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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升级版。
用经济学解剖社会中的复杂难题，带你走进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全程解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帆亲笔信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倾情推荐。
湛庐文化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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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经济学家到底能做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离你过于遥远，那我们不妨换个话题：经济学到底能做什么？罗伯特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3》，实际上也是从特定的角度，试图给予一个解释。也许这本著作的观点不一定很深刻——事实上，全书用的都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非常基本的原理；然而，罗伯特·弗兰克的立场更客观、方法更独特。
《牛奶可乐经济学3》用经济学解剖社会中的复杂难题，清楚阐明了一些指导个人和国家决策的基本原则，涵盖从医疗到税收，以及个人消费，并揭示了这些原则如何在经济、政策和个人生活方面发挥作用。
《牛奶可乐经济学3》的内容都是与我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话题，阅读此书，不仅能学到很多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更关键的是通过学习罗伯特·弗兰克用理论分析现实的思路，从而实现“非仅一鱼，更得一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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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伯特·弗兰克
博物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纽约时报》“纽约现场”专栏特约评论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康奈尔大学的课堂上通过与学生问答的方式，收集各种生活中的经济学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收集和整理，先后完成多部畅销作品。
主张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根植于经验和观察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以数学为核心的硬科学。致力于把经济学从数学中解放出来，并为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提供无限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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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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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欢迎进入经济学的游乐园
何帆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推荐序二 经济学的魅力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序 言 最贴近生活的经济学课堂
01 政府与个人
◎政府只会大手大脚地浪费吗
◎遗产税真如想象的那么糟吗
◎为什么节俭的人反倒要受罚
巴曙松点评 分馅儿饼
02 自利与利他
◎教学内容会影响学生的行为吗
◎恪守道德的人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如果人基本诚实，惩罚还有必要吗
巴曙松点评 人类的自私天性
03 金钱与幸福
◎ 人的欲望无止境吗
◎ 幸福是唯一重要的福利指标吗
◎ GDP是衡量经济福利的合理指标吗
◎ 我们需要更大的汽车，还是更好的学校
巴曙松点评 幸福是什么
04 群体行为与群体性弱智
◎ 詹姆斯·杜森贝利是谁
◎ 为什么托马斯·谢林最重要的作品却不是最受认可的
◎ 为什么加尔布雷斯36次被提名都得不到诺贝尔奖
◎ 米尔顿·弗里德曼真的是冷血动物吗
巴曙松点评 一人为龙，众人成虫
05 医疗与人道
◎ 付不起账单的绝症患者，应该被拔掉输氧管吗
◎ 精品医疗服务为什么会饱受批评
巴曙松点评 关在笼子里的统治者
06 限价政策与拥堵问题
◎ 为什么堵车收费的建议很少得到采纳
◎ 为什么纽约大都会棒球队要采取可变票价方案
◎ 为什么稀缺的机场跑道应该卖给出价最高的航空公司
◎ 为什么应该向SUV收税
巴曙松点评 人类的掘墓者
07 能源与环境
◎ 为什么燃油税给民众带来了更多实惠
◎ 群体行为如何影响日常购买决策
巴曙松点评 谁藏起了最好的马
08 赢家通吃的市场
◎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想成为对冲基金经理
◎ 为什么成绩奖学金排挤了贫寒奖学金
◎ 儿童读物最终会消失吗
巴曙松点评 最解渴的第一杯水
09 竞争与收入
◎ 为什么富邻居让你觉得穷
◎ 是什么引发了奢侈品消费大爆炸
◎ 为什么减税恶化了交通拥堵状况
巴曙松点评 幸福的相对性
10 借贷、储蓄和投资
◎ 为什么美国人存钱这么少
◎ 是华尔街引发了金融危机吗
◎ 借钱太多的人该受惩罚吗
◎ 为什么战胜市场是痴人说梦
巴曙松点评 天生乐观
11完全信息假设
◎ 为什么候选人总是不愿披露个人信息
◎ 偏见会干扰正常学习吗
◎ 竞争能消除就业歧视吗
巴曙松点评 奇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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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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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近生活的经济学课堂
1879年，后来成了美国经济学会第一任主席的弗朗西斯·沃尔克(Francis Amasa Walker)在一篇短文中试图解释:“为什么普通人往往看经济学家不顺眼?”他说，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忽视了“把一个人和他的职业、环境联系起来，并令其做出有违经济理论预测之行为的习俗和信仰”。
一个多世纪过后，普通公众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家。我那些同行大多辩解说，这种态度至少部分源于我们在诸多重要公共政策问题上的观点乏人理解。这个说法还算公允。
比如，经济学家一般提倡拍卖空气污染权，批评家闻之则哀叹道:“他们的良心简直是给大企业污染了。”这未免把规范企业行为的力量理解得过于天真了。
企业污染环境，并不是因为从弄脏空气跟水源中享受到了什么乐趣。它们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干净的生产流程比肮脏的成本更高。强迫企业购买排污许可证，给了它们采用清洁生产流程的动机。为避免购买昂贵的许可证，企业定会使用相对廉价、清洁的生产方法。除非确实没有这种替代生产方法，企业才会被迫购买排污许可证。
拍卖排污权合情合理，因为它把缓解污染的重担放到了那些能以最低成本做到这一点的人手里。它将实现具体空气质量指标的总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显而易见，是否能达到该指标，关系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利益。证据显示，人们对拍卖法越是理解，就越少对它提出异议。例如，尽管环境保护组织一度强烈反对拍卖排污许可权，现在却对它拥护有加。
但这类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家遭人白眼的主要原因。对经济学家的怀疑态度，至少还有其他三种重要来源。一是人类行为的传统模型强调狭隘的自身利益，使很多人过于见利忘义。自利诚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但不是唯一的。比如，哪怕投票需要时间等成本，而且一张选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我们还是会参加总统选举;我们会给绝不会再度光顾的餐馆留下小费;会将丢失的钱包物归原主。只谈自利不仅显得刻薄，而且使得我们无法对人类行为的这一重要方面提出任何有趣的看法。
怀疑态度的第二个来源是，经济学的传统模型假设，消费者的决策是在与社会隔离的情况下做出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种意见。事实上，所有的评估都极大地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同一辆车，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司机会觉得它加速灵敏，而在今天，大多数司机可能觉得它迟钝不堪。同样，一套900平方米的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企业老总来说似乎大得不得了，而在今天有可能显得狭小了。还有，套装向来是求取者面试时的正确选择，这是与其他应聘者所穿服装相比得出的结论。
一旦我们承认，背景以上述方式影响着人的评估，我这一行里不少最受珍视的主张就该被抛弃。例如，传统模型说，理性人在权衡每周工作多少小时、花多少钱在不同商品上的时候，所得结果往往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可考虑到背景因素，情况并非如此。
就拿花多少钱买一套面试用的套装来说吧。实验证明，要是一名求职者穿得比其他人更得体，他就更容易被录用。这就为多花钱买套装创造了显而易见的动机。然而，倘若所有的求职者都将置装费提高3倍，同一份工作还是会落入先前那名求职者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人都减少置装费，而多花点钱购买预防疾病用的药物，或者买辆更安全的汽车，恐怕结果会更好。
对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的第三个来源在于，我们的传统假设认为，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是理性的，不带感情的。和前述“背景不重要”的假设一样，这一假设同样认为，倘若人们不受限制地自由交易，社会将获得有益结果。比如，要是一个信用记录糟糕的人向放贷人借500美元，答应两个星期归还，年息1000%，标准经济模型会坚持说，倘若国家阻止这一交易，借贷双方都会受到损害。
然而，有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认为，最好是禁止这类放贷契约，因为人们并不像传统经济模型里假设的那样理性和冷静。人们经常对未来发生的成本和收益权衡不足，错误地认为借钱的好处大过了偿还的成本。这就是反高利贷法的基本立足点。它斩钉截铁地禁止互助性交易——至少禁止了一部分。很少有哪个社会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反高利贷法的。从不少人无法权衡当前收益和将来成本这方面看，下令禁止高利贷并非难以理解。
简而言之，民间对经济学家所提建议持广泛的怀疑态度，很大程度或许根植于人们对建议出发点的合理担忧。既然传统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行为假设上，那又怎么能把根据这类模型做出的建议当真呢?
近年来，经济学家在思考人类行为方面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行为经济学诞生之初，研究者们努力采集现实生活中与理性行为模型相矛盾的异常现象。近些时候，他们又引入了新的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人们碰到经济选择时会怎样采取行动。在这些模型中，狭隘的自利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人类动机;背景环境也会影响评价;此外，它们明确地考虑到了系统化认知偏差造成的后果。
尽管以上创新使行为经济学家能够以更实际的观点解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但民众对经济学仍然残存怀疑，这妨碍了我们到公共论坛上进行讨论。由于传统模型的预测经常出错，碰到它们正确的时候，读者也往往对其意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2008年夏天，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提议缓征美国联邦燃油税，ABC新闻台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请她举出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赞成这种做法。希拉里倔强地回答说:“我才不要上经济学家们的贼船呢!”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公开批经济学家的行为，帮助她在随后的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初选中取得了胜利。
有了行为经济学，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既讨论经济选择，又不侮辱读者的智慧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在撰写专栏谈及此类选择。有些讲的是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经济决策;另一些谈的是华尔街涌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还有一些以普通消费者日常所遇选择为题。尽管我写它们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尚未宣誓就职，但它们无疑与未来几年里我们要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和人事决策直接相关。
付不起账单的绝症患者，应该被拔掉输氧管吗
经济学家斯蒂文· 兰德博格（Steven E.Landsburg）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穷人也理当享有生命保障吗》，副标题是《一位付不起账单的妇女输氧管被拔导致死掉。这错了吗？》。
兰德博格出于“经济考量”，认为答案是“这没错”。不少评论家以道德荒谬为由批评他的观点。两种判断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解释为什么之前，我们要来看看本案的一些细节情况。
患者名叫迪哈斯· 哈柏特格里斯（Tirhas Habtegiris），是一名27岁的移民。她因癌症入住得克萨斯州普莱诺的贝勒地区医疗中心，全靠呼吸机维持性命。医生认为她康复无望，但她希望坚持到远在东非的母亲见到她最后一面再说。
哈柏特格里斯没什么钱，也没有医疗保险。在她入院10 天之后的12 月1 日，院方通知她的兄弟，除非找到另一家医院愿意接手，要不然，贝勒中心将不得不放弃治疗。可即便有贝勒中心帮忙，家人还是找不到医院可转。该医院说到做到，果真于12 月12 日切断了哈柏特格里斯的呼吸机。它援引了1999 年小布什和得州州长签署的一项法令。法令规定，只要院方正式通知患者，生命维持治疗在医学上“不恰当”，则医生没有义务提供10 天以上的此类治疗。
据哈柏特格里斯的兄弟说，切断呼吸机时，她完全有意识和反应，很想继续呼吸。她挣扎了整整16 分钟，才痛苦地窒息而死。她兄弟和其他几名家族成员描述了当时的可怕情形。远在东非的母亲最终未能赶到。贝勒中心的官员说，他们的决定和经济考量无关。
兰德博格为贝勒中心开脱说，为哈柏特格里斯治疗通不过经济学最基础的成本效益理论的测试。该理论认为，只有当行动带来的收益超出成本，才应该去做这件事。治疗成本计算起来相对容易，可要衡量它的好处却很难，这就是兰德博格栽跟头的地方。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用行动的受益人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衡量该行动的好处。维持哈柏特格里斯的生命能带来多少好处呢？为了给它设个上限，兰德博格请我们想象以下场景：在她患病前，她可以选择给自己上免费的呼吸机保险，也可以选择75 美元的现金（这是他估计的向健康年轻人提供此类保险的成本）。接着，他又合情合理地假设哈柏特格里斯会选择现金。他认为，这就暗示着，治疗哈柏特格里斯女士的收益必然小于其成本。
在这一点上，他弄错了，原因很多。他忽视了在第一时间享有社会安全网所具有的重大经济意义。即便那些并不贫穷的人也承认，巨大的灾难固然不幸，但说不准哪天就会碰到。比如，一个人可能会丢了工作，付不起医疗保险；也可能受暴风雪所困，直升机没法前来营救。想到这样的情形，大多数人倾向于集体资助营救活动。穷人没有或买不起对抗此类意外的私人保险，根本无关紧要。
更麻烦的是，兰德博格完全忽视了同情、怜悯一类的道德情操。从亚当· 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意识到，经济判断经常为这些情绪所左右。结果是，当生命垂危的患者得到治疗时，无数人会因之受益。倘有机会，很多人都会为照料哈柏特格里斯慷慨解囊。只可惜，为这类治疗组织无数私人募捐在现实上不具可行性。故此，我们授权政府在有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
兰德博格的论点巧妙地模糊了“统计生命”和“具体生命”之间的重大区别。这两个概念是经济学家托马斯· 谢林提出的，他观察到这样一种明显自相矛盾的现象：为了某一个活生生的受害者，比如困在矿井里的工人，社会往往会拿出数百万美元前去营救；但对高速公路上平均每年夺去一条性命的护栏，却不愿意花哪怕仅仅20 万美元加以维修。
谢林认为，这种矛盾从经济上来说没什么不理性的，因为社会对这两种情况下所花的钱估值完全不同。后者是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赌一场不见得会发生的车祸；前者则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抛弃在危难之中。
兰德博格以一个明显不合理的经济论点为医院方面的决定辩护，无意间为那些坚持“成本和效益考量在有关医疗安全的政策决策中站不住脚”看法的人落下了口实。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对。减少日常面对的微小风险，代价昂贵。同样的钱可以花在其他更为紧迫的需求上。不权衡相关的成本和效益，我们无法明智考虑这些决策。
但使用成本效益分析并不意味着把人变成道德怪物。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真正的成本效益测试绝不会罔顾患者的反对，在她完全有意识、有反应的情况下关掉维持她生命的呼吸机。兰德博格的论点不仅在道德上错了，在经济上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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