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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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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属于专题性研究著作。本书分析回应民族乐器发展思潮涌动在现当代的合理性，系统性地从思想层面回顾了民族乐器发展过程中对西乐与国乐的学习重整，讨论知识与精神的科学认知、民意与国力的共同入场、本土与友邦的共同选择、自观与他观的造化变痛、编制与分类法的体系认知、材料和工艺的应用逻辑、标准化机制的规范作用等整体历史过程。与《“乐改”纪事本末——新中国乐器发展史》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系列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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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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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中国民族乐器发展思潮研究》系高舒主持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结题成果，结题评价为“良好”。全书共 11 章。主要内容除绪论、结论外，从“现当代中国民族乐器发展的思想脉络”和“现当代中国发展民族乐器的认同与反思”两个范畴手，界分上下编，上编 5 章，下编 4 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发展一百余年的中国民族乐器进行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认识。上编 5 章，回应思潮涌动在现当代的合理性，系统性地从思想层面回顾了民族乐器发展过程中对西乐与国乐的学习重整，讨论知识与精神的科学认知、民意与国力的共同入场、本土与友邦的共同选择、自观与他观的造化变痛、编制与分类法的体系认知、材料和工艺的应用逻辑、标准化机制的规范作用等整体历史过程。也由“历时性源起”开始，明确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观念生成，为课题下编提供了可供“认同与反思”的思想框架。探索思想脉络之后，下编 4 章，深入现当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考察民族-国家与民族乐器身份确立的关系，以及海内外对乐器、乐制、创演、流通的迅速反应，创新性地将民族乐器发展的“科学”内核逐渐推衍至“借古鉴今”“洋为中用”的致用逻辑之中，进一步讨论了探索低音乐器的未知边界，以及在话语权、可见度、归属权博弈之下的乐器生成世界，提出中国乐器取向时代、主动思变，将继续在生态发展中应和万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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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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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舒，博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副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闽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全国非遗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从事音乐人类学、乐器学、木偶戏及文化遗产研究。发表论（译）文80余篇，出版专著《“乐改”纪事本末——新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史》《漳州布袋木偶戏传承人口述史》《泉州提线木偶戏传承人口述史》《北调南腔——漳州布袋木偶戏的执守与嬗变》及增订版等5部，入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2019 十大口述历史项目”、中宣部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重点项目及国家出版基金、教*部课题等10余项。参与编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发展报告》《中国工尺谱集成》等，获得第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撰稿、合作拍摄人类学影像志《水居之民》等4部，获得腾讯“亲爱的故乡”微纪录片大赛十佳及最具潜力奖，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提名奖，被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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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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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001
上编
现当代中国民族乐器发展的思想脉络…021
第一章 现代化：思潮涌动为乐器（1919—1949）…023
第二章 常态化：融入当下的变与痛（1949— ）…048
第三章 系统化：拓展更新的认知体系…090
第四章 科学化：致用为上的技术逻辑…114
第五章 标准化：规范意识下的机制建构…140
下编
现当代中国发展民族乐器的认同与反思…165
第一章 通识：认同民族乐器…167
第二章 糅合：借古鉴今的多元探索…202
第三章 互见：民族乐器的生成世界…232
第四章 应变：民族乐器生态发展观…248
结语
造就“民族乐器”…265
附录
附录一 图表目录…303
附录二 受访人员名单…307
附录三 20世纪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大事年表（1900—2000）…313
附录四 中国民族乐器科技成果获奖目录（1978—1998）…342
附录五 中国民族乐器现行国家标准辑录表（1949—2022）…348
附录六 中国民族乐器现行行业标准辑录表（1949—2022）…350
附录七?“1959年改革乐器演奏会”音响资料…357
参考文献 361
后记：致广大而尽精微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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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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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致广大而尽精微
——理念框架中的70年新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史（1954—2023）
《乐记》有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器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载体，延伸出20世纪中国乐器应该如何发展的追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音乐家采用科学主义态度审视乐器，辅以重构音响的行为，引出了一系列围绕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展观，伴随“乐改”专有名词的诞生，以及究竟是“改革”还是“改良”乐器的争议，走过了70年。
什么样的乐器能够承载中华民族的声音，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发展面临的一个标志性命题，也被视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动态的行为，器物的进展，呈现出这场世纪风潮之中的政令、理想、实践，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类别、外形内构、音律音质、音量音域、材料工艺等所有面向，历经牵涉交融、拉扯反复，但无法否认的是：“这是一场中国乐器史上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无论人们采取怎样的态度看待，都无法回避波及所有乐器现有形态的浪潮。”
一、以国家之名
1953年10月5日，在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原“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音乐家协会”，通过了第一份《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将“组织会员推动研究和整理我国各民族的古典乐曲、歌舞音乐、戏曲音乐及其他民间音乐，改进民族乐器，以发扬我国各民族音乐之优秀传统”列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任务”的第五条 ，统一了“改进民族乐器”的认识。可以说，从这份章程开始，20世纪初以大同乐会、国乐改进社等为代表的音乐家群体发展中国乐器的意愿正式得到了官方认同。
笔者曾在《“乐改”纪事本末——新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史》一书中，划分出器物发展的三个阶段：举国行动（1954—1966）、逆流激进（1966—1976）、化入常态（1976年至今）。随着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发展乐器的意识也从“以国之名”的特殊关注，融进了时代发展的共同节奏。从1954年起，李元庆在起跑线上发表《谈乐器改良问题》 、《继续开展乐器改良工作》、《进一步地展开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更伴随音乐研究所“乐改小组” 集体接续不断地编辑出版《民族乐器改良文集》（第一集）（音乐出版社1961年版）、《民族乐器改良资料》（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等，提出指导思想，集中思考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引导全国乐器发展理念。
今天看来，这些饱含热爱的思考从单件乐器的器物本身，延展到中国乐器群体（包括民族管弦乐队组合建制），也从中国乐器群体遭遇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中，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社会、先进科技的明显断层。从表演的性能、表现力、平衡度到生产、应用、教育的标准化、科学化、社会化，涉及行业逐渐增多，远超文化部门一己之力，李元庆始终充满信心，他坚持：“没有理由说，西洋乐器在中国普遍流行之后，人民就必然放弃了对于民族乐器的爱好。既然人民喜爱它，就有必要去发展它，进行必要的改进，使它更大限度地满足新生活的需要。”
70年新中国“乐改”实践奇招频出，但在音律、转调、音域、音量、标准化观念上却基本一致。发展的理念框架推动了民族乐器的作品创作、表演、教学、传播，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泛起波澜，彰显效力。
二、以发展为尺
发展的民族乐器个案以数百计 ，覆盖中华民族吹奏、拉弦、弹拨、打击乐器，除了汉族乐器，如笛、箫、古琴、二胡、古筝、琵琶、柳琴、三弦、阮、扬琴、箜篌、云锣、苏锣、虎音锣、堂鼓、排鼓、花盆鼓等，还包括蒙古族马头琴、维吾尔族艾捷克、哈萨克族冬不拉、藏族扎木聂、壮族马骨胡、侗族牛腿琴，以及巴乌、小闷笛等其他民族乐器。以民族地区乐器为主体的交响化民族管弦乐队及系列化乐器，亦遍布新疆、西藏、广西等民族地区。指导这些变化的理念，留存在1954到1966年间乐改小组主导的5次会议，以及全国乐器工业信息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信息中心、北京乐器学会、各艺术院团于1977、1978、1980、1981、1984年陆续举办的全国乐器工业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北京乐器学会年会、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大会、少数民族乐器介绍交流会等全国性会议资料中。今天，信息化社会到来，围绕乐器发展观的争鸣依然响亮在《人民音乐》《乐器》 《演艺科技》《中国乐器年鉴》《中国音乐年鉴》《全国乐器信息》等出版物上。
针对乐器改进、仿制、新创，被包容地收入“发展”范畴，迎来了远超过形制、音色、材质、工艺等细处优化的意义，京二胡、高胡在胡琴基础上被创制，帮助京剧、广东音乐等剧种、乐种稳定成形；革胡、拉阮等民族低音拉弦乐器诞生，协调齐全了交响化民族管弦乐队低音声部；双排弦踏板压颤箜篌融入了中国历史上卧箜篌、竖箜篌、凤首（弓形）箜篌的特征，又模仿竖琴发声原理，去接近新时代对乐器音乐性能的要求，也被列入民族管弦乐队的固定编制中。不需避谈的是，由于古代技术信息的缺失，各种重现的“仿古”乐器虽称之为仿制、复原，但多是依据历史图文和现世技术想象、再造的产物。 而这些不同程度“仿古”“新创”的乐器，都是今人在当下社会生产条件下设想、实现的当代乐器，都是受益于“发展”的例证。
发展不是一条单行道，它需要规则，又需要挣脱；需要约束，又需要可能。一个世纪的思考，集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也鉴定了不同发展理念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效能。一件乐器发展至成熟，需要漫长的器物准备、规范修造、作品创作、社会认可、教育传播过程，不能恐惧常态性的失败。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为满足社会需求的“急行”思路，就像一套新走法，让人在快步向前时，来不及顾及路旁的声音，但也激发出千年未见的国家、行业标准 ，一举突破技术壁垒，社会化通行，海内外传播，实现了常用民族乐器的一致性，造就了属于21世纪的中国音响。
三、致广大，尽精微
《礼记·中庸》有云:“致广大而尽精微”，强调为达成宏观境界，要通盘考虑，先深入精细详尽的微观之处，与乐器发展至深至广求精求细的内容有共通之处。乐器，是现当代中国乐器发展蜕变的珍贵“痕迹”。发展观念全面铺开、重点突破，从设计、制造到使用、推广，糅合乐器、乐队、乐人、乐事方方面面，由此引发的一场“改造旧世界”的整体性“改头换面”，俱是民族文化自强愿望的寄寓。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展思潮，顺应现代国家建设，融入国际世界，这场自上而下、从国家到民间的集体思考已经大大超出了整个音乐家群体提升乐器性能的行为意义本身。
最早那群引领乐器发展观的中国音乐家，在20 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现代“国家—民族”的特定社会背景下，表达着最强的文化自觉，矢志钻研“国乐”，即便其设想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不断摩擦，依然没有停止探索一条更宽、去往更远的新道路的努力。长期以来，人们将历史和当下作为一组二元对立关系看待，自然而然地将发展与传统对立，对等于推翻前人、推翻传统，乃至推翻中国既有音乐知识体系的一系列念头。
20世纪的中国在文化冲击中，通过乐器，做出了民族性的快速反应，也引出了一场带着疼痛的消化和修整。实际上，时代的发展未必与民族乐器的文化根性相对抗。应用场景里的“发展”，是一道桥梁，衔接70年来民族乐器生存的立体空间，代表着设想、生产、应用、评价等，附着了对民族声音“科学”“现代”“稳定”“优异”的期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乐器通过改革形制性能、模塑“中国声音”的标准化历程，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的整体性发展。
小结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谨慎地说，从现有的结果来看，乐器的改革（良）也许不完全对等于发展，但反向推导，乐器的发展，却不能缺少“乐改”。据此，笔者尝试对70年新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史提出狭义、广义两种认识：
（一）狭义的“发展”，指1954年以来，新中国民族乐器行业在国家指导下集中攻关的具体过程，凸显官方性。正因为乐改小组引领当事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细节中的魔鬼”，关乎细节、局部的“改”成为一定范围内认可的标准，改革乐器才能循序致精、同频共声、复刻量产，最终被社会接受，通用于四海原乡。
（二）广义的“发展”，指新中国民族乐器在全社会普及并系统发展的历史进程，更突出社会各行业的合力。个体见微知著，国家行稳致远，标准乐器落实到生产、修造、教学、演奏、考级、比赛、创作、学术研究工作之中，本质上已经呈现出70年来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史的各个面向。
源于物象，超越物象，满足需求，追随生态。狭义、广义的“发展观”串起了70年民族乐器发展史。一件传统乐器匹配了各个历史时期相应的科学技术条件，历经了时、空、人、事、物的参与和检验，传递到我们这代人手中。新中国的音乐家们在并没有多少现成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乐器全盘发展的大命题，迅速捋出了主线，系统提出了一系列今天看来仍极具分量的指导思想。在之后的70年里，中国乐器历经观念之变和器物之变，华洋交糅、古今相继，踏入了现代乐器工业的语境，最终在世界乐器家族的浸染、交流中彼此配合、裹挟向前。
“变”是乐器发展中的“不变”规律。新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历程培养了谨慎改良、保持民族性、平视成败、积极尝试的业界心态。随着科技和审美观念的发展，新中国民族乐器将继续带着那些未能实现的发展思路，走入明天。
高 舒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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