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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内容简介：
和歌是日本独有的文学形式，历来被日本人视为其民族文学中最核心的诗歌体裁。它对后世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日本民族的文学审美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日本民族文学的和歌，在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文学的持续影响。中国文学的影响贯穿了和歌发展的始终，并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书聚焦的《古今集》至《新古今集》时代，是和歌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和歌作品不仅是日本文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堪称东亚“汉文化圈”文学的瑰宝。该时期大约对应中国的五代十国至南宋时期，在该时期的和歌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六朝至唐代文学的影子。本书详细梳理了中国文学进入日本文学后，与日本文学相互碰撞所激发的火花，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投身于中国文学对海外文学的影响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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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黄一丁 1991年生，湖北武汉人。本科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硕士与博士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语言学日本文学专业，文献文化学博士。现任教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研究方向为日本古典文献学与中日比较文学，主要关注日本平安与镰仓时代的和歌文献。在日本古典文献学、中日比较文学以及域外汉籍研究等领域撰写过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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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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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论 001
第一节 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001
第二节 日本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的三段论 004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日本化 010
第四节 “国风文化”时代的历史背景 012
第一章 “国风文化”时代文学思辨 020
第一节 “唐风文化”的特征与历史背景 020
第二节 “国风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对“唐风文化”
的继承 024
第三节 “国风文化”时代的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028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学对“国风文化”时代前和歌的影响 035
第一节 《万叶集》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综述 035
第二节 《万叶集》文学史断代与中国古代文学的
日本化 038
第三节 《万叶集》的文学遗产与其后的和歌断层 049
第三章 和歌与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日本化 05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日本化与句题和歌 052
第二节 句题和歌史断代与历史背景 054
第三节 句题和歌与中国古代文学表达的接受 060
第四节 句题和歌与典故的接受 065
第五节 句题和歌与文化观念的接受 069
第六节 中国古代文学对《千里集》中四季部结构的
影响 073
第七节 《千里集》之后半部分与中国古代文学 092
本章结语 099
第四章 中国古代文学意象对“国风文化”时代和歌的
影响机制 10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与和歌意象的产生 101
第二节 和歌中菊花意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学
意象的影响 104
第三节 菊花的长生不老意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
影响 108
第四节 菊花意象在恋爱和歌中的流变现象 117
第五节 元稹诗对菊花意象的再影响 124
本章结语 126
第五章 中国典故的日本化对和歌文学的影响 128
第一节 典故运用于“国风文化”和歌中的普遍性 128
第二节 中国文献影响与和歌中的祥瑞之龟 131
第三节 中国祥瑞意识的影响与长寿之龟 135
第四节 中国祥瑞意识在典故中的流变 140
第五节 中国典故的日本化与和歌中的蓬莱山传说 142
第六节 中国典故的流变与积土成山典故 146
第七节 《法华经》“盲龟浮木”典故在和歌中的影响 149
第八节 “盲龟浮木”典故在和歌中的流变 154
第九节 曳尾涂中典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158
本章结语 160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日本化 161
第一节 《千五百番歌合》判词与和歌判诗 162
第二节 和歌物候观的中日文学依据 166
第三节 物候观的日本化现象 172
第四节 和歌判诗中所见中日物候观的融合 182
本章结语 193
第七章 歌合活动与中国文学日本化 197
第一节 《阳成院歌合》的背景 198
第二节 白居易诗对《阳成院歌合》的影响 203
第三节 汉语“虚度”“空度”对《阳成院歌合》的影响206
第四节 惜春诗表达的流变 210
本章结语 216
第八章 “逆国风化”刍议 219
第一节 日本惜秋文学之源流与传统 221
第二节 惜秋文学的“逆国风化”与中国典故 224
第三节 惜秋文学的“逆国风化”与中国文学物候观 230
第四节 惜秋文学的“逆国风化”与中国惜春文学 238
本章结语 242
本书结语 244
后记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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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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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读
第一章“国风文化”时代文学思辨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化史往往以公元900年左右为分水岭，将整个平安时代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即自桓武天皇迁都至平安京至公元9世纪后半叶的“唐风文化（弘仁贞观文化）”时代，与公元900年以后开始的“国风文化（摄关文化）”时代。而11世纪后半叶开始的“院政期文化”与此后的“镰仓文化”均脱胎于“国风文化”，特别是在和歌文学中，院政期与镰仓时代的和歌文学发展与“国风文化”时代的和歌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因此自平安中期至镰仓时代结束，和歌文学的审美倾向都属于广义的“国风文化”。本章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国风文化”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进行梳理，旨在明确“国风文化”时代文学作品的基本文化属性。
第一节
“唐风文化”的特征与历史背景
在“唐风文化”时代，日本朝廷延续了奈良时代的外交传统，在继续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与留学生（僧）的同时，还积极吸纳唐代文化，以此为契机，长安的方音、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歌、以真言宗与天台宗为代表的唐代佛教等新文化在这个时期进入日本，并扎下根基，为日后日本平安中后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政治上，模仿中国政治制度建立的律令制度在该时代日臻成熟，达到了最稳定的巅峰期。值得注意的是，下令迁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本身就具有大陆渡来人的血统，而其迁都平安京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排除平城京（今奈良）既存的旧贵族旧宗教势力，将统治中心转移到历来渡来人势力强大的山背国地区，以之为新都，这显示出桓武天皇亲近大陆势力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受到中国传统宗教影响而产生的“郊祭”制度在“唐风文化”时代初期也开始影响日本政治，桓武天皇在重新修整伊势神宫的同时，还于平安京以南的河内国（今大阪一带）举行了类似“郊祭”的祭祀活动，此后，还将自己的父亲光仁天皇以昊天上帝的身份进行祭祀，这些政治活动无一不显示出“唐风文化”时代日本政坛对大陆文化的憧憬。究其根源，壬申之乱时更一度迭至天武系的皇统，几经波折，终于在光仁天皇时又回归到天智系一侧，而统治根基未稳的桓武天皇自然要采取新的意识形态来巩固自身统治，壬申之乱中败北的大友皇子对中国文化颇为憧憬，这从奈良时代编纂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录的大友皇子的诗作就可窥见一斑，天智系皇族对大陆文化理应保有较强的亲近感，而此时盛唐中唐时期产生的绚烂文化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列岛，这样的外来先进文化天然地成为天智系新政权构建意识形态与文化统治的不二选择。
桓武天皇后，平城京旧贵族保守势力依旧强大，他们以平城天皇为政治核心，与以嵯峨天皇为代表的新贵族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以“平城太上天皇之变”（又称药子之变）最具代表性。平城天皇退位后成为太上天皇，在旧都平城京另立中央政权，最后甚至下令废止平安京，在嵯峨天皇的武力围剿下，平城天皇引咎出家，尚侍藤原药子被剥夺官位，而原本在嵯峨天皇后有望继承皇位的平城天皇之子高岳亲王也被废黜太子之位，皇位失去了在平城与嵯峨两统间迭立的可能性。“平城太上天皇之变”以嵯峨天皇方的胜利而终结，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平安京新贵族彻底稳固了政权，而为其后数十年“唐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此后，在文化的诸多方面，日本社会都显示出了浓厚的中国特色。
宗教上，“南都六宗”在奈良时代的平城京拥有强大势力，进入平安时代后，其势力开始逐渐衰弱，取而代之的则是真言宗与天台宗的平安二宗，在“平城太上天皇之变”中，这两宗的势力倒向嵯峨天皇一方，以此为契机，平安二宗成为日本朝廷认可的主流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开祖最澄入唐求法，甚至在入唐前已经是当时日域知名僧人。真言宗的开祖弘法大师空海曾随最澄一道入唐求法，最澄原以弟子之礼相待，空海在学习中国先进的佛教文化后，与最澄的宗教思想出现分歧，创立了真言密教，日后成为日本佛教史与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僧人之一。可以说平安二宗的诞生及繁荣与“唐风文化”时代的政治背景紧密相关。
美术上，平安二宗在带来佛教思想的同时，还为日本列岛带来了绚烂多彩的佛教美术，形成了美术史上定义的“贞观美术”（贞观美术）。这一时代的曼陀罗与佛教造像吸收了大量源于大陆的艺术表现技法，体现出浓厚的大陆文化特征，成为该时代美术史上最显著的特色。
语言上，平安时代以前传入日本列岛的汉字音被称为“吴音”。汉字传入日本列岛至奈良时代为止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吴音”的性质本身也是多源的：有的源于传入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有的源于上古汉字音末期的南朝方音。而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日本贵族开始集中系统地学习属于中古汉字音的长安方音，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汉音”。吴音与汉音在音韵上的对立是十分显著的。该现象体现出平安初期汉字音的更新。
书法上，“唐风文化”时代的书法在理念上以尊重中国书法，特别是晋唐风为要义，并孕育出以模仿中国书法晋唐风特色见长的“日本三笔”，即空海、嵯峨天皇以及橘逸势。其中空海受到王羲之与颜真卿书法的影响较大，而嵯峨天皇又受到了空海风格的影响，橘逸势相传在渡唐期间学习书法，其受到了唐代书法的巨大影响应是不争的事实。书法方面亦能体现出“唐风文化”时代中国文化在日域的盛行。
在本书所聚焦的文学方面，“唐风时代”的文学更加凸显出强烈的中国古代文学特征。在体裁上，以汉语文言文书写的中国诗取代了自古坟时代开始的和歌，成为日本宫廷文学的主流。在文学思想上，嵯峨天皇下令编纂敕撰汉诗集《凌云集》，于日域践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章经国”思想，实现其政治抱负，同时还开创了日本朝廷敕撰诗歌集的先河，成为数百年间层出不穷的敕撰文学之滥觞。而后编纂的《文华秀丽集》以及《经国集》亦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章经国”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如前文所述，以小岛宪之为代表的日本文学学者甚至将“唐风文化”时代称为“国风暗黑时代”，这一称呼足以体现该时代日本传统文学在发展上的蛰伏与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在日域的繁荣。“唐风文化”时代的一系列文学现象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文学政治化理念已经影响日本，并对日本政治与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改造。
总体来说，在天智系的光仁—桓武皇统掌握政权的背景下，平安京的新贵族为巩固文化统治，采取了积极吸收唐代先进文化的策略，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走上了模仿唐朝文化的道路。这样的现象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场景颇为相似。事实上，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倾倒于某一外国文化的现象，在日本历史上似乎十分普遍，例如奈良时代的“天平文化”与平安时代的“唐风文化”皆出自对中国文化的憧憬，近代的明治维新源于日本民族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战后的诸多思潮则体现出日本民族对发达的美国现代文化之推崇。了解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日本文化形成的特点与规律。
第二节
“国风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对“唐风文化”的继承
嵯峨天皇退位后让位于其弟淳和天皇，并持续以太上天皇的身份控制着朝廷实权。公元842年，嵯峨上皇驾崩后，其长达三十余年的安定统治画上句号，随之而来的是嵯峨天皇之子仁明天皇。他与新贵族藤原氏联手，一举消灭了淳和天皇之子，以及当时拥有皇太子身份的恒贞亲王势力，史称“承和之变”。至此，正如“平城太上天皇之变”中嵯峨天皇一方的胜利避免了两个皇统之间的迭立一般，仁明天皇与藤原氏北家在“承和之变”中的胜利同样避免了嵯峨与淳和皇统的两统迭立，此后的文德、清和以及阳成天皇三代，皇位均安稳地掌握在嵯峨—仁明皇统的皇族手中。安定的政治环境则为持续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安定的土壤，自嵯峨天皇至阳成天皇，日本继续派遣遣唐使，不断学习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唐风文化”时代得以持续。然而，自飞鸟时代开始至“唐风文化”时代结束，正如序章中所述，大量源自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艺术渐渐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与日本社会实际之间的矛盾龃龉日益凸显，旧的文化政策亟须新的文化政策替代。
新政策的政治契机源于阳成天皇的幼年即位与藤原氏北家的内部斗争。自“承和之变”，藤原氏北家的势力开始抬头，依靠自身外戚的身份逐渐凌驾于其他贵族之上，到阳成天皇即位时，阳成天皇之母藤原高子成为皇太后，而高子之兄藤原基经亦被淳和上皇委任为摄政，权倾朝野。然而，基经与其妹高子之间不和，藤原氏北家的内部斗争逐渐演变为日本朝廷的政治斗争，其结果便是，公元884年，阳成天皇成为基经与高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迫让位于祖父辈的仁明天皇之子光孝天皇，成为太上天皇，自此，天皇皇统再次发生更迭，由文德系变为光孝系。55岁高龄即位的光孝天皇4年后驾崩，而基经与高子的不和再次左右了继承皇位的人选，光孝天皇生前将自己的子嗣全部降为臣籍，以表明身后将皇位归还至清和天皇之子、阳成天皇之弟贞保亲王的意图，然而，贞保亲王与阳成天皇同出于高子之腹，为遏制高子的政治势力，基经及其朝中拥趸不惜将已经降为臣籍的光孝天皇之子源定省推上皇位，是为宇多天皇。宇多天皇即位后不久在基经就任关白的问题上又与之发生了矛盾，史称“阿衡纷争”。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表明，直到基经去世，光孝—宇多皇统都没有牢固地掌握朝廷实权。公元891年基经去世，宇多天皇终于迎来亲政的机会。至此，从桓武天皇以来的文化政策也出现了转变的契机。
宇多天皇在位期间，和歌文学逐渐通过“歌合”（即具有竞争性、定胜负的歌会）的形式回归至宫廷文学中，并留下了一批成书于该时代的歌合文献。此外，公元630年以来持续了25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在宇多天皇时期被废止。虽然废止遣唐使有晚唐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外在原因，但宇多天皇亲政后在文化政策上急于探索新的思路，是废止遣唐使的内在原因。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在光孝—宇多皇统的统治下，日本朝廷的新文化政策正在逐渐形成。公元897年，宇多天皇退位，其子醍醐天皇即位。901年，醍醐天皇为扫清父亲宇多太上天皇等旧政治势力，选择了与藤原氏北家联盟，与适时的重臣基经之子时平合谋将父亲的宠臣——菅原道真流放出京，之后又敕令编纂假名文学《古今和歌集》，与此同时，醍醐天皇还对律令制度的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正与重编，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格》与《弘仁式》以及清和天皇的《贞观格》与《贞观式》的基础上，编纂了《延喜格》与《延喜式》，从而进一步规范朝廷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以巩固自身的统治稳定。此外，醍醐天皇还下令继续编纂因宇多天皇退位而中断的正史《日本三代实录》，以彰显光孝—宇多皇统在皇统更迭历史中的正统性。自宇多天皇至醍醐天皇的这一连串历史事件释放出重要的政治信号——醍醐天皇统治集团的文化政策或将有别于自桓武天皇以来注重中国文化的倾向，而转为弘扬本土文化。
此后的文学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观点。公元900年以后，以假名为文字、用大和语言书写的假名文学开始出现，在诗歌文学方面，自宇多天皇时期开始复兴的和歌文学在经历了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的高光时刻后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逐渐成为公元10世纪日本宫廷文学的主流。而在叙事文学方面，以假名书写的日记文学与物语文学开始出现，并依托后宫的女性在宫廷内广泛传播，成为深受平安贵族喜爱的文学形式。基于这样的文学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出现了解释平安时代文学的基本理论“国风文化”论，以之为基础，又结合战后小岛宪之的“国风暗黑时代”学说，从而形成了“唐风文化—国风文化”论。这一理论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日本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领域亦为通行理论。“唐风文化—国风文化”论以公元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数十年为分水岭，将平安时代文化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崇尚中华文化的“唐风文化”时代与注重日本本土文化的“国风文化”时代，对此本章开头一段已有叙述。
事实上，在平安文学研究领域，日本文学的学者们已经证实，“国风文化”时代产生的假名文学中的确存在着诸多中国古代文学要素，然而，这些论据并没有被系统地组织起来用于反驳“国风文化”论。“国风文化”存在于平安时代文学的基本论据主要是假名文学的诞生与流行。通过在平安时代的假名文学中找到的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素，可以探明其在早期假名文学的诞生与流变中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可更加接近所谓“国风文化”时代文学的真相以及本质。如上文所述，假名文学主要包含和歌、物语、日记等文学体裁。根据现有的研究，这些文学体裁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古代文学要素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节
“国风文化”时代的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现存最早的和歌文学是日本古坟时代天皇所咏的和歌，但不能排除这些和歌为后世附会的可能性，但至少在飞鸟时代，和歌文学就已经成为日本朝廷的主流宫廷文学形式，并出现一批宫廷文学的御用歌人。自古坟时代到奈良时代数百年间的和歌文学都收录于《万叶集》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收录于《万叶集》的四千余首和歌，还有更多的产生于该时代的和歌已经散佚于历史长河之中。《万叶集》时代产生的和歌中就已经可以窥见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这一问题我们将作为“国风文化”时代文学的前奏在第二章中进行系统探讨。《万叶集》中收录的和歌在奈良时代中期戛然而止，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或许存在过一些记录和歌的文献，但现今皆不存于世，究其原因，正是“唐风文化”造就了一个“国风文化”的“暗黑时代”，因此，“国风文化”时代伊始的和歌，面临的是和歌已经式微一百多年的局面，而这样的“国风文化”断层就决定了“国风文化”时代伊始的和歌必须要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弥合一百多年的断层所带来的内容空洞，而“唐风文化”时代传入日域的唐代文学便成了不二之选。早在平安时代末期到中世，《古今集》的古注释书中就已经注意到该时代的和歌中存在着一些借鉴唐代文学的内容，而符合近代学术规范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前文所引述的日本战前学者金子彦二郎就曾经系统地研究了传入日本的白居易诗歌集《白氏长庆集》与“国风文化”时代初期的和歌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白居易的诗歌对《古今集》前夜的和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直接在和歌古今风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对“国风文化”时代和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从文学体裁上来说，《古今集》前夜的一部分歌人选择了直接借鉴唐诗的表达方法来丰富和歌的内涵，其具体体现便是以一句或一联唐诗为题，将之翻译成对应的和歌，进行吟咏欣赏。这样的文学形式在后世被称为“句题和歌”，而这个时期出身儒学门第的歌人大江千里所咏的《大江千里集》（又称《句题和歌》，简称《千里集》）被后世视为该种文学形式的滥觞，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在体裁上影响日本文学的典型例证，这一问题将在后文中进行详细论述。
从素材上来说，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中使用的文学意象在该时代直接为和歌所借鉴，例如和歌中菊花的意象就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菊”是自中国传入的观赏植物，在日语中甚至没有对应的和语训读。而和歌作为大和民族的传统文学，原本天然排斥汉语词汇。将源于汉语的“菊”入歌而咏，体现出“国风文化”时代和歌吸收中国古代文学意象的新动向。本书将在第四章系统分析“国风文化”时代中国古代文学中所使用的文学意象进入和歌文学的这一特殊现象。
此外，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典故在“国风文化”时期进入和歌文学。小岛宪之在注释《古今集》时探寻了大量源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其成果直接反映在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古今和歌集》的注释中。在他与新井荣藏的注释中，甚至可以窥见《古今集》歌人对《史记·项羽本纪》中“锦衣夜行”典故的使用。除此之外，《古今集》时代的歌人对六朝文学中所见的典故也偏爱有加，例如《古今集》的编纂者之一纪友则就曾经化用过六朝文学任昉《述异记》中所见的“烂柯”典故；而同为《古今集》编纂者之一的凡河内躬恒则使用过六朝文学张华《博物志》中的“浮槎”典故。这些记载于中国文献中的中国典故在“国风文化”时代进入和歌文学，为歌人活学活用，丰富了和歌的表达技法，并深刻了和歌文学的文化内涵，该现象无疑凸显出“国风文化”时代初期的和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依赖性。
除了文学体裁、文学意象以及文学典故三个方面，“国风文化”时代的和歌文学在文学思想上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影响。例如渡边秀夫从该时代和歌的意象与思想性出发，首先探索了唐诗中用语对《古今集》前后的和歌文学中歌语意象的影响，进而又提出了中国古代的礼乐思想对《古今集》编纂在思想上的影响，并指出敕撰和歌集编纂的根本意图依然是源于中国古代的“文章经国”思想与礼乐意识。在这一观点上，李宇玲与渡边秀夫的观点不谋而合。她系统地解释了《古今集》编纂受中国礼乐思想影响的内在逻辑，为从思想根源探寻《古今集》的编纂原因提供了一个颇具建设性的思路。此外，笔者在《古今集》时代歌人的季节观念中也找到了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物候观影响的部分，可以说，唐代诗人的物候观在整个和歌文学中自然事物的季节意识的生成与流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问题将在本书的第五章进行详细的论述。
综上所述，“国风文化”时代的和歌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歌文学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古代文学要素。而传统的“国风文化”论一味强调这个时期文学体裁上的变化，认为使用假名文字书写的和歌文学必然是排斥中华文化的纯粹国风文学，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研究视角下显得有失客观。至少在日本文学领域，所谓“国风文化”时代是否真的是排斥中华文化而弘扬日本本土文化的时代，这一问题值得商榷。
叙事文学方面，与诗歌文学一样，“国风文化”时代中由假名文字所书写的叙事文学中依然可以窥见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素。对此，笔者将按照叙事文学的体裁分日记文学与物语文学进行阐述。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厘清日本叙事文学的源流，为以后的行文做好准备。
日本的叙事文学与中国的叙事文学在起源上存在某种相似性，即叙事文学的起源都晚于诗歌文学且发展缓慢。中国古代文学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在佛教传入的影响下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文学——志人志怪小说，而日本文学亦然。除去上代因为政治统治与外交活动需要所编纂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日本风土记》三部史书，日本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文学发轫于“唐风文化”时代撰写完成的《日本灵异记》。该书由奈良药师寺僧人景戒编纂，收集了包括日本著名僧人行基事迹在内的诸多佛家故事，用以传播佛教思想。该书用变体汉文书写，因此属于广义的汉文学范畴。而以和文体书写文献的先例虽已见于上代文学中的《古事记》，但真正意义上用和文体书写的叙事文学则要一直下溯到“国风文化”时期诞生的以假名书写的早期物语与日记文学。这里必须辨析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学作品的书写文字，一个是文学作品的文体。此二者的区别在日本古典文学研究中颇为重要。在我国，很多多年从事日本文学研究工作的学者依旧无法弄清楚日本古典文学中文字与文体之区别。自日本古典文学伊始至院政期和汉文体合流形成和汉混淆文体为止，日本古典文学中存在着和文体与汉文体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和文体是利用大和民族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汉文体则是模仿中国古代文言文书写的，经典的汉文体可直接视为汉语文言文，而一些带有日域用语特色的汉文体则被称为变体汉文，与标准的汉语文言文存在一定语法与词汇上的出入。在平安时代，汉文体一般由男性贵族掌握，而和文体主要由女性使用，二者的对立统一促进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发展。与之相对，日本古典文献的文字情况则有所不同。日本特有的文字假名诞生于平安时代前期，在此之前则使用汉字作为文字。在假名诞生以前，无论是和文体还是汉文体均由汉字记录。当汉字用于记录和文体的文献时称为万叶假名，而用于记录汉文体的文献时则称为汉字。例如上代文学中，《古事记》与《万叶集》为汉字记录和文体书写的文献，而《日本书纪》《日本风土记》以及《怀风藻》则为汉字记录汉文体书写的文献。真正意义上的和文体假名叙事文学主要是“国风文化”时出现的假名日记以及物语这两种文学体裁。
一般认为，假名日记文学脱胎于男性贵族用汉文体与汉字记录的公卿日记。而现存最早的假名日记《土佐日记》的开头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男人写的日记，女人也试着写写。”一般认为《土佐日记》是《古今集》的编纂者之一纪贯之假托女性口吻所写，此后成书于公元10世纪后半叶的《蜻蛉日记》则继承了《土佐日记》的衣钵，此后假名日记主要由女性书写。日记文学中存在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素已被学界所认知。例如纪贯之在《土佐日记》中多次引用或化用李白与贾岛等唐代诗人的诗歌。除此之外，小岛宪之弟子之一的北山圆正也曾指出，《土佐日记》的结尾在结构与语言描写上受到了《述异记》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而在《蜻蛉日记》中，我们可以窥见其作者藤原道纲母的汉学素养。大谷雅夫曾经指出本作品化用了李白的诗句，张陵则揭示了《蜻蛉日记》对以白居易诗歌为代表的诸多中国古代文学的借鉴。至此，日本假名日记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日渐明朗起来。
“国风文化”时代物语文学的诞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源流，其一是源自汉文体的叙事文学，其二是源自和歌集中的题词。前者称为“作物语”，后者称为“歌物语”。“作物语”的鼻祖《竹取物语》很有可能就是从一部汉文体的文学翻译为和文体的假名物语的，因此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不言而喻。其后，物语的篇幅开始逐渐变长，到10世纪后半叶诞生了诸如《宇津保物语》一类的长篇假名物语。《宇津保物语》描写了主人公清原俊荫西渡唐朝学习琴术，学成归国后出世发达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情节本身就涉及诸多中国描写，因此也必然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余鸿燕曾经指出，《宇津保物语》中可见多处中国孝悌思想的影响，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对早期物语产生了诸多影响，更在深层次的思想方面对早期物语有着渗透。其后诞生的物语集大成者《源氏物语》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新间一美主张《源氏物语》是在元稹作品《莺莺传》影响下产生的文学，而其中的卷名又有源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部分。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标新立异而大胆，但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大量化用了白居易诗歌与中国古代文学典故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化用白居易“两千里外故人心”一句以及《汉书》中“白虹贯日”的典故都是紫式部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巨大影响的实例。另一方面，歌物语中所见的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研究则方兴未艾，其中以小山顺子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她指出了唐代传奇对《伊势物语》第69段的影响。又由于歌物语脱胎于和歌文学，其中包含了许多和歌。如前文所述，这些和歌本身就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因此，总体来说，歌物语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可以说十分紧密。
综上所述，“国风文化”时代的文学种类中均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影响。假名文学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的主体阶层抛弃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华文化，而是尝试将“唐风文化”时代吸收的中国文化内化并改造，以假名文学的形式所表达出来，这样的过程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日本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日本化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日本文学的重要机制，也是“国风文化”时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本书后续章节将从若干角度对“国风文化”时代和歌文学中所见中国古代文学的日本化现象进行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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