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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吴谢宇案是一起备受关注的刑事案件。2015年7月，时年21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吴谢宇在家中杀害母亲谢天琴，制造母亲陪同其出国留学的假象，骗取亲友144万元用于挥霍，购买十余张身份证件隐匿身份逃亡，直到2019年4月在重庆机场被捕。法院审理认定其作案前精心预谋，手段极其残忍，严重违背人伦道德，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mai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2024年1月被执行死刑。
在2016年、2019年、2022年、2023年这几个与吴谢宇案有关的不同时间节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都进行了追踪、采访和调查。《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一书正是在这组封面报道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记者吴琪、王珊围绕家庭、友人、学校、法庭等社会关系网络走访、调查，先后联系了上百位采访对象，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并借助吴谢宇的狱中自述、书信、法庭供词等，还原了大量细节，写就了这部以吴谢宇案为切入点的深度纪实作品。
本书不仅是对吴谢宇案翔实、深入的全程报道，还尝试从时间维度梳理一个家庭、两大家族、几代人的成长历程和家族历史，探究案件背后的复杂动因与症结，挖掘悲剧发生的根源，引发读者对人性、伦理与教育的反思，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非虚构纪实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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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琪，《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2003年进入三联从事社会调查报道。
王珊，《三联生活周刊》主笔。2015年开始做调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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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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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妈妈的消失
第二章 两个家族
第三章 疾病和封闭
第四章 父亲去世与成为“宇神”
第五章 初到北大
第六章 大学的小社会
第七章 踩空
第八章 弑母
第九章 秘密
第十章 后来
记者手记
我们都不是社会的“陌生人” / 吴琪
活成孤岛的“我们” / 王珊
附录
时间线
困在二手时间里的“宇神” /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吴谢宇案与当代中国家庭的纠结 /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关系中，理解时代与人性 / 李鸿谷（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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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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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逃亡与真实生活
2015年夏天，21岁的吴谢宇开始了逃亡生涯。到2019年4月被公安机关抓获，他逃亡了将近四年。
说起这四年的经历，吴谢宇把它描述得像参加了一场漫长的夏令营：“我第一次自己考虑去哪里，学会比较路线和路费。我第一次自己挑衣服、套被套、洗衣服、搞卫生。我第一次自己租房子，学会和房东谈价格。我第一次自己做饭，学会怎么买菜、切肉、炒鸡蛋、洗碗。”
在做出杀害母亲的残忍行为之后，他从2015年7月到12月，找亲戚和爸爸的朋友们，一共骗取了144万元，说他要去美国做交换生，带着妈妈一起到美国生活。但事实上，他和性工作者刘梦在上海同居，其间还花钱找过其他性工作者。他在上海花费了58万元买彩票，又在福州花了3万元买彩票。2016年3月1日，吴谢宇账户里只剩下910.44元，144万元被他挥霍一空。从2016年2月与刘梦分手后，他一路逃亡到了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后来在重庆生活时间比较长，一直到2019年4月在重庆被捕。
吴谢宇想体验的是他之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在被捕后的自述材料里，吴谢宇说他“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而“逃亡中我无法再自我封闭，只能投身真实生活”。
在这种“真实生活”里，似乎性交易、挥霍金钱与学会洗碗、炒鸡蛋是同一等级的事情。吴谢宇描述自己21岁之前的生活：“对我而言，我的人生就是从一个年级到一个更高的年级，从一个学校到一个更高的学校，从一本课本到下一本课本，从一场考试到下一场考试。”当他觉得自己失去束缚后，真实的生活与他之前通过小说、影视作品所想象的很不一样。在2021年4月写给合议庭的自述里，吴谢宇说，“我过去所以为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课本里、小说里、影视里对这个世界的描绘。说直白点，我以为我看过‘这个世界’，其实我只不过看过了‘世界地图’，看过了其他人走过看过这世界后写的‘游记’而已”。
他说他终于“真正去经历爸爸妈妈曾经经历过的所有喜怒哀乐”，哪怕逃亡生活只是真实生活中的沧海一粟，那也已经“无穷尽的丰富、无穷尽的复杂、无穷尽的未知、无穷尽的精彩”。他甚至天真地说，他感受到“心中头一遭，有了热情、生机与活力……原来生活这么有趣、这么有意思”。但伴随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可怕、更深刻的痛苦，他想：“要是我能让我妈妈也一起，感受到我心中这全新的一切，该多好啊！”
如果他需要的只是离开父母的生活，实际上从15岁在福州一中住宿开始，吴谢宇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特别是18岁考上北大，大学离家乡几千公里。如果是一个健康的18岁青年，这正是打开自己、融入同龄人的大好时光，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到一起，互相碰撞。一个人很多时候正是通过与他人碰撞后回弹的力，进而发现“我何以为我”。但吴谢宇的眼里看不到“人”，只要大家做同一份卷子，学同一套教材，同学就是竞争者，而不是情感上的滋养者。
从吴谢宇在看守所写的大量自述材料来看，他的分裂显而易见：在掌握知识、考高分方面，虽然学得很苦，但是他能让自己像一台精准的机器一样，获得好的产出；可是在情感、价值观、辨识能力方面，他处在一种令人吃惊的蒙昧状态，比如相信“书上写的、电视上播的，就是真的，就是对的，否则怎么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面前呢”。他还列出自己从小到大的好成绩、竞赛名次、“省三好学生”的荣誉，向合议庭证明自己有“赎罪的能力”。他表现出的高智商和低情商，给一审律师冯颖也留下深刻印象。
为什么要杀害妈妈呢？如果他渴望的只是有女朋友，只是自己做饭、洗衣服、套被套的生活，他完全不用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吴谢宇自己很难解释清楚，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分为不同的阶段。从2019年被捕到2021年8月一审被判死刑后，他都极力维护妈妈，说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很辛苦，很完美。他在2021年10月写给舅舅的信里说：“我对妈妈，是爱，不是恨或世人可能会猜测的其他任何负面情感。我太爱太爱我妈妈了，可，我从小就不知道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去好好爱一个人。”一审律师曾建议他做精神鉴定，吴谢宇拒绝了。从辩护的角度来说，诉说妈妈谢天琴的问题对他是有利的，但他也坚决拒绝，“我妈妈是决不能被怪罪的，一丁点都绝不行的！”
在对妈妈这种绝对服从的爱里面，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极端的爱就像一把利剑，稍微偏转一点，就是巨大的恨。
一直到2023年5月19日二审开庭，吴谢宇提到“我母亲性格确实不太好”，这是他极为罕见地表达不认同妈妈。在此之前，他在看守所写了一百多页的自述材料，反复回想自己的人生，对妈妈都是极尽赞美和认同。
封闭的三口之家
1994年出生的吴谢宇，被父母寄予了对经济高速发展下出生的一代人的期望。妈妈谢天琴和爸爸吴志坚都是1967年出生的人，20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开始了一路向上的人生。他们的童年各自有着深刻的不幸，在福州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他们希望孩子不要再重蹈他们的人生覆辙，只用一心一意念好书。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他们人生获得重大转变的现实，也是他们对孩子的最大信念。
敏感而聪明的吴谢宇，在踏出最后那一步之前，看起来都在本能地满足着父母殷切的期望。用他的话说，他很快摸清了自己的生存法则：只要考第一，就万事大吉了。父母都是莆田仙游人，在家说方言，他听不懂。他想学，但父母说，大人的事孩子别管，还是学好普通话。
吴谢宇不用做学习之外的任何事情，也几乎没有同龄人朋友。大姑小姨的孩子是他每次回老家时的玩伴，但这些孩子成绩不好，吴谢宇和他们后来明显疏远了。住谢家楼上、与谢天琴亲近的马老师提到，谢天琴不让小宇和他们一起玩。吴谢宇在2021年10月给大姑的信里也提到，小时候他还追着表哥到处跑，后来即使回老家，也是关起门来读书，与他们完全不谈心。
谢天琴是个无微不至的妈妈，她对外人冷淡，但是对丈夫、孩子的情感浓度特别高。马老师对谢天琴的评价是，莆田女人非常传统，必须听老公、听儿子的。虽然谢天琴在工作之初表达过想长期单身的愿望，但与吴志坚相爱后，她觉得自己在情感上的价值是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
由于出生在“右派”家庭，父亲又因为批斗而戳瞎眼睛，谢天琴内心非常没有安全感。在和吴志坚感情生活的早期，她会因为出差的吴志坚电话不够多、写信不勤奋而数次表示伤心、活不下去。“志坚，你好残忍，说好来电话的，我等了一天都不来，要将泪水为你流干，现在我心中悲痛异常，思来想去，你的变化为何如此巨大……上帝，我该何去何从，现在一下子又坠入万丈深渊了。”
谢天琴急切地盼望着新生命，“我非常迫切地想给你一个礼物——孩子”。吴谢宇带着期盼来到人世，他不用忍受父母小时候的物质匮乏，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也没有多少人际交往，父母为他排除了学习之外的一切“干扰”。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给了吴谢宇极大的自信，他成为所有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吴谢宇非常享受这种待遇，他说自己就好似“舞台上的主角、小说里的主人公”，即使偶尔违反纪律，老师们对他也是疼爱有加，所以他一直把自己区别于“普通人”。在他被捕后的自述里，他说他认为校规校纪只是约束“普通学生”的，而法律是“学校外边的事情，自己不用考虑”。他觉得自己学习上这么有天赋，看问题比别人深，所以总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根本问题、本质问题”。
他几乎不跟任何人交流内心想法，即使对爸爸妈妈。在被逮捕后的自述书和写给亲友的信件中，他把他亲手杀害的妈妈谢天琴描述成一个具备一切女性美德的人：每天起早贪黑，既要照顾爸爸这只“大病猫”，也要为从小体弱的他这只“小病猫”操心，妈妈会因为照顾他们“饿得前胸贴后背”，把自己弄得很累，“她总是把自己压到最低、放到最后，全是为了别人”。
而谢天琴同时是固执的，她在写给吴志坚的信里，表达了她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她觉得自己需要依靠，希望被人安排、听人指挥；另一方面她也知道，即使一些事情她问过吴志坚的意见，最后也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来。
吴志坚的公司离家远，他早出晚归，喜欢和朋友相处，还要为在农村的一大家子操心。对于谢天琴表达的高强度情感需求，他选择了回避。儿子的出生，更给了吴志坚情感上的回避机会。儿子成了谢天琴最大的寄托。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妈妈贤惠而深情，无微不至，但也忍不住常常抱怨；爸爸显得温和而退让，却始终在回避冲突，回避真正参与家庭生活。孩子与妈妈，妈妈与孩子，越绑越紧。吴谢宇说自己从小就极为在意别人的看法，总是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别人盯着。
吴谢宇特别强调，他从小就非常黏妈妈，他把自己从小到大活着的唯一价值描述成——让妈妈开心、让妈妈为自己骄傲。
谢天琴童年不幸，她靠高考、结婚、生子，一步步走向看上去幸福的人生。但是丈夫吴志坚的肝病越来越重，丈夫43岁早逝后，谢天琴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命不好的隐痛再次被狠狠刺激。
丈夫死后的一两年里，她非常频繁地给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吴志坚写信：“（我）是失败的，抓不住爱情，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无能为力。做人，我也是失败的，知音何在？朋友在哪？可怜的几个电话都是有关工作的，四十好几的人了，仍是中级职称，无法见人。”“志坚，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这些病症的成因在于你的离去。没有你的支持，我真的无法正常做事。”
吴谢宇这时16岁，看到了妈妈的痛苦。他说，那时候他觉得他和妈妈的位置该换过来了，由他来照顾妈妈。但实际上，生活中的事情仍然是事无巨细地由妈妈操心，他在回忆性的自述里说，他每次出门都跟在妈妈身后，去银行、超市、公园，都是被妈妈领着。即使读高中了，还是很依赖妈妈，“很怕一个人出门”。
我们采访的吴谢宇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邻居、大姑、表哥、父母的朋友等，对他基本都是夸赞。只有少数同龄人觉得他特别自律，多数人认为他似乎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不过，在自傲的同时，吴谢宇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是没有主见的，他总是在观察别人，快速琢磨怎样获得他人认可。他缺乏真正的辨识力，哪怕是考试第一，他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别人如果愿意像他那样苦学，是很容易赶上他的。
他从来不认为需要真的与同学交往，只要大家做同一套考题，他眼里看到的就是竞争不过他的“普通人”，他不需要去关注这些人。实际上，除了一家三口的小世界之外，吴谢宇确实从小就没有与人真实深入地交往过。
在2021年4月写给合议庭的自述材料里，吴谢宇说他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思想观念是多么的扭曲、颠倒和错误”。他提到自己内心极度的自以为是，见到小姨、舅舅这些亲人，从来没有想过问问他们过得怎样。从小到大，他也遇到过向他倾吐心声的朋友，但他从不开放内心，也没有问过他们准备考什么样的大学，希望去哪个城市。他表面对人礼貌，但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要有“第一名”的身份保驾护航，自己就根本不需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吴谢宇其实很早就感受到自己“只是一台会考试的机器”。当以一台机器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发现情感是多余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所以他要求自己动用意志力来强压。但他一直沉浸于小说和影视作品中，这些为他提供了一个情感的虚幻世界，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在虚幻的世界里，他不用真的付出什么。
2015年开始的逃亡之旅，让吴谢宇突然发现，他之前对这世界的真实感知少得可怜。他知道自己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弑母，所以他努力忘记自己是谁、干了什么。而他后来经历的真实世界让他发现，从小被安排好的生活使他的情感被抽离，也剥夺了他为生活而大笑、哀叹、痛苦的机会。
大学生活与巨大的崩塌
在北大经历的大学三年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外人看来他走向了高峰，但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崩溃呢？吴谢宇提到大学，最深的感受就是“再也考不了第一了”。在北大经济学系34个人当中，即使他的成绩是第二名，也让他觉得世界坍塌了。他认为，考不了第一，他对于妈妈就没有价值，妈妈不再以他为骄傲，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他在自述材料中说，有一天晚上他在高楼上徘徊，想跳楼，但一看快十点了，这是他每天约好和妈妈打电话的时间，他就赶紧下楼了，去做这件最重要的事情。
大学时期本来是一个人走向更大的舞台、与全国各地优秀的年轻人发生各种碰撞的岁月，而像吴谢宇这样看上去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却走不出家庭的世界。大学是进入社会的预演，吴谢宇在北大碰到各个维度优秀的同龄人，他感受到很深的挫败感。考不了第一，只是最外显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学早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谢天琴经历的大学了，谢天琴的老师说，那时候“大家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学生们朴素而自信，家长们也很满意。但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同一所大学的学生，带着的家庭视野和资源已经天差地别。所谓命运，可能正是一个人在新环境里不断调试自我的能力。
当考分不再是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当谁都不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一个人必须直面自己的内在价值。而吴谢宇的自我并未建立。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可是他习惯了躲在妈妈身后，任何事情都由妈妈操心，他知道自己胆小懦弱、躲避责任，但是他并不愿意真的改变自己。他后来在写给大姑的道歉信里，承认自己害怕毕业，害怕走向社会。
当他在高中是学霸的时候，他表现出对同学的热情，大家都接受。可大学里他不再是中心，他从没学会怎么与人交心，他那种非常表面化的热情，同学显得很不在乎。他想融入，却不得其法。我们采访了吴谢宇的同学、师兄师姐，在他们看来，在北大这样一个丰富的小社会里，学生们可以分为“社团咖”“学生会咖”“恋爱咖”等，各有各的圈子，也各有各的取舍。大家都在努力适应新环境，有快有慢。但吴谢宇这样只看重分数的学生，很难获得大家内心的认同。吴谢宇后来在信里说，他曾想开口求助，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口。他过去都是站在高处，以胜利者的姿态俯瞰同龄人。
只有妈妈最在乎他，妈妈最重要。当一个人遭遇外部世界的打击，很容易想到的情感资源还是自己的父母。但吴谢宇眼中的妈妈似乎总在哀叹她不想活，说自己熬着只是在等吴谢宇读完书。
在丈夫去世后，谢天琴抱怨他们住的一楼的房子不好，蟑螂多，抽油烟机也不好用。她讨厌住在二楼的退休领导，觉得自家被欺负了。她期望吴谢宇通过高考远走高飞，离开这套房子，“离开这个鬼地方”，要“光宗耀祖”。吴志坚在世的时候，他在公司附近的马尾买了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谢天琴准备把它装修后出租，补贴家用。但谢天琴又忍不住对儿子哀叹，房子给别人住过之后，就不是自己的了。她有洁癖，不太接受房子给外人住。
这些被吴谢宇看在眼里。他在后来的自述材料里写道，他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妈妈那时经济上的压力。但妈妈真的像他认为的那样，不想活了吗？在给合议庭的自述材料里，他说他仔细回想后记起一些细节，说明妈妈也是热爱生活的，比如妈妈逛超市喜欢买零食吃，就在他杀害妈妈的前半年，他还看到妈妈从超市买回染发膏给她自己染发。
事实上，在经历丧夫之痛几年之后，谢天琴正从哀伤中走出来。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物理组的郊游，有老师看到她惊呼“谢老师来了啊”。她带过的最后一届学生王钦宁告诉我们，虽然谢天琴所在的“铁二中”是一所排名靠后的学校，但谢天琴是他唯一感谢的老师，因为她像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一样，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他曾在傍晚时分看到谢老师在宿舍楼下随便走走，偶尔低头看着土里的花花草草，“她一个人有些孤独，但我感觉她也在享受这种生活”。
总是与妈妈的情感紧紧捆绑的吴谢宇，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该怎么在真实生活里爱一个人。当他在大学遇到挫折，发现自己原定的出国留学路在经济上和心力上的负担都超出预期时，他内心崩溃了。他说妈妈“没有亲情、爱情和友情”，实际上也在说自己。他说自己“无比强烈地渴望着去爱与被爱”。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书信日记里的谢天琴。
他过去以第一名的姿态，极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对于要杀妈妈这件事情，他竟然也坚信自己的判断，用一大堆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推导方式和“理性人假设”等各种概念，为自己找一种合理性。
那时候，他内心即将释放的极度的恶，已经严重偏离正常人性，是没有察觉，还是有所察觉但被他自己用概念掩盖了起来？我们不得而知。
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开庭后，他在2021年4月给合议庭写的材料里说——当时想的是，爱一个人要为她做别人做不到的。他觉得如果自己像普通人一样，看重道德、法律、良知、前程，那就说明自己对妈妈的爱不够。他要像影视作品里那样，他幻想着“一次性、一步到位、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地为爱的人做一件最大、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事情，就是对她最深的爱、为她负最大的责任”。哪怕用极端的方式，吴谢宇也要将自己区别于普通人。
他说，过去他不是在家就是在学校，在哪里都有妈妈带着，他什么都不用想，跟在妈妈后边就好。而这次，他要做那个带领者，他要带妈妈“回家”。在他的各种自我辩解中，究竟什么更接近真实，外人很难知晓。但在这桩人伦惨案的背后，人性深渊中那将人吞噬的恶，打倒了一切。妈妈的爱，既让他感动、认同、服从，又让他感到禁锢。他但凡能看到妈妈的局限，能够理解自己和妈妈的不同，就不会如此失去人性地对待妈妈。
在各种自述材料和书信里，吴谢宇表达自己情感的语句又长又绕，初读之下让人觉得他的情感很虚假。但是在了解他的整体经历和各种矛盾之处后，我们发现，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他一直不知道怎么真实地表达自己，他极度渴望温暖，但是又以自我为中心。当他只活在自己的想法里时，他连剥夺妈妈生命的事也做得出来。
在2016年、2019年、2022年、2023年这几个与案件有关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的记者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它既是一起让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也是一桩让人痛惜的家庭悲剧。它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典型家庭特征，让人看到了家庭背负着的负担和局限，以及过去几十年里社会超速发展给人带来的不安。
正如吴志坚的朋友张力文向我们感慨的，在法律的判决之外，我们的社会又该怎么理解这起悲剧呢？
吴家和谢家早年为吃饱饭而挣扎，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吴志坚和谢天琴吃苦考上大学，有了城市户口，找了公家单位，紧接着结婚生子、分到福利房、买了车。这是一个个从农村出来的家庭在城市里立住脚的经历，也是一个个中国家庭既重大也平凡的愿望。张力文问我们：“中国人不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吗？吴谢宇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走到了我们不曾到达的远方。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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