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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聚焦当代文学现场
“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
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
诚实是批评最大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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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代文学需要真正具有深度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应该是有温度、有深意的。文学与内在生命和时代现场如何发生关系，是作者谢有顺真正关注的问题。
在书中，作者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进程与写作转向进行了分析，亦有对当代知名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的作品的局部探讨，更有对学术名家批评方法的新论，可谓“当代文学面面观。”
作者谢有顺说，“写作变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道德勇气的确立和理想信念的重铸，写作的最终成果是创造人格、更新生命。有必要重申，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在《文学的深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格力量的辉光。
本书置身文学现场思考文学创作与批评，分文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四个部分，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等诸多文体，全面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的鲜活灵动和利弊得失。作者秉持“文学与生命互证”的价值立场，看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格张力，视野开阔而深邃，行文清醒而警觉。在他的笔下，文学事关现实、语言、想象力、技巧，更事关主体、心灵、人格和边界，因而他的文学评论是可读可感、可思可想的，更是有温度有态度、有能量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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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谢有顺
福建长汀人，先后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出版有《文学的常道》《成为小说家》《散文中的心事》等著作二十部。曾获冯牧文学奖等。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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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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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文学的召唤
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 003
存在一种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吗？022
召唤一种新的现代小说 038
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勇气 047
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055
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063
二? 个体的凝视
思想着的自我——论韩少功的写作观081
感觉的象征世界——《檀香刑》之后的莫言小说106
“写一切”的雄心及其实现方式—— 论于坚散文128
阿来的写作及其超越性跋涉 145
灵光消逝年代的文学讲述—— 论张者小说154
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确证——论徐则臣的写作观 165
三? 小说的目光
思想与生活的离合—— 论《应物兄》187
从苦难中眺望—— 论《惊蛰》197
日常生活令人惊骇的一面—— 论《回响》208
受难者的精神启悟—— 论《镜中》218
从声音出发的写作—— 论《金墟》228
终归是无处安身—— 论《河山传》242
四? 批评的伦理
孙绍振的思想核仁257
成为一个创造者—— 我所理解的陈思和284
现代学术视野里的陈晓明296
对人心和智慧的警觉—— 论李静的文学批评330
批评如何立心—— 论胡传吉的文学批评354
他关注沉默的大多数—— 论柳冬妩的文学批评370
如何批评，怎样说话？ 382
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代后记）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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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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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第一章 文学的召唤
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没能较理想地平衡好两种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实与虚、小与大的关系。很多写作困境由此而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的小说革命，常常在极端抽象和极端写实这两种思潮之间摇摆。先锋小说时期，语言和结构探索的极致状态，写作被抽象成了一种观念、一种形式法则或语言的自我绵延，代表作有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北村的《聒噪者说》等；后来的新写实小说，写日常生活琐细的困顿，各种孩子入学难、乡下来亲戚了、豆腐馊掉了的两难，走的又是极端写实的路子， “一地鸡毛”，精神意蕴上飞腾不起来。九十年代以后，对日常生活书写的张扬，走的就是这种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的写作路子，物质、身体、欲望是叙事的主角，“新状态”“身体写作”“70后”“80后”等写作现象背后，都有经验崇拜、感觉崇拜的影子，叙事中的细节流指向的多是日常生活的烦难和个人的私密经验，这种由感觉和经验所构成的实感，对于认识一种更内在的生存而言，敞露出的往往是一种空无感——写作到经验为止，而经验的高度同质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经验的贫乏，其实就是意义的贫乏、精神的贫乏。一味地沉迷于生活流、细节流的书写，只会导致肤浅情绪的泛滥，或者满足于一些生活小感悟、小转折的展示，这样的写作，对于生活下面那个坚硬的核心并无多少解析能力。
依靠直接经验的写作，塑造的往往是经验的自我，经验与经验之间发生冲突时，也是通过经验来解决矛盾，这种以实事为准绳的自然思维，还不足以创造出意义的自我—— 我们经常说的精神可能性，其实就是要在写作中让经验从个别走向一般和普遍。除了自然思维，写作还需要有一些哲学思维，才能在实事、经验之中完成内在超越。
诗歌写作也是如此。短小，写实，貌似意味深长的转折，不乏幽默和警句，这类诗歌现在成了主流，写作难度不大，写作者众多，给人一种诗歌繁荣的假象；但细读之下，会发现这些诗歌写的不过是一些细碎瞬间和浅易的一得之见，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还多停留在生活的表面。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生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 “民间写作”的诗学论争，也是诗歌写作在极端抽象和极端写实之间 摇摆的生动例证。过于强调知识分子的身份，很多诗歌就被抽象成了知识、玄学、修辞、语言符码；过于强调口语和民间，也会流于松弛、庸常、细碎、斤斤计较的写实。写诗不是炫耀修辞、堆砌观念，不能牺牲生命的直觉和在场感，但也不是放弃想象、仿写日常，被生活的细节流卷着走。口语是一种语言态度，目的是达到言文一致，写出诗人真实所感，进而确立起有主体意识的写作精神，反抗一种没有身体感的虚假写作。正如五四白话文运动，重点不在于用白话（仅就白话而言，晚清就有不少人在用白话作文、白话写小说了），而是在于用白话文创立一种新的现代书写语言，建构一个新的现代主体。白话白话文是不一样的。晚清无论是报刊白话文还是白话小说，都是针对汉字的繁难而想找一条新的语言出路，为此，哪怕激进到废除汉字、改用拼音这一步，一些人也在所不惜（这种思想或许受了日本的影响），可见晚清对白话的认识还是工具论层面的，还未意识到旧语言（文言文）对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有巨大的局限，更没有建构现代个人意识的觉悟；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要通过建构现代书写语言来重塑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来解放被传统语言束缚了几千年的思想，这就超越了工具论，而把语言的选择当作了现代人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方式。现代文学史称鲁迅的《狂人日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原因就在于《狂人日记》里有一个觉醒了的“我”在省思和批判。这个现代主体和内在自我，才是它区别于晚清白话小说的重要标志。不看到语言背后暗藏的思想变革的力量，文学的革命就会流于表浅；今天很多诗歌写作者对“口语”的理解停留于工具层面，并不懂何为有主体性、创造性的“口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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