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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刑法是一个功能全面、结构合理的系统，刑法上的入罪与出罪往往会随着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的调整而出现动态调整。出罪不仅对刑事辩护有着至高的价值，当事人会因此获得最大的诉讼利益并彰显刑事律师的辩护水平，而且对刑事司法有着重要的观照价值，有助于推动刑事司法合理地入罪与出罪，还对刑事法理论有着积极的融合价值，能促进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刑事法理论与实践的联动以及现代刑事法理念的升华。
刑事案件是刑事法理论的活化石，本书精选了一百个具有出罪空间的真实案件，采取精细的分析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条分缕析地分析了案件的法律出罪、证据出罪和情理出罪的路径与方式。
本书注重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的融会贯通，切中要害问题，分析既简明扼要又鞭辟人里，探寻了不同类型刑事案件的出罪空间，能为刑事案件的无罪辩护、刑事司法的出罪探索和刑事法理论的出罪研究，提供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实践和理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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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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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彬，男，1976年生，江西临川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副秘书长、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常务理事、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法制局特邀专家、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特邀咨询专家、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等。独著有《刑法的心理学分析》《准中止犯研究》等10部：编著、主编、参编著作40余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6项，参加各类研究项目3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作品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北京市第六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首届“全国刑法学优秀学术著作奖(1984-2014)”专著类一等奖等奖励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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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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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某重大责任事故案
——应如何认定单位负责人的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
王某某重大责任事故案
——间接损失及社会影响能否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认定依据
刘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如何认定正常生产、销售电缆单位负责人具有犯罪的明知
杨某某等生产、销售假药案
——将境外保健品模糊翻译成药品后夸大宣传是否属于生产、销售假药
邹某某走私武器、弹药案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帮忙跨境邮寄武器弹药是否构成走私武器弹药罪
A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
——为节省运费反复以同批次物品申报出口是否属于走私
左某某走私普通货物案
——走私收藏品、假冒物品能否以一般货物计税并认定走私金额
黄某某走私普通货物案
——公司财务人员处理财务的行为能否构成走私犯罪的共犯
殷某某走私普通货物案
——与境外合作取得原产地证零关税进口货物是否属于走私
叶某某骗取贷款案
——骗取贷款行为未造成重大损失但贷款数额特别巨大是否成立骗取贷款罪
陈某某骗取贷款案
——单位贷款时帮忙签订连带责任担保合同能否认定具备骗取贷款的明知
A公司骗取金融票证案
——申请信用证提供足额担保但存在虚假材料的行为是否构成骗取金融票证罪
甲公司、周某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等案
——提供真实足额且完全可实现的担保申请贷款、票据承兑是否构成犯罪
B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借用他人民间融资资质进行融资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李某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以售后返租方式销售二手房的中介能否成立非法集资的共犯
陈某某内幕交易案
——知情人员亲属通过其他途径知悉信息并交易的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罪
易某某、周某某内幕交易案
——不能排除具有正当理由的股票交易能否认定为内幕交易
郑某某内幕交易案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酝酿阶段的信息能否被认定为内幕信息
汪某某操纵证券市场案
——利用单位咨询报告影响证券市场后抢先交易的行为是否属于操纵证券市场
张某某违法发放贷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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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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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了一百个具有出罪路径和空间的案件。这些案件都是真实案例，部分案件还是本人亲自代理的，本次引用时只是对案件信息作了技术处理，基本案情主要是公、检、法三机关指控或者认定的内容，并不完全代表案件事实。部分案件因各种原因没有被判无罪，但本人认为其仍有出罪的空间和必要，因而也将其收录在书中。从出罪方式上看，这一百个案件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法律出罪案件。对这类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控辩双方基本上都不存在争议，但对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巨大意见分歧，且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也应当出罪。例如：郑某某内幕交易案涉及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酝酿阶段的信息能否被认定为内幕信息，这涉及证券法和刑法上的内幕信息的法律认定；C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行为方式为更改品名，目的是不缴消费税，其行为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范围问题。这些都是纯粹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法律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入罪和出罪。本书认为，对这些案件中的行为人都应当作出罪处理。
二是证据出罪案件。对这类案件，或者因为证据不能证明入罪事实，或者因为证据不能排除出罪事由，而应当作出罪处理。其中，对出罪事由的证明，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发了一定的争议，部分做法有违基本的法律原则。例如，唐某某行贿案中，对于唐某某是否被索贿（被受贿人勒索），唐某某称是由受贿人索要，受贿人则称是唐某某主动给予，双方的言词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对此情况，应否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出发，以指控唐某某主动行贿的证据不足，认定唐某某是被索贿，进而对唐某某作出罪处理，常常面临实践争议和困难，但从刑事法理和证据证明的标准上看，显然应当出罪。
三是情理出罪案件。这主要涉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应当借助情理进行，且通常体现为对犯罪构成要件存有一定争议。例如，在A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中，A公司为节省运费，用同一批次的棉纱反复申报出口，并按照“一日游”的政策再依法进口销售。其行为与将所有棉纱都运至海关指定地点申报出口在缴纳关税的种类和金额上无任何区别，A公司没有偷逃关税。对A公司之行为的处理不仅涉及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法律界限，而且涉及基本情理。这是因为，从情理上看，A公司的行为与正常申报出口，然后“一日游”进口相比，没有差别，不应当作不同的处理，更不应该在是否构成走私犯罪问题上作不同处理。对A公司涉嫌的走私普通货物行为，从情理上也应当作出罪处理。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不同的出罪理由在不同案件中的出罪力度会有所差别，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可能会有所不同。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看，出罪处理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水平。充分考虑行为出罪的合理事由，依据法律、证据和情理对行为人作出罪处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因此，本书的撰写和编排，更多的是想展示具体案件的出罪路径与方式，以期能为具体犯罪的出罪研究和刑事案件律师的出罪辩护，提供实践和理论资料。
本书的撰写历时较久，前后也经历了刑法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变化，对此都作了相应处理。本人指导的博士张馨文、薛力铭，博士研究生丁培，硕士卢天鸿、李凌智、袁佳一，硕士研究生许宁芝、郭泳沁，参与了对本书案例的信息处理、文字校对等工作，在此深表谢意。
最后，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和责任编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辛苦付出。愿本书的出版能够助力我国刑事出罪与刑事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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