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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书店还有未来吗？
美国文化地标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前执行董事杰夫·多伊奇写给好书店的热烈赞歌，揭秘该书店60余年常青秘诀；
当代独立学术书店的标杆，会员遍布世界各地，包括奥巴马夫妇、苏珊·桑塔格、玛莎·纳斯鲍姆、乔纳森·李尔、索尔·贝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爱德华·希尔斯等当代大咖名流；
细数独立书店的诸多生存困境，全方位披露运营好书店的秘诀。“好书店的产品不是图书本身，而是在书店中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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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一键购物时代，书店是否还有必要？当传统书籍式微，书店如何才能存活下去？
本书是当代独立书店的标杆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前执行董事杰夫·多伊奇写给书店的热烈赞歌。作者结合自己作为读者和书店经营者的经历，饱含激情地从空间、丰富性、价值、时间和社区等角度，展示了一家好书店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在作者看来，好书店的产品不是图书本身，而是为读者提供的独特浏览体验，让读者在书架间自由地徜徉、探索，享受思考的乐趣。在电子信息洪流的冲击下，好书店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实现其美好的愿景。本书不仅是对书店的赞美，更是对阅读和书籍的礼赞。它将激发读者对书店和阅读的热爱，并引发对书籍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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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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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多伊奇（Jeff Deutsch），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前执行董事（2014—2024）。2019年，他帮助该书店转变经营策略，摒弃传统的低买高卖的零售模式，转而从礼物经济中获得资金，以支持利润微薄的图书销售事业，这一创造性的举措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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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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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书的存在
第一章 空 间
第二章 丰富性
第三章 价 值
第四章 社 区
第五章 时 间
结 语 好书店
致 谢
注 释
参考书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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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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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书的存在
愿您那庞大的图书馆得以证实！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巴别塔图书馆》
稀缺的书商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写道：“我们很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书店是一种悬置于‘濒临死亡的旧社会’和‘竭力诞生的新社会’之间的机构。”但愿我们真如希尔斯所述，生活在一个书店能如此明确自身存在的时代中！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书商一直在怀念那个更加文雅的时代，因为过去向严肃的普通读者出售高质量的图书是切实可行的。然而，我们的怀旧之情很可能就像大多数怀旧之情一样，是凭空虚构的，或者至少是似是而非的。好书店从没有在商业上有所建树。我们从希尔斯1963年的文章《美国书店》中可以得知，运营好书店的种种困难早已是老生常谈；但这一问题在现代变得愈发严峻。一旦我们无法打造一种新模式去发挥书店的优势，那么这个“竭力出生的新社会”就很有可能会将书店彻底抛在身后。
希尔斯是一位特别雄辩的社会实践者，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图书销售状况哀叹不已。1895年，新成立的书商联盟的主席查尔斯·T. 迪林厄姆（Charles T. Dillingham）在讲话中提及“零售书商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其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并指出“在大城市以外，他们已经所剩无几”2。早在18世纪，丹尼斯·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就在共同编著的《百科全书》中，于“图书销售”的条目中加入了这样一句怨言：“图书业每况愈下，图书销售不再盈利。”
我们不必再为这个时代的图书销售现状嗟叹了；但我真心认为，在为时已晚之前，明智之举是设想一种图书销售的理想模式，即想象一种书店的美好未来―书店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能实现自身的最高愿景。
1994年，美国大约有7 000家独立书店；截至2019年，只剩下了2 500家书店；而在这些少数幸存的书店中，专营图书销售的书店数量就更少了。这些事实都不是一种偶然。到了21世纪，读者不再需要在书店里选购图书了。此外，从零售的角度来看，仅靠图书销售的净利润已经难以支撑书店的商业运营。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书店呢？假设书店的确不可或缺，我们又该如何打造一种新模式来支持书店实现自身的最高理想呢？
书店真是一个奇怪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2019年，市面上有2 000多万册的图书可供选择，还不包括当年出版的图书。在写作、出版、销售和阅读的各个环节，每一本书都需要专业人员倾注大量的心血。书籍在特定时间为如此寥寥的读者而著，不同的读者也会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阅读各种类型的书籍。因此，其他行业的高效率在图书行业是不可能实现的。
好书店的蓬勃兴旺从不指望畅销作品―或者希尔斯所说的“长篇大论的政治书籍”和“夸夸其谈、苍白无力的传记”―而是成千上万的单一“产品”（请原谅我的这一措辞，书商同仁们）。这些“产品”被耐心地放在书架上，等候着命中注定的读者前来翻阅，就连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活力。这一点构成了好书店的非凡之处，或许更是独特之处。
1891年，艺术评论家和“扶手椅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中提出了“一时之书”（books of the hour）与“永世之书”（books of all time）两个概念，当然，他指出两者只有种类上的区别，并无质量上的差异，因为一时之书和永世之书皆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如果我们相信传统观念，那么一时之书便是参与文化对话的书，而永世之书则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过的书。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图书业和广大读者的一大优势。当然，这两类书籍都拥有足够多的读者，以至于看起来每个人都在读―或者已经读过了；但作为书商的我们都知道，传统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对图书销售工作的影响微乎其微。书店是多元思想的避风港。
在好书店的藏书之中，有一个月前出版的，有一年前出版的，有半个世纪前出版的，甚至还有几千年前出版的。有品味的书商会提供各个年代的精选图书。要做到这一点，图书销售人员不仅需要熟知历代文学作品和某位作家一生的文学作品，还要了解每季数千本不同类型的新出版物。其中只有极少数图书有机会被摆上书架。鉴别力是优秀书商的重要品质；过滤、挑选、布置和热情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书店的商业模式显然是难以维持自身运营的。没有零售商会选择发展书店的业务，因为他们的商业逻辑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新闻工作者H. L. 门肯早在1930年的文章《瞧，可怜的书商》中就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神奇的是，书商竟然生存下来了。这就好比有一家服装店，店主不仅需要订购各式各样的新潮服饰，还必须备有自1750年以来流行的各种衬衫、领子、袜子、领带和内衣。
九十多年过去了，即使书和作者改变了，书商的难题仍然没有答案。如果书店里没有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或埃莱娜·费兰特的最新作品，读者很可能会认为书店的库存不足；而有一些对现代作品兴趣不大的读者很可能会因为找不到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或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二十五年前的作品而失望离去。当同一位书商面对这两类不同的阅读人群时，必须清楚科茨和费兰特的哪些书应该继续留在书架上，哪些书在十年后应该主动下架。
在这一点上，与门肯同一时期的小说家兼书店爱好者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深知书商所面临的挑战。他这样写道：“书商必须集酒吧和酒窖的功能于一身，随时根据读者的要求，不仅能调制时下流行的鸡尾酒，还能提供最稀有的陈年佳酿。能同时领悟这两个优点的书商是多么稀缺啊！”
对于大多数书商而言，图书销售业务显然是次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寻找其他途径来创造利润，以便能够继续销售那些最初吸引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图书。大多数书商也衷心地希望，能在任何一家好书店的书架上看见诸如科茨、费兰特、胡克斯和哈德威克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书店已经开始销售从袜子到咖啡等各种商品，就像希尔斯时代的书商开始“贩卖拭笔具、吸墨纸、写作本、贺卡和黑胶唱片”一样。我们当然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盈利。
自1994年以来，我一直是一名书商，经营书店贯串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被书籍深深吸引，不骄不悔地通过贩卖笔记本、咖啡、贺卡和其他副业来增补藏书。我相信，这样做是维持一家体面书店的合理妥协（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坚持认为一些好书店在繁荣的社区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然而，书店的最高愿景仍然没有实现。
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商业化的图书销售商亚马逊也不例外。事实上，图书销售的工作完全被规避了。21世纪的图书销售模式就像一家“百货商店”，完全摒弃了过滤、挑选、布置和热情。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1997年的“专业图书馆会议”（Special Libraries Conference）上发表演讲时解释，他之所以选择图书作为公司销售的首要产品，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图书类别中的产品比其他所有类别中的产品多得多”。此外，图书相对统一的尺寸也更易于包装和运输。就这样，贝索斯将图书销售变成一门亏本的生意（以亏损的价格销售图书，来吸引顾客购买利润率更高的产品，从而创造高盈利的交易）。
考虑到职业的书商长期以来更加看重的是文化工作，而不是付出巨大辛劳后的微薄利润，贝索斯的这一做法就显得格外令人深恶痛绝。书商需要靠卖袜子来贴补图书的收益；而贝索斯选择降低图书的价格，只是为了让本就盈利的商品（比如袜子）带来更多的利润。
不过，为了不再继续沉溺于悲叹之中，不妨让我们设想一种不同类型的书店。
……
第一章
空 间
不必在意我谈论的是什么问题，而要注意我谈论这些问题的方式。
——蒙田，《论书籍》，《蒙田文集》，第296页
尚未追求的并置
神学院合作社就像许多传说一样，已然超越了自身的物质状态，但其实体性在这个虚拟时代很重要。神学院合作社是一种设想，但起源于一个地方―神学院地下室的合作社。如今，神学院合作社早已不再是一个合作社，也不再位于神学院的地下室，而是坐落在芝加哥海德公园这一建筑风格丰富的街区中的某个最不起眼的建筑物内。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这种环境会像半个世纪前那裸露的管道、低矮的天花板和绝对朴素的入口一样，赋予神学院合作社某种独特的魅力。
这家拥有五十年历史的书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严肃书店之一。搬迁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可以有意识地重建最初因空间的局限性而非刻意的设计而有机发展起来的书店。19
虽然很少会有人否认旧址的奇妙特质，但老顾客对一些不便之处也耿耿于怀：危险的楼梯井、阴森的排水管、不适的窒闷感，以及因过道狭窄而需要办理存包手续的麻烦（不过，许多人仍然满心欢喜地回忆起当初寄存包裹的标号衣夹）。我们最好记住，神学院的建筑虽很雄伟，但地下室一直质朴无华。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激动人心的著作《空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中，研究了他所谓“幸福空间”的想象价值。为了确定“我们喜爱的空间”的价值，他这么写道：“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受测量和估算思维的支配，也不再是冷漠无情的空间，而是被人们……在想象力的全部偏好中体验。”
当神学院合作社确定需要搬离芝加哥神学院时，塞拉和合作社所在的社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家世界级的严肃书店必须具备哪些品质？他们明白首先需要打造一个专门用于书籍的空间，也明白博览群书是这一空间所支持的主要活动，更明白能使读者沉浸其中至关重要。
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在设计全新的神学院合作社时，负责解决这两个问题。他认识到在浏览书籍时迷失方向的力量，于是决定重现当初老书店随意的架构风格―在连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甚至消防员）都无法想象的空间里建成一家书店。据他所说，让顾客感到困惑并在书架间迷失方向是落实合作社这一理念的必要条件。
老书店有一种不确定和不完美的特质，反映了人类状况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而泰格曼有意在新书店中复刻这两种特质。
在2019年，即他去世的前几年，他表示，在为合作社建造新家时，尝试创造“一些不完美的元素，一些永远不会完工的元素”。
他的这些理念完全可以为任何一家好书店在制定蓝图时所借鉴。
泰格曼于1991年加入合作社，他深信建筑代表着一种道德追求，明白好书店与内在品质息息相关。人们在书店之中穿行，沉浸于浏览之中，会感觉自己置身于心灵本身之中。是宇宙的心灵？还是上帝的心灵？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想象。当转向自己的内心时，许多人会发现书店这一空间对于自我反思有着特别积极的意义。
记者杰米·卡尔文（Jamie Kalven）很喜爱合作社书店，他认为书店的形态类似于一种文学形式。反流派作家玛丽·卡佩洛（Mary Cappello）在谈到讲座形式时，将其称为“尚未追求的并置”与“在自身的迷惘中迷失的必要性”，书店通过这种形式提供了深入的见解。书店还会像哪些其他的文学形式呢？
也许，书店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将我们所有的知识汇集在一个地方。也许，书店像《淮南子》——一部公元2世纪的皇帝手册，汇集了世界上一切已知的事物，包括天文、自然、时间、空间、人类意识、修身之道、圣贤的特征，以及治理的实用举措。聪慧的皇帝熟读《淮南子》，能专注于小到“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
也许，书店像一本选集―一本思想、故事、习俗的汇编―是藏书家的宝典。也许，书店更像蒙田所擅长的散文：思想在漫步，一会儿思考这个，一会儿琢磨那个，希望通过一连串游荡的思绪勾勒出一个问题。虽然散文在字面上可能意味着一种尝试，而且暗含了失败之意，但散文的价值恰恰源于提问，而非回答。散文包含了许多真理，但终极真理并非散文的追求。蒙田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写道：“我随意翻阅一本又一本书籍，没有顺序，也没有计划，只有零碎的片段。”如果将书店比作散文这一文学形式的话，那么片段便是书籍。
也许，书店像书商的一本杂记本。书商就像读者编辑着自己的杂记本一样，考量着各式各样的作品。他们先是以一种无法量化和违背科学的方式进行筛选，接着根据分类学的原则进行整理。这些原则具有相对的内在逻辑，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最终，书商会在多方面权衡的基础上，确保书架上只留有经过精挑细选的最佳书籍。
也许，书店就像随笔。顾名思义，随笔的字面意思便是“随手而写”。11世纪，日本著名女作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开启了随笔的伟大传统；14世纪，随笔在吉田兼好的笔下达到了类似书店的形式。吉田兼好明白，“随笔会唤醒你，让你踏上一段旅行，无论目的地会是哪里”。8在一系列反思和漫游中，他“随性地记录下每一个”进入脑海的“荒谬想法”。随笔与散文类似，以沉思默想为乐事，并不追求问题的答案。吉田兼好写道：“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性。”
吉田兼好和斯坦利·泰格曼一样相信，千篇一律是不可取的。他写道：
留下一些不完整之处不仅会增添趣味，还能给人留下一种尚有成长空间的感受。有人曾经告诉我：“即使建造皇宫，工人们也总会留出一处未完工的地方。”即使在佛教和儒家的古代哲学著作中，也有许多缺失的章节。
如果正如19世纪的随笔家石原正明所描述的那样，随笔是“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所说和所想，无论是轻浮的还是严肃的，只要是在脑海中浮现的”内容的记录，那么，书店这一空间的文学形式也许是由读者的注意力和脑海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思绪和构成的，这些思绪混合了文献、闲思、个人记忆的索引、他人的诗行和转瞬即逝的感官体验；而读者们的注意力又是弥散的，却仍然能以某种方式聚焦，就像这些想法随着笔尖游走一般。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史蒂文·卡特曾翻译和编辑了一本随笔集，他写道：“书籍如同河中相互交融的水流。这一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很多书籍本身就是杂乱无章的。”
在书店浏览的艺术
好书店虽然销售图书，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它的主要产品是“浏览的体验”。直到1870年，诗人和散文家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提及约翰·德莱顿的阅读时，使用了“浏览”（browse）一词，而这一单词主要有反刍和沉思之意。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释义，“浏览”一词是在这一语境中最早出现的书面文字之一。“我们由此可以窥见德莱顿的阅读习惯。他总是一个随意的读者―他在父亲的图书馆里，从清教徒神学的残根和荆棘中，艰辛地四处汲取适合自己的零星养分。”后来，洛威尔在提及德国博学大师G. E. 莱辛时写道：“大多数知识渊博的人都与单纯的学者截然不同，莱辛也不例外。他似乎一直是一位相当不加选择的读者，而且他和德莱顿一样，喜欢在图书馆里‘浏览’。”
浏览的一大好处是能唤起思想反刍。无论是书店、图书馆还是私家藏书，营造一个有意收集资料以激发智识和文学的空间，一个全心全意致力于书籍的空间，是为了理解反刍和反思活动所带来的满足感。毕竟，“我们都是反刍动物，”约翰·洛克在谈到思考与阅读的关系时这样写道，“仅仅把一大堆藏书塞进自己的肚子里是远远不够的；除非我们反复咀嚼，否则无法从书籍中汲取能量和养分。”
更直白地说，浏览就是一种思想反刍的形式。书籍就像树叶和灌木一样，为身为反刍动物的读者提供着营养。怀着好奇和兼收并蓄的心情，一边在书店浏览，一边反复琢磨着自己的思想，这是多么无与伦比的活动啊！即使是为了促进良好的消化，书店也需要提供有益于悠闲式沉思的空间。
身为书商的我们希望看到一种变化：读者一进入书店，就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抛在门外，仿佛进入了一个思想充盈的空间。我们知道创造和封闭这个空间是自身的责任，我们欢迎每一个人的光临，但也拒绝一些事物的进入。这是一个只有书籍的天地。所有藏书的存在都有一个共性：为饥渴心灵（过去的书商为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传奇书店取的名字）创造一片牧场。
浏览有很多种形式，浏览者同样有很多种类型。据书商们的不完全统计，浏览者名单上有在书架间徘徊、观摩、逗留、踱步的漫游者；有从一粒细砂中看到一整个世界的矶鹬；有宣布摆放在前桌（front table）上的书页间最新消息的城镇公告员；有来回咀嚼的沉思者；有追求智慧的朝圣者，他们并不知道何为智慧，也不知道上哪寻觅，但一心想要找到；有不分季节、每日祈祷的信徒；有现在正在寻求救赎或至少是宽恕的忏悔者（他们为自己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生活而后悔）；有反复阅读的重写者，他们深知每一次复读都会留下不可思议的印记；有信赖自己的感官去识别美味食材的厨师；有新人，虽然他们还不了解书店习俗，但渴望能很快融入其中；有密切观察夜空的占星师；有誓要征服书架的将军；还有只想在书本中消磨时光的闲散之人。
莫利是图书销售业最伟大的拥护者之一，他哀叹大多数养成逛书店习惯的人还没有理解书店的用途。他知道，由书籍构成的空间是为闲逛的读者在书架间浏览、思考各种问题而设计的。他将书店视为一件伟大的乐器，并对“人们主要是为了寻找某个明确的标题”而走进书店表示惋惜，因为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就像由业余爱好者弹奏乐器一般。莫利继续说道：
难道我们永远不会相信天意、好运或者一位睿智书商的幸福建议吗？我们与书店有太多的过往，这些经历都让我想起了儿童初学钢琴时对效率的懵懂无知。每当我心情舒缓的时候，脑海中总能浮现孩子们在琴键上愉快弹奏的画面，他们的小曲和练习曲也会在耳边回荡，提醒着我生活中所有美妙而未完成的旋律。然而，在鉴赏家看来，儿童的弹奏绝不是所谓音乐。
书店的鉴赏家培养出了自身独特的风格。他们学会了离题思考，懂得为灵感和抱负留出一些空间。
对于那些沉浸于书店这一乐器的人来说，巨大的乐趣正在等待着他们探索。13世纪，迈蒙尼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伊本·蒂本在描述浏览时写道：“当你的灵魂既满足又疲倦，就从一座花园走到另一座花园，从一条犁沟走到另一条犁沟，从一片景象走到另一片景象。这样，你的欲望将得以更新，你的灵魂也将因愉悦而满足。”此外，伊本·蒂本还恰如其分地阐明了书商的立场：“让你的书柜和书架成为你的花园和乐园，在里面采摘成熟的果实，收集玫瑰、香料和没药。”在他的眼里，书堆是一片绿意犹存的乐土。
漫步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反刍的途径之一。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名副其实的弟子”，他离开了柏拉图学园，甚至以漫步为灵感，创立了自己的学派。根据第狄奥根尼·拉尔修斯（Diogenes Laertius）的记载，亚里士多德“选择在学园里与学生一边来回散步，一边公开讨论哲学”。
我想象着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子后裔——逍遥学派的当代子弟们——在合作社的弯曲过道中漫步，讨论伦理人生，倾听大师的智慧，领悟价值之源：“没人愿意过百善俱全而独缺朋友的生活。”
伊壁鸠鲁认为，最高尚的人“最关心智慧和友谊”。他创办的学校以花园为名，入口上方的告示牌上写着一句话：“陌生人，你将在此地过上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2014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将这句题词定为我们的指导原则。没有什么是比智慧和友谊——那些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更伟大的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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