人，喝上几杯熟了；交情浅，喝上几杯深了”，结果是“一瓶酒下肚，办公室不准办的事全办妥了”。在学校中，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有些师生之间关系是非常的好，学生对教师非常的尊重，教师对学生非常的关心，但这种尊重与关心也就局限在这几个已经成为朋友的师生之间。超出了这个朋友圈子，情况可能就完全是两样了。一个对班主任非常尊敬的学生很可能对科任老师爱理不理，原因可能只是因为他是科任老师而不是他的朋友。
这里我决没有怀疑和否定李镇西老师的教育实践的意思，况且那也不是我可以否定的了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想一想，从职业的角度来看教师，如果我们没能与学生成为朋友，我们的教育活动是不是就无法开展并取得成效？
现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多起来了，那些前去咨询的学生与心理咨询老师完全是陌生的，但在与心理咨询老师进行了短短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接触后，许多学生就把从未向人叙说过的秘密告诉了对方并最终得到了有效的帮助和支持。我们能不能说此时心理咨询老师与前来咨询的学生之间就产生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友情呢？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是不会说诸如“咱们是朋友”“如果信任我就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这样的话。因为心理咨询工作章程规定，咨询师不允许与受询者有私人交往。而且实践经验表明，建立私人感情的医患关系在治疗中都是失败的。尽管心理咨询师面对来访者会很热情、耐心，非常善解人意，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咨询者与来访者的关系。学生对心理咨询师的信任，与其说是对心理咨询师这个人的认同，不如说主要是对心理咨询师这一特殊职业身份的认可。有意思的是，如果来访者对心理咨询师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心理咨询师还得花不少时间精力来消除这种情感。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这种职业关系对我们不是一种很好的启示吗？
对师生友谊的冷思考
在K12的班主任论坛，一位网名为刘石桐的学生为我们描绘了他和他的朋友们与他们的历史老师延林之间关系的发展：“我们已经把延林当成兄弟了，我们想延林也是。我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它包含了一个老师和他的一些学生从师生到朋友再到兄弟的发展过程，这是最重要的！延林有什么困难，主动帮他的也是他的学生兄弟；平时主要联系延林和各班同学的，还是他的学生兄弟。上课时我们决不会和他开玩笑，因为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把延林当成兄弟，首先就得支持他的工作！延林是我们班和学生关系最好的老师！”
刘石桐同学的叙述在网上得到了肯定，我却从中品出了一点异味。“延林上课时如果纪律不好，帮忙维持的是他的学生兄弟”，不知班干部们去哪了？还是班干部都成了延林老师的兄弟？“上课时我们决不会和他开玩笑，因为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把延林当成兄弟，首先就得支持他的工作！”那要是不把延林当兄弟呢？从这位同学的深情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到在他们学校——事实上在其他学校也一样——像延林这样的教师并不是一抓一大把的，不知道这些教师在课堂中会受到刘石桐他们的何种待遇？
刘石桐的叙述恰好说明了虽然历史的车轮已经滚过了二十世纪，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可以说是一个人情社会。在学校纪律与师生人情之间，我们的学生看重的仍然是人情而不是纪律。这不禁使我想起曾在班上组织过的一场关于教师的公正性的讨论。
那是由一个笑话引起的。两个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老师很生气，把其中一个拉起来批评：“你这个人就是不肯好好学，一捧起书就睡觉，你看人家，睡觉了还捧着书！”没有人怀疑这个老师的偏心。可是我们想一想，难道这个老师说的就绝对不可能是事实吗？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只能想到老师的偏心而没有别的想法呢？这是因为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往往是处在弱势位置，所以学生很容易地会把自己设想成为笑话中被老师批评的那个倒霉蛋。这是一种心理投射。学生是因为（想象）自己挨批了才说教师偏心的。不是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违纪了，不是冷静地考虑一下老师对自己的批评得是否合理，而是指责老师偏心，这其实也可以说是泛道德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体现。纵观学校里指责老师偏心的，有多少是教师的宠儿？多是经常被老师批评的学生。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老师的批评是否合理的问题，单从学生得到了表扬就心满意足，受到了批评就指责老师偏心这一点看，再联系报上常见的学生如何帮助老师体罚自己的同伴的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学生真正想要得到的并不是老师的公正，而是老师对自己的肯定和认可。对于学生希望能与老师交朋友，希望老师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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