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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学泰斗许倬云2025年再述新作!在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当下,许倬云不顾百岁之年,以毕生功力重铸文明对话之桥。这是一份跨越近百年的智识遗产,既是留给全球华人的精神遗嘱,更是文明冲突时代的破局指南。
2、新的编写思路,新的解读视角。这套书以许倬云“历史既要顾及源头和去向,更要关注变化的急滩和平流“的观点为选编思路,从其一生著述中精选100篇文章,其中6篇做了增补修订,共计1万余字,涉及新的考古发现,旧有观点的修正,当下国际热点事件的阐释。在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当下,有助于当代中国人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世界坐标,从而在商业交流、国家对话、文化传承中不卑不亢、从容应对,探索与世界的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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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千秋一脉》是当今时代*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95岁高龄的许倬云先生2025年最新力作。全书以历史专题为线索,对许先生一生的主要史学思想进行了全新梳理,以图呈现出其全部学术观点的内部连续性和内在逻辑。
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讲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系以作者对于中国古史演变过程的思考作为线索,从亲缘特色、家国文化、文官制度、知识分子、精耕农业五个角度,讲述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化之本”。下编讲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流”。它将中国历史无穷变动中一格一格的“蒙太奇”串联起来,梳理了中国是如何在与世界的碰撞、分裂、融合、统一中,“常中求变”“变中寻常”,一步步发展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集血缘、文化、政治、经济共同体为一身的复杂“共同体”。
这套书是许倬云对其“大历史观”的进一步阐发与完善。他在书中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比较学、考古学、系统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全景式展现了千年中国是如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延续与发展。为当代中国人从历史的”变与不变”中找到应对万变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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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许倬云,1930 年出生于厦门,江苏无锡人。当今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86 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2004 年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20 年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 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2024年获第六届“唐奖·汉学奖”。
他以上古史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及独树一帜的“大历史”写作闻名于世。学术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形塑中国: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汉代农业》),数十年来已成研究古代中国的典范之作;另有“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三书”(《世界何以至此》《我们去向何方》《三千年文明大变局》)及《经纬华夏》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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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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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人群的整合
一 中国人群整合的过程 3
二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亲族认同 10
三 亲缘—中国人群组织的模式 19
四 群体的融合与神祇的组合方式 23
五 中国人群的组合方式 25
六 气候的变化与民族移动的关系 30
七 族群流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34
八 从区间交往扩大历史视野 37
九 古代亚欧大陆族群的移动给我们的启示 42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一 西周的历史地位 49
二 周文化的包容性 55
三 周代礼仪的社会功能 59
四 周代神祇的道德性质 68
五 西周分封制的约定关系 71
六 西周的分封是实现三结合 73
七 西周的分封是人口的再编组 76
八 西周的封建由授民转为授土 78
九 周人早期迁徙路线之推测 83
十 先周迁徙的路线及其原因 87
十一 西周中期的发展 90
十二 西周中期后,内朝逐渐权重 93
十三 西周末年的社会变动 95
十四 周代城邑的层级化 98
十五 西周墓葬制的系统化及其意义 102
十六 西周与两河流域文化的异同 106
十七 西周与埃及文化的异同 116
十八 周人的天神与两河、埃及神祇的比较 125
十九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 128
第三章 传统中国治理模式的面貌
一 韦伯对“官僚制度”的定义 137
二 以韦伯“官僚制度”的定义考察战国官制 139
三 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142
四 战国时国君地位的巩固 148
五 战国时君臣的雇佣关系 154
六 战国时宰相制的特点 161
七 战国时将与相的分离 168
八 战国时官职的专业化 174
九 春秋鲁郑晋三国官制的比较 181
十 中国文官制度的目的性与制衡性 184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
一 中国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191
二 士大夫对政权的依附与独立 194
三 知识分子在历史各时期起的作用 197
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202
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205
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209
七 东周时大夫阶层的社会变化 213
八 汉代察举制度起连接上下的作用 219
九 汉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 227
十 汉代知识分子的六种类型 234
十一 汉以后大族形态的变化 242
第五章 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面貌
一 人口多是汉代精耕农业的一项原因 247
二 精耕农业产生农舍手工业 250
三 精耕农业发展出经济网络 253
四 精耕农业与农舍手工业的结合 257
五 精耕农业排斥奴隶制而适合租佃制 259
六 精耕农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 266
下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脉络
一 夏商的统治特点与组织方式 3
二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6
三 秦代的缺失:上层与下层的疏离 11
四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15
五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17
六 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 21
七 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 24
八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27
第二章 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化
一 中国史的分期:中国之中国 35
二 中国史的分期:亚洲之中国 42
三 中国史的分期:世界之中国 46
四 历史的突破、转换与僵化 48
五 中国历史的边缘与中原 57
六 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 62
第三章 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
一 中国文化的体系结构与内在变化 73
二 体系网络与中外历史的分合 80
三 市场网络是中国“分久必合”的原因之一 89
四 中国的道路体系 93
五 汉代政治统一而经济尚未统一 99
六 汉代网络中的核心、边陲与隙地 111
七 从资源分布看“三国鼎立” 117
八 比较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之内外原因 123
九 从结构上看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 130
第四章 从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一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关系 137
二 从世界史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史 140
三 分阶段比较中国史与世界史 147
四 异同、交会、动能 154
五 春秋霸主制与希腊联盟制的异同 161
六 世界几大文明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165
七 西方世界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69
八 关于韦伯命题的三个内容 174
九 简论和比较其他文明 178
第五章 历史学的变数
一 为何要有历史学 205
二 “历史”一词的定义:变数之总和 210
三 复合变数 213
四 独立变数 217
五 时间变数 221
六 文化变数 225
七 个人变数 229
八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 231
九 如何判断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234
十 如何应用史料 238
十一 历史的因果关系 242
十二 关于英雄造时势 247
十三 关于时势造英雄 251
编后记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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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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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历史的“本”与“变”
这两本小书,乃是我撰写过去几本著作时,心中所存的结构,以及如何陈述的理由,其文字实际上均散见于拙著中。1998年,陈宁、邵东方两位学弟不辞劳苦,从读者的角度,选编出他们所关注的项目,以《历史分光镜》为名出版,替我解析各项观念:“分光镜”者,就是以“内向的侧射与反映”,找出若干现象之间彼此映照的关系。我早期的几本中文著作之间,也因为两位的努力,得以呈现出其内部的连续性和内在逻辑。
如此工作得以完成,乃是因为陈、邵两位学弟,对我的观念相当熟悉。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刘教授家和兄的高足,在读书时以及毕业后,经过家和兄的熏陶和教诲,他们的学力已达相当地步。约三十年前,他们在匹兹堡与我一起工作的阶段,我只是在家和兄已经雕琢的规模与程度上,另外添加一些个人的意见,与他们讨论而已。这两位学弟的程度,远比一般的研究生初学乍到、进修学位的程度更为深厚。因此,我感激两位的辛劳,我也向家和兄虔诚地传达我对他的钦佩和谢忱。
这部《千秋一脉》上、下两编,即是上述《历史分光镜》的新编版本,将原本以原著先后编选,改为以相关的分题为线索,撰兹新编。其上编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源”,乃是以我对于中国古史演变过程的思考作为线索,在前人意见上有所补充,分题陈述,称之为“源”。因为这些课题,相当程度地表达了我对历史发展动态的观点—凡此项目,毋宁是中国历史的“变化之本”。如果借用张大千先生的画作《长江万里图》作为象征,上编的各章各节,乃是“两岸青山遮不住,一江春水亘古流”,山峰平陵还在那儿,激流险滩也还在那儿。因此,可将前述现象称为“源”—源者,变化之所在也。
至于下编,可称之为“流”者,乃是拣选拙著各处有关“历史变化”者,其论述的主旨,是在“变化”—以如此动态,加之于两岸青山无言的吟诵。编者们如此体会,深获我心。因为我心目之中的历史,既要顾及源头和去向,更要关注变化的急滩和平流。如此编排的设置,我希望读者能够体会,一个历史工作者心目之中,历史永远的长程流动。既然讨论变化的过程,他们所选的子项目,也由这一方向着眼。同时,我的历史教研工作,借助于前贤与师长们的提示与启发,因此,在下编中,我也特别说明,自己所借重的不同学科、学者分析和解释的方法学。于是,下编可视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流”,这正是相对于前面的“源”,表达了我对“历史变动不居,而川流不息”的看法。如今回顾,下编的陈述,尚有相当部分需要前后照顾。借此机会,清理一些应删应补之处,这是此次新版所做的努力。
除了陈、邵两位学弟,我在此同时要感谢的还有冯俊文先生,他以出版者的身份,参与了新版编订的工作。2022年岁末,冯先生提出:“以作者一生努力之处的古史解析及史学理论,作为新版的选编思路,原著才得以组织为他终身学识的连贯与观照。”借用佛家《华严经》的譬喻,这两部分的陈述,毋宁是在拙著的各处,放置无数明珠,折射或映照,以便读者朋友体会:历史陈述背后,不断变动的史观。
这套书从拙著中所勾勒出的若干片段,正可以借来帮助读者,时常记得:这些每一章、每一节的文字,都只是历史无穷变动中一格一格的“蒙太奇”,读者不妨将这三位的分析看作“读书引得”。我也在此盼望读者能够体会作者一生努力的方向,是在“常中求变”“变中寻常”。
2024年3月14日,许倬云订于匹城客寓
一
中国人群整合的过程
从人类形成群体聚居以来,一个个群体即因人口增殖不断地扩大,也因此不断地扩张其能够及至范围(也可说是领土或领域)。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生产,粮食有了固定的着落,人口的增殖加快,聚落的领域也加快扩大。聚落与聚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扩张不能不有接触,接触频繁,可随之而有和平的交易,也会有暴力的冲突。资源、人口、技术与观念都可在接触之中,不断地流转于不同群体之间。
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长久以后,可以有相当的融合,以至呈现相似的文化面貌,也有相当的认同感,最后则融合为一个较大的新群体。这一过程在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上,都可归纳为“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个阶段。
经由上述过程整合的新群体,并不会停止扩大与扩张。一个整合后的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的复合体”),也会与四邻类似的复合体,同样经由“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的过程,整合为更大的复合体。单一聚落由这一程序逐次整合,终于可以整合为相当复杂的大型群体。在这种大型的复合体内部进行资源的集散,以及随之而生的社会结构重编组与权力重分配,即形成所谓“国家”的群体,具有抽象的认同与维持群体凝聚性的公权力。
国家可以有诸种不同的类型,包括酋邦、城邦等。一个国家,以其排他的权力特质,以征服、联盟等手段,扩大到其地理条件可以伸展的极限。某一地区只要有了一个“国家”组成,其邻近地区的群体为了自卫,也将组成类似水平的大型复杂群体,亦即组成相当的国家。于是,一个国家出现,也即意味着在同一区域会有若干个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为其竞争者。
“国家”级的群体,因其收夺的资源多而集中,又因其集散资源的功能需要而发展出管理制度,遂使这一级的群体内,可有相当程度的劳务分工,其中即可有一些专业人员,集中心智能力,承袭、创造与增益各种心智活动,包括制度规划、符号规划等项,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内涵。国家的出现,遂是人类缔造文明的重要里程碑。
国家拥有文明的符号标志及符号背后的一些价值观,其成员遂有更为强烈与鲜明的认同感,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对于此前的群体融合,遂面临更为困难的融合。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终会因为文化内涵的“接触—交流—融合”过程,也逐步整合为更大的单位。这一过程也会不断地进行,一级一级地提升其新单位的内涵与外延。这一连串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因为不断地经历了矛盾与整合。
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的单纯聚落,经过这样的辩证过程,终于走向全球性的融合。当然,今天我们还未走到全球融合的整合阶段,但已走到全球各文明单位接触与冲突的阶段。
我曾提出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这里,亦可用两河流域的发展模式呈现上述的发展过程。那一群在两河冲积平原、山地边缘的村落,经由上述的发展过程,一步一步地整合为城邦、城邦联盟、王国,以至巴比伦—亚述帝国,进而形成西亚的古代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由波斯继承,与埃及文化圈及希腊文化圈不断接触,也不断冲突,其经过几乎是西亚、北非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全部古代史。
回到中国的古代史。苏秉琦先生提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认为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区系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来看,苏先生此论都站得住。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区系的假设往回追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小区;更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其实与两河流域的发展过程相似,而且是平行进行的。
这一套假设的发展过程,其历史的推动力何来?以我的浅见,这一模式的历史推动力即在于人类的增殖现象,使人类的聚落不断增大,不断加多,也不断呈现出一代比一代更为密集的聚落分布形态。人类在每一个群体的延续中,集体地创造了这一群体的文化,而每一文化传统必有其特色。另一方面,因群体增大、加多及密集而起的接触中,人类又会因观摩学习而分享彼此的特色,于是各群体文化因为各有特色而开拓出无限的可能潜力,又因不断的融合而尽致地将潜在的可能性发挥为更高一层的精致与细密,从而又开拓出更多潜在的可能。这是文化空间中的辩证发展,与地理空间中群体的辩证发展,相倚相伏,互为表里。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的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梁启超先生此说,亦即上文发展程序的延续。
同样的看法可以施诸欧洲文化圈的发展:希腊古代城邦时代是希腊的西方;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是地中海的西方;中古以后是欧洲的西方;近古是大西洋的西方;近代是世界的西方。
再以这一看法施诸西亚:两河的西亚发展为中东的古代(波斯),伊斯兰教世界是中东古代的扩张。
印度由五天竺的印度,扩大为印度河—恒河的印度,再扩大为印度次大陆的印度,而经由佛教文化的扩散,印度文化圈一度北及中亚,南达今天的印尼,也兼有中国西藏地区至泰国的广大区域。
上述四个大文化圈,在边缘上犬牙相接,彼此进退,构成亚欧大陆上数千年历史的种种悲喜剧。但是论其原型,仍是许多群体间“接触—冲突—交流—适应—融合”的模式。
人类大史剧的下一幕呢?我们应当盼望,世界是人类世界史的世界。
这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本身是演化的,因为其过程不断开展,日趋复杂。但是,这一过程也是“传播论”的,因为各群体之间的交流,即是观念、技术和资源的传播与扩散。这一过程也是“地理论”的,因为每一群体形成时,都在其地理条件与生态条件的影响之下。这一过程也是“功能论”的,因为文化的交流抉择必须与其原来群体的文化体质相适应,组织群体的结构与制度也有功能的需求,而群体扩大为新的群体时,其内部复杂程度增加,群体的调适与整合也必须经由功能的调整,始能融合。
为此,这一简单的理论假设,并不全可由哪一种理论学说,作为解释的基本观念。在分析与考察任何文化与群体的发展过程时,每一个阶段的检验都必须借重各种学术工具,审察各种史料素材的内容,始得一点一滴地重建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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