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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伦敦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国家美术馆藏品中的100个细节”（Cent Details provenant des peintres de la National Gallery）。此书因其新颖的视角大获成功，以至于1941年人们又看到了它的续篇《一些新的细节》（Quelques Details de plus）。克拉克的想法简单而实际：利用当时大大改善的影像复制技术将自己的书做成视觉飨宴。书中的绘画细节因其在作者眼中的美感而被收录，因此反映出作者的品位。每个细节旁边的说明不禁让人想到“漫步于博物馆的两位绘画爱好者之间可能发生的对话”。
上述著作切入主题的方式显然“不太正式”，但它们仍然表达了位绘画史专家的良苦用心。更仔细地观看画作，更专注地审视它们：这正是那些“展现绘画细节的图片”想要鼓励的行为。正如肯尼斯？克拉克着重指出的，这些印在书中的细节传达着他在面对自以为熟知的画作时所产生的“惊奇感”。在国家美术馆泡了整整7年，他才在《拉撒路的复活》（La Resurrection de Lazare）［图3］中“第一次领略到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o del Piombo）的风景那种简直让人无法接近的耀眼光辉”：“这位画家将罗马式艺术的形式与威尼斯的色彩相结合，因此他是17世纪古典主义风景画真正的发明者。”
这些被单独摘出来的细节向读者呈现着画作对“细品”之人的“回报”。这些“回报”无疑影响着观者与画面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画面的理解：“对一幅作品的总体印象由一堆感受、联想、回忆和遐思构筑而成——某些东西是明确和外露的，而很多是隐蔽的，有些是可分析的，但大多数都超出了可分析的范围。”
因此，通过细节把握绘画这一研究方式可令通常情况下不为人所见的东西显露出来。一个脱离了原先画面、独自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细节，无论长成什么模样，都是对艺术史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的质问；这些概念仿佛全是在“远观”时形成的。而近距离细看，我们竞能发现柯勒乔（Le Correge）作品中的某张面孔颇有18世纪绘画的风格，这位“完全超越了自身时代而从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画家令我们顿时“失去了定见”。相反，在委拉斯凯兹（Diego Velazquez）的《被拴于柱上的基督（基督和基督教灵魂）》（Le Christal a colonne［Le Christ et I＇ame chretienne］）［图4、图5］中，基督的头若作为细节被摘取下来，则拥有“某种巴洛克式的力量，仿佛出自贝尔尼尼（Le Bernin）之手”，但这一力量最终消失在整个身体“极度痛楚”的情状之中。总之，如实地讲述“自己在面对具体作品时的内心感受……可以帮助我们记录某些平时无法表达的想法”。
可以想见，对这些“惊奇感”和意外“回报”如此丰富的“倾听”（ecoute）理当引起绘画史家的关注。
本书以肯尼斯·克拉克不再新鲜的思考作为开篇之语，是因为这些思考同时也表明，细节对于艺术史家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体验”场所，它的次要性只是表面现象。细节性关系一旦进入艺术史家的视野，便会令艺术史的一系列经典问题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上述体验是此书的核心，它由这样或那样的细节引发的“惊奇感”支撑。这些细节或是在无意中被看见，或是逐渐被发现。它们的显现原本就令观者惊讶，更不用说此时的细节公然表现为对画面整体的偏离和反抗；其功能似乎是传达一种局部性信息，这一信息不同于——或者说无关于——作品的整体信息。观者从自己与“细节美”的关系中获取的快乐值得艺术史家考察。与从远处投来的目光不同，靠近画面的目光——用保罗·克利（Paul Klee）的话说，即为在绘画表面“啃食”的目光一能令某种感受浮出水面，这一感受的对象是藏在画面、画家内心抑或是作画行为深处的事物。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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