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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叶燮诗学思想研究

書城自編碼: 389642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名家作品
作者: 杨晖、罗兴萍
國際書號(ISBN): 9787550638242
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12-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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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是中国古代重要文艺理论家叶燮的诗学思想研究专著。
內容簡介:
叶燮是清初重要的诗论家,其诗论专著《原诗》被认为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艺理论史上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叶燮诗学思想研究》一书,是叶燮诗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本书作者以详实的文献为基础,重视叶燮思想的原创性;注重将思想研究与特定历史语境结合;阐发了“活法”“陈熟生新”等观念,以展现叶燮独特的思维方式;重视叶燮思想的现代性阐释,从当代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基础上,与叶燮的文本对话,对当下的诗歌鉴赏实践和文论建设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關於作者:
杨晖,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督导专家,江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 学术著作3部,多次获得市厅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主持国家及省部级以上项目9项;jiaoyu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罗兴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诗学与中国文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部,多次获得市厅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等奖, 主持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jiaoyu部规划项目的研究等多项,jiaoyu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
目錄
绪论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历史语境
第一节晚明对传统的重新审视
一、 君权伦理的颠覆
二、 人生观念的转变
第二节汉族士人群体的精神处境
一、 清初的“遗民”与“贰臣”
二、 士人群体的精神处境
第三节晚明的诗学背景
一、 诗学的批判性基调
二、 批判性的内在逻辑
第二章叶燮“正变”思想的原创性
第一节“正变”观念的产生与演变
一、 “正变”的萌芽
二、 “正变”的诗学转向
三、 “正变”观念的演变
第二节“正变”的边界与维度
一、 叶燮“正变”观念的边界
二、 叶燮“正变”的两个维度
第三节“正变系乎时”
一、 “正变系乎时”的现代阐释
二、 消解“风雅正变”的意义
第四节“正变系乎诗”
一、 “体”的边界
二、 “正变系乎诗”的现代阐释
三、 重塑“正体代变”的意义
第三章叶燮“诗法”思想的现代阐释
第一节“诗法”的边界
一、 “诗法”的历史演进
二、 叶燮重视“诗法”
三、 叶燮“诗法”的边界
第二节叶燮的“定法”思想
一、 “死法”与“活法”的对举
二、 “死法”的提出及其内涵
三、 叶燮对“死法”的态度
第三节叶燮“活法”的原创性
一、 从“抽象之法”到“具体之法”
二、 从诗法的“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三、 从“定法”到“神而明之”的“虚名”
第四章叶燮“陈熟生新”的思想内涵
第一节“陈熟生新”的历史演变
一、 “陈熟生新”的精神源头
二、 “陈熟生新”的诗学转向
三、 “陈熟生新”的冲突流变
第二节共时性中的“陈熟生新”
一、 “对待”的不确定性
二、 消解“陈熟”“生新”的优劣
三、 “陈熟”“生新”须“相济”
第三节历时性中的“陈熟生新”
一、 非连续性与连续性
二、 “相续相禅”中的“陈熟”
三、 “踵事增华”中的“生新”
第五章叶燮的诗歌批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原诗》的诗歌批评理论
一、 文学批评观念的基石
二、 大变与小变的批评标准
三、 文学批评主体的“识”
第二节《原诗》的诗歌批评实践
一、 历代诗论家的批评
二、 杜甫诗歌的批评
三、 韩愈与苏轼的批评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一、 传、序、跋
二、 《已畦文集·序》
三、 《已畦文集·书》
后记
內容試閱
杨晖兄是我多年的朋友,现在是江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和副院长。我们结缘于30多年前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和高玉兄等作为助教进修班同学进来,我们一起听课,一起学习,一起讨论问题。后来他攻读博士学位,曾经和我探讨过他的博士论文选题,确定研究叶燮的《原诗》,从此开始了长达17年之久的叶燮诗学研究,其间还于2014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本书就是在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的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的。
叶燮是清初重要的诗论家,现代以来学者们经历了一个逐渐对他给予关注的过程。1918年,林琴南先生主办的《文学讲义》以《诗法精义》为题,节选了《原诗》的片段。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33年左右的讲义里,就曾经评述了叶燮的《原诗》。郭绍虞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也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把《原诗》与《一瓢诗话》和《说诗晬语》合出一个集子,使《原诗》的文本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蒋凡于1985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叶燮和〈原诗〉》,对学界了解叶燮及其《原诗》也起到了推广作用。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蒋寅教授的《原诗笺注》,使叶燮的诗论思想获得古代文论界的进一步重视。
对于叶燮的诗学思想,20世纪的多位学者,都曾经极为推崇。朱自清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诗言志辨》里就曾经说:“叶氏论诗体正变,第一次给‘新变’以系统的理论的基础,值得大书特书。”金克木在《读书》1984年第9期中曾经给予叶燮和《原诗》很高的评价:“并不流行的叶燮的《原诗》却是独具特色,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它不但全面、系统、深刻,而且将文学观和宇宙观合一。”“叶燮不仅将宇宙观与艺术观合一,而且看出‘正、变’与‘陈、新’等的‘对待’即辩证关系,并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叶朗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也认为:“叶燮是一位在中国美学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叶燮的《原诗》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王夫之美学体系和叶燮美学体系这两颗巨大的恒星构成了光辉灿烂的双子星座。它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所敬仰。”叶燮的诗学思想确实值得我们给予进一步的重视。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学术界对于叶燮诗学的整体思想研究得还不够,迄今尚未有人对叶燮的《已畦文集》系统地加以整理。
杨晖兄于2008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古代诗路之变——〈原诗〉和正变研究》。而本书是对他前期“正变”研究的补充和深化,并且将“活法”和“陈熟生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他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立足于翔实的文献基础,重视叶燮思想的原创性。作者对资料占有较为丰富,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对叶燮本人的创作实践和包含史料的传、序、跋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同时,对台湾等地硕博士论文等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二是在历史语境中讨论叶燮的诗学。作者重视对叶燮诗学思想中特定历史语境的呈现,进而分析明末诗学精神中批判性这一时代特征。梳理相关概念的谱系,并将具体的诗歌创作放到诗歌演变的长河,分析其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使得对叶燮诗学思想的分析充满历史感。
三是重视前人尚未重视的叶燮诗学思想。在前人更多地阐发叶燮的“理事情”、“才胆识力”和正变思想的基础上,作者重点阐述了叶燮的“活法”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陈熟”与“生新”的关系。书中选取叶燮诗学思想中对立统一的三对概念,即“正”与“变”、“死法”与“活法”、“陈熟”与“生新”,集中呈现了叶燮诗学思想中独特的思维方式。
四是重视对叶燮思想的现代阐释。作者从当代视角出发,适度借鉴现代方法,与叶燮的文本进行对话,在尊重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叶燮的思想作同情的理解,进一步阐释叶燮诗学思想的价值,从而深化和拓展了前人的相关研究。这对于当下的诗歌鉴赏实践和文论建设具有相当的价值。
叶燮的诗学思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杨晖兄的这本书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以前给学生讲授《沧浪诗话》研究课程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对于中国古代诗论研究,要重视追源溯流、中西参证、理论自洽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四个方面。杨晖兄在这四个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我期待杨晖兄今后在叶燮诗学思想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成果呈现给学术界。

朱志荣
2021年4月26日于沪上心远楼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历史语境

叶燮生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3)。顺治进北京建立清朝的1644年,他正好十七岁。叶燮生活在中国专制社会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大裂变的时代。这一时代不仅是政权更替,改姓易号,而且还颠覆了传统的华夷关系。但是,这一时期发生过的事实已经无法还原,今天所存的各种历史文献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书写者阐释的结果。对此,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利特·卡尔(Edward Hallet Carr)曾用“历史事实”和“关于过去的历史”,冯友兰先生用“主观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来加以区别;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利特·卡尔(Edward Hallet Carr,1892—1982)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反对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要求历史学家始终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公正的“客观态度”,“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时,提出了“历史事实”和“关于过去的事实”的区别。事实(Fact)一词来自拉丁文“Factum”。它具有多义性,既可以表示已经发生过的事,也可以表示经过验证和确认的文献资料。卡尔认为,“关于过去的事实”是历史上发生过,而“关于过去的历史”是经过历史学家“解释”过的,两者不同。(见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提到过“历史的二义”,“一是反映事情之自身;如说:中国有四千年之历史,说者此时心中,非指任何历史书,如《通鉴》等。不过谓中国在过去时代,已积四千年之事情而已;此所谓历史,当然是指事情之本身。历史之又有一义,乃是指事情之记述,如说《通鉴》《史记》是历史,即依此义。总之,所谓历史者,或即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是历史家对于此活动的记述。若欲以二名表此义,则事情之自身可名的历史,或客观之历史;事情之记述可名为‘写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原载《中国哲学史》上卷绪论第八节,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关于过去的历史”或“客观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或“主客历史”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这两个概念的所指是有区别的。况且,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是否能使这两种“历史”相吻合也颇值得怀疑。因此,明末清初那段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相已无法重现。新历史主义提出的“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表明,今天所构建的“历史”都是当代与过去历史事件对话的产物,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的,“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互相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英]爱德华·霍利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这就是说,历史学家既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的卑贱奴隶,也不是它暴虐专制的暴君;既不能离开历史学家的解释,也不能否认历史所固有的客观性。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多的“历史事实”或“主观的历史”,我们应当作何选择?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选择出来的事件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还原出叶燮所生活时代的历史语境?展示“关于过去的历史”或“客观的历史”。与其说如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强调“客观态度”[德]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这种史学主张被史学界称为“兰克史学”。而不知所措,毋宁如卡尔那样重视历史研究中的“解释”和“选择”,认识到主观的“涉入”,认同冯友兰先生的“主观历史”。然而,即便是这样,要展示当时的历史语境,描述时代的主要特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我们尽量避免宏观叙事,从个别事件入手,通过对它们的回忆与思考,以小见大,勾勒出时代思想的基本轮廓,以此作为思考叶燮诗学思想的背景。

就叶燮所生活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事件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也显得越来越模糊,但大致还是可以从明末清初的政治文化背景、清初士人群体的失落以及晚明清初诗学之争等方面予以呈现,即以对“君权”挑战见出政治观的变化,以“贰臣”“遗民”为焦点呈现士人群体身份认同的困境与内心的焦虑,以公安派的“主变”追求显示其批判性的诗学背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展示,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握叶燮所处时代的整体风貌:那就是在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社会内部已滋生出反传统的元素,再遇改姓易号,使得晚明表现出反传统特征,在士人群体中表现出对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追求;但改姓易号,清军入主中原,汉族士人遭到清政权的压制,明代中后期滋生出来的思想解放遭受到清朝廷的打压。那么,面对如此的现实语境,如何做到既不被统治者认为抵抗新政,重罪加身,又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批判精神与独立人格,就成为当时许多士人群体共同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梁启超称清代学术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梁启超说:“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原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第八章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在梁启超看来,清初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对此,学者谢国桢(1901—1982)承接了梁先生的说法,认为“明末清初的学者,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格,有东汉党锢坚贞的气节,摆在历史的进程上有他们并驾齐驱的局势,起着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作用。从明清以来封建社会黑暗的统治中,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与舆论上又发出光彩,可以说是在吾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开了灿烂的花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叶燮的诗学思想正产生于这样一个开满灿烂花朵的“文艺复兴时代”。要准确地把握叶燮的诗学思想,就要认真地分析这枝“灿烂的花朵”所生长的土壤、空气和阳光,了解它的全貌,正如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丹纳(1828—1893)所说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页。。因此,我们要分析叶燮的诗学思想,就从呈现他所生活“时代的精神和风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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