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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深入探索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揭秘信息化战争时代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制胜秘诀，为读者展现未来战场的深刻洞察。
☆详尽阐述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组织架构与运作特性，深入分析该中心实现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复杂机制，呈现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全貌。
☆追踪美军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最新进展，引领读者深入理解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关键作用，为读者理解信息化战争环境下的高效作战体系提供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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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是美军统筹情报与作战的专职机构，是信息化时代美军一体化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核心。
本书根据美军官方报告、军队指挥官回忆录等，系统介绍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发展历程，解析该中心实现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内在机理，并对军队联合情报协调机制提出建设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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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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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宏瑞，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军事学博士，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战略和情报分析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中国军事外交战略环境的辩证思考》《美军情报与作战一体化发展历程述评》《美推进核武现代化的内涵、意图及影响》等多篇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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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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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早期探索
协同作战中情报与作战的协同
临时战区级联合情报中心
情报信息与作战需求的协同一致
第二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初步发展
联合作战中情报与作战的联合
联合情报中心机构体系
情报支援体系与作战指挥体系整体联合
第三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深入推进
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情报与作战的一体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机构体系
情报行动与作战行动的同步一体
第四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机构设置
机构体系布局
各级机构组建
机构间关系构建
第五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机构运行
情报内部整合
情报与作战整合
第六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成效与问题
运行成效
存在问题
第七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发展趋势与启示
发展趋势
有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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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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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是世界上联合作战实践最丰富、水平最高的军队，其对情报支援以及情报与作战配合的高度重视也为外界所公认。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是美军建立的统筹情报与作战的专职机构，是美军从组织制度层面推动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关键性举措。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不是一家单独的情报机构，而是美军对应作战指挥体系，在国家级、联合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部队层级设立的相互联系的机构体系，其主要任务不是从事情报搜集或生产等具体业务，而是根据不同层级的作战需要统筹协调情报工作。目前美军在国家级和战区级共设有12家常设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即国家联合作战和情报中心、10家联合作战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以及驻韩美军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危机和战时会在联合特遣部队设立相应的联合情报支援分队作为临时联合情报行动中心。该机构体系能够兼顾不同层级指挥机构的情报需求，优化配置情报力量，统筹情报支援与作战行动全程同步配合。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各级机构相互配合，整合各类情报力量、活动和产品，并根据不同指挥层级需要统一筹划安排，协调情报与作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配合，充分验证了其成效。英国、加拿大和北约也效仿美军建立了相应机构。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能够协调情报与作战紧密配合达至一体，是信息化时代美军一体化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核心，也是本次世界新军事变革聚焦有效联合、实现力量倍增的关键。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各军种作战要素基于信息技术相互联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种联合中，情报作为依托信息技术在各军种作战要素间传递的实质内容，其地位进一步凸显。它是各军种作战要素相互沟通并实现有效联合的黏合剂，是实现联合的基础以及推动这种联合向一体化转变的关键。可以说，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情报不仅是作战制胜的核心，也是作战一体化联合实现力量倍增的关键。情报与作战的配合程度直接决定了情报支援效果以及整体作战能力的提升。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情报与作战高度配合的空前要求以及为情报与作战实时同步配合提供的技术支持，也带来了组织体制方面的特别需求。仅靠原有指挥机关的情报参谋部门和情报生产单位协调情报和作战配合已是杯水车薪，需要专门起协调作用的组织机构，统筹情报与作战一体化配合。美军作为信息化时代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引领者，率先建立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协调情报与作战一体化配合，在作战上也完成了向“一体化”跃升的深度变革，其情报支援与作战配合以及作战一体化程度目前在世界上处于最高水平，相关做法、经验也最具研究价值。
美军探索建立专职机构协调情报与作战绝非一日之功。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从最初酝酿到建立发展，代表了美军情报支援和作战配合日趋紧密的探索实践，也贯穿了美军联合作战的发展历史。回顾美军战争史，从独立战争中陆海军共同行动的约克镇战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海空作战力量协作配合的太平洋战争，再到海湾战争中联军紧密协调的“沙漠风暴”行动，直至21世纪伊拉克战争中联军协调一体的“伊拉克自由行动”，可以说“联合作战是美军的历史、传统和未来”。然而不同时期美军军种间联合的程度和内涵并不相同。实际上，“美军联合作战包含的内容过去和现在有相当大的区别，历史上的联合作战是以某军种为主体的协同作战，现在的联合作战是各军种不分主次的整体作战”。并且随着信息化战争时代的真正来临，这种整体作战也由高技术条件下成体系的整体联合，升级为信息化条件下强调效能倍增的集成一体。按照不同时期联合程度和内涵的区别，美军作战发展经历了机械化条件下的协同作战、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以及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三个阶段。而情报作为各阶段作战联合的基础和关键，其与作战的配合程度也应各阶段的不同需求，从“协同”“联合”发展到“一体”。这期间，美军基于不同阶段对情报与作战配合的理解认识以及能够依托的技术条件，探索并建立了专门协调情报与作战的组织机构——联合情报行动中心。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演进历程遵循美军情报和作战关系的发展轨迹，经历了早期探索、初步发展以及深入推进三个阶段，呈现出特有的机构设置和运行特点，反映了美军从组织制度层面协调情报与作战的实践历程。
国内作战和情报支援领域均已对情报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研究，但缺少对情报与作战配合这种关联性具体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相应核心机构的微观研究。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机构体系的专著，根据美军不同时期官方“情报系列”联合出版物、历次战后总结报告以及军队将领和指挥官的回忆录、文章等，采用系统、案例和比较等研究方法，考察了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发展历程，解析了美军构建和运行该机构体系实现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内在机理。本书从微观视角解析美军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最为关键的核心机构，由点及面，旨在阐释信息化时代美军一体化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的核心规律，为我军借鉴美军情报和作战体系化建设经验、破解情报与作战一体化难题、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效果和作战效能提供有益参考。
全书共七章。前三章从历史视角出发，依循美军情报与作战从“协同”到“联合”再到“一体”的发展轨迹，回顾了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比较了不同时期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机构构建和运行特点，进而揭示了当前信息化时代情报与作战一体化对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本质要求。第四章、第五章紧扣情报与作战一体化本质，结合一体化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理论，从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两方面解析了当前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协调情报与作战一体化配合的内在机理。第六章根据美国官方战后总结报告，客观评价了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实现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成效和问题。第七章针对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现存问题，结合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要求，展望了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未来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军改革发展现状提出了借鉴建议。
第 一 章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早期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1939—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军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实现了不同军种在机械化条件下的协同配合。机械化条件下的协同作战中，情报成为不同军种间通过无线电通信进行协同配合的信息保障。美军认识到情报作为军种间通联的信息基础，是辅助作战的保障要素，其与作战需求的协同一致对于战争胜负十分重要，就此开始了建立情报与作战协调机构的早期探索，在二战和越南战争（简称越战）中分别建立了太平洋战区联合情报中心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两家机构是美军应战时所需临时设立的战区级联合情报中心，是现在美军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设计原型，专门负责针对作战需求集中进行战区情报信息生产，确保提供的情报信息能够紧密应对作战需求。
第一节 协同作战中情报与作战的协同
机械化战争时代，各军种作战力量间实现了以单一军种为主、其他军种为辅的协同作战。情报成为各军种作战力量有效协同的必要保障，其与作战配合的必要性也逐渐得到认同。机械化战争时代，情报主要通过C3通信系统传输，缺乏与作战平等配合的技术系统。美军将情报直接等同于搜集后经简单处理即可得到的信息，对后期情报分析不够重视，把情报仅仅当成战时辅助不同军种作战力量实现协同的信息保障。情报与作战的关系是“作战为主、情报为辅”的协同配合，其突出特点是情报信息与作战需求的协同一致。
一、机械化条件下的协同作战
二战呈现出机械化战争发展的兴盛景象。各主要参战国所具备的摩步化、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了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在机械化条件下，单个军种除具备相当强的独立作战能力外，与其他军种的联动配合也得以加强。英国等主要参战国的部队在作战中达到了单一军种为主、其他军种辅助配合的协同。美军在英军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应战调整，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条件下的协同。技术装备方面，美军通过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基站实现了对各军种的集中指挥控制。组织体制方面，美军仿照英军建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组建了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和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初步建成了战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实现了战区级指挥机构对不同军种的集中指挥。作战战法方面，美军主要以两栖作战以及空海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为主。欧洲战场盟军诺曼底两栖登陆行动中，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对陆军和陆战队进行了海上和空中支援，特别是陆军航空兵还实施了空降作战支援地面作战行动。此外，太平洋战场美海军和陆战队航空兵也向两栖部队提供了近距离空中支援。这些均是以陆军为主，海军和陆军航空兵辅助支援的协同作战。
二战后，美苏很快进入冷战对峙状态。以低强度冲突为主的局部战争以及国内核政策主导下的安全战略，限制了美军协同作战的大规模实践。虽然军种间协同配合的技术得以改善，并且随着美空军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美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支援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军种间以谁为主的指挥控制权争夺仍在加剧。在朝鲜战争、越战以及格林纳达战争等实战行动中，美军“陆海空军部队并未真正做好实施联合作战的准备”，也未在协同作战的配合程度和战法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在越战中，美陆军和空军基本完全被地面和空中战场分割，大部分时间都各自为战。
二、情报与作战的协同
机械化条件下，军种间协同作战的实质是不同军种的作战力量通过有机配合实现战斗力的有形合成。这对情报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也推动了情报与作战配合的紧密程度。二战中，机械化摩步军团的机动节奏和作战规模大幅扩展了部队有效作战范围，使战场情况日益复杂多变。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两栖作战以及海空对地支援所涉陆海空战场的复杂程度使作战部队更加重视情报能力特别是侦察能力。加之无线电技术的兴起和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带来了侦察能力发展的新契机，二战期间，情报侦察在准确性、传输距离和速度上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冷战时期，美对苏的情报需求刺激了航空航天侦察的发展，出现了侦察机、预警机等飞机为主的空中侦察平台，以及卫星侦察平台，拓展了侦察空间的同时也推动了图像情报等信号情报之外的其他情报门类全面发展。美军侦察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情报对于作战的重要性。在本阶段，美军将情报视为“通过侦察获取的辅助军种协同作战的信息保障”。情报与作战配合也像军种协同作战中主次分明一般，呈现出作战为主、情报为辅的协同关系。
技术上，情报依靠通信系统传播，缺乏与作战平等配合的技术系统。机械化条件下军种间协同主要通过无线电通信系统下达指挥控制命令。情报侦察手段以侦听破译和雷达侦察等无线电信号情报为主，其获取和传播均以无线电通信系统为载体，是辅助作战的信息保障。二战时美军依靠无线电通信指挥两栖作战的空中和海上支援，情报也仅作为无线电通信系统承载的信息进行传递。二战后，美军引入无线电通信技术建立了C3系统，该系统包含通信（Communication）和指挥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两个分系统。情报通过该系统的通信分系统进行传输，是作战指挥控制所需的信息保障。C3系统缓解了以往情报作为指挥控制信息传输时速度慢、效果差、互通能力受限的问题，但未将情报作为与通信和指挥控制同等重要的独立作战要素而建立相应的分系统，导致情报缺乏与作战平等配合的技术系统。
观念上，美军把情报简单等同于通过侦察获取的信息，将情报视为辅助作战的信息保障要素。二战中的信号情报和冷战中的图像情报充分展示了技术情报的优势。美军乃至美国情报界曾一度痴迷于技术情报，大力发展技术侦察手段，片面认为情报仅仅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的信息。加之二战中盟军联合指挥决策层级较高，过于强调情报对战略决策的保障。相比之下，美军对作战指挥的情报保障工作不够重视。虽然二战后，美军应朝鲜战争和越战等局部战争所需，加强了对作战指挥的情报保障，提出“情报是初战取胜的先决条件”以及“开始作战前获取有价值情报是一项重要任务”，但美军将情报与作战配合方式片面地理解为在战前提供情报信息，相应的作战情报保障也仅局限于战前情报准备工作。这在越战中尤为明显。越战前，美军通过无线电信号和人力情报侦察就地面目标等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情报准备。但“滚雷行动”开始后，战场情报侦察手段和力量配备明显不足，未能持续配合作战进行侦察，为之提供所需信息，致使空中轰炸缺乏持续目标更新和打击效果评估，导致美军不断轰炸却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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