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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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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发明与发明权之争、并非每种发明都造福人类、评价发明的标准随时代而异、允许“无用”的奇情异想、“四大发明”的定型版本、“批”派、“挺”派、“新四大发明”选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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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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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1955年生，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首任系主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利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性学会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上海性教育协会理事，《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常务编委、编委。已在海内外出版《天学真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中国人的性神秘》《星占》等专著共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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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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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发明
一、四大发明
二、天学与王权
三、部江堰：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
四、《黄帝内经》：中医究竟是什么?
五、《周髀算经》：充满域外人学的中国经典
六、勾股定理
七、造纸
八、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历法的功能与性质
九、农历：调和阴阳之法
十、中国炼丹术：永生，黄金和性爱
十一、三大奇器及其复制：水运仪象台，候风地动仪，指南车
十二、1054年超新星：中国天学留下的科学遗产
十三、火药及其西传：究竟是谁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十四、《营造法式》：古代第一部建筑工程官方规范
十五、一次同余式理论与秦九韶
十六、活字印刷术及中韩发明权争夺
十七、钓鱼城：世界军事要塞史上的奇迹
十八、郑和下西洋
十九、珠算
二十、《崇祯历书》：欧洲天文学在东方的奇遇
二十一、李约瑟：一个关于中国的不能忘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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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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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近年渐成争议题目，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观念开放进步的表现，应该欢迎。由此导致对原“四大发明”的重新审视，乃至提出新的“四大发明”候选项目，也有多方面的意义。在中央电视台2006年的国庆特别节目中，笔者曾提过一个“新四大发明”选项。此后，其他人士也提出过别的选项。
对于大家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挺”和“批”两派。就给人的感觉而言，似乎是“批”的一派较占上风。主要是因为“挺”派义愤有余而思想武器不足，基本停留在几条陈旧的辩护理由上，到了今天还这样就不容易得到广泛同情了。而“批”派言辞激烈，立场鲜明，自然更容易耸动视听。
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心平气和，将此问题的前世今生稍加梳理，再看看“批”的依据何在，最后看我们可以有什么新的思路。
“四大发明”的定型版本
从争论中所挖掘出的线索来看，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说的演变和成型，依次有如下三个重要人物：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
培根曾倡言古代“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并且从文学、军事和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这些发明的重要意义，说它们“使世界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变革，以至于没有任何帝国、教派、个人对人类事务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不过，在《新工具》中他认为这三大发明“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并未将它们归于中国。
后来，马克思基本上沿用了培根的说法，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不过，他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的。马克思甚至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尽管在马克思和李约瑟之间还有来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但真正确立“四大发明”之说，并明确将它们归于中国的，被认为是李约瑟。由于李约瑟在中国媒体和公众中的知名度，“四大发明”之说由此深入人心。
“四大发明”定型的版本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
“批”派
对上述“四大发明”之说提出异议的“批”派，主要的理由如下：
关于火药，“批”派强调要区分“黑火药”和“黄火药”两个体系。近现代军事和工业上广泛使用的都是“黄火药”（即“黄色炸药”），故培根所说的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应该落实在“黄火药”体系。而中国古代所发明的是“黑火药”，他们甚至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早掌握了“黑火药”的正确配比，所以否认火药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
关于指南针，“批”派要求区分“水罗盘”和“旱罗盘”，“旱罗盘”被认为是西方人发明的，而“水罗盘”的技术细节现在仍存在争议。至于更早的“司南”，既无古代实物留存，现代仿制品也未能如古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顺利运行。所以，“批”派认为中国古代至多只是“发现”了磁现象，根本谈不上“发明”了指南针。
关于造纸术，“批”派问道：古代埃及的纸莎草纸（Papyrus）算不算纸？—那比中国东汉的蔡伦造纸还要早约3000年。确实，如果我们坚持要将西汉的“灞桥纸”算作纸（因为这可以提前中国造纸的年代），那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显然更应该算纸。因为纸莎草纸留下了无数色彩艳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而“灞桥纸”只是出土过一些碎片而已，“其中最大的一片长宽各约10厘米”，那些碎片上绝大部分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
关于“活字印刷术”，是最授人以柄的一项。因为想要和古登堡1439年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先后，就强调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所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但这样就无法正视如下的事实—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将近1000年间，中国的绝大部分书籍仍然是雕版印刷的。所以，“批”派断言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术“是一种失败的发明”，确实也相当能够言之成理。其实在“四大发明”的这一项上，如果改为“印刷术”，就可以用“雕版印刷术”来抵挡“批”派的攻击，处境就会好多了。
总的来说，上述对中国“四大发明”的批评意见，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并非都能站得住脚（参见本书相关各篇）。
“挺”派
在归纳了“批”派的理由之后，我们当然要转而来为“挺”派想一想。
笔者于2006年在央视国庆特别节目中曾提出“新四大发明”：雕版印刷，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十进制计数法，中医中药。当时的想法，是既强调这些发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适当照顾这些发明出现的年代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印刷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知识传递方法，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延续。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中国人比欧洲人早15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十进制计数法是中国人传统记数的方法，从它被发明的那一刻就已经与今天的国际接轨。中医中药是一种独特的医疗体系，几千年来一直呵护着中国人的健康。
2008年，中国科技馆新馆推出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该展重新定义了新的“四大发明”为丝绸、青铜、瓷器、造纸印刷。这代表了新的思路：将每项都宽泛化，比如以“造纸印刷”取代了“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而新出现的丝绸、青铜、瓷器三项，都是范围比较广、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艺，这显然是针对“批”派指责原“四大发明”缺乏技术含量而作出的改进。
“新四大发明”选项
如果我们考虑这样三个原则：
1．要对中国文明或中国人生活有着广泛影响；
2．要尽量保证在世界上有着尽可能大的发明优先权（不一定要绝对“世界最早”）；
3．要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
那么，比较可取的“新四大发明”选项如下：
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
还可以有一个“新四大发明B组”备选：
陶瓷，珠算，交子（纸币），农历（阴阳合历）。
四、《黄帝内经》：中医究竟是什么？
中医文献的第一号经典
《黄帝内经》一向被视为现存中医文献中的第一号经典，被认为是中医最基础的理论体系，它的地位几如百川之源，至高无上。
《黄帝内经》是上古至秦汉之际中华医学经验和成就的总结汇编，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华医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此后中华医学就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历代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建树，绝大多数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
现存《黄帝内经》的文本，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分为9卷，两个部分各81篇。在形式上非常规整。学术界通常认为，此书现今的文本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其中的主要部分大致形成于战国至汉代。
道家对《黄帝内经》的形成可能有过很大影响。此书现今文本中所言理论颇合老、庄学说。托名“黄帝”这一点也透露出了类似的信息。
《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
《素问》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以阴阳五行理论讨论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而《灵枢》部分多论述经脉腧穴证治。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同时这个整体又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它将阴阳的对立平衡视为天地间万物生长演变发展的普遍规律，阴阳平衡则人体处于正常情况，疾病则是这种平衡被破坏的结果。
在上述基本观念的基础上，《黄帝内经》构建了“四时五脏阴阳”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又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为人体的五脏体系，有如下对应：
肝脏系统：肝→胆→筋→目→爪
心脏系统：心→小肠→血脉→舌→面
脾脏系统：脾→胃→肉→口→唇
肺脏系统：肺→大肠→皮→鼻→毛
肾脏系统：肾→膀胱→骨髓→耳→发
这五个系统之间又是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这些沟通和影响则可以用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来说明。
其二为外界气候与人体五脏相互影响的系统，有如下对应：
五时：春→夏→长夏→秋→冬
五气：风→暑→湿→燥→寒
五位：东→南→中→西→北
五气又各有阴、阳属性，气候变化，阴、阳二气升降消长，其说颇繁。将人体状况与四时及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是和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天人感应”观念相一致的。
《黄帝内经》理论系统的主要特征
《黄帝内经》理论系统的主要内容（或特征），可概括为九大类，略述如次：
其一曰阴阳五行，上述那些对应就是这种学说的具体应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于《黄帝内经》来说，既是理论基础，又是表达系统。
其二曰藏象，论述人体各个脏器组织的运行、代谢等活动规律，以及这些活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三曰经络，研究人体经络系统之组成、功能、病理变化及与腑脏之关系。
其四曰病因，《黄帝内经》认为，外在气候反常，内在情志刺激，皆致病之源。气候反常谓之“六淫”，情志刺激谓之“七情”。这些因素同样要分阴阳，如风雨寒暑邪从外入，属阳；起居失节病由内生，属阴。抗病之力（类似今天所言之免疫功能）谓之“正气”，致病之因谓之“邪气”，等等。故疾病表现虽千变万化，其因不外正邪消长、阴阳平衡等数端而已。
其五曰病证，讨论各种疾病的病机及治疗，病证多达180余种。
其六曰诊法，即后世中医之“望、闻、问、切”。
其七曰论治，讨论各种治疗手段，针药而外，旁及按摩、导引，甚至涉及精神疗法。还包括了同病异治等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的概念。
其八曰养生，论祛病防病益寿延年之法，如善饮食，慎起居，适寒温，和喜怒，注重精神情志之调节。
其九曰运气，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等为理论基础，演绎推测气候变化规律与疾病流行情况。
中医不必“死乞白赖”地宣称“我也是科学”
中华传统医学虽然几千年来一直卓有成效地呵护着中华民族的健康，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西医挟欧风美雨之狂暴，君临华夏大地，将中医打得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时期，“取消中医论”一度甚嚣尘上。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中医采取保护和扶持态度，这一态度迄今为止并无改变。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从理论上对中医的攻击，“取消中医论”居然重新出现，而某著名院士“中医是伪科学”的论断，更让广大中医界人士痛心疾首。
中医面对这一攻击，能够作出的辩护，往往只是非常软弱无力地辩称“我也是科学”。
其实，我们可以指出：如果中医不是科学，那西医也不是；如果西医是科学，那中医就也是。
在西方现在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经常是科学、数学、医学三者并列，医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因为在这种分类中，“科学”是指天文学、物理学等等“精密科学”，而人类对人体奥秘所知仍非常之少，故医学远远没有达到“精密科学”的地步。事实上，至迟到17世纪，西医仍然停留在与星占学、炼金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巫术阶段，那时西医中“天人感应”的信念与《黄帝内经》相比如出一辙。
但是在中国，似乎人人—包括中医界的人士—都承认西医是科学，这是由于当初西医就是在强大的唯科学主义语境下输入中国的，所以这个在西方至今也没有被视为科学的西医，到了中国却天经地义地成了科学。
那么，如果使用宽泛一点的“科学”定义呢？在那样的定义中，就可以将西医包括进去。但是，如果使用了宽泛的“科学”定义，那应该宽到何处呢？只要适度加宽“科学”的定义（比如“对自然界的有系统的知识”），马上就能将中医也包括进去，又怎么能再说“中医不是科学”呢？
此外，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至今仍然习惯于一种一元价值观，即“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极其简单幼稚的观念：一、不是科学就是伪科学；二、对伪科学就要斩尽杀绝。所以，当听到某院士宣称“中医是伪科学”时，许多中医界人士始则如丧考妣，继而义愤填膺。其实，这两个观念都是明显违背常识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不是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伪科学；二、对伪科学也没有必要斩尽杀绝。只是在中国，这两个常识长期被唯科学主义的话语所遮蔽。在这两个常识的基础上，本来就不应存在“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这样险恶的局面，中医本来也不必“死乞白赖”地宣称“我也是科学”。
其实，说中医不是科学，或说中医是科学，或说中医是技术，或说中医是哲学，中医都可以无所谓。今天，中医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算不算科学我无所谓，我就是我，我就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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