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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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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安娜·谢泼德、普鲁登丝·赖斯、威廉·朗埃克、迈克尔·希弗、詹姆斯·斯基博、帕特丽夏·克朗、迪安·阿诺德等七位20世纪美国考古学家的学术实践，串联起研究者在彼时彼地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史。在勾勒出每个人的学术历程之后，本书在考古学理论视野下去思考陶器研究背后的理论逻辑，并阐述陶器研究对建构考古学理论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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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秦小丽
复且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陶器研究、古代装饰品研究及新石器一早期青铜时代的地域间交流研究。出版有《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陶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发表有汉语、英语、日语论文100余篇。
张萌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和人类行为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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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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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陶器，是最让每一个考古人魂牵梦绕的物质遗存吧。
1986 年，我刚入北大考古系。考古学通论的新石器时代部分， 由严文明 和张江凯等几位先生教授。印象最深的，是每位先生在黑板上娴熟地画出各式各样的陶器，讲述纷繁复杂的类型学。考试前，最让人头疼的，是记住各文化的典型陶器。1988 年秋天，在山西侯马曲村，第一次田野实习。每天收集最多的，自然是陶片。严冬时节，进入室内整理。在刘旭、徐天进和孙华老师的带领下， 白日里统计陶片，粘接陶片，分型分式，弄得夜里梦见的也是陶片。临近新年，邹衡先生亲临现场，勉励大家。于是，就流传开一段先生在曲村的轶事。说的是一天傍晚，先生独自在库房揣摩陶片。大家吃晚饭 时，找不见先生，以为他有事外出，都未在意。第二天凌晨，有人偶然看到库房灯光未熄，才发现仍在摸陶片的先生。先生如梦方醒，问来人道 ：“该吃晚饭了吧？”
那时候，也耳闻过苏秉琦和张忠培等先生爱摸陶片的传奇；同时也知晓了 早年间，北大考古专业学生与苏先生关于陶器类型学作用的争辩。每天在寒冷的库房中，面对成堆的陶片，做出成百上千黑还是灰、褐还是棕、夹细砂还是夹粗砂的选择，难免会觉得枯燥，生出“逃之夭夭”的畏难之心，也难免产生陶器类型学真是“见物不见人”的误解。
第一次感受到陶器和古人的联系，是1992 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 的发掘。
那真是每个考古人梦想中的史前遗址：站在对面山坡上，可以看到成排的灰土圈，正是排列有序的半地穴房址的倒塌堆积 ；揭去 20 多厘米的表土，铲 平地面，方形房址轮廓清晰；逐层清理到涂抹黄泥的居住面，满屋的遗物。尤 其是因某种原因，被火烧后废弃的房址内，遗物的密度和摆放位置，让人相信，历历在目的就是 7000 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你仿佛可以看到，父亲用磨盘 和磨棒研磨谷物，把金黄的黍粒捧入身旁的高罐中储存 ；也可以看到，母亲从灶旁的小罐中舀出一勺肉汤，喂给孩子。大大小小的筒形罐和钵形罐，不再单调枯燥，而是有了温暖的情感。从此知道，面对陶片，既可以见物，又可以见人。调查中，探方里，库房内，每当拾起一枚陶片，常会感受到这样 的温暖，浮想联翩。这样的感受，并没有影响我对陶器类型学重要性的认识。 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选择以良渚文化分期为题，就是想加强对陶器类型学 的理解。
从此，对陶片的感觉由“逃之夭夭”，变成了“陶之夭夭”—— 陶片中蕴 含古人生活信息之丰富，正如“桃之夭夭，妁妁其华”，耀人眼目。
2000 年，赴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 La Trobe Univesity），随刘莉老师攻读博士，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关于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和文明起源的理论。其中关于社会复杂化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关系的讨论，不少是以陶器制作研究为案例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辽西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这自然离不开陶器研究。除了依据陶器类型演变确定文化分期之外，也有些“透物见人” 的讨论：比如兴隆洼文化时期陶器的半专业化生产、房屋内的陶器摆放与功能区划分，红山文化无底筒形器的制作，小河沿遗址陶窑与陶器生产等。
2006 年，参加第二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在承担灵宝西坡遗址发掘项目之外，还有幸参加了袁靖老师主持的生业与中华文明起源课题， 牵头做陶器多学科研究的子课题。主要工作是设计合理的陶片样品选择方案，分析陶土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发现差别，以此讨论陶器专业化生产和产品交流。课题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发现二里头遗址白陶可能来自不同遗址， 同时期的南洼遗址白陶则只有一个来源。但总体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黄土地区陶土的常量元素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一个遗址内，样品检测结果 没有显著区别，难以作为专业化生产的证据。中子活化分析，又涉及样品提 纯等问题，没有获得可靠的结论。在此期间，西坡遗址墓地随葬陶器残留物分析倒是有些发现，在簋形器土样中发现了植物脂肪残留。由此发现成分检测技术还需要继续提高分辨率，也需要与考古背景紧密结合。
此后很长时间中，我没有再做与陶器有关的研究，但同事和学生的研究会涉及陶器，时常与我讨论，让我一直保持着对陶器研究的关注。
2007年，乔玉受邀参加《尉迟寺发掘报告》（第二部）的整理工作，撰写 有关聚落人口推测的章节，我们经常交流。尉迟寺遗址房屋保存之完好，地面遗物之丰富，堪比兴隆洼。我们都参加过遗址的发掘，感受过满屋陶器的震撼，认为居住面陶器数量和种类是推断人口及社会亲族组织的重要依据。 该遗址居住面陶器总数为 948 件，用于居住的每座房屋平均拥有的陶器数量16 件，符合一个核心家庭使用陶器的数量。因此，可以推测，由于某种原因，聚落废弃时，几乎全部陶器都未带走。由遗址的墓葬可以知道，鼎几乎是每人必 备的随葬品，个人相关性最强。居住面保存各类鼎 205 件，平均每 座用于居住的房屋 3.5 件。由此，可以推测，聚落人口数量在 200 人左右，每个核心家庭 3—4 人。这一结果与通过居室面积和数量做出的人口估算近似。 此外，陶拍分布在不同的房屋组中，反映出多数扩展家庭可能有自己的制陶手工业。
付永旭整理西朱封报告时，我们经常讨论墓葬精致黑陶的专业化生产问题，焦点是如何评价工匠水平。想到一个办法——测量口径的圆度，计算其 与标准圆的误差，误差越小，工匠水平越高。为此，我们还找来现代瓷器质 量标准做参考。当时就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实际需要大量的民族考古和 实验考古研究。他此后一直保持着对陶器的热情，真的做了民族考古调查， 对快轮成型和慢轮修整的辨别等问题，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彭小军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对二里头遗址陶器上的指纹产生兴趣，我们一起在网上搜集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资料，讨论提取指纹的方法和研究的角度，发现也许 可以通过这些指纹判断陶工的性别，以及是否有未成年人作为学徒参与制陶。 最后，他在 2011 年发表了一篇颇具新意的论文。
我的学生们，也多对陶器兴趣浓厚。其中一位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西坡遗址小口尖底瓶口部制作方法的实验考古研究。一位博士，正准备做尉迟寺 遗址陶器研究，希望通过对陶器外形和纹饰的细致观察和测量，分辨出不同 陶工的个体特征，再分析不同陶工作品在聚落中分布的情况，由此可以讨论 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另一位博士，正在尝试用 AI 技术识别彩陶图案的“指纹性”特征，以此识别绘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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