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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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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是一部极度浓缩版的亚当·斯密传记，但其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专家，贝里对斯密著作及其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并未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范畴，而是扩展到他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贡献。即使在当下世界，斯密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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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亚当·斯密凭借《国富论》奠定了其“经济学之父”的历史地位。当下的人们常常将他与提倡自利、为贪婪辩护以及批评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任何“干预”关联在一起，因为如果把市场交易交给“看不见的手”，就会产生繁荣和自由。然而，如果你真的读一读亚当·斯密，就会觉得这些关联更像是一幅讽刺画，而不是忠实的肖像画。
本书对亚当·斯密的生平及其重要著作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其中包括斯密对自由贸易和竞争的有力辩护，以及对当时欧洲的历史、政治和哲学领域特殊利益集团的批判。斯密远不只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道德情操论》对人类社会行为背景下的伦理问题作了复杂的阐述。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中心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他所关注的范围极为广泛。他不仅讲授哲学和法学课程，还讲授历史、文学和语言课程。除此之外，他还作了天文学史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以例证驱动人类寻求问题答案的动机。正如作者所言，亚当·斯密绝不是狭隘的思想家，他不仅写出了社会科学史上的伟大著作，而且创作了涵盖广泛的系列作品，直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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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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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J. 贝里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休教授，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亚当·斯密、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专家，著有《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大卫·休谟：启蒙与怀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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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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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文献简称
第一章 生 平
第二章 交流与想象
第三章 同情的旁观者
第四章 高尚地活着
第五章 制造与工作
第六章 贸易与支出
第七章 传世影响与声望
索 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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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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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罗卫东
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是那个时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在他身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绝大多数人只记得他是《国富论》的作者，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却很少有人知道斯密写过《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当然，几乎没有人认为斯密会写出天文学史这样的作品，或讲授过逻辑学、修辞学、文学之类的课程。可以说，直到20世纪下半叶，斯密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单一而清晰的，他是一个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人们对斯密的认知，既不是始终如一，也并非完全一致，而是随着社会变迁和学术界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存在分歧并处于变化之中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之前，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一位热衷于传道授业解惑、深受学生喜爱的名师。1759年以后，人们就以《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来称呼他。这本书因其主题重要、内容得体和文笔儒雅而为其作者在英国博得了好名声，甚至在巴黎这个当时的世界文化学术中心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彼时，应该不会有人相信斯密将以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而载入史册。
《国富论》出版之后，斯密的道德哲学教授身份几乎一夜之间就被人忽略了。这时候的《道德情操论》虽然像是一颗体量和光度都更惊人的系外恒星，但被《国富论》这个光芒四射的太阳遮蔽了。此后，斯密便以政治经济学家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站到了聚光灯下。得益于长期担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等一批精英信徒的力挺和加持，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英国成为权威和主流，影响着大英帝国的立法与政策制定，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观念。
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在其1803年出版的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的著作中，把《国富论》做了更为清晰而简化的加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理论，这本书也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富论》普及读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萨伊因此被大卫·李嘉图称为“大陆著作家中首先正确认识并运用斯密原理的人”。主要是由于萨伊的努力，斯密作为自由市场经济观念的体系性创立者和最重要维护者的形象就被历史性地确立起来了。
随着英美作为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在不同时代的巨大经济成功及其全球扩张，亚当·斯密及其学说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牢固地占据了经济学主流的核心地带，并且逐渐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斯密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塑造者，并非过誉。2003年，他的头像被印在20英镑纸币上，与莎士比亚、牛顿、达尔文等世界文化与科学巨人同列。这是他的祖国对其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性贡献的官方认可。
斯密体系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加以发挥和改进，并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成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斯密也因为这一点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作者之一。通过马克思，斯密又对19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以及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就其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而言，斯密的国际形象存在争议。在欧洲大陆国家，斯密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被接受的程度总体上不如英国，尤其是在德国，斯密遭遇了极为尖锐激烈的批判。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断然否认斯密的学说具有超越国家、民族和历史文化的普遍意义。自由放任学说被当作有害于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予以否定。德国人甚至从人品上质疑斯密，抓住《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之间的所谓“矛盾”大做文章，认定斯密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国富论》的思想主要来自法国重农学派，而非其原创，斯密只是一个自由放任思想的英语版改写者。在这个方面，受历史学派影响的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这部名著中对斯密的贡献表达了不够客观的过低评价。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念之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科学之争，而是夹杂着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偏好的理论对垒，斯密的命运由此也被时代风云所裹挟而变幻不定。20世纪3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盛行，斯密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被凯恩斯的光芒所遮蔽，变得暗淡模糊。直到6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此后，斯密则又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恭请出来作为偶像祭拜。
从当代经济学作为“分析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只可作为“学术文物”陈列在思想博物馆供后人瞻仰。这意味着，斯密即使被安置在经济学殿堂祖先牌位的C位，也只是一种符号和象征。在当下大多数经济系师生的眼里，《国富论》是一部早已过时的教科书，不值得花时间去认真阅读。总之，当代经济学科中的亚当·斯密，似乎已经风干成为一具仅可供人凭吊和缅怀的思想木乃伊。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经济学科以外，斯密则进入了满血复活的历史时期。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都开始关注亚当·斯密其人其学。斯密被当作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领袖，斯密研究成为国际思想史界的研究热点。对于同样一个人物，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居然持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实在吊诡。
仔细想一想，也不奇怪。在社会科学日益脱离哲学这个母体，以及社会科学日益学科化的时代，普通的学者已经不太可能整体上把握古典时代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成果。一个专业化时代的学科从业人员，可能穷其一生也无法准确理解一个经典作家思想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只有当人们开始对这种专业化学术进行反思和批判，才有可能为理解前辈学者的总体性思考创造条件与环境。
当今，国际学术界关于亚当·斯密到底是什么人，以及如何评价斯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贡献的讨论，还在持续进行着。虽然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此前亚当·斯密仅仅被定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严重低估了他的重要性和意义。作为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其思想的丰富和深刻程度，绝非某一个专门的学科所能涵盖和体现。不仅如此，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斯密的思想不但具有思想史意义，而且具有很显著的现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正因为斯密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历史性，当代人要完整、内在、准确地予以理解、把握，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要将其思想脉络和理论体系框架梳理出来，既需要熟悉斯密本人的全部著述，也要涉猎那个时代思想家群体的问题意识、学术关系和理论样貌，若非专门从事相关思想史研究的优秀学者，要做到这些方面几乎不可能。
迄今为止，以斯密为对象的传记和研究性著作已有不少。斯密去世后不到三年，他的学生斯图尔特就写了一本题为《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的小册子，在很长时间里，这本薄薄的小书几乎可以说是除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外人们了解斯密的唯一管道。在19世纪，曾经出现过至少三部关于斯密的传记作品：法莱尔的《亚当·斯密》（1887）、赫德恩的《亚当·斯密生平》（1887）以及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1893）。到了20世纪，又有几部传记问世，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是斯科特的《学生与教授时期的斯密》（1937）、拉法埃尔的《亚当·斯密》（1985），以及于1995年出版的罗斯的《亚当·斯密传》第一版。随着国际学术界斯密研究的复兴，以斯密为主题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在20世纪末以前出版的这些传记性著作中，我个人认为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是三部，即斯图尔特、雷和罗斯的作品。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三部传记的问世时间刚好间隔一个世纪。
斯图尔特是亚当·斯密的学生，是迄今为止的作者中唯一与斯密有长期交往的人。他的记载虽然简短，但很多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可信度很高。作者虽然饱含对传主的崇敬之情，但语言朴素平实，记录一些重要的细节又颇为传神。该书问世之后，就成为研究亚当·斯密的可靠史料。
约翰·雷的传记自出版以后一直被公认为是最详尽、最优秀的关于斯密的传记作品，但它对斯密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分析相对比较欠缺。雷本人是记者，对斯密的生活、逸事、亲友关系、通信往来，甚至未必有确据的传闻的描写，都十分着意且行文流畅明晰，引人入胜，饶有趣味，可读性最强，故读者面极为广泛，影响巨大。
伊恩·罗斯是一名以研究休谟和斯密为生的著名思想史学者，他撰著的《亚当·斯密传》体现了知识考古学家的专长，即专注于史料的收集、考订和连缀。罗斯极为严谨慎重地对待大量关于亚当·斯密的重要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力争做到取舍合理。这部字数达80万的传记，在文采上似乎无法超越雷的作品，但作者爬梳丰富史料的努力，以及巨细无遗的考据功夫令读者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这部传记还为解决若干思想史上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的《亚当·斯密传》对专业学者的帮助也许更大。
进入21世纪之后，以斯密为题材的著作依然频频问世。仅在最初的二十年，据不完全统计，英语国家就有数十种亚当·斯密的传记或专著问世。其中译成中文的有詹姆斯·布坎的《真实的亚当·斯密》（2005）、盖文·肯尼迪的《亚当·斯密》（2007），还有尼古拉斯·菲利普森的《亚当·斯密的思想之旅》（2021）和杰西·诺曼的《亚当·斯密传》（2023）等。
如今，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国际顶尖的权威学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克里斯托弗·J.贝里的《亚当·斯密》，译林出版社第一时间推出双语本，在研究和解读斯密生平思想的百花园中，增添了一朵新葩。贝里的《亚当·斯密》虽然是一部小型通识读物，但作者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把斯密其人其学作了简练、准确而又通俗的讲解，呈现出了斯密丰满而又深刻的思想家的整体形象。我觉得，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这本《亚当·斯密》的思想密度要高很多。尤其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亚当·斯密的《哲学论文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三部主要作品之间关系的解读，在我看来是最为连贯和融洽的。文字看似轻松，内涵却深刻丰富。没有厚实的学术底蕴，是写不出这样的导读的。对于不了解斯密思想的人，本书提供了可靠的、优质的导览。而对于思想史学术同行来说，本书也值得一读，因为作者对斯密的理解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其中的不少论断值得认真对待。本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J.贝里是当代著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专家，出版过多部学术专著。他在斯密研究方面的成绩也令人印象深刻。贝里退休前是格拉斯哥大学政治理论荣誉教授和荣誉研究员，是爱丁堡皇家学会（苏格兰的“国家学院”，亚当·斯密是其创始人之一）的会员。他的著作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2013）、《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1997）、《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1994）等。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有《休谟、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随笔》，这是他过去作品的选集。他曾多次应邀在欧洲大陆国家、美国、日本、中国以及智利、巴西等国举办系列讲座。邀请贝里来撰写斯密的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明智之举。
在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之后不久，出版这部“牛津通识读本”的中译本，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相信这本书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加准确和深入地理解亚当·斯密。
是为序！
第一章 生 平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史上一部伟大著作—《国富论》—的作者。但这本书现在少有人读，即便是那些经济学家读得也少，他们乐于在嘴上把他誉为该学科的“开山鼻祖”。宽泛地讲，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让人想到鼓励利己、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这二者叠加在一起将创造财富和自由。有些人赞同，认为斯密所提的准则是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基础。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认为斯密所提准则的核心是社会不平等与剥削。但是，双方的看法都过于简单了。一则，《国富论》是一本宏大、复杂的著作，不能缩略成一个简单的结论。再则，斯密的贡献远不止于一本经济学原理著作。他写了一本重量级的伦理学专著，出版过一部极为博识的天文学史，并且是一位十分注重语言风格以及口头和书面交流技巧的作家。
生平梗概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六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亚当是她挚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母亲的悉心照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的严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那些初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他最重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学家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他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育机会吸引而去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该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他似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学、培养语言技巧，继而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平》第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他被聘请去教修辞学，后来可能还教法律、哲学等课程。亨利·霍姆后来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那些倾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教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后来成为东方语言学教授，去了格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结束大学学术生涯。
斯密教过很多科目。除了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历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并出版了，还有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重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的可靠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在该校教授法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道德情操论》最初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订。最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要主题，比如劳动分工。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赖以谋生的行业，以及促进财富积累的行业，使法律和政府发生了相应的进步或改变”（见《生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了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庭教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人士交际往来，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一个思想家团体（重农学派）的领袖，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农学派的观点。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第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师工作因此中断。尽管家教生涯短暂，但斯密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兰，重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落户，尽管这房子不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歌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虽然丢失了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爱戴，他与一生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不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赏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心”（《生平》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一幅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说詹姆斯·塔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见图1）。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发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深远，他一直生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之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但一直运转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性破产以及与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脱”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部分直接政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宗教管理方式（苏格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承人。该条款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文件规定天主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女结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们都是汉诺威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严重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查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英格兰的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有意采取措施破坏苏格兰高地的政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说明不发达经济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行刑事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一和有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场。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要机构及其成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推进“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经济效益，苏格兰迅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密去世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格兰的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席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还有科克伦。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炼铁等“重”工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斯密就是骑马去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高效的长途马车，但横贯全国的旅程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便捷的途径是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是经由陆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约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了一项“改进”计划，修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被誉为“世界上该类工程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随着这项投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划人”）、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看法。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格的加尔文教派，英联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教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渎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兰不设独立议会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会近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终促使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任爱丁堡大学校长逾三十年，也是教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教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授。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教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不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驱者）。法律教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医学院（尽管形式上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育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工业”发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接受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说的速度。
苏格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律、教会和学术机构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的理事会里全是知识精英。有了主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会、“进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在格拉斯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如，“精英”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始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
启蒙运动：苏格兰及其他地区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蒙运动是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自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成员，在苏格兰就是那些文人学者。在苏格兰，他们是专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国是个例外。
启蒙运动没有局限在某个区域，其成员遍布欧洲和北美洲。文人学者们真心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直接交锋。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堡评论》写了关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评论，与让—雅克·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播。例如，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版了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当时那种知识共享传播的氛围。所有苏格兰人都受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尽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光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那么隐晦的语言来解释，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对照，就是知识和理性的一面与无知、偏见、迷信的另一面的对照。奴役、折磨、巫术、宗教迫害等类似的东西，如同黑夜的产物和遗骸，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作为作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毫不含糊地谴责杀婴行为，并猛烈地抨击司法不公。对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徒吉恩·卡拉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中补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学闪耀的光芒是驱散黑暗的关键。艾萨克·牛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启蒙运动的英雄人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中归结出的几条简单原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这些定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平）而不是柠檬（两极更长），这与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拉普兰和赤道地区的科考团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称某人的工作堪比牛顿是对该项工作的最高评价。例如，约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即是力证。
苏格兰人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行了这一使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要主题。苏格兰人对进步的定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然而，他们不像法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种改进。苏格兰人如此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重社会习俗的作用，习俗对明显或快速的革新是抵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果。这些重要观点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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