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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国际政治学者、冷战“同龄人”王缉思教授新著。作为研究国际政治40余年的学者,作者王缉思教授不仅专注于美国问题、亚太问题的学术研究,而且一直从事实际战略和政策研究,与多位冷战时期参与决策的中外知名人物有过交流与合作。同时,作为冷战的“同龄人”,作者的生活经历与冷战息息相关。国际政治研究的广阔视野与个人成长的经历,共同写就了这部兼具“年龄优势”和“人脉优势”的“冷战的故事”。
★ 纵向的时间线索与横向的专题分析,多角度观察冷战。在结构上,本书前两章采用传统时间线索,讲述冷战发生、发展并最终走向谢幕的主要过程。在刻画冷战的历史框架后,后四章以横向专题展开,将观察视角扩展到第三世界、世界思潮、文化、科技,以此展现冷战丰富的层次和内涵,分析影响冷战走向的不同因素,看到政治的复杂之处以及国际关系的兴味之所在。
★ 突出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重新审视冷战。不同于其他同主题著作,本书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是突出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作用。在国际政治中,除了国家实力,重要的因素还有不同的规则和人心向背。不同国家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是实力地位的变化,更是其所代表的思想观念、经济制度、行为方式的变化。
★
內容簡介:
本书从全景式全球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冷战,通过讲述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剖析冷战的起源、发展和落幕,以及两大阵营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影响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与冷战的最终格局;跳出两大阵营的窠臼,将视角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观察它们的发展道路与内外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的走势;探讨冷战时期的生活方式、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变迁如何成为搅动世界风云的基础性因素。最终,本书试图超越冷战本身,透视当今所谓“新冷战”,追溯在冷战时已埋下种子的今日冲突的根源。
作为冷战的“同龄人”,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冷战息息相关。在理论之外,作者深入纷繁的史实,将冷战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去关注千百万普通人的过去与未来,从根植于恐惧与痛苦的历史记忆出发,展望一个祛除“新冷战”的时代。
關於作者: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荣休讲席教授,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国外交、亚太安全,著有《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大国战略》《大国关系》等。
目錄 :
序言 冷战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第一章 冷战的缘起与过程
前夜:雅尔塔开启的战后国际秩序
帷幕拉开:美苏互为主要对手
正式开始: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
冷战前传:双方的敌意与势力范围划分
阵营形成:凯南的“遏制”与日丹诺夫的“两大阵营”
核威慑:冷战之所以没有成为热战
军事对抗:柏林危机与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
东亚(1):新中国成立与“一边倒”政策
东亚(2):冷战背景下的热战
松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调整与美国的回应
危险的赌博:古巴导弹危机
“准冷战”:冷战格局下的中苏论战与冲突
战略平衡:美苏热线与缓和
新格局:中美关系正常化
第二章 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分裂
美国的反共主义
美国的种族问题与冷战
美国的“反文化运动”
冷战刺激下的美国经济与技术创新
旧金山和约与日本的经济崛起
德国的重建
保住大国地位的英国与法国
欧洲一体化
赫鲁晓夫的改革
僵化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民族分裂的前兆
剧变前夜(1):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
剧变前夜(2):匈牙利、东德与保加利亚
剧变前夜(3):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
第三章 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革命与局部战争
亚非拉民族独立浪潮
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
中东战争
石油危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
印巴冲突
苏联与阿富汗战争
非洲的冷战与热战
“东亚四小龙”与东盟
美国对拉美的影响与干涉
古巴的革命输出与拉美的社会主义试验
柬埔寨内战与中越关系
第四章 冷战的尾声
国际结构的变化与全球化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
里根的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国凭借优势发动“新冷战”
冷战落幕的先声:美苏“新缓和”
单极世界的雏形:从阿富汗撤军到海湾战争
中美苏大三角(1):美国与中国交替成为“顶角”
中美苏大三角(2):在苏联剧变下无疾而终
铁幕消失:“柏林墙”倒塌与德国统一
转折与高潮:东欧剧变
冷战的落幕(1):苏共倒台
冷战的落幕(2):苏联解体
冷战的终结:几家欢喜几家愁
冷战的代价: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
第五章 冷战与世界思潮、文化和科技
冷战与民族主义
冷战与社会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的潮起潮落
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
“人心之争”:生活方式与文学艺术
罗马俱乐部报告与环境主义的兴起
冷战背景下的技术竞争与合作
“文化冷战”与对立的宣传
第六章 冷战的续章与反思
美国的“同盟体系”
“好国家”与“坏国家”
日益突出的身份政治
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
历史没有终结
命运多舛的乌克兰
走向“新冷战”?
附录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书目
后记
內容試閱 :
序言 冷战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冷战结束后出生的一代,现在也已进入而立之年,这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从世界变迁、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看,30多年只是一瞬间,特别是像我这样生于冷战、长于冷战,又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人,更觉得一切都像在昨天。
冷战与今天仍息息相关
为什么要回顾冷战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冷战这个大时代所塑造的世界格局中。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战略上的纵横捭阖、全球治理体系、国际金融系统、贸易规则、科技与教育、意识形态与文化潮流,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语言表达、文艺作品,都可以从冷战时代找到根源。
……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持续采取遏制、打压措施,中方据理进行了反制,两国在官方层面出现很多分歧。一方面,中美交恶影响到民间交往。即使不考虑为时三年的新冠疫情的干扰,到对方国家旅游和学习的人数也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经济分离,技术脱钩,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大趋势。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国际上的两极格局又出现了,一场“新冷战”已经开始。中美之间是不是进入了“新冷战”,或者到了“新冷战”的悬崖边上?
我认为,不必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把自己套在一个历史概念里。可以肯定的是,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冷战的逻辑并没有消失,这个逻辑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参与过冷战决策的多数国家机构和机制还在运转,经历过冷战进程的许多个人也健在。冷战在这些机构和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还远远没有褪去。
理解“冷战”的观念和立场
在国际政治语境里,冷战是指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斗争。这两大集团也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或者东方和西方。我对“东西方关系”这种概念有保留,这里姑且用之。
冷战时期的对抗和斗争有几个特征。第一,规模大,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只是卷入的程度有深有浅。第二,对抗和斗争涉及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到经济、科技、文化、生活方式,无所不包;斗争双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经贸联系很少,民间来往几乎断绝;两个领衔的国家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但局部战争、小规模战争不断,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也发生过,所以可以说“冷战不冷”。
冷战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如何理解冷战,仍然众说纷纭。以如何看待冷战的结局为例,冷战以苏联和苏东集团的解体而告终,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我们理应感到惋惜、痛心疾首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应该说很坏?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笼罩在整个世界头上将近半个世纪的核大战阴云消散了,为经济全球化扫除了最大障碍,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开放,更加繁荣。原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获得了独立,除了一些俄罗斯人以外,似乎很少有别的国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痛惜。而对于中国来说,冷战结束以后的30多年,是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时代。如果这样去看,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可以说很好,或者至少不坏?
换一个思路,你能否想象冷战时至今日仍未结束,或者以苏联胜利、美国失败并解体而告终?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在观念和立场方面,另一个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是敌是友,与一个国家是“好国家”还是“坏国家”的关系。
在冷战初期,中国曾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好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坏国家,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是不好不坏的国家。另外一种通常的思路是,跟中国官方关系好的国家,那自然是好国家;与中国官方关系不好的国家,当然就是坏国家。冷战时期留下来的这种思维定式,至今还在起作用。但是,一个国家是敌还是友,是好还是坏,是会发生转换的。冷战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例子。有时是客观形势变化不得不如此,不过更多时候,这种变化取决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会多次讲述到这种敌友转化。基于个人经历,我对这点感触特别深。
我出生于1948年,那正是冷战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了“一边倒”战略,即全面倒向苏联。我们都尊敬“苏联老大哥”。1957年,作为北大附小的学生,我到北京友谊宾馆和苏联小朋友联欢,踢足球赛,觉得苏联很了不起,一切都要向苏联学习。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又是最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可是,曾几何时,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领导的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修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又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美帝、苏修并列为两大霸权国家、两大敌人。1969 年,中苏对抗发展到兵戎相见,中国到处修防空洞,防范苏联可能发动的核战争。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72年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美国从最凶恶的敌人变成了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战略伙伴。
冷战时期国家之间敌友关系转换的情形,当然不止于中国。美国、苏联两大国在世界很多国家努力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使这些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美国支持智利右翼军人在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苏联从1973年到1979年支持阿富汗的亲苏势力发动过三次政变,把不听苏联指挥的领导人赶下台。中国跟一些国家的远近亲疏关系,也随着这些国家跟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古巴、越南都曾是反美最前线的英雄国家,但是后来跟着苏联跑了。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古巴、越南又成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没有变,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变了。
到了冷战快要结束时,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敌人”和“朋友”又一次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中苏关系改善,中美关系却因种种原因而恶化。这些变化,为今天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埋下了伏笔。
冷战的逻辑:“我们”和“你们”
前面我说到,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冷战的逻辑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要理解什么是冷战的逻辑,就要回到冷战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上。
冷战为什么会发生?我将在第一章展开讲述。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彼此恐惧,引发了一种绝对的安全焦虑。双方都认为彼此是天然的敌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存在长期共存相处的空间。双方都担心对方的势力将无限扩展,如果不加以阻止,最终自己将被彻底改变和征服。这种恐惧和焦虑不同于传统的国家间的权力政治。
在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中,对立双方之所以会成为敌人,是为了争夺领土、资源、财富、劳力,遵循的是弱肉强食、“一山不容二虎”原则。在冷战前的政治世界,敌对的各方多是“同质国家”,即国内政治制度大同小异,争斗的内容和目的都不外乎“利益”二字。而冷战的敌对双方之间,在利益冲突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有哪种政治制度更加优越之争,也就是“不同质国家”之间史无前例的斗争。
意识形态是一个透镜,可以把眼中的利益无限放大。美苏之争不仅是国家权力和利益之争,而且是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之争。它们互为敌手,是因为“你不仅不是我,你还恰好是我的对立面,你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埋葬我,我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埋葬你”。所以这种敌对更加彻底,更加不可调和,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苏联逐渐示弱,最后服输。
冷战结束后,“你”和“我”的这种区别也结束了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
苏联解体后,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写过一本名满天下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之后不久,福山的老师、比福山更著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出了另一本同样名满天下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福山在书中表达了一种乐观的信念,即人类世界的主要政治矛盾已经解决,“自由民主”战胜了“极权专制”,大概以后可以“躺平”,万年皆如今日。亨廷顿却悲观地指出了另一种新的主要矛盾——“文明的冲突”。30多年来,事实已经证明,历史没有终结,原来的主要政治矛盾还在继续,新的矛盾也接踵而至,且愈演愈烈。所谓文明冲突,显著的例子就是“9·11”事件所体现的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早在冷战期间就已埋下祸根,只是被美苏霸权之争掩盖了而已。
人们以信仰、观念来区分你我,进而产生剧烈的冲突和斗争的历史比想象的还要悠久。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根本上也是一种信仰的冲突。今天被称为“后冷战时代”,在这个时代,原有的黑白分明的“主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被“身份政治”取代。“我们”和“你们”,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变成了族群之别、肤色之分、文化之异。我们能不能放下这种“非你即我,非此即彼”的执念,走出一条自由、开放、包容的新路呢?
为什么是“故事”?
冷战从开始之初就引起了研究者和观察者极大的兴趣。有人希望看透国家行为的规律,有人艳羡大战略家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有人对政治领袖的人格特征感到好奇,也有人着迷于历史进程的曲折幽深和人类命运的不可捉摸。很多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数不胜数,人物传记也很多。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
由于冷战过去时间不是很长,很多当事人仍然在世。此外,现代社会普遍对于档案保存非常重视,冷战期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可供研究,特别是随着一些国家30年档案解密周期的到来,美国、俄罗斯等国新近解锁了很多档案供世人研究,这是治古代史的学者所无法想象的便利条件。
中国从“二战”以来就以大国形象立足于世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冷战进程中,中国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冷战这个大环境下宣告成立的。冷战对新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中国目前在冷战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总体来说也没有走在世界前沿。不过,就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对外关系而言,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著述,可以说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国际学术界也得到了认可。在本书中,我将充分吸收这些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也向在这个领域享有盛名的国内外学者征求过意见。在材料来源的客观性和分析的有理有据两方面,力求严谨。
本书之所以叫作冷战的“故事”,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写作方法和材料剪裁方面的。冷战是一个大话题,我在本书中尽量将这个大话题分解成一个个小话题、小故事,以便更加清晰、易懂,也便于大家记忆。在结构上,前两章仍将采用传统的时间线索,将冷战发生、发展,最终走向谢幕的主要过程讲清楚。在刻画了冷战的历史框架后,下面的章节再从各个角度去重新剖析冷战。第二层是,冷战不等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关系,而是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关系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命运,需要用“故事”的方式呈现。
由于我是一个政治学者,不专攻历史,所以本书主要是从政治的视角观察冷战,而不是将它讲述为“冷战史”。因此,在前两章的纵向时间线索之外,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以“横向”的专题为线索展开的。比如,“第三世界”会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出现,用以说明美苏争霸如何拓展到整个世界,其他国家又如何应对它们的扩张。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国际关系,需要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去探讨全球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另外,还有世界思潮、文化、科技专章,用来说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相互关系,以及科技进步如何作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又能使政治斗争更加残暴,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工具。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结构方式,更好地展现冷战丰富的层次和内涵。
冷战层次和内涵的丰富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一说起冷战,很多人可能将目光聚焦在美苏两大国身上,认为这两个国家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其余国家不过是附庸而已,或者处在游离位置,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两个大国可能身不由己地被小国牵着鼻子走,朝鲜、越南、阿富汗、古巴、埃及、以色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都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里面纠缠着两大集团实力的微妙对比,意识形态的诅咒,对不确定前景的恐惧,以及政治人物的谋略。究竟哪个因素占最重要的位置,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难以说清,这就是政治的复杂之处,也是国际关系的兴味之所在。研究冷战时代的小球如何驱动大球,小国如何“忽悠”大国,对于观察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再如,一说起冷战,大家很容易将目光聚焦于政治和军事斗争。但实际上,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之争也许更加触动灵魂。我这一代人很少有参加过战争的,但都是听着苏联歌曲长大的,很多人都看过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青年时代充满了革命豪情与憧憬。到了冷战后期,西方和日本的歌曲、电影开始进入国内文化市场,这些文化产品,连同背后的一些思想观念,对我们和下一代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官员、学者、学生,包括我本人,有了出国的机会,我们得以耳闻目睹那个时代两个政治世界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别。于是,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到1991年年底苏联崩溃,对此,我们没有感到不可思议,也实实在在地理解了冷战结束的原因。
我从事国际政治研究40多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从中吸取了一些思想精粹。但我从来不沉迷于这些理论,更从来不曾花费任何心思去创造新的理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缺乏做出理论贡献的学术根底;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虽然一些理论在诞生的一瞬间,曾经照亮过一些模糊地带,使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从此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理论本身有一种天然的属性,就是简约性和排他性。这可能使研究者懒惰和自大,不屑于深入了解事实及其复杂性。因此,我讲述的冷战不会从理论出发,而将从常识出发,来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透过那些大事件、大人物,我最终关注的,是千百万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爱和恨,他们的当年,他们的未来。
从1968 年到1978 年,是冷战闹得热火朝天的十年。这十年,我在中国的牧区、农村、工厂的最底层,和牧民、农民、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不关心冷战,甚至没有听说过冷战,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深受冷战大环境的影响。在准备书稿的过程中,我不时想到这些活生生的伙伴以及我们的后代,不希望看到冷战历史的重演。这是本书以“故事”这样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名称来命名的又一层意思。
中东战争
本节将以1948年到1982年发生的五次中东战争为线索,谈谈冷战对中东的影响。这五次战争主要发生在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等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但也有美苏等其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参与。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建国”
“二战”结束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简称“巴以冲突”)所代表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冲突(简称“阿以冲突”),被认为是中东冲突的主要症结之所在,也是五次中东战争的核心问题。
巴勒斯坦既是一个地区的名称,也是阿拉伯民族中一个族群的名称。事实上,巴勒斯坦地区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两个民族的共同故土,孕育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和人类历史的灿烂文明。
“一战”期间,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即今天的约旦王国),西部称巴勒斯坦,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公元前1000 年左右,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赶出巴勒斯坦地区,开始了长达近2000年的所谓“大流散”。19 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兴起,犹太人开始大批移居巴勒斯坦地区。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屠杀了超过600 万犹太人。战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开始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
坦领土上分别建立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根据分治决议的蓝图,阿拉伯国的国土约占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犹太国国土约占57%,犹太国国土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决议还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1948年5月,根据这项决议,以色列国正式成立。但是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所以巴勒斯坦国迟迟未能诞生。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犹太人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不到0.25%,却获得了全球22%以上的诺贝尔奖。共产主义思想创始人卡尔·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毕加索等天才人物也出自犹太民族。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唯一的发达国家,也是唯一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是被称为“以色列国父”的政治家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他带领以色列在第一、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取得胜利。他通过向联邦德国索要赔款,充实了以色列的国库。同时他也从海外吸引大批犹太人加入以色列,获得了西方国家的重要支持。
17世纪起,阿拉伯世界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少数国家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二战”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继取得独立。阿拉伯国家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共和制等不同的政治体制。阿拉伯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单一,石油、天然气、旅游、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支柱。一提起中东和阿拉伯地区,人们马上会想到石油。巴勒斯坦是落后的农业地区,只有少数加工业。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不是石油,不是经济,而是民族宗教和领土,以及包括大国争霸在内的地缘政治。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为立国而战
纵观历史,五次中东战争的目的、手段和结果都不相同,但都围绕着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争端。犹太人指责阿拉伯人是“抢夺犹太人祖先财富的强盗”,而阿拉伯人则批评犹太人是“鸠占鹊巢”。从阿拉伯人的视角来看,对抗以色列是捍卫国家主权和守护宗教信仰的正义之战。历史上迫害犹太人的不是穆斯林,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后果要由巴勒斯坦人来承担,这太不公平了!然而,从以色列人的视角出发,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故乡,是他们的“圣地”“应许之地”,因此保卫联合国给予的这片土地,是一场结束千百年流亡、重返故里的立国之战。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宣布建国17分钟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就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承认以色列的文告是美国人在还不知道这个新国家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拟好的。当得知这个国家取名“以色列犹太国”时,杜鲁门总统用笔将文告上的“犹太国”字样画去,改为“以色列”。3天以后,苏联也宣布承认以色列,并很快设置了驻以色列大使馆。
在以色列宣布立国的第二天,由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五国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军队大举进攻以色列,标志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开始。阿拉伯国家联盟军队士气高昂,一路挺进,而刚刚组建的以色列武装部队措手不及,国家各职能机构也并没有
完全正常运行。在战争初期,阿拉伯方面取得大胜,埃及军队控制了巴勒斯坦西南部,约旦军队控制了中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控制了北部。
就在以色列即将亡国之际,美国积极在联合国开展活动,要求阿以双方暂时停火谈判。5月29日,双方通过了停火决议。以色列借此喘息之机,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捐赠的新型武器,还有一些海外犹太人前往以色列参加“卫国战争”,参加过“二战”的一些美国老兵以志愿军的名义,协助以色列建立海军、空军,使其武装力量迅速提升。
长达四周的停火时间给了以色列军队反攻的机会。停火期满后,以军率先发起进攻,迅速扭转了局面。由于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是否参战立场不一,军事准备不充分,在战场上各自为政,加上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组织,阿拉伯联军很快就丧失了斗志。埃及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于1949年2月24日在希腊签订停战协定。阿拉伯联军原本就是以埃及为主力,埃及一认输,其他参战的阿拉伯国家也随之签订停战协议,被赶出了巴勒斯坦。这样,第一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大获全胜而告结束。但是,美国因为公开支持以色列,从此和阿拉伯世界结下了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