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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走出洞穴的第一步，
是意识到我们看到的世界，
从来不是世界本身。
站在传播学的起点，十二任美国总统顾问教你如何辨别真相
“现代新闻学之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
手握两次普利策奖，许知远记者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家，
沃尔特·李普曼经典之作，焕新再版。
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之作《舆论》穿越百年时光，
再次为信息难民提供生存指南。
故事比事实长寿，情绪比逻辑强悍。
本书献给每一个在舆论洪流中认真追问真相的现代人。
当所有人高喊看见真相时，
唯一的安全感便来自知道“真相”如何被制造。
适配社媒时代的思想经典：在互联网信息大爆炸中夺回思考主动权
如果柏拉图洞穴寓言的囚徒活在21世纪，
他们争论的或许不再是墙上的影子，而是热搜榜的排名。
在这个算法编织信息茧房、推送重塑集体记忆的时代，
《舆论》告诉你：
→我们并非直接认识世界，而是透过媒体与想象构建的“拟态环境”触摸现实。
→我们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用脑中的刻板印象丈量万物。
当你在豆瓣为“二极管式评分”感到困惑时，
当你在B站被弹幕共识裹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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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尔特·李普曼于1922年出版的一部经典著作，探讨了舆论如何形成以及它对现代社会民主和公共决策的影响。李普曼在书中指出，人类认知外部世界时不可避免会依赖“拟态环境”——一种由个人经验、刻板印象和媒体信息共同构建的心理图景，而这种图景未必与客观现实相符。通过探讨“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矛盾，《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信息传递和公共决策的根本性冲突。
全书分为多个部分，涵盖了从人类认知局限的原因到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共舆论和政治行为。李普曼的观点不仅在当时为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反思框架，也为当代信息社会中媒体和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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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美国新闻记者、政论家、专栏作家，因最早提出“冷战”概念和首次以现代心理学意涵使用“刻板印象”一词而闻名，被誉为“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以及“现代新闻学之父”，曾于1958年和1962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
译者|高领亚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自由译者，湖北省翻译协会会员，曾任国际新闻编辑、记者，译有《茶叶帝国》《大船航向》《到冬宫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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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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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绪论
01 外部世界与脑中图景
第二部分 通往外部世界之路
02 审查与保密
03 接触与机会
04 时间和注意力
05 速度、文字和清晰度
第三部分? 刻板印象
06 刻板印象
07 作为防御机制的刻板印象
08 盲点及其价值
09 规则及其破坏者
10 发现刻板印象
第四部分? 兴趣与利益
11 调动兴趣
12 关于自我利益的再思考
第五部分? 制造共同意愿
13 兴趣的转移
14 是或否
15 领袖与基层
第六部分? 民主的图景
16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17 自足的社群
18 强力、委任制和特权的作用
19 旧图景新形式：基尔特社会主义
20 一幅新图景
第七部分? 报纸
21 有购买力的公众
22 忠实的读者
23 新闻的本质
24 新闻、真相与结论
第八部分? 有组织的情报工作
25 专业之楔
26 情报工作
27 诉诸公众
28 诉诸理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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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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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外部世界与脑中图景
1
大洋之中，有一座岛，1914年时，上面住着些许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电报无法到达该岛，英国邮船60天也才来一次。9月，邮船还没来，岛上的人依旧谈论着最后拿到手的那张报纸，上面说卡约夫人因枪杀加斯顿·卡尔梅特即将受审。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整个殖民地的人，都格外急切地聚集在码头上，希望从船长那里探听到判决结果。他们得知，为了捍卫协约的神圣性，英国人和法国人，至今已与德国人作战了六个星期。可在这奇怪的六个星期里，岛上的他们却如同朋友一样相处，而实际上他们应该是敌人才对。
然而，他们所处的窘境与欧洲大多数人的也并无多大不同。他们错了六个星期，在欧洲大陆，这个时间可能仅是六天或六个小时。也就是都有一个时间差。有那么一个时刻，人们像往常一样开展工作的欧洲景象，与即将把他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的欧洲完全不符。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时间，仍在适应着已不复存在的环境。直至7月25日，世界各地的人们还在制造他们之后无法运出的商品，购买他们之后无法进口的货物，规划职业生涯，思量企业发展，满怀希望和期待，全然相信自己已知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人们还会写书描述那个世界。他们相信自己头脑中的画面。四年多后，一个周四的早晨，停战消息传来，人们发出难以言表的宽慰，杀戮结束了。然而，在真正停战到来的前五天里，尽管战争结束已得到庆祝，却仍有数千年轻人死在战场上。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自己生活所处的环境的认知有多么间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关这个环境的消息传至我们的速度时快时慢；但只要是我们认为真实的画面，我们都会把这些画面当作环境本身。要有意识地想起我们当前行动所依据的信念更是困难，但对于其他民族和时代的人，我们自以为很容易便可看出，他们其实是在用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荒谬的世界。因为有后见之明的优势，我们坚持认为，他们需要了解的世界，与他们已知的世界，往往完全相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治国安邦，奋斗抗争，开展贸易，进行改革，在真实世界里或有所成就，或未有任何成果。他们前往印度（the Indies），却发现了美洲。他们诊出邪恶，却绞死老妪。他们认为只卖不买便可致富。有位哈里发，遵从想象的安拉的旨意，将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
圣·安布罗斯曾在公元389年左右的著述中，谈及柏拉图洞穴中那个坚决拒绝回头的囚犯。“讨论大地的本质和位置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希冀，知晓《圣经》所述足矣：‘神将大地悬在虚空。’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神是将其悬于空气之中还是水面之上，竟还提出稀薄的空气怎能支撑大地的争议；还有，如果悬于水上，大地为什么不坠入水底？……不是因为大地处在中间，好似悬于均衡，而是因为上帝按他的旨意之法对其约束，使其在动荡和虚空中保持稳固。”
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希冀，知晓《圣经》所述足矣，那为什么还要争论？然而，在圣· 安布罗斯一个半世纪之后，观念仍受困扰，这次是对跖地问题。因科学造诣声名远扬的僧侣科斯马斯，因此被委派撰写一本《基督教地形学》，又称《基督教诸国风土记》。显然，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结论都是基于自己所理解的《圣经》。据其所述，世界是平的，呈平行四边形，东西长度是南北宽度的两倍。中心是陆地，外围是海洋，海洋外围又是陆地，大洪水之前，人类就在这一外陆生活，挪亚登船的港口也在那里。北面是一座圆锥形高山，日月绕其旋转。太阳在山后时，便是夜晚。天空紧贴着外陆边缘，由四面高墙组成，聚成一个凹形的顶部，所以大地就是宇宙的地板。天空外边，则是一片汪洋，即“天外之水”。天外之水与宇宙最顶部之间属于受福之人，大地与天空之间则由天使居住。话说回来，既然圣保禄曾言，所有人都被安排住在“大地表面”，他们怎么可能会住在被认为是对跖地所在的背面呢？我们被告知，眼前有着这样一段经文，基督徒根本就不该“谈及对跖地”。
他更不应该前往对跖地；任何一位基督教王公也不该给他船去试一试；虔诚的水手也不会愿意尝试。对于科斯马斯来说，自己的地图没有任何荒谬之处。只有记住他坚信这就是宇宙的地图，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他有多么惧怕麦哲伦、皮里或冒着与天使和天穹相撞风险在七英里高空中飞行的飞行员。同样，我们若要真正好地理解战争和政治的狂怒，就要记住，每个政党，其上上下下几乎都会绝对相信自己对反对派的描绘，把自己认为的，而不是事实本身，当作事实。因此，像哈姆雷特一样，他会刺向沙沙作响的帷幕后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认为他就是国王，也许还会像哈姆雷特一样说上一句：“你这倒运的、粗心的、爱管闲事的傻瓜，再会！我还以为是一个在你上面的人哩，也是你命不该活。”
2
伟大的人物，即使是在其有生之年，通常也是通过虚构的人格为公众所知。因此，“仆从眼中无英雄”这句老话多少有几分道理。但也就仅有几分道理，因为仆从和私人秘书自己也常常深陷这种虚构之中。王室成员，当然，都是经过构建的人格。他们无论是相信自己的公众形象，或只是允许其内侍精心安排一切，都至少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一个公众的、尊贵的自我，一个私下的、人性的自我。伟人传记或多或少都属于这两种自我的历史。官方传记作者再现其公共生活，揭秘回忆录则揭示私人生活。比如，查恩伍德笔下的林肯，就是一幅高贵的肖像画。他所描绘的并非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史诗级人物，现实地位可与埃涅阿斯和圣·乔治相提并论。奥利弗的汉密尔顿也是一副雄伟、非具体的形象，是一座理念的雕塑，奥利弗本人都称之为“一篇关于美利坚联邦的雄文”。他写的是联邦制治国之术的庄重纪念碑，而非一本个人传记。有时，人们自以为在揭示内幕，其实是为自己塑造门面。雷宾顿和玛戈特·阿斯奎斯的日记就是一种自画像，其中的私密细节便是最能揭示作者喜欢如何自我标榜的。
但是，最有趣的肖像画是人们心中自发产生的那种。维多利亚登基时，斯特雷奇先生写道：“外界公众中有一股巨大热潮。情感和浪漫开始风行；清纯无邪、平易近人、满头金发、脸颊粉红的年幼女王驾车驶过首都的景象，让观者的心中充满了炽热的忠诚之情。首先，给人最强烈冲击的，便是维多利亚女王和她那些叔伯之间的反差。那些恶心的老男人，放荡自私，顽固荒唐，背一屁股债不说，还不停惹是生非，一辈子声名狼藉—他们已消失不见，如同冬雪一样，春天终于降临，戴着王冠，熠熠生辉。”
让·德·皮耶尔弗先生直接目睹了英雄崇拜，因为军事家霞飞声名鼎盛之时，他是其麾下的一名军官：
两年来，全世界都在向这位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致以近乎神圣的敬意，不知名的人怀着疯狂的敬仰之情，给他寄来的箱子、包裹和信件，压弯了行李管理员的腰。我觉得，这场战争中，除了霞飞将军，还没有将领能够实现与此可比的荣耀。他们给他邮来世界各大糖果制造商的糖果盒，还有成箱成箱的香槟，各种年份的美酒，以及水果、野味、饰品、器皿、衣服、烟具、墨水瓶、镇纸等。每个地区都送来了当地的特产。画家邮来自己的画作，雕刻家寄来小雕像，亲爱的老奶奶送来被褥袜子，牧羊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给他刻了一支烟斗。世界上所有敌视德国的制造商都运来了他们的产品，哈瓦那运来雪茄，葡萄牙运来波特酒。我认识一位理发师，他没什么好东西可做，于是用亲近的人的头发，为将军做了一幅肖像；一位专业的书法家也采用类似的创意，用数千句颂辞拼贴出将军的面容，字字都是对将军的颂扬。至于信件，他收到的有各样文字的，各个国家的都有，用各种方言写成，热情洋溢，满纸感恩戴德，爱意溢于言表，全是崇敬之情。他们称他为“世界救星”“法国国父”“上帝使者”“人类的恩人”等。不只是法国人，还有美国人、阿根廷人、澳大利亚人，不一而足。成千上万的儿童，在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拿起手中的笔，写信向他表达了爱戴：他们大都称呼他“我们的父亲”。他们的溢美之词，他们的爱戴之情，以及这些由千万颗心灵中释放的击败野蛮的解脱之叹息，十分令人动容。对所有这些纯真的心灵来说，霞飞好似击败恶龙的圣·乔治。当然，在人类的良知中，他成为善良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化身。
痴呆疯傻之人，把晦暗的脑袋也转向了他，将其视作理智本身。我读过一封住在悉尼的人的来信，他恳求将军将他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还有一封，是一个新西兰人，请求他派些士兵到一个体面人家里，这人欠他十块钱，却不想还了。
最后，数以百计的妙龄女子，克服女性的羞涩，瞒着家人求起婚来；还有的希望能伺候他就好。
这一理想化的霞飞，由他、他的部下和军队取得的胜利、战争的绝望、个人的伤痛，以及对未来胜利的憧憬构建而成。但是，英雄崇拜与驱魔如影随形。同样的机制，既可造就英雄，也能孕育恶魔。一切善都来自霞飞、福煦、威尔逊和罗斯福，一切恶均源自威廉皇帝这样的人。他们无恶不作，而英雄无善不为。在很多头脑简单且胆小怕事的人看来，世上所有的政治反动、罢工、阻碍，以及见不得人的杀人放火，原因均可追溯至这些个人的罪恶。
3
对某个象征性人物的全球性关注并不多见，因此会相当引人瞩目。文人也偏爱光彩夺目且令人信服的例证。对战争进行解剖，会挖出这些人物，但也并非凭空捏造。在较为正常的公共生活中，象征性的图像对行为有着同样的支配作用，但由于存在大量竞争的象征符号，每个符号所含的内容要少得多。而且每个符号最多只代表一部分人，所承载的感情较少，此外，在这一部分人中，对个体差异的抑制也会大大减少。在相对安定的时期，舆论的符号会受到审查、比较和褒贬。它们来来去去，汇聚在一起，然后被遗忘，永远无法完美地组织起整个群体的情感。归根到底，只有一种人类活动可以让全人类组成“神圣同盟”。这种活动发生在恐惧、好斗和仇恨已完全控制精神—要么压垮其他本能，要么对其加以利用—的战争中期阶段，而且是在疲倦感尚未出现之前。
在其他情况下，甚至是战争僵持阶段，更广泛的情感会被激发，从而形成冲突、抉择、犹豫和妥协。我们会在后文看到，舆论的象征意义通常都会带有这种利益平衡的标志。不妨想想，停战之后，“协约国联盟”这一既不牢固又远谈不上成功的符号是如何迅速消失的，每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符号性描述又是如何陆陆续续崩溃的：英国被视为“公共法律捍卫者”，法国是“自由边界守望者”，美国则被称为“十字军战士”。不妨再想想，在每个国家内部，随着党派冲突、阶级斗争和个人野心开始搅动被搁置的问题，自身的象征性图像又是如何分崩离析的。然后再想想，威尔逊、克里孟梭、劳合·乔治，这些领袖的象征性图像又是如何被取代的，他们不再是人类希望的化身，而仅仅是一个幻灭世界的谈判家和管理者。
无论我们是将其视为和平时期的某种隐性的恶而感到遗憾，还是将其视为理智的回归而为之喝彩，在此显然都无关紧要。对于虚构和符号，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忘记它们对现行社会秩序的价值，而是将其仅仅视为人类交流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如果一个社会的利益并非完全自给自足，规模也未小到每个人都对发生的一切了若指掌，那么思想处理的便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件。格菲尔草原镇的舍温小姐，知道法国正在打仗，并试图构想这场战争。她从未去过法国，当然也从未去过现在的前线。
她看过法国和德国士兵的照片，但她无法想象300万人。事实上，没人能想象300万人，专业人士也不会去想象。他们会说有200个师。但是舍温小姐接触不到战斗序列图，所以，如果她要琢磨这场战争，就只能紧盯霞飞和德皇，就好像是这二人在进行个人决斗。也许，如果你能看见她脑海中看到的东西，其构图中的形象可能与18世纪伟大将领的雕刻画并无二致。那位将领站在那里，镇定自若，尺寸超过真人大小，显得很伟岸，身后的军队十分模糊，人形很小，一直蜿蜒消失在后边的景观尽头。伟人似乎也并非对这些期望毫不在意。皮耶尔弗先生讲述了一位摄影师拜访霞飞的故事。将军在他的“中产阶级办公室里，坐在连半张纸都没有的办公桌前，准备签字。突然，有人注意到，墙上没有地图。要知道，根据人们的想法，一个将军没有地图，这简直难以想象。但为了拍照，就在合适的位置贴上了几张，后来很快就撤掉了”。
对没有亲身经历的事件，人唯一可能产生的感受，便是来自头脑中对该事物的想象。正因如此，我们只有了解了他人的想法，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行为。有一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矿区长大的姑娘，我曾见过她因为看到一阵风吹破了厨房窗玻璃，于是从兴高采烈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好几个小时里，她都郁郁寡欢，而我却一头雾水。她能开口说话后，我才知道，她认为如果窗玻璃破了，就意味着有近亲撒手人寰。因此，她在为她的父亲哀悼，那个吓得她离家出走的人。她的父亲，当然，活得好好的，通过电报查询，这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但在电报到来之前，对那个女孩来说，破碎的玻璃就是真实的信息。至于为什么是真实的，就只有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才能说明了。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能看出，这个因家庭变故而极度不安的女孩，根据一个外在的事实、一种记忆中的迷信，以及对父亲的悔恨、恐惧和爱的混乱情感，幻想出了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
在上述那些事例中，与理性思维偏离的异常仅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一个被自家门口爆炸的炸弹吓破胆的总检察长，通过阅读革命文学，相信 1920年5月1日将会发生一场革命。我们可意识到这大概是相同的机制在起作用。当然，战争提供了许多这种模式的实例：偶然性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相信的意愿，以及基于这三个要素，对现实做出的激发暴力本能反应的伪造。因为很明显，在一定情况下，人们对虚构和现实同样有强烈的反应，很多时候，他们还参与创造了自己要做出反应的那个虚构。谁要是不信1914年8月有俄军穿过英格兰，不接受没有直接证据的暴行传闻，从未看到过并不存在的阴谋、叛徒或间谍，就让他扔出第一块石头吧。谁从未把听到的并不比自己知道得多的人说的话当作真实内幕传播，就让他扔石头吧。
在上述所有的事例中，我们尤其要格外注意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人与环境之间存有拟态环境。人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由于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果是具体的实际行动，那么后果可不是发生在激发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行动最终发生的真实环境。如果行为并非实际行动，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和情感，那么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虚构世界的纹理中才会出现明显的破裂。但是，当拟态事实的刺激导致对事物或他人的行动时，矛盾很快就会显现。人们将切实体验到以头撞墙的痛苦，经历经验重构的认知历程，目睹赫伯特· 斯宾塞所谓“美好理论被残酷事实团伙谋杀”的悲剧。简而言之，就是陷入不适应的失调困境。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所谓的人对环境的适应，都是通过虚构媒介来进行的。
我所说的虚构，指的并非谎言。我指的是或多或少由人自己创造的对环境的描绘。虚构的范围无所不包，彻头彻尾的幻觉，科学家对简化的示意模型完全自觉的使用，以及对于特定的问题，他做出的超过一定小数位数的准确性并不重要的决定，均属此列。虚构可以有任何程度的真实度，只要考虑到真实度，虚构就不会产生误导。事实上，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威廉·詹姆斯所说的“偶然迸发的思想火花”的选择、重排、模式化和风格化。如果不使用虚构，就要直接感知感官的起伏。可这不是真正的替代选择，因为偶尔用完全的纯真之眼看待事物确实会让人耳目一新，但纯真本身并非智慧，尽管它是智慧的源泉和修正因素。因为真实环境总体过于庞大，十分复杂，且瞬息万变，无法直接了解。我们不具备应对有如此多细微之处、如此多元化，以及有如此多排列组合的环境的能力。虽然我们必须在这个环境中行动，但为了能够把握它，我们必须用更简单的模型重构它。人若想环游世界，就要有世界地图。人们一直面临的困难是，如何找到一张没有因为自身需求或他人需求而在上面描绘出波希米亚海岸线的地图。
4
因此，舆论分析师必须先认识行动场景、人类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图景，以及人类对这一图景的反应在行动场景中的作用之间的三角关系。这就像一出戏剧，演员根据自己的经验构思，其中的情节不仅仅发生在演员的舞台角色中，还会在他们的真实生活中上演。电影就经常用高超的技巧来强调这种内在动机和外在行为的双重戏剧效果。例如，两个男人正在争吵，表面上是为了些钱，但情绪却令人费解。然后画面淡出，进而呈现其中一个人的脑海中看到的场景。隔着桌子，他们为钱争吵。但在回忆中，他们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个女孩为了另一个男人，抛弃了他。外在剧情得到解释：男主并非贪婪，而是太爱了。
类似的场景曾在美国参议院上演。1919年9月29日早餐时，某些参议员看到了《华盛顿邮报》上一则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新闻快报。报道称：
已成事实
以下重要事实似已确凿无疑。英国海军部通过位于伦敦的战争委员会和海军少将纳普斯，向统领亚德里亚海域美国海军的安德鲁斯少将发号施令，并未征求美国海军部同意。
丹尼尔斯并不知情
丹尼尔斯先生无可否认地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境地，电报传至美国，声称他本应全权执掌的军队，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相当于海战的行动。人们充分认识到， 英国海军部可能希望向安德鲁斯少将发号施令，让他代表英国及其盟国采取行动，因为形势紧迫，要遏制邓南遮的追随者，就需要某个国家做出牺牲。
人们进一步意识到， 根据新的国际联盟计划，外国人可在紧急情况下指挥美国海军部队，无论是否得到美国海军部的同意……等等。（楷体系李普曼所加）
第一个发表评论的参议员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诺克斯先生。他义愤填膺，要求启动调查。在接下来发言的康涅狄格州的布兰德吉先生身上，愤怒已激发出令人轻信的情绪。就在诺克斯先生愤愤不平，想知道报道是否属实时，半分钟后，布兰德吉先生想了解的，却是如果海军陆战队员被歼灭会有什么结果。诺克斯先生被这一问题吸引，忘记了他要求调查，还做了回答。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歼灭，那就要开战。辩论的情绪仍是基于假设，但依然进行着。伊利诺伊州的麦考密克先生提醒参议员，威尔逊政府可能会发动未经授权的小规模战争。他还搬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关于“发动和平”的双关语。辩论仍未停止。布兰德吉先生指出，海军陆战队是“听从某个不知在何处的最高委员会的命令”行动的，但他想不起来谁在这一机构中代表美国。美国宪法中未提及这一“最高委员会”。因此，印第安纳州的纽先生提出一项决议，要求查明事实。
到目前为止，参议员们仍然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正在讨论一则谣言。身为律师，他们仍记得证据的某些样子。但作为有血性的人，面对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外国政府命令参与战争，且未经过美国国会同意的事实，他们已表现出了应有的怒不可遏。他们在情感上愿意相信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是共和党人，与国际联盟并不对付。这惹到了民主党领袖、内布拉斯加州的希区柯克先生。他为“最高委员会”辩护称：它是依据战争权力行事的。和平还未到来，就是因为共和党人在拖后腿。因此，“最高委员会”此举，不仅必要而且合法。现在双方都已假定这一报道是真实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基于各自党派立场的结论。然而，这一临时产生的假设，正是在一场与调查该假设真实性的决议有关的辩论中出现的。此事表明，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律师，也很难在结果出来之前闭口不言。回应会立即发生。虚构因为急需，而被当作真实。
几天后，官方报告显示，海军陆战队并非听从英国政府或“最高委员会”的命令登陆。他们也未与意大利人作战。他们是应意大利政府的请求而登陆的，目的是保护意大利人。美国指挥官还受到了意大利当局的正式感谢。海军陆战队没有与意大利交战。他们按照既定的国际惯例行事，与国际联盟毫无关系。
行动的场景是亚得里亚海。华盛顿参议员们脑海中关于这一场景的景象，则是被修饰过的。修饰人在这一案例中很可能是有意欺骗，他并不关心亚得里亚海，一心只想击败联盟。参议院对这一图景的反应，加剧了其在国联问题上的党派分歧。
5
在这一特定的案例中，我们并没有必要判断参议院是高于还是低于其正常水准。同样也没必要比较参议院是否比众议院或其他议会优越。此时此刻，我只想谈一个全世界都有的现象，即人们受到拟态环境的刺激，然后对所处环境做出行动。即便已充分考虑到了故意欺诈的因素，政治学仍需要解释诸如两个国家相互攻击，各自坚信自己是在自卫，或者两个阶级交战，都确信自己代表公共利益等事实。我们可能会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更准确地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所思所感却在不同世界。
这些各不相同的世界均是人为产物，或私人，或群体，或阶层，或地域，或职业，或民族，或宗教。正因为有它们，人类在复杂大社会中的政治调节才得以进行。这些虚构复杂多样，难以描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政治行为。我们必定会想到，或许有50个独立自主的议会，下辖至少100个立法机构。与它们同在的至少还有50个层级的省级和市级的议会，各自还有行政、管理和立法机关，一起构成了整个世界的正式权威。但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远非如此。因为这无数的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有政党。这些政党本身又是以阶级、地区、派系和家族为根基的等级体系。政党内部还有个体的政客，每个都是关系、记忆、恐惧和希望之网的中心。
操控也好，妥协也罢，或互投赞成票达成政治交易，出于通常不甚明了的原因，这些政治机构不管怎样，都会出台各种政令。这些政令包括出兵、媾和、征召、收税、流放、监禁等措施，还会涉及保护财产，查抄充公，鼓励或打击某种企业，促进或抑制移民，改善或审查通信，兴建学校，缔造海军等决策。此外，他们还会宣布“政策”和“天命”，设置经济壁垒，创造或摧毁财富，扶持某一民族统治另一民族，偏袒或反对某一阶级，等等。对于上述每项决策，都会有某种对事实的看法被认为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会有某种对情景的看法被认为是得出结论的基础和情感的刺激源。对事实的看法为何？为什么是那个看法？
然而，即使这样，也还远未穷尽真正的复杂性。正式的政治结构存在于某个社会环境中，其中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和机构、自愿和半自愿协会，以及国家级、省级、市级和社区级团体，它们往往能够左右政治机构所主张的决策。这些决策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现代社会，”切斯特顿先生曾言，“本质上是不安全的，因为其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所有人会出于不同的理由做同样的事……正如任何一个罪犯的头脑中都可能存在一个单独罪行的地狱，任何郊区职员的家中或脑子里也可能存在一个独立哲学的地狱边缘。第一个人可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一台可怕的机器，自己的思想便是由其产生，自己的思绪听起来跟时钟单调的滴答声没什么两样。隔壁的人可能是一个基督教科学派信徒，认为自己的身体还不如自己的影子来得实在。他甚至可能会把自己的四肢视为幻觉，就像是发生震颤性谵妄时梦见的游动大蛇。第三个人在大街上，他或许不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刚好相反，他可能是个基督徒。他大概会像邻居说的那样，生活在一个童话里。这个童话虽不向外人道，却实实在在，充满了非尘世中人的面孔和身影。第四个人可能是个通神论者，而且很可能是个素食主义者；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尽情想象，把第五个人幻想为魔鬼崇拜者……这种多样性是否有价值暂且不论，但这种统一性并不牢靠。期望一直想着不同事情的人还要行动一致，这有些不切实际。这样建立的社会，不是基于共同体，甚至也不是基于公约，而是全赖巧合。四人可能会在同一根灯柱下相遇；一人是参与了某项市政改革，要把灯柱涂成豌豆绿色；一人是要在灯柱的光中阅读祈祷书；一人因酒精亢奋不已，心血来潮要拥抱灯柱；最后一人仅仅因为豌豆绿色灯柱比较显眼，是他和年轻女子约会的地点。但期盼这样的事情夜复一夜的发生就不明智了。”
灯柱下的这四个人，可替换成世界上的政府、政党、公司、社团、社群、行业、大学、教派、民族。想想就一项将会影响遥远民族的法令投票的立法委员，一位要做出决策的政治家。想想重新划定欧洲版图的巴黎和会，试图弄清本国政府和出使国政府意图的驻外大使，在落后国家争取某项特许权的开发者，要求开战的编辑，呼吁警察监管娱乐活动的牧师，决定罢工的俱乐部休息室，准备整顿学校的缝纫妇女会，决定俄勒冈州立法机构是否可以设定女性工时的九位法官，旨在决定承认某一政府的内阁会议，选出候选人并起草纲领的政党大会，投票表决的 2700 万选民，惦念贝尔法斯特爱尔兰人的科克人，计划重建整个人类社会的第三国际，面对一系列员工要求的董事会，选择职业的小伙子，估计下一季供需的商人，预测市场走势的投机者，决定是否为新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的银行家，广告商，广告读者……想想思考自己对“大英帝国”“法国”“俄罗斯”或“墨西哥”看法的形形色色的美国人，都与切斯特顿先生所说的豌豆绿色灯柱下的四人无甚差别。
6
因此，我们在陷入人类天生有异的模糊丛林之前，最好把注意力先放在人们认知世界时的惊人不同上。我毫不怀疑，这些认知会有重大的生物差异，人也是动物，如果没有差异，那才奇怪。但是，作为理性生物，未等到行为所反应的环境之间出现可测量的相似性，就对比较行为进行笼统概括，实在过于浅薄。
这一观点的实际价值在于，为有关天性与教养、先天品质和后天环境的古老争论，引入了一个非常必要的细化概念。因为拟态环境即由“人性”和“条件”混合而成。我从中看出，只是观察一下人的所作所为，就开始高谈人的本质和未来，妄议社会的必要条件，可谓徒劳无益。因为我们不知道，面对大社会的现实，人类会如何反应。我们真正知道的只是，面对堪称大社会最不完整的图景，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基于类似这样的证据，真的没办法得出关于人类或大社会的任何结论。
总之，这就是我们的探究思路。我们将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基于自我绘制的或他人给予的图像，而非直接且确定的知识。如果他的地图告诉他世界是平的，那为了不掉下去，他就不会在他认为是地球边缘的地方航行。如果他的地图上有不老泉，他就会像庞赛·德莱昂一样去寻找。如果有人挖到了像金子一样的黄土，那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会表现得跟真找到黄金似的。世界被想象的方式时时刻刻都在主宰人们的行为，但并不决定人们会得到什么。它主宰着人们的努力、感受和希望，但并不决定人们的成就和结果。高声疾呼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蔑视空想家的那些人，也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什么上面呢？正是通过宣传形成的阶级意识群体。但何为宣传？不就是改变人们的反应图景，用一种社会模式代替另一种的操作吗？何为阶级意识？不就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吗？民族意识不也就是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吗？吉丁斯教授 ? 所说的同类意识，不就是我们在芸芸众生中认出自己同类的信念过程吗？
试着把社会生活解释成趋乐避苦。你很快就会说，享乐主义者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认定人确实是趋乐避苦的，但为何他会认为某一行为比其他行为更能带来欢愉这个核心问题并未得到解答。人类良知的指引能解释吗？如果能的话，人们又是如何碰巧会有某种良知呢？经济利己主义理论能否解释？但人们又是凭借什么理解自己利益的呢？对安全、声望、统治，抑或是概念模糊的自我实现的渴求可以吗？那人们又是如何看待安全感的呢？他们眼中的声望又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确定统治手段？希望实现的那个自我概念又是什么呢？欢愉、痛苦、良知、获取、守护、提升、掌控等，无疑是人们行为方式的一些称谓。或许会有本能倾向与这些目标有关。但仅仅陈述某个目标，或描述寻求目标的动力，是无法解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人类凡事总是给个理论，这一事实便可证明，拟态环境，即人们对世界的内在表述，是思想、感觉和行动的决定因素。因为，如果现实与人的反应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即时的，而不是间接的、基于推断的，那就不会有犹豫和失败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子宫中的胎儿那样依偎于这个世界，萧伯纳先生也不会说，除了存在于世的头九个月，没人能像植物一样，可以妥善管理自己的事务。
精神分析理论的框架应用于政治思想的主要困难也在于此。弗洛伊德学派关注的是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具体环境之间的失调问题。他们认为，若能理顺内部出现的错位，正常关系便不会有什么混乱。然而，舆论处理的是间接的事实，它们不仅看不见，还令人费解，也并不显而易见。舆论所指的情景，仅仅被当作观点而已。还有，精神分析学家几乎总是假定，人只要智力正常，便可认知环境，就算不可认知，至少能够应付。这种假设便是舆论的问题所在。社会分析学家并不想当然地认为环境易于认知，他们最关心的是研究如何构想更大的政治环境，以及这一构想怎样才能成功。精神分析学家研究对X的适应，即他们口中的环境；至于社会分析学家研究的X，则是他们所说的拟态环境。
当然，社会分析学家要对这一新兴心理学感激不尽，一是因为若是应用得当，不管将来如何，它都会极大地帮助人类自立自强。二是因为对梦境、幻想和合理化的研究，揭示了拟态环境构建的过程。但是，无论是现有社会秩序中所谓的“生物学常规路径”，还是现有社会秩序外的“摆脱宗教压迫和教条束缚”的路径，社会分析学家均不能将其假定为自己的标准。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什么是社会常规路径？什么又是摆脱压迫和教条的路径？当然，保守派批评家确实会倾向前者，浪漫派批评家则是后者。但是，在认定过程中，他们会以想当然的态度看待整个世界。他们实际上是在说，社会这种东西，要么符合他们关于“常规”的观念，要么符合他们关于“自由”的观念。两种观念都仅是舆论，精神分析学家是医生，他们或许可以做出认定，但社会学家不应将现有舆论的产物，视作研究舆论的判断标准。
7
我们在政治上不得不处理的世界，摸不着，看不见，还记不住，需要被探索、报道和想象。人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神，一眼便能看到万物。人是进化的产物，勉强可以触及部分现实，维持生存必需，并在时间长河中，捕捉到片刻领悟和幸福。然而，同样也是这个生物，却发明了一些方法，可以看见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听见耳朵听不见的声音，称重极大和极小的质量，清点并区分凭一己之力难以记住的物件。人正学着用心灵去观察大千世界，那些可能永远无法看见、触摸、闻到、听见或记住的部分。世界虽无法触及，但渐渐地，人还是在脑海中，为自己构建了一幅可靠的图像。
外部世界的某些特征，若与他人行为相关，那只要这一行为与我们的行为有交集，或是依赖我们，或是引发我们关注，我们都粗略地称之为公共事务。这些人类头脑中的图景，无论是关于自身、他者，还是关于需求、目的和关系，都是他们的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s）。那些被群体，或代表群体的个人所采纳的图景，就形成了舆论（Public Opinion）。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首先探讨，内部图景经常会误导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的部分原因。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首先考虑限制人们了解事实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包括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接触的限制，还有每天关注公共事务的少得可怜的时间，事情不得不被压缩成简短信息而造成的失真，以及用少量词语表达复杂世界的困难，最后还有面对那些似乎会威胁到人们既定生活常规的事实时所产生的恐惧。
然后，从这些或多或少属于外部的限制因素出发，分析将会转向另一个问题。这些外部信息流会被既有图景、先入之见和一隅之说解释和补充。它们是怎样被影响的？又是怎样反过来有力地引导着我们的注意力和视野本身的流动呢？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研究个人问题。个人身上的外部信息比较有限，会形成某种模式的刻板印象。当个人感受和理解这些信息时，这些信息又是如何和个人已有的兴趣保持一致的呢？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观念如何凝聚为所谓的“舆论”，以及“国家意志”“群体意识”“社会目的”（你想用什么概念称呼都行）形成的过程。
本书前五章是描述性的部分，接下来是对有关舆论的传统民主理论的分析。这一部分论点的实质是，原始形态的民主从未认真面对因人们头脑中的图像与外部世界不会自动吻合而产生的问题。此外，民主理论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批评，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批评尤为有见地，也最有条理，本书接着会对其进行一番考察。在此过程中，我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这些改革者是否考虑到了舆论的主要困难。我的结论是，他们和最初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完全忽视了这些困难。他们身处更为复杂的文明，但同样认为，人的心中不知怎的，存在着有关他们摸不到的世界的知识。
在我看来，若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专家组织，让决策者了解那些未见事实，不管选举基础为何，无论在通常所谓的政治领域，还是在工业领域，代议制政府都不可能成功运转。因此，我将试图论证，个人代表必须辅以未见事实的呈现，而仅是严肃接受这一原则，便可实现令人满意的分权体制，同时也会让我们不再认为每个人都应对所有公共事务拥有良好的见解，摆脱这一不切实际的虚妄。本书还将论证，新闻界之所以显得混乱，是因为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拥护者，都期望它能实现这一虚妄，弥补民主理论中未曾预见的一切，而读者则期望这一奇迹的创造过程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要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民主派把报纸视为治疗他们自身缺陷的灵丹妙药，而对新闻性质以及新闻业经济基础的分析似乎表明，报纸必然会反映且因此会或多或少加剧舆论的组织缺陷。我的结论是，如果舆论要想健全，就必须是为新闻媒体而组织，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由新闻媒体来组织。我认为，这一组织活动首先是政治学的任务，因为这门科学已赢得其拥有的地位，即走在真正决策之前的设计师，而非决策制定后的拥护者、批评者或报道者。我将试图证明，政治和工业领域的迷惘，正联手给政治学创造巨大机遇，不仅可丰富自己，还能服务大众。当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到一些人，让他们更生动地认识这个机遇，从而更加自觉地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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