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压力无处不在。
Without stress， there would be no life.
—汉斯·塞利（Hans Selye）
我在学生时代阅读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偶像的黄昏》，被其中一句名言“What does no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凡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深深吸引和鼓舞。其原引自罗马诗人奥鲁斯·弗利斯·安提亚斯的诗句：“伤口能滋养心灵，强健身体。”尽管通常的社会生活压力还算不上“伤口”，但这一信念多年来让我砥砺前行，让我相信压力中可以受益，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然而，2017年发表在Science子刊《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及同年Altmetric指数排名第二的一项研究触发了我强烈的认知冲突。这些研究似乎深刻强调了应激的消极影响[1]。由此，我开始查阅大量文献，采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技术对近十几年应激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点进行了分析，发现以往研究综合反映了应激研究的消极导向及病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也反映了研究者及民众对于应激概念强烈的消极刻板印象。由此，这一现实及由于对应激分类或性质不加区别所进行的研究并进而造成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成了本书的研究初衷。
当然，这些研究工作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具有重大意义，关注压力的消极方面具有维护个体生存的重要价值，但人类还需要成长和发展。事实上，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境时，确实存在两类人：一类是“何妨吟啸且徐行”，压力使其变得更强大；而另一类却是“别有幽愁暗恨生”，压力使其失去斗志甚至完全崩溃。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人们在压力面前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呢？这也是很多研究者所困惑的。应激面前的这两类人即为本书中的正向应激者和负向应激者，这也是个体间巨大的差异所在。压力可以成就一些人，也可以毁掉一些人。从尼采的哲学意义上来看，人类可以通过自身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只有让人们意识到自身的潜力和力量时才有可能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本书的重要意义就是让人们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我们需要正确且积极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苦难。我们认为，如果压力或困境让你变得脆弱和痛苦的话，那只是因为你并没有正确地理解压力。我们相信，基于探讨如何提高自身的机能以积极应对人生中的困境、正确地认知和理解生活与压力，从而在压力中受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心理学与哲学不同的是，我们需要通过科学的实证来论证我们的观点，至此开始本书的研究之旅。
非主流的研究之路通常是几番起伏总不平。研究最开始就曾遭到过各种质疑，有学者认为压力具有积极效应是个“伪命题”。例如，有人认为人在压力大时就会睡不好，这怎么能说压力具有积极效应？我们认为，首先一切认知需建立在共同的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压力是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我们不能仅从一个点、一个维度去判断事物，这就容易陷入片面，且个体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表明人们在认知上对压力本身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恩格斯指出：验证心理活动因果关系的根本途径就是人的活动和实验。鉴于此，我们早期进行了大量的预实验来探明应激积极效应的存在。显然，当下这已被实践活动所证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向应激与负向应激（eustress & distress）是已被国际学术界认同的概念，生物科学领域的氧化应激方面也开始关注和重视相关的“eustress”。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歧点就是关于正、负向应激的概念和测量。国外学者认为，正、负向应激的测量应该从认知评价角度着手，认为两者差异的核心就在于认知的不同，并且这一观点具有可靠的理论支持，即认知评价理论，但这同样有可能陷入一元单项决定论。应激这个“东西”并非如此简单，人类的认知与情绪情感、心理反应及行为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即积极的认知评价并非必然带来积极的心理状态。例如，我可以认为该刺激事件对我是有好处的，但我就是那么痛苦，没办法变好，那么这如何称为积极？由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文献的梳理，从中国文化到概念本身，与之进行了长达58页的辩论。或许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文化差异，需要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尽管万事开头难，但每一次我们的研究团队都越挫越勇，每一次的实验结果都让我们再一次坚定研究信心。或许发表是困难的，但研究是有意义的。作为一名学者，我认为全面地把我们观察研究出的结论和实证证据传播给更多受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把我们研究团队的相关重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修改和扩充并予以出版，希望能够帮助人们找到那些可以增进幸福的因素，从而促进积极精神。此外，从社会发展来看，希望感等积极的、指向未来的思维认知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且当前我国和平稳定并日渐强大，必然孕育着积极的思想，因此正向社会心理应激的研究也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基于应激具有积极效应、压力下可以保持健康、应激中可以受益的理念，主张应从唯物辩证法及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全面地看待和研究应激问题，从更符合人性和应激复杂性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视角探讨应激与其他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并致力于建立包括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的全面社会心理应激理论模型。总体以系统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引，以现象学、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进化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遵循多方法、多角度论证的研究思路，并严格遵循因果关系建立的逻辑。首先，在横向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研究工具，并对研究问题进行初步验证；其次，在横向研究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验研究范式进行特定的研究设计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再次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再次，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验证；最后，在认知偏差、风险决策和教师工作领域等社会实践领域开展应用研究。总体研究主要采用了可视化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行为实验法、模型建构法、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技术和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技术，通过五个基础研究及三个应用研究对正向和负向社会心理应激的测量、对后果效应、影响因素、神经基础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层层递进的探讨。
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研究一：首先，开发了中文版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心理反应量表，并考察了其信度和效度；其次，采用高阶模型建构重新论证了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是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结构；最后，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心理指标。由此论证了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分开研究的必要性。
研究二：首先，根据问卷调查法获取的数据建立逻辑回归模型，着重论证正向社会心理应激的积极效应；其次，考察了压力有害健康的认知对健康的影响；最后，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初步论证了压力数量、压力有害健康的认知及正向和负向社会心理应激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研究三：为能够在更加可靠的因果关系论证的逻辑上检验假设，本部分在横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验范式再次验证变量间的关系。首先，论证了经典的社会心理应激实验室诱发范式：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rier social stress test，TSST）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并考察了其诱发性质；其次，对由TSST获取数据建立的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模型进行检验；最后，明确应激源、应激认知、正向和负向社会心理应激心理反应、健康与行为的关系。
研究四：以上研究论证了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的效应，尤其是正向社会心理应激的积极效应，那么就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本部分分别从行为、个体特质、认知评价、生理反应及情境因素五个方面探讨了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
研究五：以上研究均论证了认知因素对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的重要意义，我们需探讨在应激发生时其相应的认知加工特点是怎样的，正向社会心理应激在大脑神经活动上是否也具有积极效应的证据。为此，我们采用EEG和ERP技术分别对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发生时及发生前后的脑电神经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研究六：在认知偏差领域探讨了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对后见偏差的影响，并探讨了应激状态下人格特质与后见偏差的关系，即应激状态下哪些人格特质更容易或更不容易产生后见偏差，以及人格特质在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与后见偏差之间的作用。
研究七：在风险决策领域探讨了生命威胁应激情境下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并对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诱发生命威胁应激的个体进行访谈，以验证在生命威胁情境下诱发正、负向社会心理应激的有效性。
研究八：在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实践领域探讨了正、负向工作压力对其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通过建构有调节的并行中介模型检验正、负向工作压力在工作压力程度与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给予社会支持的调节。
关注正向应激或积极压力应是未来的应激研究方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书提出的整体压力模型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尽管本书立足于建立包括社会心理应激源、前因变量、中介或调节变量、后果变量等全面的应激模型，但在整体模型的论证上仍然缺乏更多实际数据的支持，今后应扩大样本在更多领域予以论证。
本书完稿之后虽经过反复校阅，但可能仍有尚未发现的疏漏与不当，且本书是对该领域的初步探索，难免存在不足，敬请读者及同行专家匡正缺失、不吝指正，也欢迎各领域学者对书中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
申艳娥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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