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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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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县学教官训士书，是指晚清时期的县学教谕、训导用来教导治下士子、生员读书、修身、做事的书籍。本书收录八种晚清州县学官训士书和一种县学文牍专集。分别为：谢金銮 《教谕语》四卷，张履《容山教事录》一卷，牛振声《训士琐言》一卷，柯汝霖《铎语》一卷，高继珩《演教谕语》一卷，丁显《秀才须知》四卷，孙德祖《学斋庸训》一卷附一卷， 汪先弼《昌江问俗录初编》四卷附一卷，孙德祖《长兴县学文牍》不分卷。县学教官属于基层文官，他们直接接触、管理、教化普通士人，这些书籍更加展示出，晚清时期面对社会变 革底层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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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谢金銮（1757—1820）字巨廷，一字退谷，晚改名灏，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历任邵武、南靖、嘉义、南平、安溪等县学教谕。
张履（1792—1851）原名生 洲，字渊甫，一字子践，号履初，江苏震泽（今江苏苏州）人。道光十四年（1834）至咸丰元年（1851），任句容县学教谕。
牛振声字泾村，陕西泾阳人。任城固县学教谕。
柯汝霖（1792—1879）字岩臣，号春塘，浙江平湖人。历任钱塘、武义、富阳、东阳、乌程等县学教谕。
高继珩（1797—1865）字寄泉，直隶迁安（今河北迁安） 人，寄籍宝坻（今天津）。历任栾城、河间、大名等县学教谕及广东博茂盐场大使。
丁显（1819—？）字韵渔，一字鞠生，号西圃，又号再生翁，江苏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任 睢宁县学训导、教谕。
孙德祖（1840—1908）字彦清，一字岘卿，号寄龛，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历任长兴、淳安县学教谕及右玉知县。
汪先弼字计人，湖南安福（今 湖南临澧）人。任平江县学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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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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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例
教谕语谢金銮撰
序
序
教谕语引言
读书作文篇第一
立身行己篇第二
居官致用篇第三
教学著述篇第四
附录《教谕语》各本序跋容山教事录张履撰
叙
序
容山教事录
容山教事录书后
容山教事录跋训士琐言牛振声撰
训士琐言
附录《牛泾村遗著三种》序文、目录、小传铎语柯汝霖撰
像赞
序
铎语目次
铎语
跋
演教谕语高继珩撰
演教谕语
跋
跋
跋秀才须知丁显编
秀才须知序言
秀才须知卧碑
秀才须知学政全书要条
秀才须知古今格言
秀才须知当读书籍
学斋庸训孙德祖撰
学斋庸训
附刻论文
附刻
昌江问俗录初编汪先弼撰
自叙
叙
题辞
目录
禀牍
讲义
学说
杂咏
附辑
跋
跋
昌江训俗录跋
书昌江问俗录后
评议
外一种：
长兴县学文牍孙德祖撰
己丑
庚寅
跋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附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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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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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州县学官训士书，是指晚清的州学学正、训导和县学教谕等基层学官用来教导治下士子、生员读书、修身、做事的书籍。这类书籍，在传统目录学中通常被编入子部儒家类或杂家类，似乎没有专门的名称，只是有时会被称作“训士语”“教士论学之书”等。它们的内容、用处与袁黄《宝坻政书》卷五《训士书》类似，因此统一命名为“训士书”。
本书收录八种晚清州县学官训士书，分别是谢金銮《教谕语》、张履《容山教事录》、牛振声《训士琐言》、柯汝霖《铎语》、高继珩《演教谕语》、丁显《秀才须知》、孙德祖《学斋庸训》、汪先弼《昌江问俗录初编》，最后附录孙德祖《长兴县学文牍》这一县学文牍专集。兹将各书作者、版本及所据底本略述于下。
一、 谢金銮《教谕语》四卷
谢金銮（1757—1820），字巨廷，一字退谷，晚改名灏，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历任邵武、南靖、嘉义（今属台湾）、南平、安溪等县学教谕。著有《论语读注补义》《大学古本说》《蛤仔难纪略》《泉漳治法论》《二勿斋文集》等。
《教谕语》撰于嘉庆二十年（1815）谢金銮任职安溪期间，他“晚渐不乐居官，作《教谕语》留赠安溪诸生，其言皆恳恻适于用”，而在任职嘉义时已于壁间书教士条约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一〇《皇清敕授文林郎安溪县学教谕谢君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该书问世后屡被刊印，今存版本至少有如下二十种：（1） 嘉庆安溪学署刻本，（2） 道光侯官李彦章校刻本，（3） 道光督学使者潘刻本，（4） 咸丰八年（1858）乙藜斋刻本，（5） 同治九年（1870）刻本，（6） 同治九年山东文友堂刻本，（7） 同治十一年培槐轩刻本，（8） 同治望三益斋刻本，（9） 同治陈崇砥拙修斋刻本，（10） 光绪七年（1881）广仁堂刻本，（11） 光绪七年长白昆氏刻本，（12） 光绪八年合肥张氏刻本，（13） 光绪十年珙邑柚香阁刻本，（14） 光绪十四年山西解州书院刻本，（15） 光绪十八年扬州府学刻本，（16） 光绪二十二年宁郡学刻本，（17） 光绪二十五年汴省奇文斋刻本，（18） 清木犀香馆重刻本，（19） 庚午冬日刻本，（20） 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各本有四卷和不分卷之别，又有全本与节抄之分，篇次亦稍有差异，部分版本刊有汪廷珍评语。其中同治九年刻本为《教谕语节钞》，《稀见清代四部辑刊》第7辑第43册据以影印。
此次整理，以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安溪学署刻本（索书号：线普长430782）为底本。该本书衣右上书“长乐高氏捐赠”；书名页中题“教谕语”，右上题“嘉庆丙子年”，左下题“安溪学署刊”；钤“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印。又据南京图书馆藏同治望三益斋刻本（索书号：GJ/9900041），补入汪廷珍评语，使用楷体排版。该本书名页题“教谕语”，版心下刻“望三益斋”，末叶左下刻“三山剞劂氏吴玉田”，钤“南京图书馆藏”印。另将所见各本序跋作为附录。
二、 张履《容山教事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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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作文篇第一
孔、曾、思、孟，当时未见设施。所存者，其言而已。惟其言为万世不易之言，士之修身、治家、经理世务者皆于此是赖，而且顺之则行无不达，逆之则无所逃于凶咎。故为士者必于此是求，而非借是作八股文以取科名已也。
国家以制艺取士，必于四子书命题，盖以士通于是书，则其人必贤、其才必可用故也。然则读《四书》者当思其所以读之故，为制艺者当思其所以为之故，而非可以苟逐时趋、曲徇世好、等于儿戏之为而已。
有问者曰：“今之读书者，未尝有修己力行之志，志为制艺而已；今之为制艺者，不必皆才德可赖之人，志在求售而已。如子之言，则凡读书作文者必志为圣贤而后可也，不既迂乎？”曰：“固也。请试言之。诸公志固不在圣贤，吾亦不敢以圣贤望诸公。但凡人各有身家，各须应世。身、世之间一有差失，小则辱身，大则丧家，其患可谓至切而非迂矣！要去此患，必求诸圣贤之言。此犹以一人一身而言也。若夫居官治民、经理国事，稍有差谬，其祸更烈。要去此患，更不脱圣贤之言。所以读《四书》之故，全为此也。吾之所以为诸公谋者，意在救患而已，何暇言圣贤哉？至于制艺，则文之佳者必售。求文之佳，必彻于《四书》之旨。书旨了彻，则无论清平奇古、秾纤肥瘦，其文皆佳。文佳而不售者，吾见亦罕矣！诸公志在求售，顾欲以不佳之文觊其侥幸乎？是为制艺者，必先专力于《四书》也。然《四书》之旨，非身体力行，则其说必不能精。此又文行一本之道。故为秀才者，必以读《四书》为第一义；而读《四书》者，必以身体力行为主。”
凡少壮读书，每日课程必先以《四书》为主，其余兼经、兼史、兼古文杂学，随其力之所及可也。
读《四书》，于义理则反覆玩味，于典制则旁求博证。短章者，或一日二三章；长章者，或二三日一章：须从容读之。读他书可立程限，读《四书》不必立程限。盖此是一生不离手工夫，至盖棺日方罢。
认真读《四书》者，自然必通经史。不博通经史，不足以发明《四书》之义。《四书》用功深，只见得经史、古文、杂学莫非发明《四书》之用也。
少壮于《四书》用功深，到得老年，不必终日执卷，而圣贤之言只在胸膈。无时无处不见《四书》，便日日自有进境。
仆于《四书》，自十四五岁时闭门用功，每日以为常课、不离手者三十年，放下本子、胸中涵泳者十余年。今年近六十矣，常觉有白文浅说一向懵憧、至今日方解悟者。呜乎！此事何时可了？
诸家《四书》讲说，能体会义理、探讨语气者，自以王罕皆《汇参》为佳，但于考据上全靠不得。汪武曹《大全》颇有考据，然皆未得其精。陆稼书《大全》只录《蒙》《存》《浅》《约》四家，是蚤年课功抄本，门人收而刊之，非稼书著述也。任翼圣《四书约旨》经制上考据最好，考《孟子》从《竹书纪年》，甚确。吾乡张惕庵《翼注》亦颇有考证，《乡党》则无逾江慎修矣。他如江慎修《四书古人典林》、阎百诗《四书释地》及近日坊刻《四书经疏集证》《四书典故辨证》，皆可参阅。初读《四书》，此数部皆须涉历。至能会通解悟，则非但多在经史，虽杂家小说、市井常谈，皆有《四书》的解在焉。
身事、家事、世事，每有进退艰难、不可着手处，偶记得一句《四书》，便立地解脱，沛然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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