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麦凯（Sinclair McKay），英国作家、记者，《每日电讯报》和《旁观者》的文学评论作者，《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作家。代表作有《柏林：世界中心之城的生与死》、《布莱切利公园秘史》（The Secret Life of Bletchley Park）、《德累斯顿：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The Fire and the Darkness: The Bombing of Dresden）等。
柏林是一座毫不掩饰的城市。它坦荡地展示着它的创口和伤疤。它诚心想让你看到。街巷里数不胜数的砖石上仍可见坑洞和焦痕，那是炮弹留下的记忆。这些创痕不免让人回想起那场柏林人多年来一直不愿谈及的血腥浩劫。在肮脏的种族灭绝的阴影下，说柏林人同样是希特勒战争的受害者是不被允许的。如今的柏林城早已恢复元气，但往日的伤痕依旧触目惊心：猛烈炮击在腓特烈斯鲁厄（Friedrichsruhe）啤酒厂古旧的外墙上留下的放射状炸痕；诞生于19世纪的胜利纪念柱（Victory Column）基座上的受难耶稣浮雕那被飞溅的弹片刺穿的心口；被炸毁的安哈尔特火车站（Anhalter Bahnhof）如今只剩下壮观的入口大门（罗马式砖拱门）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背后空无一物。市中心以北的洪堡海因公园（Humboldthain Park）草木葱茏，绿树环绕着一座阴森、巨大的混凝土堡垒，在战争末期，这座堡垒被用作避难所、医院和地下墓穴。最著名的还要数车水马龙的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旁那座损毁严重、顶部用金属加固的教堂塔楼：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教堂?，如今几乎只剩一座塔楼。1943年的一个夜晚，教堂在一次轰炸中被击中，并被大火吞噬（战后，在教堂的旧址旁边建起一座六边形的现代主义新教堂）。如果你不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初见这座古怪的塔楼时一定会困惑不已：在一个普普通通的购物广场里，保留这样一座格格不入的怪异废墟有何深意？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会用精心雕琢的优雅丰碑来纪念黑暗的过去，试图借此将历史尖锐的棱角打磨得圆滑。但柏林没有。
整个20世纪，柏林都位于动荡世界的中心。它时而让世人心驰神往，时而令各国噩梦连连。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似乎正是这座城市的特质：光芒四射的林荫大道，乌烟瘴气的廉租公寓，烟尘蔽日的重工业堡垒和周围明丽的水域与森林，泛性向的卡巴莱（cabaret）狂欢与高雅歌剧一板一眼的庄重，这里既有达达主义艺术家不拘一格的尽情恣肆，也有纳粹党徒大游行的千人一面和整齐划一。而随着纳粹掌权，死亡的鼓点越敲越快。1941年到1943年，留在柏林的犹太人中大多数（约8万人）被驱逐出境或被杀害。此外，1945年盟军在战争最后几周采取的行动致使大约2.5万柏林人丧生。但即便在战前或战后，柏林人同样无法摆脱恐惧：对于1900年前后出生在柏林并且有幸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革命，深陷动荡不安的旋涡。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创伤，以及战后的疾病和暴力；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具有挑衅意味的革命性建筑，咆哮着席卷曾经熟悉的街道和工作场所；经济急剧衰退带来了贫困与饥饿；接着便是纳粹的掌权、种族灭绝的癫狂和战争的烈火；直到后来，这座城市的中心被两种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撕成两半。而所有这些伤痛中最沉重的，莫过于1945年春天战争即将结束的那几周，彼时降临在柏林及其人民身上的灾难堪比古典时代的地狱果报。
这座城市不乏对死者的深切悼念：落成时间并不久远的大屠杀纪念碑是一片构思精巧的石碑林，越到深处，石碑越高；这里也是为数不多的能让行色匆匆的柏林人放缓脚步的地方之一。几条街外是年代更久远、用浅色石头砌成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新岗哨纪念馆（Neue Wache Memorial）。这座建于1818年的建筑，是欧洲多年可怕冲突的产物，近年来已经拓展了用途，成为一座“战争和独裁统治受害者”纪念堂，光线从顶部圆形的空洞（或称“穹隆”）中倾泻而下，令人十分震撼。尽管如此，对于柏林而言，要纪念希特勒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及其对这座城市造成的破坏，却绝非易事。1945年的春天，每个普通柏林市民都是囚犯，面对着无法逃避的恐怖：一边是长驱直入的英美军队，他们的轰炸将街道和民宅变成瓦砾，将家园化为灰烬；另一边是已果断包围柏林的苏联大军，炮火呼啸着划破天空。整个世界对这场残酷杀戮的受害者毫无同情。柏林成了一个修罗战场，诉说着全面战争最后的肮脏。文明的象征被碾为齑粉，柏林人饥不择食、苟延残喘，勉强维持着人性的底线。
然而1945年的痛苦不止于炮火过后无人掩埋、面目全非的遗体，不止于让数千市民宁可自行了断也不愿向恐怖敌人投降的普遍性自杀，甚至不止于给遍布全城的家庭带来数十年创伤的数不胜数的集体强奸，而是更进一步。在心怀怨恨的世界各国看来，这一切残暴行径都情有可原，都是与自然本身一样无可阻挡的复仇旋风。纳粹领导人曾让全欧洲数百万人遭受痛苦和死亡。柏林一度繁盛的犹太人社群更是在经历了多年的恐怖统治后迎来了被驱逐被灭绝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柏林犹太人昔日的邻里如何告诉世人，他们同样是暴行的受害者？这饱含赎罪意味的沉默将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片道德模糊的阴云之中，让人难辨是非曲直。纳粹在此处的极权统治究竟是多么彻底？
1945年的柏林陷落是如灯塔矗立般的历史时刻之一，它旋转的光束清晰地照亮了从前和未来。它不只事关那个身处旋涡中心的男人的可耻下场，或是他在地下堡垒中的自我毁灭，看起来如何渗透并瓦解了这座城市本身的根基。我们也不能单纯从军事史的视角来看待柏林的历史，因为其间混杂了人数众多的普通柏林平民在所剩无几的军士已经无力保护他们、正常生活天翻地覆的情况下，如何努力保持理智的经历。柏林的故事同样离不开那些提前多年就预见到暴行的先见之士。1945年生活在柏林的市民中，有年长者曾经历过“一战”结束以及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他们当年就战战兢兢地走过两侧楼上布满狙击手、路面结冰的大街，品尝过长期食物短缺和严冬漫漫的滋味。1919年贴遍全城的一张海报上画着一位优雅的女士与一具骷髅交缠在一起，跳着探戈舞。海报上的标语写道：“柏林，停下来想一想！你的舞伴是死亡！”这张受到保罗·泽赫（Paul Zech）诗句启发而绘制的海报，针对的本是战后的公共卫生措施，却也揭示了在这座城市的本性中更广泛意义上的病态。
类似地，1945年的噩梦同样也给这座城市的未来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在纳粹统治下劫后余生的普通市民却在战后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暴力、剥夺和痛苦，以及新一轮极权主义周期。在战后，柏林仍是全球地缘政治焦虑的中心，也是核战争潜在的引爆点，1961年开始修建的柏林墙本身便是1945年战后余波的一部分。不过，尽管这座城市产生了新的矛盾与对立，但它的机智、艺术以及不自觉中流露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却一如既往。
人们并非活在固定的时代中，一个时代终将结束，但世人将照旧（或至少试着照旧）生活下去。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时期划分的固定视角看待柏林的近代历史：威廉二世时期、魏玛时期、纳粹时期、共产主义时期，每个时期之间界限分明。但真实的柏林人不停地竭力适应着这个急速变化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形成了贯穿各个不同政权的动荡的连续体（continuum）。那些单纯希望生活、工作、彼此相爱的柏林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暴烈的革命？那些生在魏玛时期、经历纳粹覆灭、见证他们的城市被列强占领和统治的柏林人，在周遭的城市景观几经变迁，以致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无法找到昔日熟悉的街巷时，缘何他们脑海中城市的景观、他们对于某个街区的记忆仍然挥之不去？此外，战争的噩梦也无法定义心直口快的柏林人的全部；要探究他们的生活和历史就必须承认，柏林非同凡响的文化腹地同样是他们故事的一部分：这里不仅有创意飞扬、领先世界的艺术、电影和音乐，不仅有成果丰硕的科学探索，更有这座城市与古老贵族的“孽缘”，以及永恒不息的阶级冲突和街头暴力。
栖身黑暗中的人们
他们或生活在地面以下，或藏身于混凝土掩体深处，他们被埋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生活还算可以忍受。整个柏林城有大约1000处专门修建的防空洞，但它们也只能容纳柏林近300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好在公寓楼下有地下室，独栋住宅下面有地窖，还有地铁站。实在不行还可以钻进狭窄的战壕。地道多由粗糙的混凝土砌成，只因墙上贴着愤怒的宣传海报才显得不那么单调，虽然谈不上舒适，却能为人们提供庇护。挤作一团的平民或凝视着拱顶，或彼此对视；他们的眼睛随着上面传来的每一声爆炸的闷响而眨动，他们能强烈地感受到爆炸产生的震动。
到了1945年4月的第一周，柏林平民的生活节奏已经单调得可怕：白天，人们沉默地排着长达几个小时几乎停滞不前的长队，等待领取微薄的食物配给。他们穿着鞋底越磨越薄满是灰尘的鞋子，疲惫地走过到处是残垣断壁的街道。经过数月的轰炸，整片街区都已经被炸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凭空出现的新景观或是突然消失的老建筑都让人辨不清方向。上个月的轰炸尤其疯狂，仿佛盟军的轰炸机想要把这座城市干脆砸进地底一样。即便如此，城郊还是有些工厂逃过了被烈性炸药化为齑粉的命运，从欧洲各地被掳来强迫劳动的大量工人在供水供电时断时续的条件下继续工作。柏林仍在正常运转的发电厂继续嗡嗡作响，高高的烟囱不断吐出白烟；位于城市东部施普雷河河畔的克林根贝格发电厂（Klingenberg Power Station）规模宏大且建筑优美。聪明的强迫劳工们一边维持着电厂的运转，一边精明地推算着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合计着哪国的军队会率先攻占柏林。柏林地铁仍然能维持基本运行，但只有那些未在轰炸中直接受损的线路才能通车，并且仅限为了公务和军务目的出行的人员使用。
低沉沙哑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响起，疲劳沮丧的人们一次又一次逃回地下。自1943年秋开始，盟军的轰炸已经炸死炸伤数千人，一片片街区被炸得无法居住—尽管还有少数人守着废墟不愿离去。那些藏身地窖或者避难所而逃过一劫的人，每天早上从地下钻出来，就会看到恍如黑夜的景象；头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阴沉沉的，偶尔会因为尘土和烟灰而变得“暗黄”。没有扑灭的暗火引燃了木头、油漆和橡胶，焦煳的味道让空气也变得仿佛被灼烧了一样。母亲和祖母用手帕掩住嘴，眼睁睁看着民防队不断从灰色的砖石下挖出尸体，其中有许多已经支离破碎。个体的死亡已经彻底丧失了神圣的一面。大规模掩埋死者遗体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十分井井有条，但空气中仍弥漫着腐烂所产生的甜味。显然，并不是所有遗体都能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这并非由于工作人员干劲不够，救火队队员、警察以及其他市政工作人员一直兢兢业业。但与医护人员一样，他们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分歧会因惨重的破坏而消解。柏林北郊格森布鲁能（Gesundbrunnen）一家建于18世纪的小型犹太医院——也是柏林唯一一家在战争中幸存的犹太机构——在战争末期凭借其设施和医疗团队的技术经验，不仅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也为非犹太人提供救治。相比之下，位于柏林市中心、同样创建于18世纪的夏里特医院（Charité Hospital）——该院部分医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为纳粹开展恐怖的人体实验，并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现在已经严重损毁，仅存的医疗用品和吗啡已经无法满足源源而来的伤者的需求。很多柏林人熟悉这个夏里特的地标性建筑，却都没有想到，纳粹政权恐怖的优生学真相竟然距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之近。
1945年4月初，美军在日间的轰炸已经逐渐减弱，但英军的夜袭仍在继续。很多在空袭中失去家园的柏林人日夜住在避难所里，对他们来说，这种黑暗中的生活似乎就是人类生存的极限。早在几年前，柏林市市政当局就预见到这样的避难所或许会派上用场。柏林是一座建在沙土上的城市，因此无论是下水管道还是自世纪之交开始施工的地下铁路，挖掘工作一直是一大难题。1935年，纳粹规定，柏林市内的一切新建筑都必须附带可用于避难的地下室。1940年秋天，英国轰炸机首次袭击柏林，这激起了纳粹的愤怒，并促使他们制订了“帝国首都地堡建设计划”（Bunker Construction Programme for the Capital of the Reich）。到了1945年4月，经过盟军长达18个月的轮番轰炸，这些掩体和地下室大多已经变成了密封的坟墓。整条街被数千磅烈性炸药炸穿并坍塌，致使救援队难以进入已经填满了瓦砾的地下室和地道。对于避难者来说，如果炸弹击中了总水管，那么情况将尤其凶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水位会迅速升至用砖块砌成的天花板，人们来不及逃生就会被活活淹死。地铁站同样危险，毕竟地铁隧道距离地表只有几英尺。
尽管境况艰难，但柏林人犀利的幽默感仍然没有改变。原本表示“防空洞”（Luftschutz）的缩写“LS”被演绎成了“快学俄语”（Lernen schnell Russisch）。但幽默并不能消除恐惧。自1945年年初开始，在严霜笼罩、柏林的大街小巷还呈现出一种金属质感的时候，精疲力竭、心灵受创的乡村难民就源源不断地涌入柏林。他们中有些人乘火车前来，其他人则沿着卵石路和冰冷的电车轨道艰难跋涉，漫无目的地向西走，直到进入柏林。这些来自东部敌占区的难民逃离了被夺走的农场，带着对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未能逃脱苏联红军追捕的女人的惨痛记忆：她们被反复强暴，其中有许多人饱受折磨后死去。
一些柏林平民恐惧地意识到，正在远处集结、势不可挡地朝他们开来的苏联大军也曾亲眼见识过纳粹的堕落和下流，见识过纳粹如何将苏联战俘关进露天畜栏中，故意让300多万名苏联战俘在冰天雪地中活活饿死。而1944年8月，自苏联领土向德国推进的红军队伍中，有很多兵士都已在《红星报》（Krasnaya Zvezda）上读过士兵兼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对波兰境内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的恐怖记述。他痛苦地对集中营毒气室以及丢弃在现场的“成千上万双儿童鞋袜” 作出的描述，是最早猛烈抨击纳粹暴行的报道之一——西蒙诺夫言辞之激烈，以至于英美当局对其讲述的真实性一直抱有怀疑。关于死亡集中营的小道消息早已传到了柏林。当时仍在学校念书的布丽吉特·伦普克（Brigitte Lempke）回忆说，班上的一个同学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我得跟你说件事儿，但是你绝对不能再对别人讲，否则就要大难临头了。”有点被吓到的布丽吉特答应了，同学说，她的叔叔是一名医生，刚刚从东边回来。有一天晚上，本该上床睡觉的她偷听到叔叔断断续续地跟她父母说话。叔叔一直在哭，她告诉布丽吉特，他看到了要用来焚烧尸体的炉子。那个女孩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人就像面包那样被推进炉子里。”布丽吉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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