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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
天地萌生万物,对生命赋予惊人的力量。随缘而喜,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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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是季羡林先生作为学界泰斗的生活态度和作为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天地萌生万物,对生命赋予惊人的力量,一花一树,一只猫,一个路人,一场雨……在季老的眼中都是因缘而生的,他皆以喜乐的态度来看待,随缘而喜;回首百年沧桑,走过阳关大道,行过独木小桥,面对生命中一切无常与得失,季老皆秉承“不喜亦不惧”的态度,随遇而安,从容应对;关于为人处世的素质与哲学,季老坦言一个老知识分子心声:出于对人类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人还是要有一点信仰,一点主旨,一点精神;年逾耄耋,面对老病死,他选择“笑着走”……
感悟生命,体悟人生,季老的文字,平实无华中透露出深刻的人生哲理,你的心境将因之更加纯净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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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研习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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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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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我的小传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原籍是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家庭是农民。父亲和叔父幼丧父母,家里贫无立锥之地,被迫逃到济南谋生。经过艰苦奋斗,叔父终于在济南立住了脚。我于七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在那里上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外国语文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回济南任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学习着写一些东西,也曾翻译过一些欧美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念的是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当时清华大学虽然规定了一些必修课,但是学生还可以自由选几门外系的课。我选了几门外系的课,其中之一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以《六祖坛经》为课本。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扩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研究印度的兴趣,我学习梵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国。德国对梵文的研究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历史长,名人多,著作丰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国许多梵文学者是德国培养出来的,连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从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给我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变化的,从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础。苦干了五年,论文通过,口试及格。以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应召参军,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届八旬,早已退休,这时又出来担任教学工作。这位老人待人亲切和蔼,对于我这个异域的青年更是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我今天在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他教导的结果。我毕生难忘我的德国老师们。在德国十年,我主要致力于语言的研究,对于印度古典文学很少涉猎。
但是回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由于缺少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阁,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在科学研究方面,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现在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迟疑,结果我就成了一个“杂家”。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这就是我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
有人可能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翻译与创作有矛盾。也许是因为我在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我倒没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五六十年以来,我就是这样搞下来的。我不但翻译文学作品,自己也从事创作。少年时代大概也写过诗。从高中起就专写散文,迄今未断。已经出版了四个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朗润集》,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季羡林选集》,1980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五个集子《万泉集》也已出版。个人回忆录《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从上面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
1988年4月15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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