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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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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永嘉学派与温州历史文化研究论文合集，共设2个专题，展现了中国学者对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事功思想、活动方式、著述版本、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永嘉学派与温州历史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亦有一定学术价值。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中，永嘉学派只是很小的一支，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历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还有很多待发掘的空间。本书作为温州地域性学派、学风构建与发展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正旨在填补这一层面的空白，此外，还增添了最新发现的资料研究文字，由此更具备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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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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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永嘉学派”，是指诞生于南宋温州，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以“事功”为主要思想特质的儒学流派。永嘉学派对温州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持续至今。本书所收论文的内容均以研究永嘉学派为主，主要分为对学派形成流变的研究和对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两部分，方便读者全面了解永嘉学派的基本面貌、思想、传承流变，以及永嘉学派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前沿问题。在此基础上，亦可反映温州历史文化的独特风貌，对其溯源、传承和发扬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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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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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安金，浙江乐清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二级教授。浙江省首批重点文化创新团队带头人，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理论人才。现任温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区域思想文化史。主要学术兼职：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温州市叶适与永嘉学派研究会会长、温州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永嘉学派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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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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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寻珠
融会中西，通经致用
——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 陈安金 ３
论南宋时期温州的“文化自觉”
——以永嘉学派为中心 …………………………………… 陈安金 １３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建构与当代价值 ………………………… 陈安金 ２４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 何 俊 ３９
“乾，物之主也”
——叶适的易学形上学 …………………………………… 蒋伟胜 ７５
“违志开道”：洛学与永嘉元丰九先生 ………………………… 陆敏珍 ８５
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 陆敏珍 ９８
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
——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 …………………………… 王 宇 １０９
论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在“道”“法”关系问题上的认识错位
——以陈傅良《唐制度纪纲》为个案 ……………………… 王 宇 １２２
征文选刊
薛季宣生平、思想渊源与思想价值 …………………………… 陈安金 １３５
戴栩及其思想研究
——兼论南宋晚期永嘉学派的衰微 …………… 陈安金 张 彪 １４９
蔡幼学生平补正考 ……………………………………………… 蔡建设 １６０
周梦江先生《叶适与永嘉学派》述评 …………………………… 邓伟峰 １８２
瑞安孙氏批校本永嘉学派著述版本浅释 ……………………… 杜远东 １９０
孝悌之情：晚清瑞安孙氏家族的家礼与家风 ………………… 侯俊丹 ２０７
陈傅良政治思想研究 ………………………………… 胡宪武 申爱君 ２１７
“灭人欲”与“御人欲”：程颐和叶适欲观念比较研究 ………… 冀晋才 ２２４
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
——叶适的学术思想探析 ………………………………… 梁珂维 ２３７
叶适事功思想与墨家功利思想之比较 ………………………… 雷思鹏 ２４７
杨晨对南宋叶适事功之学的传承 ……………………………… 彭武胜 ２６８
永嘉学派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以叶适为中心 ………………………………………… 宋雪玲 ２７８
刘绍宽的科举人生及转向
——从情感史的视角分析 ………………………………… 王 配 ２９０
陈傅良民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 王兴文 张志超 ２９８
“东浙风声早，音书顷刻通”
——晚清温州地方的信息与知识传播 …………………… 徐佳贵 ３１０
论叶适的学习观及其启示 ……………………………………… 张鹤翔 ３３６
儒佛之争与文化权威
——元丰九先生入洛背景再考察 ………………………… 郑 鹏 ３４１
永嘉学派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 潘广俊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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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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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温州人才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不仅迎来科举的辉煌时代，更诞生了薛季宣开创在先、陈傅良踵其后、叶适集大成的“以经制言事功”的永嘉学派。
为深入推进瑞安文化研究工程，打响永嘉学派文化品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瑞安文化高地建设，在瑞安市社科联的支持下，我们基于挖掘永嘉学派思想深厚底蕴、推动永嘉学派思想宣传普及的原则，编纂本论文集。
本论文集收录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学海寻珠”，收录的均为理论素养深厚、学术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不仅很好地挖掘了永嘉学派思想的深厚底蕴，而且展现了学界对永嘉学派的关注。二是“征文选刊”，收录的多为温州本土作者的论文，均未公开发表过，这些论文充分体现了永嘉学派研究的最新成果。
永嘉学派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与传承，是时代之需，是使命所在。
融会中西，通经致用
——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陈安金
清道光之后，学界涌动着一股反思汉学、回归宋学的潮流。其时，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掀起了对汉学的“最激烈的反动”（胡适语），它实际上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的共同想法：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后期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尽管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因而很容易被近代归为所谓的“宋学”，但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回归，而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之下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其最终的成果是：在汉宋两大营垒之间，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兼容并蓄，从而存续了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一、 强国敬乡：复兴永嘉学的动力
近代知识分子对永嘉学派的认知首先来自清初的《宋元学案》。《宋元学案》所描述的永嘉学派，是曾经与朱、陆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不幸的是，这一学派的传承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了，300年后的《宋元学案》尽管给予永嘉学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但是在编者（同时是解释者）看来，永嘉学对当代的适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流弊，这从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均可窥见。如明前期的黄溍认为叶适之学“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黄宗羲对此进行了辨正：“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黄宗羲的这段话实乃对黄溍的一种反驳，其主旨是认为，叶适非但不是一般的文士，而且对纠正“后儒”的流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黄宗羲也认为，叶适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因此，黄宗羲尽管没有明言，其实却默认了永嘉学派仍然是程学一脉，这一点在拿陈亮与永嘉学派进行比较时更加明显。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父亮又崛起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全祖望也认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全祖望评价薛季宣之学：“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所谓“大本未尝不整然”，仍然是讲薛季宣之学中事功的成分与程学的内核是相应的，未致决裂，故谓之“整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产生了更为“新尖”的王学，因此对清初士人而言，也许通过朱、王之学，就可让儒学的内圣获得形式上的圆融，至于外王一路，只不过是内圣的扩充而已。因此，从《宋元学案》编者的立场出发，清初士人对永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
清代中叶，温州文化日益陷入颓势：“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学，悯温之荒，殷殷诱焉而不能破。”
从道光年间开始，以孙希旦、孙铿鸣、孙依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这对温州地区而言可能意味着区域文化的重光。孙希旦认为：“盖吾乡儒术之兴，虽肇于东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为永嘉之学，以鼎立于新安、东阳间，虽百世后不能强为轩轾者，必推之乾、熙诸儒。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睿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淮、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火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所谓“永嘉先生之风微矣”，并不是说永嘉地区从此无学，而是说失去了有地域特色的学术资源，至乾嘉时代，永嘉地区的文化传统已经被主流学统所嫁接，其学只是主流学统的支脉。当然，南宋永嘉学派从一开始也是程学南传的一支，但是发展到陈傅良、叶适时代时，永嘉学派已经与温州当地文化小传统相结合。从提高区域文化地位的目的出发，复兴永嘉地区特有的永嘉学派是本地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清末黄群将他编刊的一部永嘉地方文献丛书命名为“敬乡楼丛书”，正式表明，整理地方文献、复兴区域文化传统，是“敬乡”的具体行动。
孙希旦之后，站出来复兴永嘉学的是孙依言、孙铿鸣兄弟。孙氏兄弟推行永嘉学之所以有一些成果，其缘由就如宋恕所言“以科第仕宦之重动父兄子弟之听”：由于孙氏兄弟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由他们挑起复兴永嘉学的重担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当时，永嘉学派的复兴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宋恕指出：“至国朝嘉、道间，而我外舅止庵先生与外伯舅琴西先生起瑞安孙氏学，经史百家师陈、叶，为文胸秀朴茂，语不后宋。识者谓逼陈、叶，然世方惑邪阮李，崇浮徐李，束《左》《马》，外《孟》《庄》，或圣方、姚，哲管、梅，谓陈、叶不入茅《选》，桐城不道永嘉，势应利求，党同伐异，交抑二先生，使名勿赫。”这段话描述了清中叶知识界为帖括之学、骈体四六、桐城古文、梅曾亮以及茅坤的唐宋八大家知识谱系所垄断，因而对永嘉学派采取了漠视和无知的态度，这也反映了复兴永嘉学派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但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这座精心构建的八宝楼台轰然倒塌；当对旧传统的信仰渐渐消退时，一些历史上曾经消失的传统便浮出水面，永嘉学由此获得了再生的机会。在孙氏兄弟之后，继起的孙诒让、陈黻宸、陈虬、宋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存续了永嘉学的近代命运。
二、 汉宋之间，独树一帜
众所周知，永嘉学派在南宋学术界的地位被形容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近代命运也与此十分相近。当道光之后汉、宋两个营垒展开激烈辩论之时，亦暴露了双方的弱点。杨念群指出，江浙学人非常注意清算为宋明理学所道德化了的穷理通传学脉，在此之外梳理出了一条能用较客观标尺独立地把握的“格物”路径和学统。他们认为，稽古之道并不是一类能直接付诸事功致用的行为模式，按政治与道德功用的标尺来检视，“通经”未必与“致用”直接沟通。而宋学，则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以内圣开出外王，但是往往陷入主观臆说，流于空疏，有致用之志，却无致用之术。
不过笔者认为，杨先生在使用“江浙学人”一词时，并未区别浙东与浙西学术取向的差异。实际上自南宋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浙西——在文化地理上浙西与苏南是一体的——的浙东传统，只不过这一传统在清代的大多数时候活跃于宁绍，其代表人物自然是全祖望、章学诚，而在温州的一支则长期沉寂而已。但是到了晚清，孙氏兄弟、父子的崛起打破了这一沉寂。
孙诒让在谈到刊印“永嘉丛书”的必要性时认识到，当时学界汉宋之学这种对立的分裂局面，最终将会损害国学的传承，永嘉学传统资源却可以“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永嘉学在近代的新使命即在于此，永嘉学复兴的契机更在于此！
那么，近代永嘉学是如何调和汉宋的呢？笔者认为，最主要是通过“以史学补汉学之短”这一重要途径展开的。
罗志田在分析陈寅恪与乾嘉学的关系时，曾指出史学并非乾嘉学术所长。而史学本来是浙东学术的长项，但是到了明代，受八股科举和王阳明心学的夹击，出现了衰落的势头：“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自十八房出而二十一史废，而姚江王氏之学又颇轻史，史学危矣。”入清后，虽然有万斯同、邵晋涵、章学诚、全祖望诸大师维持史学，但继兴的乾嘉之学，又压制了史学的发展：“而江、惠后学之弊又早如钱嘉定所讥，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其弊之极则且不治古经，不涉三史，专讲六书，孜孜于一字一音，而问以三代制度，犹茫然如江甘泉所讥矣。”此外，公羊学也轻视史学：“至庄、刘一派异军突起，渐入湘、蜀、岭表，其后学虽大率能陈非常之义，而末流废史虚矫之弊或几等于洛闽，而所谓史学家者则大率抄胥耳。”“于是海内史学几绝，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的重视。具体而言，孙氏兄弟做了以下工作：在学术史的梳理方面，孙依言编录的《瓯海轶闻》58卷，其中甲集《永嘉学术》21卷中，有17卷是与宋代永嘉学派有关的。本书对载籍所见关于永嘉文化的记载全部做了摘录，疑缺矛盾之处，则略施按语，断以己意，其搜讨之勤、考订之精、持论之平，至今在地方史研究领域也是极为罕见的。孙铿鸣则撰写了《陈文节公年谱》《周行己年谱考略》，尤其是后者，对史料奇缺的周行己的生平作了初步的梳理，筚路蓝缕，实为可贵。
同时，孙依言在孙诒让的协助下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本丛书收录了温州历代文献13种。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别集，从时间上，自北宋末期程学南传开始，一直贯穿到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期。入选书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史，这一工作对永嘉学的复兴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孙诒让则编撰了《温州经籍志》36卷，著录温属六县作者1300多家，搜罗宏富，体例谨严，考证精详，历时八年纂成，1921年刊行后，即蜚声士林。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则有《温州建置沿革表》《瑞安建置沿革表》《唐静海军考》，并校辑了《永嘉郡记》，而他对甲骨文的开创性研究，则突破了旧金石学的窠臼，堪称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先声。
如果说孙氏父子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地方史领域的话，后起的陈黻宸、宋恕则对通史有相当的研究。陈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通史，其讲稿撰成《中国通史》一书，论次自春秋以来至于清代，提纲挈领，间发议论。此书的长处不在于考证，而在于史论以及史学理论。陈黻宸高度重视具体学科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认为史学除了包含政治、法律、舆地、兵政、术数、农工商学，还包含了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社会学，而尤其以政治学、社会学为肯綮，此两者中，又以社会学（或社会史）最重要而为中国学术界所忽视。
陈黻宸结合清末学界的风气，有针对性地呼吁重视社会史研究。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础，并对清末宋学派纵横捭阖的政论表示了鄙弃：“今日有志之士，惨目世局，气愤懑不能平，往往抽思于高远之域，广阔之观，驰骋议论，欲以处置天下事。然或富于治才而未周于治理，遂至抵牾竞出，适成凿枘，舌敝耳聋，但以供无识者之一噱。”这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社会史研究，缺乏扎实的国情调查，很多议论根本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因此陈氏大声疾呼：“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这一呼吁，既是对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的批判，也是对好发空论的宋学的批判。
宋恕的史学著作并不是很多，有《浙学史》《永嘉先辈学案》《朝鲜大事记》等。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张，是重视世界史研究。宋恕认为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他自己有过打算，想以心性、经济、文学、武功、辟邪、死义、开化、觅地、制器九门类，作《欧洲名人传》，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懂西洋文字，不能阅读第一手史料，因此“仅据亚洲所译汉字西史论次其人，将来流传欧洲，必贻疏陋之讥”。在转译日文成风的近代学术界，宋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赞扬的。
总之，以经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学，是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使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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