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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张元济、傅增湘均为目录、版本和校勘学大家，二人的往来信件集中反映了其典籍校勘理念，从中可以透视民国时期古籍流散情况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发展史。动荡时局中，文化事业如风中灯火，艰难维持。抢救古籍的的艰辛、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在二人的书信交流中一一展现，令人动容。
本书收录了现已刊布的所有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资料，在数量上是《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的三倍。本书整理谨严，释录准确，对曾刊布的信札残叶加以缀合， 使研究者得见信札全貌；此外，对书信中的讹误处悉加按语， 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时间点以及读者容易误解、费解的问题， 则适当加注予以说明，这些都极大地便利了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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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一书全面整理收录了现已刊布的所有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资料。全书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排，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件起于1912年，终于1947年；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件起于1912年，终于1945年，两位先生信件各自成册，便于对照阅读。
本书对二人往来书信中的私事内容，未进行任何删减，对于研究二人的家庭、友情等方面有极大价值。信札中涉及了清末民初藏书家藏书流散资料、民国出版史资料、近代教育史料等诸多内容，不仅有助于拓展、深化张元济傅增湘相关问题研究的内涵，也可为全面、立体地彰显他们的学术贡献以及对保护、传承中华典籍的文化影响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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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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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向春，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清代民国学术史、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著有《陈奂交游研究》《笺边漫语》《海上古籍风云录》等，整理出版《宝礼堂宋本书目》《文禄堂访书记》等，并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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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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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元济致傅增湘（1912—1947）
傅增湘致张元济（191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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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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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前言
张元济、傅增湘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著名的文献大家。二人的往来书札向来号称文献渊薮，所谈多及传统文献的流布、整理、出版与研究，故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下简称商务本）问世以来，即为广大学人所珍视，以此为基础所做研究，不计其数。但正如该书整理前言所云，当时整理底本本系抄件，虽经顾廷龙先生亲自校对（据1961年4月《顾廷龙日记》，自1日起，连续三日有校傅沅叔致菊老信之记录），但仍落叶杂陈，每存讹误，如：1.张致傅函敬语、称呼署名被删除；2.擅改原文文句；3.对于傅函上所存张批，随意取舍；4.年份考订存在问题等。（具体见张人凤《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校读记》，《国学季刊》第十四期）因此之故，亟需重新整理一个更加可靠的文本，以供学界研究之需。2017年，时值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上海图书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其中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尽在其中，共收双方信札627通，其中张致傅261通，傅致张366通，大都可以考知其所作年份，且多可对勘。这批书札始于1912年4月27日，止于1947年12月2日，时间跨度达35年。内容所及，除清末民初藏书流散，如京沪地区散出的《永乐大典》流转之外，还存有大量关于《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道藏》等大部丛书的编印信息，尤其是对于古籍的版本鉴定及流转，多有讨论。鉴于此前整理本所存问题大都因未见原件而生，故以此原本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整理，当更能符合现今深入研究之需求。更何况此次影印本中，尚存若干书札不见于前书。因此之故，此次整理，即以上海图书馆2017年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整理两位前贤往来尺牍，以为文献学进一步发展之基础。
此次整理，较前商务本而言，大致有几个进步或不同：1.补足了当时整理者所删除的信札中涉及的张元济、傅增湘二人的私事等内容。私人生活固然属于隐私，但时隔多年，其私密性已大为降低，甚至消除。还原这部分内容，对于研究二人之家庭、情感、友谊等方面至关重要。且信中出现这类文字，正可代表二人感情之深厚，交谊之纯挚。2.校正了商务本中出现的一些讹误。二人在步入晚年之后，以力弱手颤，字形颇为难辨。尤其是张元济致傅增湘函，大多皆为随手所记之信稿，不仅字迹模糊，且多修正涂画之处。原整理者精研张元济文献，辨识正确率极高，筚路蓝缕，难能可贵。然校书如扫落叶，商务本中仍存若干错讹，亟需修正。3.商务本中，除了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外，又附录了一些相关信札，对于帮助理解二人信中所言及某事之来龙去脉甚为重要。今细绎《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进一步增补了这部分内容，以加深对于二人信中所及之理解。4.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大都注明了日期，但偶有未标注者，则需要就内容所述予以系年。商务本大致考证精准，但也偶有误系者，今则予以调整。5.张、傅往来尺牍，商务本整理者所见最全，《张元济全集》所收次之。时移世易，今上海图书馆所藏较诸前两书整理时已有流散，较前所遗漏者，当系捐赠上图之前，便已佚失。这部分未收于《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之信札则依据前二书予以补足。与此同时，此次整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过去遗漏、未曾整理的书信，可以补充前述二书。6.为了便于核对，将所有见收于商务本及《张元济全集》中者，均标注页码，方便读者互相比勘。7.商务本以时间顺序将二人往来函件混排，但因信件虽有先后，收信却未必仍此顺序，故去函覆信多有错落参差者，常令读者产生困惑。今改作二人各自分排，这样一来，就可严格按照时序进行排列，庶几眉目可以分明。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傅增湘中式顺天乡试，成举人。次年（1889）己丑恩科，张元济亦于杭州乡试中式第十名。二人往来函札中，均以“同年”互称，盖以正科、恩科可互称同年之故。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张元济以二甲二十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傅增湘以二甲第六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有“戊戌翰林”印。以翰林论，二人前后相差四科。惯例，清朝翰林对比自己早五科入翰林院者，尊称为老前辈。但也有为表示特别尊重，虽未达五科，也称老前辈者，如曾国藩之于胡林翼、张百熙之于瞿鸿機等，皆晚一科而呼对方为老前辈。傅增湘称张元济为老前辈，亦可类比。另外，据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载，明时翰林旧规，入馆后七科者称晚生，后三科者称侍生。这一习惯一直沿用至清，故傅增湘在信中多有落款为侍生者。张、傅二人现存通信虽始于1912年，但两人相识相知当远早于此，盖二人早年均曾从事教育，又皆喜好文献，交集必多。再据今存张元济致傅增湘第一函云：“昨午肃上弟八号信。上灯后得四月十九日第七号书”，可知在此之前，双方至少已互通书札七八次。再，1942年5月15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并请代售弘治本《梅宛陵集》。从情理上言，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愿购之人，傅增湘当有覆函报告。又现存最晚之函为1947年12月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者，信末，张元济特意强调：“收到后并祈示覆为荷。”于情于理，傅收到此信后，必有回覆，但现在也未见。综上可知，在现存双方通信之前、通信期间以及现存通信之后，都应该还有一些两人的往还书信，可惜的是，现在都已不知所踪。也就是说，傅增湘与张元济之互动，理应远远超出目前所知，而我们要想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相关情况，只能盼望傅增湘日记的发表了。
此次重新整理张傅二人往还书札，首先要感谢宗老柳和城先生，在他的建议下，我才开始从事此项工作。但在工作启动之后不久，就发现此项工作实际上困难重重。盖手书本已辨识为难，再加上张氏手迹大多为草稿，尤其增加了辨认的难度。而所据依者又系黑白影印本，无形中也加深了辨识的难度。所幸在两年多的整理过程及随后的核对校样期间，得到了鲁东大学教授李士彪博士的无私帮助，每次求援，都收到了满意的答复，可以说，没有士彪兄的帮助，我个人是难以完成此项复杂而又烦难的工作的。此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夏艳社长慷慨大方地接受了我的出版请求，并邀请刘朝霞编辑负责此书。刘编辑认真负责，屡屡发现我的疏漏与错误，益我良多。还要感谢赵珩先生，不辞劳苦，为此书题签，令本书生色不少。最后需要感谢的是匿名的校对，虽然不知名姓，但其专业、认真的态度，令我格外钦佩。
名州柳向春于人民广场地下室
2024年11月5日
“《南齐书》恐是元印（九行十八字），但厚白麻纸，不知元时有否？决非明印。或补板是晚宋，未可知。补板不避讳，原板大字古朴深厚，略如蜀本《史记》，请向子培一询之。”
“间有歧异，亦有宋本似误，而此本已经改正者”
“此版至元时尚存，不欲留前朝之讳，故灭其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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