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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专业。作者南昌大学国学院教授，浸淫文史研究数十年，是该领域的专家。
2.作者熟稔古史，不滞成说，在古书和金文的缝隙中查找证据，梳理了殷周鼎革的细节并建构了其过程，不啻为一部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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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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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鼎革，不过是一个落后的“蕞尔小邦”打败了一个先进的发达王朝，周武王也只是一个阴谋逆袭上位的军事暴发户。新建周邦的社会治理与东部地区的民族管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不光彩的政权获取方式所造成的舆论压力，也是周人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如何杜塞天下悠悠之口，消除世人的不满与不屑，如何笼络殷商优秀人士效命于周邦，无不关系到新造王朝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为此，西周初年的谋国者，在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举措与思想策略，迅速迎来了“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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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程水金，男，字行甫，又字二行，别号颜乐斋主，武汉新洲人。现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编辑委员；江西省阳明学会常务副会长。
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始任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受聘于南昌大学，负责创办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暨开办本硕连读国学实验班。
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文学之综合研究，多次负责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重点人文基地重大项目，并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先秦名学文献整理及其思想流别研究》首席专家。其多卷本学术专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一、二、三卷（共五册，200余万字）作为《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与《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分别于2003年、2004、2014年出版，其中第一、二卷于2005年荣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第三卷于2015年荣获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尚书释读》（上、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荣获全国古籍百佳图书一等奖。创办同仁学术刊物《学鉴》及大型学术辑刊《正学》，均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先后在［台］《汉学研究》、［日］《中国文化论丛》《中国哲学史》《文学评论》《中国典籍与文化》《武汉大学学报》《孔子研究》《光明日报》等国际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文学、史学及哲学领域皆有较大突破。近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光明日报》发表多篇重要的国学理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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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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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 言 弑君与革命：一个争议不断的历史话题
第一章 燮伐大商：古公的迁徙与周人的远图
第二章 时维鹰扬：商纣为黎之蒐与武王牧野之战
第三章 天下之中：武王的焦虑与洛邑的营建
第四章 裂土分封：启以商政与疆以戎索
第五章 士的徽号：殷献民与百宗工
第六章 以德配天：周人的天命与殷遗的困境
结 语 情绪与历史：一个不应忽视的因果律
附 录 《逸周书》二篇校注绎文
序
一 《逸周书·商誓解》校注绎文
二 《逸周书·度邑解》校注绎文
跋
主要参考书目
编末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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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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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至于商纣王“大蒐于黎”，何以导致“东夷之叛”，这确乎是殷周史上的千古之谜。既无传世文献可征，亦无地下材料可据，其详情一概不得而知。但古今之史，在一定程度上总会于某种特定时空出现某些惊人的相似。根据《左传》昭公四年楚大夫椒举讽谏楚灵王的历史事实及其上下语境，通过类比思维，不难得出某种接近于事实的逻辑推论。此所谓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诸理也。
椒举的谏辞，是将“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与“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以及“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等有关史事相提并论的。从所开列的这些因盟会与大蒐而生反叛的历史事象中，椒举总结了一条历史的因果律：“皆示诸侯汰也，诸侯所以弃命也”。当然，这也是针对楚灵王“示诸侯侈”的愚蠢行为所作的讽谏之辞。所谓“侈汰”，即今语“过分张扬”之意。考楚灵王即公子围，乃楚共王庶子，弑其君兄楚康王之子麇（即郏敖）而抢夺了王位。其人志得意满，不免骄慢奢汰，上位之初，即强邀中原十四个国家的君主以及淮夷诸酋会于申（今河南唐河县西北）以耀武于诸侯。由于楚灵王上位之前即见恶于诸侯，此次会盟，“曹、邾辞以难，（鲁）公辞以时祭，卫侯辞以疾”，皆借故不来参会。而郑伯也是事先强留于楚而只好被迫“先待于申”。且在盟会期，“宋大子佐后至”，楚灵王傲慢无礼，“田于武城久而弗见”；又因徐子为“吴出”，疑其有贰心，将徐子就地拘押。这就是楚灵王所以“皆示诸侯汰也”之具体事实，亦即椒举所谓“诸侯所以弃命也”之根本原因。
由楚灵王之所为与椒举之所讽，我们不难设想：
第一，商纣王“大蒐于黎”的田猎活动，规模盛大，人徒孔殷，自不必说。而且也一定邀请了殷属所有同盟方国前来参与会猎，借庆祝武丁以来几代商王梦寐以求的历史性伟大胜利以扬威于小大诸邦。且如郭沫若所推断，其时地处淮徐的东夷之人既为殷人的同盟，被商纣王列名邀请前来参加“大蒐”之礼，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由于商纣王新得历代久攻不下的黎方，又以周邦与殷人为“两姓之好”的甥舅关系，不免被周人的殷勤假象所迷惑，也被眼前虚幻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丧失了判断力，因而不免对周人表现出格外的亲近，也对那些较疏远的方国有所怠慢，甚至可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些轻蔑与无礼，以至发生了类似于楚灵王对待宋太子佐以及徐方之君的粗暴行为，也未必不可能。《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韩非子·十过》说“纣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无礼也”，皆可为证。
第三，由于参与“大蒐”活动之人徒众多，种落复杂，那些得胜的骄兵悍将，在田猎活动中，不免表现出目中无人的豪横作派；或者竟有周人与夷人之间为争禽而发生了某种群体性的行为冲突，乃至误伤了人命，而商纣王的处理方式因偏袒周人而激怒了东夷，从而导致了东夷之人“弃命”背盟，举兵反叛，于是开启了商人大规模征伐东夷的战事，也并非是无端的猜测。历史往往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引起大规模的“蝴蝶效应”从而改变了发展方向，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两个具有民族情绪的小愤青所刺杀，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这是发生在与我们相距不远的“所闻世”而非“所传闻世”的近代史实。
第四，如果按照徐中舒“阴谋论”的思维方式进行大胆假设的话，在“商纣为黎之蒐”的前前后后，都是由周人一手策划而导演的历史闹剧，也并非全然不可能。“戡黎”之举，既可以铲除殷人的宿敌，大获殷人的信任，也可以借此扩大周人的势力范围，此一举两得之事，惯于“帅殷之叛国以事纣”的周人更是乐此不疲。而且鼓动商纣王“大蒐于黎”，既可以骄其气、惑其志，亦可从中制造混乱，寻找机遇。因而其时即使不是东夷之人“弃命”背盟，也会有别的部落因小忿不释而起兵反叛。准此，东夷之叛，与其依徐中舒说是周人的暗中唆使，不如说是周人别有用心的挑激。这种政治伎俩，在每个时代都经常上演，丝毫不足为奇。陈胜、吴广为起大事而以小故挑激押送戍卒的秦人军尉（“忿恚尉”），从而一举掀动了山东六国的反秦浪潮，即其显例。而个中秘密，只有那位头脑清醒的殷人祖伊才是真正的有识之士，他自始至终全然洞悉周人“戡黎”的动机与阴谋，以及在商纣“大蒐于黎”背后所隐藏的暗流与危机。只是他不应该不合时宜地赶在商纣王豪气勃发而风头正健的时间节点上来泼冷水。由此可见，与其说祖伊是因周人“戡黎”而“恐”，还不如说更是因商纣“蒐黎”而“惧”；否则《史记·周本纪》所载周文王一系列的“伐国”行动，哪一步不是周人伐商的前奏，而祖伊何至唯独恐惧于“西伯戡黎”？反之，周人克伐“殷之叛国”多矣，又何独至于“戡黎”而有“耆夜”如此兴奋之举？虽然出土文献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既然有此出土之物，便不能忽视其当初的存在。当然，这一论断，还必须以清华简的真实可靠为前提。不过，即使清华简的真实性可疑，也不至影响我们这里的推断。
综上所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其个中原委，大抵如此。虽然这些推论与徐中舒的设想相较，仍然不免“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但毕竟朝历史真相迈进了“五十步”。书阙有间，历史断层无从接续，亦末如之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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