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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中国国家历史》是底蕴深厚、呈现多元的高品位普适性历史读物。力求依托历史,讲述过去与现在的社会重点、热点、难点和疑点故事,并对社会的新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报道和深入的历史解读,科学性、趣味性、思想性兼备。读者可从中感受历史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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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国国家历史》项目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发展中心策划,拟从2013年开始,每年出版四辑,随着图书编写的不断成熟而逐步增加册次,并定期举行《中国国家历史》高端论坛。《中国国家历史》择取内容的原则:第一,紧扣人类发展脉搏,突显历史重大脉点;第二,剖析历史深刻渊源,聚焦当代社会热点;第三,展现喜闻乐见的历史题材,刻画客观真实的历史细节;第四,尊重历史科学内涵,彰显历史多样形式。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件文物、一幅图画、一处遗迹、一首歌曲、一种文化现象等都可以作为一个点展开,突出客观性、可读性、故事性、趣味性,强调独立的视角和思考,蕴含丰富的历史人文价值。
《中国国家历史(叁拾玖)》包括以下栏目:历史探索、史学叙事、史海拾贝、历史的核心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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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中国国家历史》编写组由历史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历史学者、历史专栏作家、高校教师、中学名师等组成,聚焦古今中外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详细、生动地讲述过去与现在的社会重点、热点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故事,深度解读其中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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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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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索
长崎“唐馆”:清代中国驻日本的贸易机构——从数字时代图像学的视角考察
透过“国家名片”看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跳水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活化现状与思考
史学叙事
神祇与尘埃:探秘秦人信仰的古老轨迹——读《秦人的信仰世界》
史海拾贝
由大东惠通案看晚清的华洋合股纠纷
埃及象形文字释读史话
满族先民社会生活的全景呈现和转折历程的心灵史诗——解读《乌布西奔妈妈》
奸相卢杞如何成为众矢之的
历史的核心与边缘
承天道以治人情:董仲舒“春秋决狱”与两汉法律儒家化
“以茶驭番”:明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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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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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考古的基础科普,遗址公园还致力于特色课程开发,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使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的心田发芽。如良渚遗址公园定期开展“良良漫游记”系列社教活动,原创科普绘本与文化教育IP“良良”,相继走进浙江、上海、湖北、江苏等地的博物馆、校园、社区等各类场馆,有效扩大了良渚文化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度与知名度;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依托秦文化资源的优势,举办多种具有秦文化特色的教育体验活动,其中的“我是文物修复师——学修兵马俑”让参与者详细了解兵马俑制作工艺和修复流程,切身体验“陶俑修复的全过程”;三星堆遗址公园针对青少年开发“古蜀勇士”户外运动研学项目,以趣味运动闯关游戏的形式,将三星堆历史文化知识融入其中,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竞技性于一体,让青少年在趣味游戏和运动中充分感受古蜀文明的无穷魅力。
“善走”则是秦人先祖在战争与政治博弈中的另一项法宝。如《史记· 秦本纪》中记载的“恶来”与“蜚廉”,“恶来有力”“蜚廉善走”,他们都以才能侍奉纣王,展现了秦人祖先在战争与政治活动中的机动性和速度优势。这份能力,对后世秦国的崛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大规模的物资运输,还是国君对远行的偏爱,都彰显了秦人对于交通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交通领域所展现出的卓越实力,这些逐渐成为秦实现统一伟业的基石。秦人先祖的“善御”与“善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天赋,更是为后代们留下了文化和战略上的深邃智慧。它们如同两条交织的线,贯穿了秦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最终见证了秦从部落走向帝国的辉煌历程。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外国金融机构自进入中国以来,与中国的本土金融机构似乎只有竞争的关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从业务范围上来看,尤其是中外贸易方面,双方的斗争的确尤为激烈。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中国的钱庄票号有本土化的优势,而外国银行有资金上的便利,在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双方无形中结成一种奇妙的默契。一些精明的中国商人尝试附股于外国银行以谋求更大的利益,但这一举动也为华洋合股的纠纷埋下伏笔。这种矛盾在大东惠通案件上集中爆发出来,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看似普通的案件竟然产生了莫大的连锁反应,甚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企业性质,并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有鲜明的实践意义。
中国第一个掌握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埃及学家是夏鼐先生。他在1934 年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学生资格,第二年去伦敦大学学习。他除学习考古,还向著名的埃及文字专家英国人伽丁纳尔学习古埃及文。他在掌握了埃及象形文字后,将古埃及语文与中国语言文字相比较,写成论文《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发表在《埃及考古学杂志》上。1939 年,他又去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其发表的论文表明他已熟练掌握古埃及文字。回国后,因为工作的需要,夏鼐先生没有继续从事埃及学研究,而是利用他所学的埃及考古学知识,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考古事业。现今,国内已有几十位埃及学研究专家,其中不少人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多数已能很好地掌握埃及象形文字,显示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所具有的强劲学术生命力。
董仲舒善于从《春秋》的具体故事、案例中抽象出法律原则作为案件判决依据。在“子误伤父案”中,他从《春秋》中援引一个案例“许止进药”,提出了一个司法新原则:原心论罪——同是一种行为,如何判处要考虑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以此来量刑定罪。这样的断案方式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认同,许多官员都采用春秋决狱的方法处理疑案,例如张汤、吕步舒、隽不疑等人,不胜枚举。春秋决狱旋即蔚然成风持续发展,流行了几个世纪之久。
茶马贸易使汉藏民族形成了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通过茶马贸易的开展,藏区同内地之间的交通得到发展,如洪武年间“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著名的茶马古道更是重要例证,它在汉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发展起来,是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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