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诚然，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会重复，但是由无尽的事件编织的历史地毯却充满大量且重复的模式。本书正是强调了这种模式，并假设从宏观历史和比较的视角入手，来看待过去两个世纪的全球历史。但是，本书并不是一本传统的历史书。它没有像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皇皇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1993）那样叙述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冲突、共产主义的扩散、苏联的解体、东亚经济的兴起以及当前多极世界中的政治紧张局势。相反，它试图发现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都重复出现的模式。
以下各章对模式的阐述是相对简洁的:在现代阶段的起始点，大约是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庞大、多族群的帝国（中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奥斯曼帝国等）或者王朝国家（如托斯卡纳大公国或者泰国）进行统治的。今天，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是由民族国家来治理的，以民族而非神意或者朝代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一转变是由民族主义在全球的扩散并最终形成霸权所导致的，其理论根据是统治精英与民众应该源自相同的民族背景，这些精英应该根据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宗族、等级或者信仰来治理国家。
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战争。在这一进程开始的时候，许多帝国或者王朝国家都在抵制日渐壮大的民族主义力量。正如民族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许多国家都是在经历了血腥的，有时甚至是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后才从帝国中分离出来，或者推翻了王朝政权。一旦进入后帝国时代或者取得独立，新国家面临的问题便是以哪个民族的名义进行统治。因此，谁才是控制后殖民国家的实体？应该在哪里划定国家的界限？究竟哪些语言群体、宗教或者按种族定义的群体才是国家的一部分？谁又是对合法统治很少提出要求，最终成为新成立国家外围人群的“少数族群”，甚或“异族”，对未来没有任何发言权？
在这里，故事展开的情节开始出现分岔。在诸如瑞士、博茨瓦纳或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形成了在人口与语言上占多数的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共容的更具有包容性的联盟。相应的是，民族被以一种扩展的方式想象，从而拥抱了国家中的大部分公民。在其他的案例中，一个特定的族群——通常是多数族群，有时也是少数族群——“俘获了”国家并且宣布它们自己才是民族，从而将其他族群或者种族排除在权力之外。然而，这造就的政治等级制度侵犯了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之——自治，即在国家中，每个人所属的群体都有权在政府中拥有一席之地。反过来，对自治理念的侵犯则导致了国家间战争与内战的爆发。
周边的国家可能会代表被排斥的群体来介入这些冲突，这通常是因为它们彼此都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族群共同体。由此导致的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升级为国际战争。政治排斥与相应的合法性缺失可能导致在政治上不利的群体拿起武器，为分得更多的政治权力而斗争。这些叛乱通常表现为恐怖袭击或者游击战的形式，但是有时也会升级为武装部队之间的全面对抗。一旦族群政治不平等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么民族国家的形成就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它既可以通过驱逐少数族群（像在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也可以通过强迫接受主体族群的同化（像在法国或博茨瓦纳那样），还可以通过更温和的共容与权力分享（像在加拿大那样）方式加以推动。
由此形成的历史模式看起来就像一个倒U形曲线，对此，第四章将给出更具体的经验分析。在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的 20 年中，我们看到了分离主义性质、反帝性质的战争数量的上升。在转型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达到了巅峰，它们多是内战、与邻国的战争，然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逐渐下降，并大约在50 年后回归到平均水平。
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去发现并解释这种模式。本书指出，从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到苏联的解体，这种模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当然它在不同时期也存在不同的变化。本书提供了有关一波又一波民族国家的建立推动现代历史进程的广义理论，并解释了这一进程在何时以及为何伴随着战争。之前的政治学研究几乎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在现代战争史中发挥的作用。国际关系学者将民族主义视为国家如何为生存与安全而竞争的一种意识形态副产品，它虽然有助于动员大众，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如Mearsheimer 1990:21）。而比较政治学者则关注引发内战的物质激励（比如掠夺或自然资源）或者放大了弱国家无法阻止年轻人组建叛乱组织并拿起武器的能力。“不满”——诸如对缺乏政治代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合法性等问题的抱怨——则被他们视为次要的。相比之下，本书旨在将民族主义——以及合法性的问题——更广泛地置于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当中。
我对现代历史的研究路径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些相似之处，大部分中国读者对后者应该并不感到陌生。与卡尔?马克思相似的是，我试图发现历史中的规律与重复出现的模式，正如我反复提及的那样。就像马克思主义说的那样，这些模式的产生是由拥有不同利益的行动者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但是，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我并不把从经济上定义的阶级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视作历史的主要推动力，即通过阶级斗争推动从一种生产方式到下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相反，本书关注的是围绕国家权力的政治冲突，而这恰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很少关注的话题。相应的是，我将这一因果关系归为意识形态——特别是民族主义——以及政治权力，而不是将它们简化为特定的阶级利益。诚然，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故事是由不同的阶级和阶级派别来推动的。举例来说，一些早期的民族主义者是牧师，他们的追随者则是商业精英（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资产阶级），有些时候则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有些时候，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时候发挥作用的则是怨声载道的贵族[比如，请参见Hroch 2000（1968）]。一些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形成于农业生产模式，一些形成于资本主义经济，一些则形成于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国家。换言之，民族主义的政治历史通过各种阶级构型与生产模式来编纂自己。在此，我将这一话题交给别的作者，让他们来探索这些构型与模式会不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政治的进程。
那么本书的这些宏观历史理论对我们而言又有何种启示呢？诚然，过去的模式对未来的预测并不如人意，尤其是因为存在着众多的偶然性、不可预见的事件，它们可能改变甚至完全打乱这种模式。历史不会重演，但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历史也可能存在相同的运作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东欧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阶段，此时的少数族群已经接纳了民族主义信条，并且开始动员人们反对他们眼中作为“人民监狱”的多族群的哈布斯堡王朝。而当希特勒试图在已经从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帝国分离出来并转向民族国家的地区中重建帝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爆发了。我们希望，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的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同胞们能从过去至少吸取一些教训并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安德烈亚斯?威默
纽约，2022年3月
【参考文献】
Hroch， Miroslav. 2000(1968).Social Preconditions of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1993. The Sources ofSocial Power，Vol.2:The Rise of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1):5-56.
Wimmer， Andreas. 2018.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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