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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杨慎，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后人推为明代首位。
★杨慎《词品》一出，当时学人竞起而仿效，欲附骥尾。
★王大厚先生笺证《词品》，逐一核校原书，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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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升庵词品笺证》，六卷，拾遗一卷，附录四卷，明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底本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逊序刻六卷本，校以嘉靖三十年珥江书屋本、万历四十五年杨有仁《升庵外集》本、万历年间陈继儒序刻本、天启七年安徽歙县程好之刻本、清嘉庆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李调元《函海》本。另参校了明刻四卷本二种、清刻节略本一种。笺证则核正引文，标明出处，于升庵此书多所补苴。
杨慎原书凡十馀万字，其论词篇幅之大，涉猎之广，辨析之精，世所罕匹。整理者王大厚全面梳理杨氏所征引各书，尽可能找出其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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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成都）人。正德辛未（1511）进士榜首，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以谏大礼，谪戍滇中。
王大厚，巴蜀书社编审。著有《升庵诗话新笺证》（套装上中下册），为中华书局《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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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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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升庵其號也，四川新都人。楊氏世代士宦，自父祖及叔伯子姪，一門七進士。祖楊春，精研《易》學，慎自幼秉承祖學，得其所傳。父廷和，懷經濟之才，負公輔之望。正德初劉謹用事，八黨干政，閣臣李東陽援廷和入閣以相抗，卒誅劉謹。正德七年，晋内閣首輔。時奸佞江彬等人導帝荒政出遊，廷和頗以持重，乂安中外。及帝崩，廷和主政三十七日，誅江彬、錢甯，革冒濫，裁工役，恩倖得官者大半斥去，正德蠹政，釐抉且盡。史稱其誅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然廷和新政，多不便於權豪貴倖，尤其爲失職者所恨。及世宗入嗣，詔議其父興獻王祀禮，新進及佞倖皆傾力附之。廷和堅執國典，主考孝宗，每抗旨執奏，封還御批。世宗大恨之，益鋭意尊親，主考興獻。因引張璁、桂萼，屏除閣臣，重用宦豎。凡正邪相争之事，皆以議禮出之。廷和不得已，嘉靖三年，上疏辭歸。於是張璁用事，大禮議成。按世宗在位四十年，於明乃升平盛世。史稱嘉靖初善政，張璁之功也。然廷和執政雖止三十七日，黜弊政，革冗員，興利除害，朝政一新。張璁繼之，不過規隨而已。蓋廷和於議禮，執意過偏，復恃擁立之功，視天子若出己門，致引世宗之恨，新政難施，甚而貽禍子孫，其可悲也乎！
升庵少年穎悟，以才情震播鄉里。武宗正德二年，鄉試*，六年殿試狀元，授翰林院編修。世宗即位，爲經筵講官，預修《武宗實録》，秉筆直書，備具董狐之才。嘉靖三年，以“議大禮”，上言直諫，忤世宗，下詔獄，再受廷杖，死而復蘇，謫戍雲南永昌衛（今雲南保山）。從此僻居邊疆三十五年，嘉靖三十八年，卒於戍所，年七十二。
升庵以《黄葉詩》受知李東陽，出其門下。登第後入翰林，於秘閣書無所不讀。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謫戍之後，更肆力於學。其自序《丹鉛别録》，嘗云：“自束髮以來，手所鈔録，帙成逾百，卷計越千。”足見其淹博融通，聰明穎悟之外，實自用功勤學中來也。其平生著述四百餘種，廣涉經、史、百家、天文、地理、金石、博物、文獻考據、詩文詞賦以及音韻、文字之學。“凡宇宙名物之廣，經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説之微，醫卜技能、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焉。”其爲學，治經不專限一藝，傳疏不墨守一家，小學之業，自古音古訓，以至篆籀銘刻，俗語雜字；諸子之書，自儒學道術，而旁及天文醫技，書畫博物。史則兼重雜載裔族，文獻金石，水經山圖，民俗方志；文則遍及詩賦詞曲，輯詩採謡，評文論藝。網羅百家，窮搜逸典，抉隱探微，針肓發墨，學者從風，日趨新變。《明史》本傳謂：“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實非虚誇之言。
升庵究心詞學，尤極其力。任良幹序《詞林萬選》，嘗云“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詞”，雖曰誇飾，然亦足見其蒐集之功。平生編著《詞林萬選》、《百琲明珠》、《草堂詩餘補遺》、《古今詞英》、《詞苑增奇》、《填詞選格》、《填詞玉屑》、《詩餘輯要》諸書，並校點批評《花間集》、《草堂詩餘》。更著《詞品》一書，專論詞學。所作《升庵長短句》正、續編各三卷，存詞三百四十餘首，穠麗富贍，情致婉孌，尤以小令當行擅場，譽爲一代詞宗。今箋證《詞品》既竟，因擇其有裨詞學研究者數事，約略述之。
一
推尊詞體。自古文體有尊卑之别，詩尊而詞卑。蓋詩言志，詞則爲詩之餘，所言私情曲意，皆詩之不能道者也。雖“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但隨後却往往“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不敢自毁其譽。若柳永混跡烟花，專事於詞者，終爲士林所棄。今檢《全宋詞》録作者一千三百餘人，較《全宋詩》作者近萬，人數相差六七倍之巨。殆詩文辭賦，古人以爲名山事業，而作爲小詞，乃伶工賤役之事，士大夫初不屑爲。即便一時興到之作，亦往往棄之不惜，存之則别刻，不入本集。而樂工歌伎所作，率皆淫辭濫調，文理欠通，可傳者少，亡佚者多。下至於元，儒士處娼優、乞丐之間，無可進身，皆躭玩北曲，氣格鄙俚以近俗。歷元至明，朝廷以程、朱理學治天下，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禁性絶欲，規定八股明經取士。士子皓首窮經，競趨時文，以求進身。文章之士，噤若寒蝉。中葉以後，文壇“七子”復以古相尚，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填詞於不朽之業，*爲小乘”，“纖言麗語，大雅是病”。而於時傳奇方興，南風正熾，“士夫禀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至是詞學益衰，幾至於絶。當此之時，升庵疾起而力振之，作《詞品》六卷附《拾遺》一卷，凡三百二十餘則，彙集衆説，考流别、明正變、品評作品，欲示人以填詞之方，扶危濟傾，以救詞弊。因於《詞品序》首提“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之説。强調詩、詞共源，將詞之地位，與詩並行。既曰“詩詞同源”，填詞亦可上追風雅，繼武樂府，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然詩之情曰暢志，詞之情曰縱欲，二者所司不同，功用各異，故曰“分派而異曲”。詞雖貴綺艷，不近“曲禮”，惟其能遣興抒懷、娱情怡性，“曲盡人情”之常，故偶然作之，亦無傷於大雅也。因舉勳德重望、剛方端嚴之士，若韓琦、范仲淹等，亦曾偶作綺艷小詞以遣興，復謂“廣平之賦《梅花》，司馬公亦有艷辭，亦何傷於清介”！更引朱熹《雲谷寄友絶句》“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唤莫愁來”之句，指出“晦翁於宴席，未嘗不用妓”。道學壁壘深嚴，而師儒老宿如朱子亦難忘情，何况世俗，於是詞可作而不必諱矣。
明初文坛，以“臺閣”相高，填詞意竟言終，殊少真趣；道學之士，復以談學論道入詞，酸腐庸陋，讀之欲嘔。而世俗日偷，尚淫綺而斥莊雅，取法不高，詞風益卑。其時前代詞集盡佚，惟《草堂詩餘》行世，填詞者奉以爲圭臬，不辨良莠，徒事摹擬。升庵患之，乃於《詞品》中予《草堂詩餘》多加批評，指斥流弊，褒揚是非，明其得失，補其闕遺，意欲爲填詞者引航導路。明天順間詞人馬洪，以詞名東南，自序其《花影集》云：“花影者，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爲假則真，謂爲實猶涉虚也。”升庵嘉其以情爲實，以境爲虚，虚實之間，意味無窮。因舉其“梅花”《江城引》，以爲“清氣逸發，瑩無塵想”；復舉其“題許東溟小景”《昭君怨》，以爲“言有盡而意無窮，方是作者”，可謂推崇備至。《詞品》録其作品多至十六首，全書所録唐、宋詞人詞作，無出其右者。蓋馬洪詞出《草堂》而取法其上，升庵欲以爲範，指示時人也。
《詞品》一出，當時學人皆起而效尤。或引而據之，或辯而難之，皆欲附其驥尾，以求一逞。一時蔚然，遂成大觀。其時舊本《草堂詩餘》，按時令節序分篇，不便取用。有顧從敬取以重編，類分以體調長短，得《類編草堂詩餘》五卷。升庵因取以批點，畀與《詞品》並而行之。自後是書大行，有明以來，翻刻改編不下數十餘種。而多取效升庵，增補評騭，繕而完之。明末清初詞學大興，升庵扶正糾偏、發矇震聵之功，不可没焉。
二
探究源流，以明詞史。宋王灼以爲：“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提出樂府詞曲嬗變之説。升庵於此，亦嘗論之：“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昈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因有《選詩外編》、《五言律祖》、《絶句衍義》以及《千里面譚》之輯，以見唐人聲詩，出於六朝樂府。二人所見，可謂略同。
升庵又引王僧虔《古今樂録》：“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吴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解之云：“艷在曲之前，與吴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吴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唵唵吽也。”以爲“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宋沈括嘗云：“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熹亦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来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二人所謂古樂府之“和聲”、“泛聲”，即升庵所説之“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也。足見升庵於聲詩、曲詞嬗變之跡，已自得明晰之見。因云：“唐人絶句多作樂府歌，而七言絶句隨名變腔。如《水調歌頭》、《春鶯轉》、《胡渭州》、《小秦王》、《三臺》、《清平調》、《陽關》、《雨淋鈴》，皆是七言絶句而異其名。其腔調不可考矣。”“唐人絶句即是詞調，但隨聲轉腔，以别宫商。如《陽關》、《伊州》、《水調》皆是。”指出七言絶句入樂，樂人多易其原題以就樂府之調名。同一七言絶句，可入任一樂調歌之，隨所入樂調之不同而“隨聲轉腔，以别宫商”。由是推知，同一詞調，歌者歌聲婉轉，轉折不同，則聲情各異。記譜者於轉折處添字注音，後之填詞者於注音處添加實字，則詞體生焉。故《詞品》又引《苕溪漁隱叢話》以證之，云：“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
然升庵填詞之溯源尚不止於此，更提出“填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倡言“填詞必泝六朝，亦昔人窮探黄河源之意”之説。即音樂而論，詞樂爲燕樂，此今人所共識。而六朝音樂乃爲清商樂，故人或以升庵“填詞必泝六朝”之説爲非。然清商與燕樂，豈可絶然劃分！《樂府詩集·近代曲辭序》云：“其著令者十部：一曰讌樂，二曰清商，三曰西涼，四曰天竺，五曰高麗，六曰龜兹，七曰安國，八曰疎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國，而總謂之燕樂。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凡燕樂諸曲，始於武德、貞觀，盛於開元、天寶。”則知清商實已包含於燕樂之中。《唐六典》云：“凡有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十部共奏，不過昭示大國雍熙，夷部諸樂，備數而已。故鄭樵言十部之樂，“其實皆主於清商”。果然如此，則隋唐詞樂與六朝清商，實是一脈相承。如是而言，升庵之議，有何不可？升庵嘗論六朝梁、陳《選》詩云：“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説勝，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也，獨可少此乎哉！”即填詞而論之，詞與六朝樂府“緣情綺靡”之情韻正同，堪可借鏡，此實升庵强調“填詞必泝六朝”之*終目的。升庵論詩主情，其《詩話》論之詳矣，而此説正其理論主張之擴展延伸。
唐宋詞調，多爲俗曲小唱。據今人統計，宋詞作者以南人爲多。南人所習用，自當以南方俗樂爲主。南方鴃舌之音，更適南口，故宋詞中每有以南音入韻者。升庵於此亦有所見，其“填詞用韻宜諧俗”、“張仲宗”、“林外”諸條已言之矣。然明人大多不明南北詞曲之辨，升庵於此亦不甚了了。故其《詞品》往往兼取詞曲而論之，作長短句，亦時取曲譜而填之。其時南詞北曲並行，填詞作曲，混雜不分。有識之士痛詞之入曲，欲嚴“詞”、“曲”之别，實則欲明其雅、俗之辨。升庵持論，亦乎如此。以爲詞用閩音，“乃是鴃舌之病，豈可以爲法”。極稱“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音爲正，偉矣”！嘗云：“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士亦移而躭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此雖言北曲，實則於詞調亡佚之由，已自在不言之中矣。然其發見宋詞多用南音，提出“填詞用韻宜諧俗”之論，實大輅之椎輪也。於後人進一步探討詞之南方特質，頗具發軔之效。
升庵非不知樂者，其説詞亦多從樂調入。其論“轉”、“慢”之爲曲名，填詞之“借腔别詠”等等之類，皆具卓識。若其論“慢”字爲樂曲名云：“慢字爲樂曲名。陳後山詩：‘吴吟未至慢，楚語不假些。’任淵注云：‘慢謂南朝慢體，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宫、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瀟湘逢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謂之嘖曲。‘嘖’與‘賾’同，雜亂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終入破，義亦如此。”凡此皆剖析委曲，見解新穎，爲治詞史者所樂道。
樂府宫調下轄曲子若干，其調或喜或悲，各寫名牌，以便樂部揀選，是爲曲名。填詞者選調填詞，須知曲調之喜怒哀樂，方可依調而填之。若詞意與曲調不諧，則難以感動人心。故沈括有云：“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其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宋人王灼《碧鷄漫志》嘗取樂曲二十餘首，考論調名之源。其時詞調未失，其論尚可及於音譜樂調之變。而當升庵之世，詞樂早亡，考訂詞調所出，已自不能。惟有據詞意推其詞名原義，或可進而探知其調之喜樂哀怨。故升庵於此，頗致意焉。嘗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詞題曰《醉公子》，即詠公子醉也。爾後漸變，與題遠矣。”他如“《搗練子》，即詠搗練”、“《人月圓》，即詠元宵”、“《乾荷葉》，即詠乾荷葉”等皆是。實則詞調創始之初，因事立題，是所必然，除沿用舊曲若《伊州》、《水調》者，類皆如此。惟是後世所賦漸多，離題漸遠，初始難索矣。然辨識詞名之始，此自是一途。
詞人創調製曲，肇錫以佳名，是所願也。摘取前人名言佳句以飾其作，自是首選之義。正德間都穆作《南濠詩話》，即明此理，嘗云：“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後四十年，升庵亦提出“詞名多取詩句”之説，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因例舉之云：“《蝶戀花》則取梁簡文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吴融‘滿庭芳草易黄昏’，《點絳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嵎‘春遊鷄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西江月》，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裏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詞‘粉蝶兒共花同活’句也。”升庵以考證之法解析詞名，雖不無穿鑿附會、勉强臆測之處，要其新穎别致，思至情切，自非博洽廣識之士，不能出此。胡應麟於升庵“調名緣起”之説，辨駁尤多，然雖反復辨難，皆不過駁正糾偏而已，終不能證“唐詞多緣題所賦”、“詞名多取詩句”立論之非。胡氏因更立“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之論，云：“余謂樂府之題，即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即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之腔，而但詠公子之醉；不按《河瀆神》之腔，而但賦河瀆之神，可以爲二曲乎？考宋人填詞絶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王晋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斷可見矣。”詞具音樂屬性，聲腔韻律乃首要之義，以謂“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誠不爲過。然製詞創調須聲意相諧，因事立題，亦是必然，故詞名與曲意何得無關？升庵考訂詞名，其意正在追索曲意。胡氏取後世填詞所賦予詞名“了不關涉”之例，以證升庵考辨詞名源起爲枉費徒勞，實乃巧言佞説，强詞奪理也。後清人毛先舒頗承升庵之説，起而力駁胡氏之議，並從而衍之，有《填詞名解》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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