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景观
前一页的列表包含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最近才成为艺术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可以是一种有用的审美工具，我们可以借之来探索和转化当代城市的游牧空间。古埃及人将竖石纪念碑称作“奔奔”（benben，即从混沌中显现的第一块石头），在建立竖石纪念碑之前，人们拥有一种用来改造景观的象征形式。这种形式便是行走，在生命的最初阶段，人类通过巨大的努力学会了这项技能，后来却让它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本能举动。借由行走，人们构建出周围的自然景观。在我们所处的世纪，在城市中穿行时，我们会被城市景观包围，而为了阐释这些景观，我们构想出了这些动作类别。
犯错是人类的本性……
为了寻找生存所需的食物与情报，人们必须四处移动，横穿空间这一举动便源自这种本能。然而，一旦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行走就呈现出一种象征性形式，它能帮助人们居住在这个世界之中。通过调整人们关于所穿过的空间的看法，行走就变成了人类最早的美学行为，它帮助我们穿越了混沌的区域并构建起秩序，也使我们能借由这种秩序发展出关于“情境对象”（situated objects）的建筑学。
行走是一种艺术，竖石纪念碑、雕塑、建筑与景观都由此而来。这一简单的行为催生出了人类与大地所建立的最为重要的关系。
四季游牧通常被视作旅行的原型，事实上，它由旧石器时代猎人无休止的游荡发展而来。古埃及人将这种游荡的象征意义转译到了象征永恒游荡的符号“卡”（ka）之中。此后，这种原始形态的漫游继续存在于宗教（将旅行视作仪式）和文学体裁（将旅行视作叙事）中，它被改造为神圣道路、舞蹈、朝圣与游行。直到20世纪，“旅行-路径”（journey-path）才从宗教和文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纯粹美学行为的地位。如今，我们有可能构建出作为城市介入形式的行走的历史，这一形式本身就包括这种原始创造性活动的象征意义：游荡就是景观的建筑学，其中景观一词标示的是人类空间在象征层面与物理层面的转变行为。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艺术史上的三个（历史学家们都非常熟悉的）重要时刻，而与行走有关的经验则被表述为其中的“转折点”。它们分别是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1921—1924），从字母主义国际到情境主义国际（1956—1957），从极简主义艺术到大地艺术（1966—1967）。通过分析这些片段，我们同时获得了漫游城市的历史：从达达主义的“乏味城市”（banal city）出发，到罗伯特·史密森的“熵能城市”（entropic city），再经过超现实主义者的无意识的“梦之城市”（oneiric city）以及情境主义者的“嬉戏游牧城市”（playful and nomadic city）。艺术家在漫游中发现了一座液态城市，一种羊水［在其中，“别处”（elsewhere）的空间可以自发成形］，一片可以漂流航行的城市群岛。在这里，“停留空间”（spaces of staying）是由“行进空间”（space of going）组成的大海中的岛屿。
反行走
对20世纪前半叶的人而言，行走是一种反艺术形式。1921年，达达（达达主义者的简称）组织了一系列前往巴黎乏味地区的“游览-远足”（visit-excursions）。这是艺术第一次拒绝既成的地位，转而重申对城市空间的权利。为了实现对艺术的超越，达达选择了包括“游览”在内的众多工具，而这也成了理解此后出现的先锋派的引导性线索。1924年，巴黎的达达在旷野中组织了一次旅行。他们发现了行走的梦幻色彩与超现实色彩，并将他们的经历定义为超现实主义的“闲逛”（déambulation），亦即在真实空间中进行无意识写作，它能揭示空间的无意识区域与城市被压抑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初，字母主义国际对超现实主义者的“闲逛”提出了质疑，他们开始构建“游荡理论”（Theory of Drifting）。1956年，这一理论在阿尔巴（Alba）与游牧宇宙产生了接触。1957年，康斯坦特（Constant）为阿尔巴的吉卜赛人设计了一座营地，阿斯格·约恩（Asger Jorn）与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供了关于“游荡”（dérive）城市的最早形象。字母主义国际的城市游荡被转化为情境的构建，这种构建以有趣的创造性行为和总体环境来展开试验。康斯坦特修订了情境主义理论，创制了关于新巴比伦（New Babylon）这一游牧城市的构想，并将游牧生活这一主题引入了建筑领域，这也为之后的激进先锋派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陆地行走
20世纪下半叶，人们开始将行走视作艺术家介入自然的一种形式。1966年，《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发表了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沿着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旅行的故事。现代主义批评家与极简主义艺术家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有些雕塑家开始探索路径这一主题，他们先是将路径视作客体，后来又将路径视作经验。大地艺术（通过行走）重新考察了景观以及艺术与建筑之关系的古老源头，并使雕塑重新主张了对建筑的空间与手段的权利。1967年，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创作了《走成的线》（A Line Made by Walking），这是一条通过在草地上步行而画出的线。这一行为只在土地上留下了痕迹，雕塑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完全缺位，行走成了自给自足的艺术形式。同年，罗伯特·史密森创作了《帕塞伊克纪念碑》（“The Monuments of Passaic”）［该文于1979年重印时，被更名为《帕塞伊克纪念碑之旅》（“A Tour of the Monuments of Passaic”）］。这是此类活动首次尝试前往当代城市边缘的空白空间旅行。新纪念碑之旅让史密森得出了一些结论：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然改变；自然本身已然改变；当代风景自发地生成了属于它自己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城市的“被压抑”（repressed）区域发现由熵产生的被废弃的未来。
横穿城市
从1995年开始，潜行者团体在众多欧洲城市实施了“横穿城市”活动，这构成了从游荡角度来阐释当今城市的基础。潜行者在城市失忆症之中迷失自我，他们邂逅了达达主义者眼中的乏味空间与超现实主义者眼中的城市无意识场所。被压抑的记忆、拒绝以及缺乏控制产生了一种“空白空间系统”（system of empty spaces，即群岛之海），而人们能在其中游荡。我们同样可以在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中的迷宫区域游荡，这一区域是一个纵横交错的游牧空间，也是一个城市羊道（urban sheep tracks）系统，它的成形似乎是城市熵能作用的结果，这正是罗伯特·史密森所描述的“被遗忘的未来”之一。在城市的皱褶之中，属于运输路线的空间已经成长起来，区域正随着时间进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游牧空间与定居空间之间曾存在古老的分野，如今，城市中出现了可以超越这一分野的区域。
事实上，游牧生活长期与定居生活相互渗透，今天的城市包含游牧空间［亦即真空（voids）］与定居空间［亦即固体（solids）］。它们在互补性交换的微妙平衡之中共同存在。如今，游牧城市活在定居城市内部，它以定居城市的废弃物与供品为生。游牧城市作为一种新的自然而存在，作为交换，只有通过居住其中，人们才能横穿游牧城市。
与漫游之旅一样，横穿城市类似于当代景观的前建筑学。因此，本书的首要意图是揭示游牧生活反建筑形象的虚假性。行走同样不存在反建筑性：游牧世界的牧羊人与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是竖石纪念碑的源头，这些纪念碑是最早的景观客体，建筑学由此而生。将景观视作开放空间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open space）是流浪文明的发明。只有在过去一万年里，我们所经历的定居生活才让开放空间的建筑变成用来填充空间的建筑。
本书的第二个意图是理解“旅行-路径”（关系）在建筑原型史中的位置。从这个层面而言，我们必须回到路径与建筑关系的源头。因此，我们也必须回到游荡与竖石纪念碑关系的源头，在那个时代，建筑尚未作为构建物理空间的方式而存在，建筑是在路径中以象征性方式构建场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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