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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深度解读高考综合改革的各方关切和改进路径。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分别以上海新高考改革政策取得的积极成效、新高考改革政策实施面对的问题为题展开调查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新高考改革利益相关三方对改革的目标、方向有较高的认同度。改革既定目标的政策路径逐步强化并获得普遍的接受度，总体上取得积极的成效。但同时，由于各利益相关方对具体的改革举措持有功利性的认知和评价，新高考改革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群体在态度和行为上的不一致，有主动积极的，也有被动消极的。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主动积极或被动消极，一些出自群体功利性的态度和行为是偏离改革目标的。这种态度和行为构成了影响改革有效实施或进一步完善的因素，也是本书调研关注、分析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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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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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研究》聚焦2014年启动的我国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全国首批试点的上海市为研究样本，从政策实施的过程评估出发，全面解析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成效、面临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书中依托丰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结合学生、高中、高校等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选课走班、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录取等关键举措的执行情况。通过揭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与行为特征，本书系统分析了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中的现实难题与改进路径，既总结了上海的典型经验，也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实践参考。本书可以为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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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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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致力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研究。近年来研究重点集中在考试招生改革、教育国际化以及毕业生就业等领域。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主持多项政府部门委托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上海教育科学研究市级一般项目等，深度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教育 部重大攻关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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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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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 研究目的
二、 研究意义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二、 研究方法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第一节 利益相关群体与新高考改革
一、 学生与新高考改革
二、 高中与新高考改革
三、 高校与新高考改革
第二节 国外部分国家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一、 国外部分国家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变迁
二、 国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
第三章 高考改革的政策沿革与实践推进
第一节 我国高考改革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 我国高考改革政策的发展阶段
二、 我国高考改革的核心要义
第二节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概述与实施推进
一、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的内容和预期目标
二、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政策的改革举措
三、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的政策推进与完善
第四章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评估框架构建
第一节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
一、 公共政策评估理论
二、 政策评估方法的构建
第二节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评估路径
一、 对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开展过程性评估的必要性
二、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评估的基本范式与实施路径
第三节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实证调查设计
一、 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二、 访谈调查的设计和基本情况
三、 关于问卷调查结果呈现的若干说明
第五章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评估
第一节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取得的积极成效
一、 体现了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
二、 促进了高中教育生态的重构
三、 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选择权
四、 综合评价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广泛认同
五、 给高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六、 利益相关者对改革逐渐接受和适应
第二节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面对的问题
一、 “一考定终身”的压力未有效降低
二、 科目选考仍受到较强功利性的制约
三、 综评信息的评价功能实现不足
四、 学生职业发展目标的弱化
五、 高中存在被动的改革积极性
六、 高校“生源”意识强于“改革”意识
七、 学校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分离
第六章 上海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与建议
第一节 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与启示
一、 改革对“录取生源”这一基本利益诉求的保证
二、 改革对于学生评价全面、客观的科学性
三、 改革举措对于学生的备考压力或选择焦虑
四、 改革对于学生个性及未来发展的促进作用
五、 学校教育教学对改革的响应
六、 改革政策的受益面和实际应用
第二节 基于调查的结论与全面推进改革的建议
一、 高考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态度
二、 基于利益相关者立场的高考综合改革政策建议
结语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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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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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考”）政策涉及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权威分配形式，与社会成员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地区差异、高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情下，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然是一项稀缺的公共资源，任何有关高考的改革都会涉及到不同地区、高校和社会千家万户的利益。
高考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及其引发的与高考相关者利益发生冲突的问题。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同样也出现了一些高考利益相关者反映强烈的问题，包括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的负担过重、考试与招生录取的规范性公平性缺陷等。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依据我国现实国情，针对目前高考制度带来的不利导向，国家启动了新一轮高考改革。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并在浙江省和上海市进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随即，2014年9月，上海印发《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沪府发〔2014〕57号），2017年起，上海实行“3 3”的考试模式，并探索实施“两依据一参考”的高校招生录取模式，即依据普通高中学生的语、数、外三门科目的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考生在高中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新高考改革政策的核心要义包括增加高考制度的选择性，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体现高校选才的多样性，突出以人为本和确保公平公正等。但在新高考改革政策推进实施的过程中，体现上述要义的具体实施方案均会涉及包括政府部门、高校、高中和考生及社会大众的多方利益，利益相关者都希望能够从高考政策中实现“高收益”而对政策的实施施加种种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反过来影响并再作用于政策制定的完善。
因此，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因素既是在改革政策制定中不得不考量的参考依据，也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影响不同利益群体的认知与选择，从而导致改革目标不能有效达成或发生偏移。在上海、浙江先行试点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政策落地的初期，我们就看到了实践过程中确实在某些方面偏离了它基于政策导向的高考制度设计的良好初衷。例如考生在选考科目的选择上开始出现了“田忌赛马”的现象，2017年浙江只有27%的考生选考物理，上海也仅有30%的考生选考该科目；一些高校从抢生源等功利性的角度出发，对专业（类）不限选考科目要求；高校发布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使用办法普遍存在空泛、模糊、粗放的现象，难以对接高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操作，等等。因此，新高考改革政策作为一项关注度、复杂性极高的公共政策，是一个由政策的制定—实施—结果反馈—修订完善等过程构成的系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改革于2014年从上海、浙江两省市试点开始，已向全国大多数省区市广泛铺开。这些省区市借鉴前序省区市的改革实践，坚定教育初心、总结改革经验。其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是2017年，恰逢上海、浙江两地考生完成新高考的“初考验”，平稳落地的背后标志着新高考改革追求的打破文理分科、唯分数论，学生与高校双向自由选择等目标基本实现。同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省市启动了第二批改革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与重点基本在延续沪浙两省市的政策导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学考赋分、生涯规划指导、高中走班教学，规范高校自主招生、高考加分、农村专项计划等方面的改革，使新高考改革的公平性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二是在2019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市在新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制度设计、改革精神等层面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的情况下，立足本地实际，进一步对新高考改革进行诸多创新性探索。为规避多次选考可能带来的成绩转化后存在的不可比性、高中教学秩序混乱等问题，提出“3 1 2”选考模式。该模式通过指定物理或历史作为必选科目、限定等级考试次数、考试时间安排，有效地规避选考物理人数萎缩、高中教学“抢跑”“田忌赛马”，以及二次选考成绩不等值的问题。为彻底解决学生的功利性选考、化学选考人数萎缩等问题，江苏省教育厅于2020年3月9日发布了《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深化高考综合改革相关工作的通知》（苏政考〔2020〕8号），提出“在高考综合改革制度框架内，建立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四门再选科目保障机制。任何再选科目出现考生选考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失衡的情况，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保障比例，用于计算该再选科目考生等级赋分的基数，以满足国家对该学科的人才需求，保证高考公平公正”。可以说，第三批新高考省市对改革因地制宜的积极探索为新高考在全国全面铺开做出了榜样，同时又将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毫无疑问，新高考改革已然推向全国，改革的显性功效与隐性忧虑同在。本研究基于以上背景，以上海试点政策为基础，开展新高考改革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过程性的诊断评估方式，回应社会关切的若干问题，既为完善政策制定周期和政策方案实施、保障政策目标实现提供决策参考，又使得政策本身能够在高考改革的实践中得以检验与修正。同时，以期在不断完善上海高考改革的基础上，促成改革试点工作发挥更多功效，为全国推广实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本研究尝试建基于对上海市新高考落地情况的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落地情况，归纳总结影响政策落地的因素，并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各利益相关者行为所反映的影响因素和原因进行分析与厘清。高考改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性的系统改革，具备“目标拟定—政策制定—具体实施—效果反馈—修订完善”的政策落地进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评估（效果）反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本研究以政策过程性评估的方式，分析利益相关群体对改革举措的态度差异、对事项的理解差异，研究发现影响政策实施成效的基本因素，为上海新高考改革政策的推进与完善提供参考借鉴。并以期以点带面，为在全国不同地区、更大范围内推进新高考改革政策，持续完善新高考制度，保障新高考改革目标的实现建言献策。
（一） 理论意义
1. 丰富公共政策评估的内涵和外延。目前的政策评估大多是关于政策实施结果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指导思想、程序、思路和方案等方面的得失，即使涉及影响因素，也只是简单的归因，少有就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作更精准的分析。本研究结合新高考改革政策制定过程和实施结果的实证研究，对政策实施后影响因素出现的变量，以及影响因素作用于政策制定的影响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2. 建立运用公共政策技术分析教育政策的研究范式。高考政策就其政策作用对象而言属于教育政策，但由于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更多地具备公共政策的研究属性。运用公共政策分析技术，采用过程性评估的方法手段，对正在实施的教育政策问题进行全面剖析并提出合理有效的根本解决措施是一种好的尝试。本研究运用公共政策评估的技术方法对新高考改革政策的实施作系统分析，对政策有效性开展评估等。
（二） 实践意义
本研究通过调研分析形成的结论、引发的思考和提出的建议，可以帮助澄清和评估促成新高考改革政策的价值，促进调整或者重新规划新高考改革政策，为政策的修订完善或动态调整以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决策依据，为全国推广高考综合改革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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