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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本书读懂历史发展中的危机与机遇，蓄势、顺势、借势、逆势4大主题，29个有料又有戏话题，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讲透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新旧更迭的内在逻辑。
·亡国秦民为什么宁要楚人刘邦，也不要秦人章邯？
·都是作为藩王被请入京，霸陵墓主汉文帝与海昏侯刘贺，为何同运不同命？
·“三分天下”VS“五代十国”：汉唐两朝灭亡后的割据局面有何不同？
·为了重续李唐时代，李隆基经历了怎样的血与火？
·明知道金被灭，下一个就是自己，南宋为何还要与蒙古结盟？
·崇祯一朝，有多少大将败给了莫须有的“养寇自重”？
4.于危机中寻先机，于危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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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争夺韩魏何以成为秦统一的战略支点？数十万将士的复员问题，刘邦如何巧妙解决？在帝王眼皮底下暗养死士失败率极高，司马懿是怎么做对每一步的？手拿“董卓 曹操”的剧本，尔朱荣为何被挟持的天子反杀了？一边着急立太孙，一边放权武则天，唐高宗如何应对“中年危机”？宋高宗出海避难，如何催生了南宋政权前所未有的海洋战略？在大清和大顺之间，吴三桂为什么选择打开山海关降清？
……
历史的每一步转折，都是危机与机遇的博弈。顺势、借势、造势、逆势……历史的长卷缓缓展开，危机与机遇如同其上的明暗线条，交织缠绕，共同勾勒出社会发展的曲折进程。
本书是《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公众号的精华结集，以“危机与机遇”为核心，精选蓄势、顺势、借势、逆势4大主题、39篇有戏又有料的话题，探讨中国古代多个关键转折时期，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诞生，更以诙谐的语言、独特的视角、严谨的考证，呈现了我国古代福祸相依、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乱中求治、化危为机的实践智慧，以及制度僵化、统治失能、经济失衡、战略误判等酝酿危机的经验教训。
翻开本书，读懂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危机与机遇，就能读懂中国中华文明的特有韧性，何以源于将危机视为自我更新契机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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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荣获“中国最美期刊”、国家记忆“年度历史文化品牌”、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等荣誉。
“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由《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主办，以新闻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叙述历史事件，凭借深入浅出的专业解读打造独家原创好文，为读者搭建一个触摸历史体温、发现历史真相的园地，连续多年入选“新榜最具收藏价值公众号”，稳居中国微信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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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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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亡国秦民为什么宁要楚人刘邦，也不要秦人章邯？
拥有鲜卑血统的隋文帝，北击突厥很有一套
看似“无缚鸡之力”，实则“八块腹肌”：哪些读书人的武力值爆表？
为了重续李唐时代，他经历了 3 年的血与火
抗金名将韩世忠在黄天荡之战中全军覆没，为何却能名垂后世？
捕鱼儿海战役，为什么能一举将黄金家族打成青铜？
不是小叫花子，是“富二代”的李卫：靠什么成为雍正的心腹？
第二章 得其所利，虑其所害
皇帝：我太难了，皇家亲戚不能不用，又不能重用！
刘邦如何巧妙解决数十万将士的复员问题？
他手拿“董卓 曹操”的剧本，结果被挟持的天子反杀了
“三分天下”VS“五代十国”：汉唐两朝灭亡后的割据局面有何不同？
唐高宗迎来“中年危机”：一边着急立太孙，一边放权武则天
前期作战没有折损的梁山好汉，为何在征讨方腊时迅速减员？
明知道金被灭，下一个就是自己，南宋为何还要与蒙古结盟？
在大清和大顺之间，吴三桂为什么选择打开山海关降清？
第三章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合纵与连横的对抗：争夺韩魏何以成为秦统一的战略支点？
都是作为藩王被请入京，霸陵墓主汉文帝与海昏侯刘贺，为何同运不同命？
拿到“爽剧剧本”的开国皇帝，为何沦为“小透明”？
在帝王眼皮底下暗养死士失败率极高，司马懿是怎么做对每一步的？
安禄山为什么敢铤而走险？他的底气在哪里？
宋高宗出海避难催生了南宋政权前所未有的海洋战略
大顺 VS 八旗：两个虐过大明的选手谁更能打？
第四章 上枉下曲，上乱下逆
刘禅当了 40 年皇帝，水平究竟怎么样？
北宋军事元气大伤，赵光义有多大责任？
西辽往事：皇三代如何靠实力迅速败光一个中亚大国？
朝鲜长期追随明朝，为何在萨尔浒之战中三心二意？
崇祯一朝，有多少大将败给了莫须有的“养寇自重”？
南明实力明明远胜东晋、南宋，为何没能长期偏安南方？
垂死挣扎的晚清军队：八旗绿营不行，为什么湘淮军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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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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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下”VS“五代十国”：汉唐两朝灭亡后的割据局面有何不同？
《三国演义》开篇有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
汉、唐分别号称盛世，是当时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帝国，最终也难以避免走向灭亡的命运。但仔细来看，它们分裂的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东汉之后魏、蜀、吴三分天下，唐亡之后却有五代十国诸多政权的并立和更迭。（五代十国是指从唐朝灭亡到宋朝统一期间存在的诸多政权。具体来说，“五代”特指在中原立国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十国”特指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闽、南汉、北汉、楚、荆南10个割据政权）
五代十国的政权虽多，但是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4年。政权的频繁更迭成为乱世的主流，割据政权的林立给人们留下了碎片化的历史印象。那么，相对于汉末的三国鼎立，为何唐末会呈现这样的局面呢？
世家大族的天下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朝中外戚和宦官专权，清流士人遭遇党锢之祸；地方民不聊生，黄巾起义风起云涌；各州郡屯驻重兵，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经过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东汉政权早已摇摇欲坠，但当时却少见割据一方自立为帝者，各路诸侯仍在大汉的旗帜之下争斗。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将这种现象归功于自己。他曾经说过：我作为宰相，已经做到了人臣的极致，这早就超过了我的期望。如果国家没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还将自己比作春秋时期的霸主齐桓公和晋文公，认为他自己像他们一样兵势广大，却仍然能够尊奉天子。
虽然曹操到死都没有称帝，但他并不是没有称帝的想法，没能践行只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曹操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晋爵魏公，想要行“九锡”大典，效仿前朝王莽代汉的经验，为禅让做准备，但最后因士族的反对才作罢。曹操的重要谋臣，被他视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反对他称帝而被迫“饮药而死”。
汉末，世家大族聚族而居。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发展庄园经济。他们依靠宗族和宾客，形成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汉末的地方动乱中通过武力自保。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垄断了当时最重要的知识——经学。
两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通经可以入仕做官，刺激了大批士人的学习热情。当时，太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中心，游学风气昌盛，私家教授也十分盛行，形成了浓厚的家学传统。在汉末的政治动乱中，太学逐渐荒废，家学却得以保存并逐渐兴盛起来。
家学之所以成为世家大族的专利，除了深厚的历史传承外，与当时书写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东汉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造纸技术，但尚不成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仍然是布帛和简牍。这让书籍成为一种奢侈品，制作和保存都极为不易。
南北朝时，北周军队攻破江陵，大藏书家梁元帝进入东阁竹殿，令舍人高善宝焚烧所藏图书14万卷，感叹说：“文武之道，今夜穷矣！”普通百姓则难以获得图书、学习知识，当然也就无法入仕为官了。
作为当时国家统治最重要的基础，世家大族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仍然保持着较为浓厚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观念。若某方势力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称帝只会变成众矢之的。袁术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获得了秦汉的传国玉玺，随后利用“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公开称帝，很快就遭到了吕布、孙策等人的讨伐，最终宣告失败。
因此，作为傀儡的汉献帝一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才禅位给根基稳固的曹丕。随后，刘备和孙权纷纷称帝，三国时代正式开启。
唐代士族的衰落
虽然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战乱，门阀士族逐渐走向了衰落，但他们在唐朝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唐代士族以五姓七家为贵，即太原王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他们人才层出不穷，且门第颇高，当朝的高官勋贵都以与五姓联姻为荣。
贞观时，唐太宗李世民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刊定姓氏，撰写天下士族谱牒为《氏族志》。高士廉以博陵崔氏的崔民干为天下第一等，引起了唐太宗的极大不满。他要求高士廉以当时官爵的高低来排定姓氏次序，于是将皇室的李姓列为第一等。
五姓七家自矜门阀，不与普通士族通婚。唐太宗还下令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等七家子孙，不得互相通婚，时人称之为“禁婚家”。但这种做法没能改变当时社会的风气，族望仍然为时人所尚，五姓七家里甚至有女儿终老不嫁，也不与非五姓七家的家族通婚。唐初的名臣良将，如魏徵、房玄龄、李?等家族都积极与其通婚，“禁婚家”甚至成为一种荣耀。李唐虽然贵为皇族，却也自卑于门第，还曾试图攀附河北赵郡李氏。唐太宗将唐代的祖陵——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修建在赵州昭庆县（今天的河北隆尧），表明李唐出自此地。
士族虽然在社会上依然保留着很高的地位，但他们对知识和仕途的垄断逐渐被打破了。
一方面，造纸技术在唐朝已经相当发达，纸张的品种增多，著名的“薛涛笺”就出现在此时。而且，随着造纸原料品种的增多，造纸成本也进一步降低。纸张成为社会上的主要书写材料，为书籍的大规模传播和教育的平民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广经学的普及。唐初孔颖达校定五经不久后，唐朝发布了《五经正义》。它也成为被普遍使用的教科书，并在官私学校中被士人奉为圭臬。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依赖家学传承成为学术中心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唐朝还建立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进入朝廷做官，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
尤其重要的是，在唐末的政治和军事动乱中，士族遭到了不小的打击。宋朝人王明清说：“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崔、卢、李、郑位列五姓七家，而韦、杜是长安城南头号高门。当时，俗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可见其地位之高。但从汉末开始，绵延数百年时间，历经无数王朝兴替的庞大家族，在唐末走向了衰亡。
黄巢的叛军攻陷长安，他在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著名诗句后，大肆屠杀忠于李唐的士族精英；唐末朱温挟持哀帝前往洛阳，愤恨士族自视清流，在黄河边上将包括宰相在内的30余名朝臣杀害，并将死尸投入黄河，朝班为之一空，史称“白马之祸”。
经过这些动乱和屠杀，门阀士族的根基被摧毁，对皇位的继承和王朝的迭代不再产生决定性影响。五代的士族不仅再无忠君观念，其本身也成为皇权的附庸。五代的名臣冯道，号为“长乐老”，他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担任宰相20多年，先后辅佐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10位皇帝，成为这一时期士人的典型。
军人集团的崛起
五代前后只有短短53年（公元907年～960年），却历五朝八姓十四君，立国时间最长的后梁只有17年，最短的后汉只有4年，“短命”可以说是五代王朝的共同特点。在这一时期，士族逐渐衰落，地方上的军人集团崛起，并成为决定皇位归属的唯一因素。
军人集团的兴起，始于唐朝的募兵制改革。唐前期，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后来由于吐蕃、契丹等边疆政权的威胁，唐朝开始在边疆设置大量的军队驻守，临时征发的军队难以满足需要，逐渐为职业化的军人所取代。为了应对地方叛乱，唐朝在内地设置了大量的藩镇，保持了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藩镇的军队多招募本地人充任，由朝廷负担士兵及家人的衣粮开销。这期间，士兵父死子继，不事产业，单纯依赖军饷为生，在当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后逐步发展成为“地方军人集团”。
这些士兵视入伍为谋生计，只在乎自身的经济利益，忠君意识淡薄，常常为了赏赐、军饷等发动兵变，动辄杀逐主帅，抢夺府库。在和平时期，唐中央任命的藩镇长官尚能以朝廷权威和丰厚的赏赐来控制地方军人，保持藩镇的稳定。但黄巢起义爆发后，朝廷权威丧失，对藩镇军队的控制力大大降低，各藩镇的军人集团驱逐主帅，抢夺军权，以至于地方上出现了许多割据的藩镇，而这成为五代十国形成的基础。
五代十国的政权都是依赖军队建立起来的，因此掌握军权和稳定军心成为维系政权的必要条件。这不仅让帝位“君权神授”的神圣性彻底丧失，也让人们对于君主的出身变得毫无要求。比如建立后梁的朱温，他尚未及冠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王氏携其兄弟三人寄养于萧县刘崇之家，史书称其“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是典型的乡里无赖之徒。他后来加入黄巢叛军，降唐后升任宣武军节度使，通过不断的征伐建立后梁，终结了唐朝近300年的国祚。
吴越国王钱镠，年轻时也“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有点儿像乡里的绿林好汉，后来跟随镇将董昌担任军校，一步步升迁为镇海军节度使，建立了吴越国。
这种现象在五代时期颇为盛行，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直言：“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帝位的神圣性丧失，军事力量成为决定帝位归属的唯一因素，这导致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发生。想要称帝的将帅常常通过加强与士卒的联系来增强自己的权势，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后晋时期，禁军长官李守贞在与契丹作战时，积极优待士卒，出征时赐予钱财（称为“挂甲钱”），班师时又加赏劳（称为“卸甲钱”）。后来他认为禁军士卒曾在他麾下获得过赏赐，一定会支持他，于是发动叛乱。然而，新的禁军长官郭威在出征时又大加赏赐，士卒转而开始支持郭威，郭威也因此获得了代汉建周的资本。
除了军将为称帝笼络士卒，五代时期还有许多骄兵悍将为了邀功请赏而扶策天子。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这种做法在五代时期并不是孤例，建立后周的郭威也有过类似举动。后汉时隐帝听信谗言，派遣使者携密诏诛杀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随后亲率三军南征汴京，入京后请李太后临朝听政。忽报辽兵来犯，李太后令郭威出征。郭威率军至澶州，将士哗变，将撕裂的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拥郭威回京。李太后只得令郭威监国，随后在百官劝进下，授郭威符玺。最后，郭威即皇帝位，建立后周。
三国和五代十国虽然同属分裂时期，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却属于不同的时段。尽管秦末陈胜、吴广已经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门第观念依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是支撑皇权稳固最重要的力量。唐代以来，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印刷术的出现，书籍传播的成本逐渐降低，士族在知识上的优势逐渐丧失，而科举制的兴起让平民有了更多步入仕途的机会。士族的衰微让武人政治成为五代的主流，呈现了与三国截然不同的形态，使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平民的时代。
（作者：元微之）
宋高宗出海避难催生了南宋政权前所未有的海洋战略
帝王逃难向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中颇具悲壮凄凉气息的苦情戏码，颠沛流离的帝王与誓死追随的忠臣在逃亡路上荣辱与共，似乎总是暗含着中兴王朝的启示录。然而在一幕幕皇帝逃难大戏之中，宋高宗赵构却成了独树一帜的另类，他不仅在金人铁骑的凶猛追捕下一路南逃上千里（从长江边上的南京逃至杭州，随后又转至宁波、台州与温州），创造出金人“搜山检海捉赵构”的名场面，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长期在海船上漂流避险的帝王。正如宋人所说：
虽我高宗再造丕基，然航海避狄于越、于明、于台、于温，险阻艰难，莫不备尝，则盖旷古之所未有也。
赵构为什么能逃脱金人的夺命追击？而这场海上捉皇帝的大戏又为南宋带来了怎样的转变？
大宋海军：宋高宗的“海上行宫”
在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的宋金两军大对决中，金军东路军统帅完颜宗望所率军队用时20天就从真定（今河北石家庄）一路横推南下，不过20日就渡过黄河抵达开封城下。负责守城的宋军竟然望风而逃，毫无守河之志向，直到次年一月开封城破，徽、钦二帝北巡，宋军基本上无战果可言。
在这种碾压式的步骑兵优势之下，在应天府即位的宋高宗赵构根本没有在北方坚守的把握，金人退兵之后他就向南步步退却，至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时，宋高宗已经退到长江以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完全放弃了在江北抗敌的决心。到了当年八月，惧怕金人的宋高宗直接致书于金太宗请求议和，其又致书于左副元帅宗翰，称：
愿削去旧号，自此盖知天命有归……金珠玉帛者，大金之外府也，学士大夫者，大金之陪隶也，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昔秦并天下可谓强矣，而不废卫角之祀；汉高祖成帝业可谓大矣，而不灭尉陀之国；周武帝兼南北朝可谓广矣，而许留萧察以为附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赵构的话简而言之就是完全向金国臣服，“比于藩臣”，恳求大金的君臣能够像当年汉高祖留存南越一样放他一马，而金朝回应他的则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南侵。
金兀术（完颜宗弼）自当年十月二十三渡过淮河攻陷寿春后，仅用20天就兵临长江北岸的六合县，到了后来辛弃疾口中北魏太武帝的驻军之地，也就是从前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侵的极点。而此时的场景竟是“南岸无兵，金人舟不多，但无人迎敌，致使渡长江如蹈平地”，金朝军队顺利渡过长江，攻占建康府，收降统领十几万江防宋军的南宋将领杜充，逼走了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长江南岸站稳了脚跟。
而此时的宋高宗在何处呢？原来他早在八月底金军出发之前就乘“御舟”从建康城东出长江进入海上，沿杭州湾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驻跸观察战局进展。此时接到长江失守的战报，赵构便马上乘船逃往明州（今浙江宁波），随时准备出海避难，待到金军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攻破临安府时，赵构便正式开启了为期近4个月的海上漂泊之路，赵构在舟山群岛、台州与温州之间的东南沿海上来回辗转，直到金军收兵北撤。
金人攻陷明州后，金兀术手下竟然敢入海追击宋高宗，“乘胜破定海，以舟师来袭御舟”，所幸“张公裕以大舶击退之”。 这位张公裕便是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近似于水军司令），其在宋高宗授意之下到浙东寻船，旬月之内就寻觅到了近千艘大小船舶，这让当时的高宗君臣惊叹“岂非天邪”，其中包括福建官吏林之平招募的“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又有广东转运使赵亿所募之舟，为宋高宗进行海上避难提供了必要保障。张公裕将船一分为二，部分护送高宗入海，自己则率船队扈从左右保护王驾，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上行宫”。
相较于金军在长江沿岸劫掠获得的部分宋人水军小舟，宋高宗远航海上的船舶多是从东南浙、闽、粤等地收集的海上船舶，这些船舶一方面是宋朝原有的海军舰船，另一方面则是从东南港口地区临时征用的大型商船，这些船舶船体通常采用后世的福船型形制，船体结构坚固，采用水密隔舱技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利于破浪前行，是不同于传统河流运输的尖底船舶，在海上航行面对风浪时具有绝对优势，也就自然可以轻松击败金人的平底小船。宋朝长期以来形成的造船能力、技术水平、航海人员等综合能力，是倚重骑兵优势的金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钱粮海贸：“海上朝廷”的强大后勤力量
对于在海上长期漂泊的宋高宗君臣而言，强大的船舶军团或许可以带来军事上的心理安慰，但是对于金人“搜山检海捉赵构”的疯狂扫荡而言，南宋“海上朝廷”必须在拥有制海权的同时，保证足够的后勤补给来支持万人以上的“海上行宫”团队，不然不出几日便会饿死在海上。
而支撑“海上朝廷”的最大保障就是来自朝廷的东南钱粮。
在宋高宗准备出海避难时，宋高宗派“户部员外郎宋辉往秀州（今浙江嘉兴与上海一带）”，让他“自海道运钱粮赴行在”。宋高宗的御舟抵达台州章安港口当日，宋辉从秀州华亭县“运米十万石，以数大舶转海访寻六飞所向，至章安镇而与御舟遇，百司正阙续食，赖此遂济”。当时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苏、常、秀等府州县在北宋即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而金兀术的军队恰好是从南京一路直攻临安府，战火此时并未波及太湖平原一带，因而也就为宋高宗寻求东南粮饷提供了机会。
除了太湖平原丰富的粮食资源外，东南一带繁荣的海上贸易更为穷迫不已的南宋朝廷提供了前朝难以企及的财路。据记载，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前后，广、泉二州市舶司每年进口贸易量不下三五百万。闽、广两地市舶司通过抽买获得的收益相当可观，为宋高宗的“海上行宫”提供了大量除粮秣以外的丰富资财。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正在台州与温州一带漂泊的宋廷命令“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自海道赴行在”，正是对宋高宗海上朝廷的重要补给。
背海建都：劫后余生的大宋新篇章
空前绝后的出海避难之旅，让南宋的国祚得以延续上百年。而狂飙海上的生死旅途则让宋高宗坚信，曾经牢固的长江天险不再可靠，只有辽阔的海洋与坚挺的海上力量才能抵御那些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剽悍女真族人。而如此一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背海建都”。宋高宗自海上返回越州后，因越州方便入海避敌，即有长期驻跸之意，并在明州“集海舟于岸下，是必为避敌之备”，准备“万一避敌，不过如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及闽中耳”。在越州一带徘徊了大半年后，次年正月，李光批评朝廷“驻跸会稽，首尾三载”“惴惴焉日为乘桴浮海之计”。在兼顾了方便马上跑路与大运河漕运便利两个重大影响因素后，临安也就成为南宋实际都城的首选。直至30年后金海陵王再度南侵，南宋“中外震恐”，宋高宗又一次“欲航海”，并打算“如敌未退，散百官”，再次入海，最终因虞允文采石水战获胜方才作罢。
宋人曾言“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严峻的陆上军事形势为宋朝廷倚重海上军事力量创造了机遇。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海军”正是在南宋高宗时期创设的，真正的海防机构与海防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集中创设的。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五月，宋廷在许浦镇设沿海制置司，“兼领福建、两浙、淮东诸路”，同时在福建与广东两地设置独立的海防水军，其中福建有殿前左翼军水军和福建路安抚司巡检水军，共有水军3000人。广南路的海防水军被朝廷命名为摧锋军，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广南路琼、雷、化、钦、廉等州都设置水军，总人数达2000以上。
除了设立正规水军外，南宋还充分利用长期处在中原王朝管辖的边缘地带的滨海人群，将其连人带船纳入南宋王朝的海防体系之中，建炎四年八月，宋廷将“福建、温、台、明、越、通、泰、苏、秀等州有海船民户及尝作水手之人”，“权行籍定，五家为保”。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福建路一次“籍募土豪水手，漳、泉、福、兴积募到船三百六十只，水手万四千人”，次年又征调“番船二百五十七只，分三番起发，尽抵平江府”。大量海上居民成为南宋王朝的机动海上军事力量，不仅能够维持宋廷在宋金战争中的兵种优势，更能消弭南宋东南沿海本身的海上寇盗隐患，着实是一石二鸟的良策。
而对于南宋朝廷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今日为我们所熟悉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尽管自汉代开始我国中央王朝就有与海外交流贸易的记载，但是实际上直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经济意义还限于对海外物品的消费性需求，中国在海上贸易的参与更多是官方的朝贡贸易与单向的外商输入，甚至对于本国居民出海贸易仍然存在封禁政策，属于典型的“开而不放”状态。直至北宋建立市舶制度后，中央政府才开始将海上贸易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不仅首次确立海外贸易法定税收（市舶抽解），更在官方层面解除了对国民出海贸易的限制。
宋高宗在经历海上劫难之时，便依靠福建市舶司的财物维系。所以当南宋君臣从海上登陆回还之后，便高度赞同“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市舶贸易是“富国裕民之本”。所以高宗一朝，宋朝廷极其重视海外贸易的经营与管理。为了强化对市舶司海外贸易的管理，宋高宗亲自下令“广南、福建、两浙三路市舶条法恐各不同，宜令逐司先次开具来上，当委官详定”，即对海外贸易进行统一的综合治理，改变了之前沿海港口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其视作国家财政的核心构成部分之一。
除了规范官方机构的法令政策之外，宋高宗还破天荒地推行了极具功利主义导向的“官阶奖励机制”。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宋廷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阿拉伯）蕃客啰辛贩运乳香价值30万缗，海商蔡景芳招徕贸易，收息钱98万缗，都被授予“承信郎”。蕃商蒲延秀和蒲晋久因为招揽蕃商贸易有功，被授予“承信郎”一职，后又从承信郎“特与转五官”，最后补授“忠训郎”。这些蕃商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获得了来自中央朝廷认可的官僚身份，从而选择在广州与泉州一带定居生活，并一度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在宋元之际执掌泉州市舶司大权的蒲寿庚家族就是这一时期来华的回商后裔。
在宋廷的各项政策刺激之下，到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时，闽、浙、广三路市舶司“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相当于南宋初全国两税的现钱上供正赋（即以货币形式上缴的两税），这在以农业赋税为主要税收的古代中国是罕见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巨量财富与崭新的商业模式第一次真切地摆在了传统东方帝国君臣和百姓的面前。
海洋带给南宋王朝的，是不同于过往南方政权的特殊色彩。六朝时代的南方政权往往以江为天险，奉行守江必守淮的前置藩篱军事战略，同时以襄阳一带为肘腋，远程联动川陕，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南土守卫体系。然而在这一体系之下，一旦长江天险失守，南方政权的覆亡便是必然结果。反观南宋政权则将这一体系升级成更为立体的守卫体系，即以海洋为最后退路，即使敌军深入江南腹地也可以守“中枢于海上”，在没有战略负担的基础上在钱塘江、长江与大运河之间形成全范围海上作战力量，才有了后来著名的黄天荡大捷与采石大捷，同样也为顺昌大捷后岳飞以荆襄为基础的壮烈北伐提供了战略支撑。
在这一特殊形势之下，南宋王朝的国防重心便是保卫皇帝，并在临安一旦失守的情况下随时准备转移有生力量前往海上。公元1276年，在宋高宗赵构避难海上的146年后，元军水师逼近临安，南宋朝廷主战派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奉益王入海”，再次踏上海上逃亡之路。然而此时的蒙古人已经不再是金兀术式的孤狼式远征，而是同时拥有娴熟海军与强大步骑优势，可以席卷世界的军事力量，南宋的海上战略最终只得以崖山海上的巨浪悲风谢幕。
正是依靠海上力量带来的经济实力与军事优势，才让南宋这一个从立国开始就被金人越江平推的偏安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维系了152年（公元1127年－1279年），这是农业文明向海洋文明趋近的一次荒诞而又影响深远的尝试。尽管南宋王朝最终消失在浪涌之中，但是以浙东和福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走向海洋的脚步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将中国东南沿海与海外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者：王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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