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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什么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面对如此多的挑衅，
大国和平可以成功存在这么多年？
如今我们能做些什么，
以确保这一情形永存？
冷战史学家泰斗加迪斯，
以其对美苏关系的独特洞见，
为我们奉上一部完整的冷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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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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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距首次出版已有30多年，但它仍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冷战发展的全方位视角。首先，作者全面展现了冷战时期出现的新的体系性稳定要素，包括不干涉内政原则，超级大国如何避免发生直接冲突，对敌我阵营的内部分化的研判和利用，容忍相对安全等。其次，《长和平:冷战史考察》在指出重要的体系性稳定因素的同时，也避免了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后，通过反思美苏关系的遗产及冷战时期“长和平”的各种机理，加迪斯事实上指出了当今美国外交失败的核心原因，即一方面放弃了先前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当今美国推行民主输出）；另一方面放弃了冷战时期得到良好贯彻的容忍相对安全的原则（当今美国追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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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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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现为耶鲁大学罗伯特?A. 拉韦特（Robert A. Lovett）讲座教授，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曾被《纽约时报》称作“冷战史学家泰斗”，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出版了多部有关冷战的系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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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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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Ⅰ
*章 历史遗产：冷战前的俄美关系／1
第二章 获胜后的不安全感：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威胁观／21
第三章 势力范围：美国与欧洲，1945—1949／59
第四章 划分边界：东亚的“环形防线”战略，1947—1951／93
第五章 自我慑止的源起：美国与不使用核武器，1945—1958／140
第六章 分化对手：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1945—1958／197
第七章 学习忍受透明度：侦察卫星机制的出现／262
第八章 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288
参考文献／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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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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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将向人们表明，当好奇心、好运气与不顾体面的机会主义相结合时，会产生什么结果。好奇心源于我的感触，即先前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费力的理论分析，仍留下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到底从苏联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威胁？华盛顿是否真的想要在战后欧洲建立势力范围？杜鲁门政府为什么一开始赞同避免在亚洲大陆进行军事介入，但很快又改变战略了呢？在没有任何可能会受苏联报复性攻击威胁的十年中，美国为何要克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呢？美国官员是否真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苏联人和美国人是如何发展出不试图击落对方侦察卫星的默契的？*重要的是，考虑到自1945年以来超级大国间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为什么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有三个好运气：*，档案的解密使大量原本保密的美国和英国文件得以公开，从而使开始回答上述问题成为可能。第二，我很幸运地参加了从基辅、北京、奥斯陆、帕洛阿尔托到芒特基斯科（Mount Kisco）等地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和研讨，有大量机会提交研究发现、检验研究假设，并得到我的同事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同仁们十分宝贵的建议（尽管未必总能听取）。第三，由于为这些会议准备了论文的缘故，我惊讶而又满心欢喜地发现，我用不着刻意计划便可以完成本书。
机会主义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某种程度上，我自己是在进行重复发表。本书中的三篇文章已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发表在期刊或会议论文集中，另外三篇也即将以某种形式发表。但这些已发表作品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必然与其他人就相关题目发表的文章有所不同，因此很难把它们与更广泛的关注联系起来。如果这听起来像是重新摆弄旧材料的浅薄借口，我并不完全否认。但我可用重构历史的合理性及我相信我绝非头一个这样做的历史学家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
我将这些论文放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当代史”——即一个介于记者所报道的东西和历史教科书所传授的东西之间的时期——中现在有了可供进行详细的档案研究的资料；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内容，有时以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近这段历史的看法；对“发生了什么”的回忆不同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的认识，这将能提供新的、有时是有价值的视角，我们由此可充分理解现状，甚至可能试图改变现状。
我在这里想要对那些使这些论文能以*初形式出现的人士和组织表示感谢，他们是在每一章开始时所标明的那些具体的个人和组织。我必须补充一句，他们都无须为这些文章承担任何责任。我也得益于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及编辑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些书写当代史的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提及的是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出版了不可或缺的系列丛书《美国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国家档案馆外交与现代军事部；伦敦国家档案馆；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西利·穆德（Seeley G.Mudd）图书馆；尤其是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每次都竭尽所能为我服务。
与谢尔登·梅尔（Sheldon Meyer）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对我和在阿森斯历史系的几位同事来说，已经成为一桩乐事。我这次要特别感谢利昂娜·卡佩利斯(Leona Capeless)的出色编辑工作。我要感谢挪威大学出版社（第三章）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第四章）同意我使用其版权，出版本人先前已经发表过的论文。
芭芭拉、迈克尔和戴维曾巧妙地向我指出，那些根本没记住我的书到底写了些什么的读者，却会在多年后不准确地忆及，我在前言中就我的家人写了些什么。因此，为了避免给他们留下终身的印象，我在这里只想说，感谢上帝，我的家人都很好、很幸福，并（正如我们的芬兰朋友所说的）向他们表示问候。
对本书有特殊功劳的两位人士是：维尔·史密斯影音公司（Vere Smith AudioVisuals）的理查德·巴尔（Richard Barr），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文字处理的各种好处；马丁建筑公司（Martin Builders）的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非常精心和有才能地建造了研究室，本书的大部分得以在那里完成，而非常重要的电脑现在也都存放于此。
我对这两位表示尊敬和感激的方式是专注于我的事业，他们长远、美满、成功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生活的城镇和我任教的大学，而他们的视野却远不止于此。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1987年2月于俄亥俄阿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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