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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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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并建立巩固政权的第一个大城市，哈尔滨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政权建设向城市政权建设、由区域法制建设向国家法制建设转变的重要实验基地。本书以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为中心考察中国革命法制“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历程，探究城市解放区法制建设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规律。本书除引言外，分为三编九章。上编阐述了中国革命法制在农村根据地的形成，中编重点分析了中国革命法制在城市解放区的转折，下编凝练了中国革命法制历程的价值。本书为中国革命法制研究提供了“接地气”的研究史料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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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邓齐滨，1983年生，法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分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法律史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普法专家，入选黑龙江省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人才库。出版专著1部、教材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北方法学》《人民论坛》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1项，主持完成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1项、其他省部级课题7项，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与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项。曾获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孙光妍，1957年生，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律史学科带头人，哈尔滨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革命根据地法律史研究分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法律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革命根据地法律史。在《法学研究》《法学家》《政法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多项，曾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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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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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革命法制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及热点。其中，对中国革命法制通史式的宏观性研究，以及对陕甘宁边区革命法制等的阶段性实证研究已取得学界公认的可喜成果。如张希坡、韩延龙主编的《中国革命法制史》一书，对中国革命法制史采用专题体系结构进行系统的阐释，成为中国革命法制通史式的宏观性研究的权威性代表作。在对陕甘宁边区革命法制的研究上，杨永华、侯欣一、汪世荣、刘全娥等学者成果显著，他们分别从民事、婚姻、人民调解制度、司法制度及个案分析等角度探讨陕甘宁边区革命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经验和不足。但目前学界对城市解放区（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哈尔滨解放区）在中国革命法制进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关注不够，已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尚仅限于笔者本人与学生对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研究的一些相关论文，如在《法学研究》《法学家》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从苏联法对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的影响，以及哈尔滨解放区宪制立法、劳动法规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但上述研究成果均未对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在中国革命法制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入剖析。这种研究上的缺位对于中国革命法制历史链条的完整性来说是巨大缺憾。为弥补这种缺憾，本书试图对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在中国革命法制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进行全方位研究，审视其对中国革命法制进程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重大转折、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实现“从区域法到国家法”的转变所起到的关键性实验作用和重要历史意义。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并建立巩固政权的第一个大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重要的战略基地，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哈尔滨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政权建设向城市政权建设、由区域法制建设向国家法制建设转变的重要实验基地。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进行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尝试，也是连接受苏联法影响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既继受了此前各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对其后的华北人民政府法制建设与新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对于以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法制史“从农村到城市”发展历程的考察，具有以下理论意义：
第一，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是中国革命法制进程中的重要转折，这种转折实现了从重视农村政权及土地法规到重视城市政权及经济法规、司法建设等方面的全面转型，进而影响了华北解放区和新中国法制建设模式的选择。本书将探寻并确立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在中国革命法制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对哈尔滨解放区城市法制建设的研究和经验总结，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中国革命法制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路径选择，推进学界对中国革命法制发展总体走向的研究。
第三，从哈尔滨地理、文化与政治因素入手研究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过程中对苏联法的继受与传承，并将其与苏区、边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制建设相比较，有利于探究中国革命法制建设从“全盘苏化”到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演进及内在规律性。
着眼当今，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在当下的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一种时代诉求。在“法治中国建设”引领下，学界对于现代法治问题以及中国法治秩序框架的建构问题，已经从“全盘西化”的研究视野中跳脱出来，基本达成了反思并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的共识：这种法治道路既要进行制度和学说的比较借鉴，但更重要的是促进自发实践和内在演化，并探求其 “中国化”要素和品格。例如，张文显教授从对西方法哲学理论的研究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研究，姚建宗教授的《法治思语》，马长山教授从《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2002年）到《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2006年），再到《法治的社会维度与现代性视界》（2008年），都体现出学者逐渐将西方视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尝试提出转型期的中国法治的新思路。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梁治平教授、季卫东教授也提出了中国法治道路的独到见解，如季卫东教授的 《法治构图》（2012年）就从兼论西方法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和反思法治中国的可能性，解决中国法治何处去的现实问题。
历史是照见现实的镜子，对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经验的解释必然能够让研究更立体、分析更深入。苏亦工教授在《辨正地认识“法治”的地位和作用》中认为，对引进的西式法治必须辨正看待，而面对中国问题，选择正确的法治道路是必然选择，同时也在学界达成了基本学术认同。梁治平教授在《清代习惯法》中也认为，中国模式应是在法律传统文化秩序框架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法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自发地形成国家法与习惯法互动的法的 “秩序原理”。因此，学术界自21世纪以来不再将法治视野局限于对西方现代法治主义的研究，而是着眼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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