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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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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全集新版！本书的目的是让21世纪基于信息的知识型组织的决策者和渴望成为决策者的人做出正确的决策。理解世界政治、政府、经济、信息技术和商业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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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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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以哲人般的睿智预见了瞬息万变世界的诸多重大核心问题。1989年本书初版时，一些评论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本对未来做出一系列预测的书籍。然而，就像书名所昭示的那样，这是一本探讨现实的书籍。德鲁克认为，20世纪前半叶所发生的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遥远的事件。德鲁克探讨了本书初版时尚未发生的诸多世界历史事件。德鲁克2003年为本书特意撰写了新的序言，在序言中，德鲁克不仅回顾了本书初版时的强烈反响，还指出在制定未来计划时，考虑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对决策者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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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最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经典。
他曾七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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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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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邵明路）
推荐序二（赵曙明）
推荐序三（珍妮·达罗克）
本版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
第1章 分水岭 / 3
第2章 社会拯救的式微 / 9
第3章 罗斯福时代美国的终结 / 15
第4章 苏联的解体 / 23
第5章 军备的破坏性 / 38
第二部分 政府和政治过程
第6章 政府的局限性 / 53
第7章 新型多元化 / 70
第8章 警惕魅力：对政治领导力的新要求 / 98
第三部分 经济、生态和经济学
第9章 跨国经济与跨国生态 / 107
第10章 经济发展的悖论 / 130
第11章 十字路口的经济学 / 144
第四部分 知识社会
第12章 后商业社会 / 161
第13章 两种反传统文化 / 174
第14章 信息型组织 / 192
第15章 管理的社会职能及博雅技艺 / 204
第16章 变化中的知识基础 / 215
结论 从分析到感知：新世界观 / 235
译者后记 /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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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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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序言
1989年夏天，本书初版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受到关注的原因，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实际上，每位评论者—大多数是美国之外的评论者，都只关注书中篇幅不长的一章，也就是“苏联的解体”那一章。实际上，每位评论者都认为这一章的标题非常荒谬。更荒谬的是，这一章居然讲苏联面临解体。例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就撰文指出：“德鲁克一定是疯了。”两年后，即1991年，苏联真的解体了。就像本书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及其亚洲地区存在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摧毁了苏联。
还有，即使是持赞赏态度的评论者，也把本书当作一本预测未来的书籍。然而，就像书名本身所昭示的那样，本书探讨的课题都不是预测性的，而是对现实的描述。
本书各章所揭示的是未来三四十年甚或更长时期的重要问题。然而，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各种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重要问题。本书力图明确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大学、企业、工
会和教会等组织的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需要考虑已经出现的未来因素。因此，他们需要知道哪些是已经出现但悖逆当前假设的事件，这些事件创造了新的现实。
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会相信观念先行：先要有观念，然后才会形成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现实。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些都是例外。一般而言，理论不会走在实践的前面。理论是对已经验证的实践的结构化和梳理，理论是把孤立的个案转化为规律和系统，转化为可以学习和传授以及能够应用到一般情况中的模式。理论是对新现实进行条理化，但一般而言，并不能创造新现实。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之前。就像瓦特的蒸汽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一样，信息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组织原则。如果把信息当作一种传统技术，信息的迅速发展就必定难以为继。就像250年前瓦特的蒸汽机与传统的机械动力来源不同一样（他的很多模仿者没有理解这一点，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信息也不同于传统的技术。自18世纪60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主导技术都是基于本书结论部分提出的“理性”，但信息是“感性”的。如果不从整体上着眼，构成信息的单位比特就是没有存在意义的。这就是信息革命基本和永恒的全新特征。
分析这一变化的全部意义还为时过早。当然，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毕竟我们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直到1781年）去研究思考17世纪笛卡尔和牛顿引领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的意义，然后才由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本书不是哲学书籍，而是为决策者和渴望成为决策者的人所撰写的。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还在根据过去的现实进行决策。例如，很多书籍和大学课程还在潜意识地假设生产线上的体力工人—蓝领工人是核心的人力资源，但在发达国家，工厂的蓝领体力工人已经是少数群体了。迅速发展的知识型技术专家已经成为新的截然不同的核心劳动力。在知识型技术专家组成的劳动力中，还在根据体力工人是核心劳动力这一假设做出决策，那当然是错误的。
本书并没有试图提供答案，而是设法让21世纪基于信息的知识型组织的决策者问对问题。
彼得·德鲁克
2003年春
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初版序言
本书写的不是未来的事情，也不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本书的出发点是下一个世纪已然来临。事实上，我们早已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虽然不知道答案，但确实知道问题所在。我们能够确定什么是应该采取的行动措施，也能够确定什么是普遍流行但没有效果的行动措施。现实不同于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学者、商界人士和工会领袖还在关注、著述、演说的那些问题。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在很多方面，现在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已严重脱离现实，对此我们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因此，虽然本书写的并不是未来的事情，但力图确定未来会成为现实的那些重要关注点、重大问题和争议。
我们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由过去的成功所引起的，如福利国家的成功、20世纪发明的财政国家的成功、知识社会的成功等。取得成效的最大障碍是还在主导公众舆论并限制我们视野的一些过去的宣传口号、承诺和问题，而我们已经遗忘得差不多的一些过去的经验教训却又有了新的现实意义。例如，19世纪奥匈帝国和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在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方面的
经验，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这就是本书涉及很多历史问题的原因。
从某一方面而言，本书内容广泛，极具雄心抱负。虽然我是美国人，是在美国撰写这本书的，但本书并不局限于美国的问题，而是用了同样的篇幅全面阐述日本、西欧、苏联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社会和经济问题。从另一方面看，本书也存在雄心不足的局限性。技术对军备和国防、政府的职能和局限、学校和学习的影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问题，但本书并没有用专门的章节来探讨技术本身的问题，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已有大量的书籍详细谈论过了。虽然非常重要，但技术问题本身已经很难有什么新意了。
还有个更大的局限是，本书着眼的是“表面”，即社会的“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如政治和政府、社会、经济和经济学、社会组织以及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然而，人们经常探讨的基本问题，如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其演变，只在本书结尾处用很少的篇幅进行了讨论。本书没有探讨精神痛苦和道德沦丧方面的问题，如权力的暴虐和贪婪、恐怖和残忍、极端的愤世嫉俗等，从西方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问题就遍布世界各地。但在这些方面，我既缺乏权威性，也无法胜任。
本书没有关注未来的行动措施，而是在放眼未来的情况下，关注现在需要做好的事情。本书是在自我设定的局限之内，力图确定与未来相关的各种议题。
彼得·德鲁克
1989年复活节
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1989年夏天，本书初版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受到关注的原因，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实际上，每位评论者—大多数是美国之外的评论者，都只关注书中篇幅不长的一章，也就是“苏联的解体”那一章。
实际上，每位评论者都认为这一章的标题非常荒谬。更荒谬的是，这一章居然讲苏联面临解体。例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就撰文指出：“德鲁克一定是疯了。”
两年后，即1991年，苏联真的解体了。就像本书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及其亚洲地区存在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摧毁了苏联。
还有，即使是持赞赏态度的评论者，也把本书当作一本预测未来的书籍。然而，就像书名本身所昭示的那样，本书探讨的课题都不是预测性的，而是对现实的描述。
本书各章所揭示的是未来三四十年甚或更长时期的重要问题。然而，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各种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重要问题。本书力图明确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和教会等组织的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需要考虑已经出现的未来因素。因此，他们需要知道哪些是已经出现但悖逆当前假设的事件，这些事件创造了新的现实。
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会相信观念先行：先要有观念，然后才会形成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现实。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些都是例外。一般而言，理论不会走在实践的前面。理论是对已经验证的实践的结构化和梳理，理论是把孤立的个案转化为规律和系统，转化为可以学习和传授以及能够应用到一般情况中的模式。理论是对新现实进行条理化，但一般而言，并不能创造新现实。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之前。就像瓦特的蒸汽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一样，信息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组织原则。如果把信息当作一种传统技术，信息的迅速发展就必定难以为继。就像250年前瓦特的蒸汽机与传统的机械动力来源不同一样（他的很多模仿者没有理解这一点，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信息也不同于传统的技术。自18世纪60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主导技术都是基于本书结论部分提出的“理性”，但信息是“感性”的。如果不从整体上着眼，构成信息的单位比特就是没有存在意义的。这就是信息革命基本和永恒的全新特征。
分析这一变化的全部意义还为时过早。当然，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毕竟我们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直到1781年）去研究思考17世纪笛卡尔和牛顿引领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的意义，然后才由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本书不是哲学书籍，而是为决策者和渴望成为决策者的人所撰写的。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还在根据过去的现实进行决策。
本书并没有试图提供答案，而是设法让21世纪基于信息的知识型组织的决策者问对问题。
彼得·德鲁克
2003年春
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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