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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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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四新文化后，先贤对女性的未来充满乐观：“我是我自己的”“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但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果真自此实现了理想、拥有了自我吗？这一切的答案，尽在《少女中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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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以空前速度实现国家富强的近代中国，“中国少年”“新青年”等就成为用来描绘崭新中国时不可或缺的口号。中华民国以来，描写青年成长的教养小说变得盛行起来。但潜意识里，这些“少年”“青年”往往指的是男性。少女们有时会被鼓励成长为可用之材；有时又会被要求回归家庭，成为后方的某种支援力量。可以说，女性是长时间以来被文化政治遮蔽的群体。
在近代女子教育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少女们离开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的机会，去决定未来的生活方式。本书将依托具体的文学作品，来分析从五四开始到现在的百年间里，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落脚点，以及她们的奋斗又是被男性作家如何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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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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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田麻矢，1969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对象为民国时期小说中的性别表象，除以张爱玲为中心的女性作家研究以外，在当代文学、台湾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等方面也有著述。2013年荣获日本中国学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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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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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欢迎来到少女中国
寻找20 世纪的木兰
少年中国的中国少年
“我是青年！”那么，我呢？
作为事业的“浪漫恋爱”
第一章 “竟有这样的地方！”——陈衡哲与凌叔华笔下的女子学校
女性友人的诞生
以口语之形式，书写女子学校吧
别把我和贤妻良母混为一谈
即便如此，还是要回归家庭
女学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 虽然用功读书了——鲁迅妻子许广平的内心纠葛
文豪之妻
邂逅之前
学生？助手？妻子？
“浮出历史地表”
第三章 解不开的谜——自卑的沈从文
鲁迅笔下的新女性
沈从文笔下珍奇的女学生
“错过”了女学生的童养媳
恋爱中的沈从文
被唤醒的情欲
解不开的谜
第四章 蓝衣少女——张恨水和张爱玲笔下的理想女学生
新小说中的新女主人公
清纯装扮的女学生
被凝视与被消费的少女
理想的少女形象
蓝衣的季节
第五章 台湾少女的学校生活——杨千鹤的日语创作
同时期的台湾
“新女性”杨千鹤
从少女到少妇
在日本与日据台湾之间
第六章 “少女乐园”的远去——张爱玲的回忆和叙述
追忆女子学校
生前未发表原稿和《同学少年都不贱》
女学生叙事的谱系
女子学校这一空间
天真无邪的笑容
投向乳房的视线
描写的错位
潜在的酷儿描写
第七章 世纪末台湾的女学生——朱天心《古都》
战后台湾的历史与记忆
文学朱家与胡兰成
奇特的女学生故事《古都》
“兴”的美学
寻找“有可能成为那样”的自己
“你”——第二人称叙事的装置
第八章 在那之后的乌托邦——王安忆《弟兄们》
“文革”后的少女们
女“弟兄们”
共和国女学生群像
变化的视点 循环的时间
强制的异性爱与乐园的解体
汹涌的潜流
降下的“天罚”
终章 以爱情的名义——20 世纪华语文学中的少女形象
“你要我怎么样呢？”
作为“为己存有”的女学生
“我是我自己的？”
“我是自愿的”
比爱更强的信念
脱离异性恋
故事还在继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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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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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助手？ 妻子？
1924年5月，也就是许广平入学的第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俗称“女师大”）。五四运动的余波持续到了这年秋天，受到当时段祺瑞政府暗中支持的校长杨荫榆，开除了参与民主化运动的学生，这引发了大学高层和学生之间的激烈斗争。杨荫榆让军事警察介入，并对包括许广平在内的六名学生自治会的干部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学生们一方面要求杨荫榆下台，另一方面也向以鲁迅为首的民主派教授们请愿，希望他们继续授课。鲁迅和同事们做出了回应，发表了一份谴责杨荫榆和支持学生的联合声明。杨荫榆方面宣布解散大学预科，段祺瑞内阁决定封锁女师大并另外再建一所国立女子大学，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宣布免除鲁迅的职务。然而由于顽强的抵抗，女师大于1925年冬天得以复活，政府也在1926年撤销了对鲁迅的免职处分。
以上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女师大事件”的经过。在这场动乱的漩涡中，许广平经常给作为老师的鲁迅写信，也正是因为通信的契机，她与已婚的鲁迅之间产生了爱情。关于这个过程，已经有许多以二人的通信集《两地书》[1]为主要对象的先行研究[2]。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作为十分渴望知识的新女性，许广平爱上已婚的鲁迅这一事件本身，就是序章中所描述的“中国少女的事业”。许广平给对爱的告白犹豫不决的鲁迅写信劝说，认为他们自己有相爱的权利。然而这封信读起来更像是一种对旧社会文人的挑衅或煽动行为，而不是爱的告白：
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你的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3]
鲁迅为之牺牲的“一个人”指的是在母亲的要求下所娶的正妻朱安。许广平否定了鲁迅的无爱婚姻，并说“（相爱的）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这与她尊重实学、希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学生时代的目标直接相关。她的话语中没有任何含混之处，并主张他们二人之间浪漫爱情的障碍“不过是旧社会赋予的遗产”，因此应该坚决抛弃。相比之下，鲁迅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了：
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4]
鲁迅所担心的“地位”和“工作”，当然是他的“社会性事业”。序章中所提及的《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也就是在写这封信的前一年。但是此时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涓生和子君那样的“导引青年和学习少女”的模式。许广平不仅内化了“我是我自己的”这一自我决定，对于作为老师的鲁迅，她敦促他实践他自己所宣扬的爱情理想[5]，并迫使害怕失去社会地位的他做出选择爱情的决定。最后，鲁迅回答说“我可以爱”[6]，随之确认了二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如果是在教养小说中，那么这将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在浪漫的爱情得以实现之后，现实生活仍在继续。在二人的恋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许广平的自我成长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二人的通信集《两地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集收录了学生许广平与老师鲁迅在北京市内的通信（1925年3月至7月），第二集收录了二人的爱情得到确认并各自南下之后，成为厦门大学教授的鲁迅与成为广州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的许广平之间的通信（1926年9月至次年1月），第三集收录了二人开启婚姻生活之后，回到北京家中的鲁迅与留守在上海家中的许广平之间的通信（1929年5月至6月）。在1933年《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担任了本书的编辑。
在近五十年后的1984年，根据许广平的遗嘱，在信件实物基础上重新排版的《鲁迅景宋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出版，揭示了原始信件与《两地书》之间显著的差异[7]。接下来，依照《通信集》，来探讨一下许广平是如何协调恋爱关系与社会贡献这一目标之间的关系的。
1926年，跟随鲁迅南下的许广平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训育主任，并在那里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由于政治斗争她不得不辞职，但她仍然有着重新教书的愿望。当许广平辞去广州女师的职务时，邓颖超正打算推荐她到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任教，甚至也有聘请她担任汕头女子中学校长的想法[8]。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经常写道“我想找工作，我在试着找工作”等话语。以下来举几个例子：
此学潮一日不完，我自然硬干不去，但一完了，我立即走，此时如汕头还请我去，即往汕。否则另觅事做。（书信第79号，1926年11月7日）
你如定在广州，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如在厦，我则愿到汕，最好你有定规，我也着手进行。（书信第86号，1926年11月15日）
我是深深的希望只教几点钟书，每月得几十元代价，再自己有几小时做愿意做的事，就算幸福了。（书信第115号，1926年12月27日）
对此，鲁迅的反应如何呢？
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据《两地书》此处指H.M）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书信第95号，1926年11月28日）
你既然不宜于“五光十色”之事，教几点钟书如何呢？……你不如此后可别有教书之处（国文之类），有则可以教几点钟，不必多，每日匀出三四点钟来看书，也算预备，也算自己玩玩，就好了；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书信第98号，1926年12月2日）
尽管鲁迅认可许广平希望继续工作的想法，但他使用了“不必多”“也算自己玩玩” “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的说法，由此看来，他似乎认为许广平留在自己身边更重要。成为中山大学助理（不负责教学）的许广平，最终还是离开了教师岗位。
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开始后，许广平是如何思考自己的社会参与的，这一问题便不得而知了。《两地书》第二集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27年1月17日，此后二人搬到广州开启了同居生活，自然就不再互寄信件，而当时的许广平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文章。广州的政治局势亦是风雨飘摇。特别是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发生、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围剿开始之后，可以想见二人光是应对眼前的危机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当时许广平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之一《送学昭再赴法国》中，可以看到以下回忆：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区区不学无术，既未敢挤进“女作家”之林，更无名人徽号。……虽然，我有感想，我有意思，我愿写了出来，给喜欢与不喜欢看的人得一点好感与反感，给这个如海的社会投一粒小砂石，这个砂石投进去会起小小的一点水波展成圆圆的波纹。无论这粒砂石会引起水波的混浊与否，总是在那里动，这就是动的社会中的动物的表现——自然另外也还有别的表现法。[9]
此时，距离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上海已经过去了一年零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许广平继续努力着试图获得一份教职，但都由于鲁迅的反对而没有实现[10]。在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广平在忙于做鲁迅助手的同时，也想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一些表现活动。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她感到迫切需要来自社会的回应。
然而，许广平渐渐走上了成为“无名之辈”的道路。
[1]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
[2] 如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以下文本参考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鲁迅景宋通信集 〈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本书所引用的通信序号来自于原书。此处源于第92号书信，许广平致鲁迅，1926年11月22日，第241—242页。
[4] 同上，第95号书信，鲁迅致许广平，1926年11月28日，第250页。
[5] 鲁迅：《随感录 四十》，《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此处参考《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第337-339页。“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
[6] 同上，第124号书信，鲁迅致许广平，1927年1月11日，第315页。
[7] 参考王得后《〈两地书〉研究》。
[8] 参考陈漱渝《许广平的一生》。
[9] 许广平：《送学昭再赴法国》，《语丝》第4卷第52期，1929年1月，第31—35页。署名为景宋。
[10] 许广平：《我又一次当学生》，初次发表信息不明。《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70—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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