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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生态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术语自2013年以来才被广泛使用。生态现代主义认为，保护自然的最佳方式是社会依靠技术来减少对自然的依赖，如精确农业、小型核电站、合成生物学和其他尚未发明的技术等，他们希望并相信这些技术进步将减轻人类经济活动给自然带来的压力。
生态现代主义是对人类真实需求和当下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需求的理性回应。工业前的田园牧歌是低能效的，而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将要追求高能效、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消耗的生产方式，同时还要尽可能满足远高于农业时代的庞大人口以及日渐增长的人均能源消耗。
作者指出，在生态现代主义者看来，将气候危害视为精英腐败，社会傲慢或与自然疏远的结果是不明智的。相反，理想情况下，气候变化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人类活动的意外后果，我们应该寻求一种尽可能科学、尽可能民主和尽可能关注全球范围的应对措施：
“院子里有蔬菜生长，屋顶上有太阳能电池板，这样的家庭会看起来十分环保（即便太阳能电池板是由柴油发电机来驱动的），而建造零碳核电网、开发合成牛奶和肉类，或投资合成航空燃料的社会选择则可能不会给人以环保的感觉。然而，正是集体零排放技术的深思熟虑的选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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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巴黎协定》期望集合全球各国之力，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2℃之内。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吗？气候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吗?
不平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极端天气频发……在这个碳排放不断增加的世界里，未来的前景似乎有些暗淡。然而，“生态现代主义者”依然对未来抱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人类的普遍发展是一个生态充满活力的未来的关键，主张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包括核能、生物合成乃至其他尚未被发明的技术——来对抗气候变化。他们也认为，“田园牧歌”式的环保观念并不符合人类追求生活质量提升的现实需求，而通过集体乃至国际合作力量实现光伏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才更有益于人类的共同繁荣。
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它与绿色运动主张的传统环保理念相左。乔纳森·西蒙斯解释说，这是因为绿色运动的主张将人类排除在了自然之外。生态现代主义自由放任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之间催生出的第三条路径。他认为，各国应该通过对技术创新的转化性投资来抵御气候威胁。加倍重视科学和人文发展，才能在增长上有所突破；而发达国家无视“第三世界”的发展需求与对现代生活的渴望，以环保为理由阻碍其人民提升生活水平才是站在了人类争取机会联手应对气候危机的反面。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全球公平是相互支撑和不可分割的。尽管前路艰难，但一个好的“人类世”仍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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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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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西蒙斯博士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现为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教授，在社会科学学院讲授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他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环境政治及全球气候政策，包括太阳能地球工程、生物工程和碳消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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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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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约束还是创新？简述本书论点创新与生态现代主义对人类世社会民主的再思考第1章 三十年危机温度检测三十年危机：有意不作为的时代人类繁荣的时代环境整治的失守本章小结第2章 生态现代主义及批评生态现代主义的定义缺乏经验的环保先行者与自然和谐相处本章小结第3章 技术上的难题另类的愿景本章小结第4章 低碳创新政治学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弗雷德·布洛克与“使命导向型“创新新自由主义与平民主义进步反对派气候运动应该如何看待技术和国家？什么决定了国家创新率？本章小结第5章 气候危害下的人类繁荣“第三世界主义”与“新国际经济秩序”附加条件当代制附加条件——生物技术与能源本章小结第6章 全球社会民主与地球工程正义太阳能地球工程、风险及其脆弱性迈向全球社会民主本章小结结语 气候及其隐喻生态现代主义、创新与异端邪说社会民主的气候对策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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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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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和创新
大多数关于气候政策的公共讨论都与电力有关，而且频繁围绕燃煤发电转型的必要性。奇怪的是，有些人明明在尽快让电力生产脱碳一事上意见一致，却正是在他们之间爆发了关于电力问题最激烈的论战。最难看的场面可能要数2017年11月马克·雅各布森（Mark Jacobson）对他的学术论敌提起了1000万美元的诽谤诉讼（随后撤销）。雅各布森是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理论的先驱倡导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纳奥米·克莱因均受其启发。这场诉讼的肇因是环境科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ck）与二十位合作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其中有几位合作者与突破研究所有联系。克拉克等人的这篇文章是对雅各布森先前一篇论文的评论，雅各布森在那篇论文中声称自己证明了在全美搭建百分之百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电网是可行的。在被提起诉讼的这篇文章中，作者指责雅各布森“搭建的模型有误”、“逻辑不通”且“使用了未经证实的假设”（Clack等 2017）。这在学术语言中属于极端严重的指控。但即便如此，学术争议通常还是应该在学术期刊上解决，用不着对簿公堂。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论战可能尤为激烈，因为该话题牵涉部分绿党成员和气候鹰派之间正在酝酿的文化之战。简而言之，雅各布森的批评者声称，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我们此刻不得不跳出绿色观念寻求出路。现代环保主义正是基于反对核技术这一中心思想发展起来的，因而在气候变化面前，我们陷入了某种两难的局面。虽然法国、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瑞典都成功搭建了接近零碳排放的电网，为去碳化提供了范例，但大多数环保主义者仍然更倾向于采取百分之百可再生，且不含水电的能源战略，尽管这一战略至今仍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相比于环保主义者对核电的排斥，生态现代主义者通常强调核电的去碳化潜力，且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其中最突出的是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他曾供职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常被称为“气候意识之父”，因为正是他在1988年首次提醒美国参议院警惕气候危险。汉森将“声势浩大的绿党对核电的反对”指认为解决气候问题的主要障碍，并频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倡导核电。作为回击，一些绿色活动家指责汉森奉行的是一种“新型气候变化否认主义”（Specter 2015）。
一方是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一方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生态现代主义者——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究其本质，技术变革的未来云谲波诡，我们恐怕无法明确指出哪一方更加可信。我所要做的是概述双方提出的几个关键论点，并观察它们与现实趋势的契合程度。可再生能源的拥趸通常论称，风能与太阳能已是最廉价的电力形式，所以它们必然会将化石燃料挤出市场。这种说法是在将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首先我们来看事实：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确实经历了大幅下降，在全球许多地区，这两种能源的确比任何其他新建的发电设备成本更低。因此，即使不予补贴，它们也将继续被大规模部署。但问题在于，如果风能和太阳能是最便宜的，为什么诸如煤、天然气、水能和核能等其他能源的产电量还在持续增长呢？根本原因在于，可调度（或应需）的能源所生产的电力往往价格更高；也就是说，可调度的能源对维持电力稳定供应所做的贡献更大。
太阳能和风能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们只需要在建设时投入成本，设备建成后，只要有阳光照射或风吹过，就能产出近乎免费的电力。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最大的弱点：有时能产出丰富的电力，有时却完全断供，这使其产出电力的经济价值大打折扣。相比之下，水电站大坝和天然气“尖峰负载发电厂”非常善于根据需求变化通断开关，具备“负荷跟踪”（load follow）的能力，可提高或降低供应量以保持电力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平衡，因而对电网而言价值更高。正是基于这一点，指望风能和太阳能迅速主宰大多数电网只能是一种幻想。虽然它们生产电力的成本最低，但其供应与电力需求在时间上并不匹配。只要风能和太阳能在电网能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它们的间歇性就不构成问题。例如，太阳能最丰富的时候通常是中午，这时电力需求往往也相当高，因此对任何电网来说，大量的太阳能都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如果产自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份额逐步上升，那么在阴雨或少风的月份，保障电力安全供应所面临的挑战就会相应增加。要维持电网稳定，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供需的完美平衡，而在电力结构中增加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会使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要解决“间歇性”问题，从而增加此类电力比重，方法有很多，最常被讨论的是负荷转移、电力储存与电网互联这三种。“负荷转移”又称“需求管理”，指将用电需求转移到可再生电力充足的时候。按这一设想的逻辑，智能电网将在有风的时候才给空调、冰箱和泳池泵通电。第二种方式是将可再生能源释放的电力储存起来。锂电池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很多，因此在供电系统需要“频繁循环”以调节每分钟电频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能力建设电网规模的锂电存储设备了。然而，要想在阳光或风力有限的几天或几周内持续供电，锂电池的储量恐怕还是过于单薄。随着未来电池储能技术不断发展（比如硫基液流电池），储量问题有可能会得到解决，并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季节性储能。综合来看，目前最具成本效益的储电方式是抽蓄发电（pumped hydroelectricity）。该系统在电力充裕时将水抽到高处的蓄水库，在需要供电时便开闸放水，让水依势冲过水道间的发电机。遗憾的是，抽蓄发电需要占用一定的空间，而且成本相当昂贵，因此很难大规模建设。第三种解决方案是用“中继馈线”（interconnectors）连接世界各地的电网。既然一天之内世界上总有地方接受阳光照射，那么将全球电网联通成一个整体，便能产出源源不断的可再生电力。然而，电力供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要将本国的命运绑定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机制中，且往往要同地缘政治中的敌人合作，各国政府自然迁延顾望。实际上，电力供应一事，政治色彩极为浓厚，以至于许多国家内部甚至都没有统一的国家电网，遑论所谓的全球超级电网。
上述的负荷转移、电力储存与电网互联这三种方案已经在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将越来越庞大的可再生能源纳入电网之中，但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我写作本章时，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能占到电力总来源的一半以上。即使是该领域的领军者——丹麦和南澳大利亚，也必须依靠与区域电网互联以在风速较低时获得供电。事实上，这些可再生能源大国（或地区）只是把邻国或周边地区当作了储能的电池。关于接下来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取得进展，专家们意见不一，因此我不会妄自预测未来的情况。我只能猜测，在像澳大利亚这样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何时能建成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电网，取决于何时能在储电技术上取得突破。
对于水电蕴藏较为匮乏的地方，想要实现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的梦想，起码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同样明显的是成本问题。运营一个完全采用可再生能源的电网，要比一个60%采用可再生能源，40%采用零碳排放、产能稳定的非可再生能源的电网要昂贵得多（Sepulveda等 2018）。尽管这40%的能源可能比风能和太阳能更贵，但要填补可再生能源间歇性供应带来的电力缺口，它们是不可或缺的。零碳电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突破研究所前职员杰西·詹金斯（Jesse Jenkins）使用“零碳柔性基底”（zero-carbon flexible base）这一术语来描述此类型的能源。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技术能够提供“零碳柔性基底”，包括核电、水电、经过碳捕获与封存的天然气，或许还要加上太阳热能，尽管到目前为止，已建成的太阳能热电厂表现令人失望（de Castro和Capellán-Pérez 2018）。
虽然利用核电实现电网脱碳在技术上完全可行，但此举面临的政治阻力过大，使得由核能主导的全球脱碳之路看起来同样走不通。核电在全球电力中的份额曾迅速攀升，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漫长的停滞，以至于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大规模建设核电站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数个国家的电网曾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实现了碳排放清零，但现在想要复现此成就，恐怕已非常困难。一些人寄希望于先进的非轻水核反应堆，甚至是核聚变技术来扭转发电格局，但这些技术最快也要数十年后才能完成部署（Morgan等 2018）。
尽管如此，至少在电力领域，我们可以宣称已经掌握了去碳化所需的技术。从理论上讲，依靠核能、太阳能、水能和风能的组合，全球的电力需求就能得到满足，而且在二三十年内完成向核电和可再生电力的过渡，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Qvist和Brook 2015）。然而，由于水电和核电在政治上受阻，水电又易受地理条件限制，加上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整合面临技术障碍，自1990年以来，全球电力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几乎稳定不变（Ang和Su 2016）。也就是说，在气候变化隐患深入人心的这30年里，电力部门的碳排放量仍在上升，且增速与发电量的增长基本一致。虽然以太阳能和核能为首的若干种能源理论上可以为整个地球提供零碳电力，但从短期来看，快速减缓碳排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有证据表明，要打造一套成本最低的零碳电网，通常不仅需要大量低成本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还需要更昂贵的“柔性基底”或“稳定”的低碳能源（Sepulveda等 _2018）参与其中。因此，如果我们愿意利用所有可调动的零碳资源，去碳化的速度将更快，成本将更低廉。
（摘自本书第3章“技术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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