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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对话法医秦明、马伯庸、雷米、陈思诚等13位悬疑推理一线创作者
2.推理小说为何如此令人着迷?推理小说写作的关键是什么?推理作家都在看什么书?社会派,本格派还是冷硬派?直击中国悬疑推理创作现场,揭开爆款作品背后的思维密码
3.清晰勾勒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化的复杂多元面貌,从小说游戏到话剧电影,从法医刑侦到历史悬疑,从借鉴模仿到本土创新,见证中国悬疑推理创作的每一次在场
4.腔背平装设计,便于翻阅。80克胶板纸印制,质感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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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共收录13篇中国当代悬疑推理小说家、话剧导演、电影编导、游戏设计师等不同领域创作者的访谈文章,兼顾本格解谜、法医刑侦、硬汉侦探、历史悬疑、幽默推理、密室犯罪与谍战想象等多种风格类型,试图借此呈现出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化发展的复杂和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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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侦探小说史、类型文学与大众文化等。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编有《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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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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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秦明:真正高智商的人不会犯罪
呼延云:原来侦探也会失败
陆秋槎:表达一种复杂的正义观
吴非:在游戏中阅读推理小说
时晨:开书店的推理小说家
林奕:在舞台上重读阿加莎
小白:东方谍影
陆烨华:推理何以喜剧
陈渐:历史推理与“西游精神”
孙沁文:密室永远令我着迷
雷米:心理罪内外
马伯庸:如何把“脑洞”实现为小说
陈思诚:类型片是中国电影的出路
代后记:作为方法的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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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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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5月,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在《格雷姆杂志》上发表小说《莫格街凶杀案》,侦探小说正式诞生。在此后的180多年时间里,侦探小说经历了漫长、曲折而复杂的发展与流变过程:从短篇到长篇、从福尔摩斯到波洛、从“黄金时代”到“冷硬派”崛起、从“本格派”到“社会派”再到“新本格”、从程小青到孙了红……甚至广义上的侦探叙事,也从小说逐步拓展至戏剧、影视与游戏等不同的媒介领域。
具体到中国现如今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其整体上的发展状况或许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样态。而本书试图通过与13位中国悬疑推理作家的访谈文字,呈现出中国当代悬疑推理创作场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书所选定的访谈作者并没有限定于“本格”推理,而是兼顾法医刑侦、硬汉侦探、历史悬疑、幽默推理、密室犯罪与谍战想象等诸多类型。甚至本书所关注的“创作”也不仅限于小说,戏剧、影视与游戏同样是当代悬疑推理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创作题材、类别与风格的多样性背后其实是不同创作者对于“悬疑推理”理解方式上的不同。本书也是想借助对话的激荡,来进一步探索悬疑推理在当下的创作与表达中可能承载的意义。
我编著这本访谈录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要为当代中国悬疑推理创作保留下来一点类似于口述史的材料。等到数十年甚至百年之后,今天已然变成历史,后人再来回望21世纪前20年的中国悬疑推理创作,这些来自历史现场的文字或许会为他们理解这段中国类型文学发展史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除了13篇作者访谈,本书的“后记”是我与香港大学魏艳老师所进行的一次关于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对谈文字,最初发表于《文艺报》2023年7月19日第8版。我想既然本书是以对话为主要的呈现方式,那么不如索性将对话的形式贯彻到底,所以用这篇对谈文字来代替一般意义上的全书“后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收录的13篇访谈文章,此前在《南方周末》报纸和新媒体上以“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专栏的形式陆续发表过,感谢《南方周末》编辑刘悠翔兄在这一过程中的全力支持和专业建议。同时也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小菲的积极策划与邀约,以及13位慷慨接受我访谈叨扰的作者朋友们,没有你们就不会有这本小书的最终完成。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一起畅聊推理的岁月。
战玉冰:我觉得《长安十二时辰》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甚至我们可以把这部小说看成一个分水岭。在这部小说之后,你的小说创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具体来说,《长安十二时辰》不仅延续了你以往小说中的中国历史题材加强类型设定,同时这部小说中严密的故事结构,以及小说里非常丰富、翔实的历史细节知识,也构成了你后来创作的主要特点之一。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吗?
马伯庸:我2015年辞职开始全职写作,2016年动笔写《长安十二时辰》,2017年出版了这本书。可以说《长安十二时辰》是我第一本全职写作的长篇小说。当然选择写这个题材,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和唐代长安本身的开放属性有关,作为当时最强大的王朝首都,长安城里云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除了中原人,还有日本人、高丽人、粟特人、昆仑奴,甚至还有罗马人、波斯人和非洲人,这就像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东京、纽约、伦敦等。这样的城市面貌和时代风气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想象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里,发生任何故事似乎都是有可能的。
战玉冰:这就为你的小说虚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马伯庸:是的。这部小说更具体的起因来自一个知乎网友的提问:“如果你来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我当时就想到了长安。后来为了加强故事的紧张感,我又借鉴了美剧《24小时》,把整个故事集中在一天之中发生。
战玉冰:今天我们写历史悬疑故事,似乎特别喜欢以唐朝为背景。除了你的《长安十二时辰》,还有魏风华的《唐朝诡事录》和陈渐的《西游八十一案》,等等,而这股“唐代悬疑风”的缘起可能还要追溯至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那里,此外还有大量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但在大多数当代人关于唐朝的想象中,似乎那都是一个高度繁荣的时代,但历史上真实的唐朝也并非完全如此。换句话说,唐朝不是只有盛唐,此后还有漫长的中唐和晚唐时期。
马伯庸:大众对于唐朝的历史有着某种“选择性遗忘”。所谓“大唐盛世”只是唐朝前三分之一的历史,唐朝后三分之二的历史都是藩镇割据的状态。而我们的故事一般只讲到安史之乱。杨贵妃一死,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大唐好像也就结束了。
战玉冰:还有就是这些关于唐朝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经常会写到西域,但其对于西域的想象方式又经常陷入某种刻板印象,比如西域经常和奇花异草、神奇毒药,或者致幻剂相关联。
马伯庸:你所说的这些关于西域的想象,其实最早是从武侠小说中继承下来的。
战玉冰: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或者《笑傲江湖》里蓝凤凰一类的角色。
马伯庸:对的,这是一种流行文化叙事所固化的文化属性,一提到西域或者西南,我们在通俗文学中就会有某种相应的联想。就像一提到东瀛,我们就会想到武士刀和忍者;一提到北方大漠,就是孤身刀客。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这么写,但读者和观众已经有了这种固有的印象。推陈出新,打破读者的成见,需要足够强健的笔力。像金庸先生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丐帮”这个概念,让乞丐们的组织一跃成为所有江湖都需要的元素。
战玉冰: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中国读者对于“西域”的想象是从武侠小说中建立起来的,现在又延伸到了悬疑推理类的小说和影视剧中,可以看出大众文化领域不同文学类型之间的彼此影响和渗透。大概也正是从《长安十二时辰》开始,作为历史小说作家的马伯庸身上“考据癖”的一面被渐渐凸显出来,你在这部小说里对长安的城市格局、市坊分布、街道情况、建筑形制, 以及人们的日常作息时间等都做了严格的历史考据,这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为什么在这部小说中会出现这个变化?
马伯庸:我觉得国内历史小说写作存在着一个时代风气上的转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批历史小说,情节上大开大合,非常好看,但细节上往往不那么考究。而21世纪以来,特别是到了最近十年,随着历史普及的深入,大众在历史细节上就越来越要求准确了。现在国内写历史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有追求历史细节真实的意识和自我要求。而更为便捷的信息检索手段,也帮助我们在获取资料上相对更容易一些。
具体到我自己写作上的变化,可能和我在这一时期开始全职写作,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去看书、查资料有关。很多时候我写历史小说的原因之一是要倒逼自己去看书,有些书如果不是为了写作就很难看进去。比如我写《长安十二时辰》时读《隋唐两京坊里谱》,这是一本资料性质的书,讲唐朝长安和洛阳的城市修建工程、城门交通制度、城里寺庙和街道的分布情况,等等。如果不是为了写小说,我就不太会去看这本书。而有了写作的计划,就有了相应关注的问题,然后再去翻这本书,就会看得津津有味,大有收获。这有点类似于苏轼所说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次带着一个问题去读书,就容易集中注意力,读得也会比较深入。
我之前写《风起陇西》时也犯过一个错误,就是写到三国时期的人在吃辣椒,而辣椒是很晚才传入中国的。被读者指出来之后,我深受刺激,后来格外小心,写历史小说更追求一种细节上的严丝合缝。这个做法,也是受到了福赛斯的影响,他在写《豺狼的日子》《战争猛犬》《上帝的拳头》这些小说时,会写得极其细致,细到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一支枪的型号,甚至每一张票据的单号都会被具体地写出来。后来我去查了下,发现这些细节其实都是他自己编的。但当他小说中的这些细节做到足够细致之后,对于读者来说就会产生一种质感,或者说一种可信感。读者本能的反应是,你写得这么细致,那么应该就是真的吧。这和我们玩VR游戏一样,当游戏分辨率足够高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真实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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